韦尔弗《我做了一桩好事》

弗朗茨·韦尔弗Franz Werfel（1890～1945) 奥地利作家。生于布拉格一犹太富商家庭，并在布拉格长大。中学时代接触到弗兰兹·卡夫卡的作品。后来在莱比锡和汉堡接受大学教育。1911至1914年在莱比锡和慕尼黑的库特·沃尔夫出版社任编辑。1915至1917年在奥地利军队服役，以后和穆齐尔、布莱一起在维也纳战时新闻社工作，从此成为职业作家。1938年法西斯统治奥地利时流亡法国。1940年逃往西班牙，后经葡萄牙去美国。1945年死于美国。

韦尔弗在诗歌、小说和戏剧方面都有建树，他是在表现主义的影响下开始创作的。他的诗歌充满宗教色彩，如诗集《世界之友》(1911)、《我们是》(1913)、《彼此》(1915)等，表达的是普遍的人类爱。韦尔弗酷爱音乐，特别重视诗歌的音乐性。他的剧本《特洛伊女人》（1913）是根据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剧本改写的。这部剧本表达了作者反战的立场。此外还有剧本《午间的女神》(1923)、《镜中人》(1920)。韦尔弗的长篇小说《穆萨·达的四十天》（1933），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残酷压迫亚美尼亚人，以影射法西斯专政。晚期作品表现他的悲观与抑郁情绪，从公开反对战争逃避到宗教的神秘主义，这在长篇小说《贝纳德特之歌》（1941）的一些章节中表现得十分明显。1946年发表被称为“理想的天主教教义”的小说《未出世者的星座》，写的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悲剧。

无论是抒情诗或叙事诗，诗总是灵魂的一种自然流露，一种内心情感的本真的表达。一首成功的诗作，可以剖析、曝晒、震撼一个个思考着的灵魂。

韦尔弗的这首诗作结构简单，所描写的事情、所抒发的情感也并不复杂。好诗并不一定要那么深刻玄奥，一些易于把握和理解的诗歌，也照样可以在读者心中产生审美的漪涟，沁透心脾。韦尔弗的这首诗透射出诗人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喜悦，而这一切都是来源于诗人“做了一桩好事”。俗话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诗人“做了一桩好事”，不仅帮助了别人，也把快乐留给了自己，同时也完成了自我精神的一次救赎。

在诗歌第一节中，诗人直接切入主题，敞开心扉：“心啊，快活吧!”他用简单的一句呼喊把自己那种喜悦而兴奋的心理生动地传达出来。在后面的诗句中我们可以得知，诗人的心曾经孤独过、悲凉过，有过伤心的日子，而这一切只因他“做了一桩好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诗人救活了一个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挽救人的生命更有意义和更快乐的事情了。所以，他祈祷自己的心灵：请不再孤独。因为“我”做了一桩最有意义的好事。当他看到被自己救活的人，“眼中噙着眼泪”，注视着自己，诗人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他高声疾呼着：心啊，快活吧：/一个人被救活!/不再，不，我不再孤独。诗人迫不及待地向世人宣告：“如今，悲叹的日子结束了。∕我要做千万桩好事!”

杜甫之后，唐诗大变。变化的关键是，魏晋南北朝以来不大有人认真对待和具体操作的儒家正统的文学思想，即以文学为政教的工具这一整套观念，在中唐开始得到强化。诗人们对待过往的文学，总体上是持退化论的观点，与陈子昂和李白接近而有别于杜甫。在写作中，他们的理性占据了感性的上风，并本着各自的气质和禀赋而发展出不同的写作风格。韩孟诗派与元白诗派，前者奇崛，后者平易，一如高山与平原之迥异。这是文学史的定论。韩愈学李白，元稹偶尔也学李白，但他们最主要的都是效法杜甫，只不过除写实的作风之外，学习的侧重点不同。韩愈发扬光大了杜甫的铺张、重拙和奇险的一面，而白居易继承了杜甫的口语化，浅切而通俗。可是，他们对杜甫的内倾化甚至非理性的一面，根本上缺乏了解，更不用说继承了。事实上，虽然这两派诗人看似各处在一个极端而不可通约，我们还是可以找出他们本质上的类似。

韩愈与白居易等人都是全面否定南朝文学成就的。韩愈《荐士》说：“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白居易《与元九书》则认为：“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孟郊和元稹也都如此认为  。我们已经确认，一个诗人对待南朝诗文的态度已然可以检测出其写作的现代性品质的有无。而韩愈和白居易貌离神合的原因，是他们在天性中都具有极其深固的说教倾向；由此顺理成章地，他们在语言上都遵循正常的逻辑；换句话说，他们都与语言的断续性无缘。

韩愈是“文以载道”的大宗师。他在《送陈秀才彤序》中说：“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也。”在《寄崔二十七立之》中说：“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他是以“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自命的人，拿周作人的话说，乃属于“以教训为事的权威”  。周作人最不喜欢韩愈的思想文章。有趣的是，他贬责韩愈的古文时，常与骈文对照着来谈。他说：

