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莉·狄金森诗5首

Emily Dickinson 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美国传奇诗人，出生于律师家庭，青少年时代生活单调平静，受正规宗教教育。从二十五岁开始，狄金森弃绝社交闭门不出，在孤独中写诗三十年，留下诗稿一千八百余首。狄金森生前只是发表过七首诗，她逝世后，亲友编选她的遗诗，于19世纪末印出三集。

1950年，哈佛大学买下了她诗歌的全部版权。1955年，狄金森全集出版，共有三卷诗歌和三卷书信。

狄金森的诗主要写生活情趣，自然、生命、信仰、友谊、爱情。狄金森的诗主要写生活情趣，自然、生命、信仰、友谊、爱情。诗风凝练婉约、意向清新，描绘真切、精微，思想深沉、凝聚力强，极富独创性，她因此被视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之一，她深锁在盒子里的大量创作诗篇是她留给世人的最大礼物。

有另一片天空

有另一片天空，

永远宁静美丽，

有另一片阳光，

虽然也有乌云；

何须在意消逝的森林，奥斯丁，

何须在意旷野的寂静

这里有一小片森林，

林叶，恒久长青；

这里的花园更明丽，

寒霜永无踪影；

于永不凋敝的花荫

我听见蜜蜂欢语：

来吧，我的兄弟，

请将我的花园光临！

我有一只飞鸟，在春季

我有一只飞鸟，在春季，

春天诱它欢歌

它，为我欢鸣。

当夏日渐近

当玫瑰隐隐，

知更鸟飞去，无踪影。

我并不苦恼

因为我的飞鸟

虽然飞去

却隔海

为我习新曲

它将归宁。

依偎更可靠的手

盘桓更真诚的土地

是我的至亲

此刻，他们虽远离，

告诉我，疑惑的心

他们，属于你。

于更宁静的光明，

在更金灿的光里

我见

每个微小的疑惑和畏惧，

每个微渺的乱音

消弭。

那时，我将不再苦恼，

心知我的飞鸟

虽飞去

却在遥远的树梢

为我鸣唱欢曲

它将，归依。

频繁地，树林呈现一片粉

频繁地，树林呈现一片粉

频繁地，一片棕漫溢。

频繁地，山峦褪去外衣

在家乡的小镇后，矗立。

常常，头顶上出现冠一顶

那是我习惯的，一道景

常常，又是一道隙

呈现在，它的常驻地

地球他们告诉我

绕自己的轴心转起！

多么美妙的旋转！

十二个月，就是一期！

有一个词

有一个词

配了剑一柄

可刺伤