伍氏（绍棠）说六朝人的书用骈俪而质雅可颂，我尤赞成，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其文章实乃虚骄粗犷，正与质雅相反，即《盘谷序》或《送孟东野序》也是如此。唐宋以来受了这道统文学的影响，一切都没有好事情…… 

孟子的文章我已经觉得有点儿太鲜甜，有如生荔枝，多吃要发头风，韩退之则尤其做作，摇头顿足地作态，……完全是滥八股腔调，读之欲呕，八代的骈文里何尝有这样的烂污泥。 

骈偶的文字反而质朴典雅，清新可读，这意见与我们通行的讲法大相径庭。但是据废名说，周作人很喜欢六朝人的文章，因为“他们写文章是乱写的”  。“乱写”是无功利性的写，是自为的写，不负担重大使命的写。而韩愈则刻意为文，因为他是“志乎古道者”，“文”在他不过是贯“道”之“器”而已。

韩愈“以文为诗”，结果他的诗也染有浓厚的说教气息。不错，他喜欢铺叙和刻画，常常神游超自然的境界，所以很多人称道他的诗视野广阔。但我认为，其实不然，因为他的内心总是给人生的穷通出处的大问题纠缠住，结果沦为说教。最直接的表现是，他的诗每每卒章显志，且无非是一些训导之词：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   。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山石》）

男儿不再壮，百岁如风狂。高爵尚可求，无为守一乡！《（此日足可惜赠张籍》）

我言至切君勿嗤。君欲钓鱼须远去，大鱼岂肯居沮洳？《（赠侯喜》）

车轻御良马力优，咄哉识路行勿休，往取将相酬恩雠！《（刘生诗》）

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

韩愈生性褊躁，往往下笔不能自休，艺术上非常放纵而不加自控，正是《易·系辞》所说的“躁者多辞”。比如，他的《秋怀诗》十一首极负盛名，这是他任国子监博士时的一组作品，正是闲旷之时，他却“愁忧无端”，中心交讦，痛感自己志不得伸，只能过着炙文字以为食的冷淡生涯：“归还阅书史，文字浩千万”（之三），“尘埃慵伺候，文字浪驰骋”（之六），“不如觑文字，丹铅事点勘”（之七）。在他眼里，落叶相追奔，日月如跳丸，无往而不惊心动魄。这种“诘屈避语阱，冥茫触心兵”（之十一）的内心冲突，以及“丈夫意有在，女子乃多怨”（之三）与“丈夫属有念，事业无穷年”（之八）的自我惕厉，使这组诗成为自己说服自己的另一种训导词。拿《秋怀诗》十一首与杜甫的《秋兴》八首相比，可见韩愈实在缺乏一种冲融的心怀，当然也就无暇去作情思的酝酿和含蓄的表达了。

与韩愈相比，白居易不是儒家正统的人士，而多掺杂佛老的思想，然而也正如余光中所说的，“白居易是以教诲（didacticism）自命的”  。他的“讽谕诗”自然都是些有裨于政事的说教，“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目的性非常明确。而他的“闲适诗”，“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照理说用不着与人交流什么意见了，可是他总是要拿这份“知足保和”之意劝诫于他人，热情地向公众传授他如何得大自在的心诀：“足适已忘履，身适已忘衣。况我心又适，兼忘是与非。三适今为一，怡怡复熙熙。禅那不动处，混沌未凿时。此固不可说，为君强言之。”（《三适赠道友》）“心了事未了，饥寒迫于外。事了心未了，念虑煎于内。我今实多幸，事与心和会。内外及中间，了然无一碍。所以日阳中，向君言自在。”（《自在》）白居易真是个不能已于言的人，喋喋于“为君强言之”，“向君言自在”。而他津津乐道的安适自在，总是与其身体的温饱度相关：“我有平生志，醉后为君陈。人生百岁期，七十有几人？浮荣及虚位，皆是身之宾。唯有衣与食，此事粗关身。苟免饥寒外，余物尽浮云。”（《初除户曹喜而言志》）于是，他的一衣一饭似乎都是命运的特地垂青，足以令他庆幸有加  ：

水波文袄造新成，绫软绵匀温复轻。晨兴好拥向阳坐，晚出宜披蹋雪行。鹤氅毳疏无实事，木棉花冷得虚名。宴安往往欢侵夜，卧稳昏昏睡到明。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

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新制布裘》）

诗人在谈论自己的幸福时，有什么必要一日十二时都叙述到位，不留一丝缝隙呢？但白居易就是如此，笔下生怕走失一丁点信息。苏辙说：“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  连胡适也说，白氏“实际的诗歌”“详尽而不遗细碎（Details）也”  。钱锺书下面这段话，最为中肯：

香山才情，昭映古今，然词沓意尽，调俗气靡，于诗家远微深厚之境，有间未达。其写怀学渊明之闲适，则一高玄，一琐直，形而见绌矣。其写实比少陵之真质，则一沉挚，一铺张，况而自下矣。故余尝谓：香山作诗，欲使老妪都解，而每似老妪作诗，欲使香山都解；盖使老妪解，必语意浅易，而老妪使解，必词气烦絮。浅易可也，烦絮不可也。 

白居易的问题在于总是要使人“谕”，使人“解”。由于他的写作是以传递信息和交流思想为务，所以他与一切含糊无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白居易在外国读者那里，从鸡林的宰相、日本的天皇，一直到阿瑟·韦利（Arthur Waley），都特别容易成功。吉川幸次郎就认为，日本人读李杜诗难通其旨，所以才有白居易的流行。他还说，白氏跟韩愈一样，写诗的特点就是“饶舌”，但是中文译者把这个词译成了“繁复”，颇见回护之意  。

“饶舌”或者说“烦絮”，照吉川幸次郎的说法，“对于散文世界，对于那需要雄辩的领域来说，本来就是远比诗歌领域更为适合的。”所以白居易是“用难以作诗的方法在作诗”  。我不妨拿他一首最有名的七律作一点分析。白居易所作七律共有六百首之多，而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只选了其中一首，可是连这一首也实在成问题。诗本身有一个极长的、面面俱到的题目，《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于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诗情是感人至深的，然而表达却非常臃赘。“时难”即“河南经乱”，“年荒”即“关内阻饥”，“弟兄羁旅各西东”即“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如果这些还算是缴足题面的话，诗本身的词义就过于犯复了：“干戈”者“时难”也；“弟兄”者“骨肉”也；“世业空”犹“田园寥落”，“羁旅各西东”等于“流离道路中”。说了“分”，还要说“散”；有了“共”，又还有“同”。至于“雁”序，仍指“弟兄”。末了点出“五处”，又太精确周到，叫人恨不得还想提醒诗人那千虑之一失：题中的“妹”是不能算在“弟兄”之列的。义瘠词肥到这个程度，在中国古代大诗人中绝找不到第二例。蘅塘退士评此诗“一气贯注，八句如一句”，其实照我看，八句只当得四句却是真，也就是说，应该截去一半而成为一首绝句：“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表达省净多了，而且意义上不见得有任何损失。

“为文日富”的白居易，并非不懂得“为道日损”的道理。他在《和答诗十首序》中对元稹说：

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足下来序，果有词犯文繁之说，今仆所和者，犹前病也。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引所作，稍删其烦而晦其义焉。

“意太切而理太周”，这是由其写作的说教性质所决定的，语链不可断裂，语义不能多歧。可是正因为不能“删其烦而晦其义”，白居易的文本总是太满了，也太平滑了。相形之下，韩愈的诗，语言奇崛难解之至，应该近于现代主义的奇险艰涩吧？却又不然。历代不乏论者指责韩愈诗为“押韵之文”，他的诗与文相通殆无疑义。而韩愈和他的圈子中人是怎样看待他们的古文的呢？有一点是得到公认的，即文法是通顺的，语句是妥帖的。韩愈的《樊宗师墓志铭》说那位“艰深奇涩，人莫能诵”的樊氏是“文从字顺各识职”，他的《荐士》又称道孟郊是“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皇甫湜《昌黎先生墓志》也认为韩愈的文章优点是“章妥句适”。这大约会使人纳闷，但又的确是事实。韩愈自诩其文章“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原来他的“奇”是在“辞”上，说白了就是古字和生僻字太多，而识字多的人是很容易“通达”其“奥旨”的。也就是说，无碍于信息交流和思想训导的。韩愈爱驰骋想象于超自然的境界，又酷好“以丑为美”的写法，再加上喜欢奇僻的字眼，结果造成了他的晦涩难懂。但是这与现代主义写作的晦涩难懂是两回事。韩愈的晦涩是一本足够大的词典就可以解决的，一旦认得了那些怪字，就会发现那些文本原来倒是“文从字顺”、“章妥句适”的。而现代主义者的晦涩，乃由语义的断裂和隐藏所致，字词的意义是悬垂的结构，也许没有一个字不认得，但一个个认得的字组合在一起，就发生知解上的困难了。

白居易是在用低缓的语调说教，韩愈则高亢而急促。韩愈《答李翊书》云：“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可是我们得清楚，只有教训人的人才可能气盛的。孙德谦说骈文乃“气之阴柔者”，他说：“昌黎谓惟其气盛则言之高下皆宜，斯古文家应尔，骈文则不如此也。六朝文中，往往气极遒炼，欲言不言，而其意则若即若离，急转直下者。”  骈文家与西方现代主义者的相近，即从这一点上也看得出来，因为后者以怀疑与自我怀疑为精神特征，导致他们的话语充满迟疑和停顿，艾略特的嗫嚅其词是一个显例，而里尔克的诗甚至连奥登也嫌太闷。韩愈和白居易是距离现代性最远的诗人，这一点毫无疑问。

推荐阅读：

因为人们都会犯错 铅笔的后面才会有橡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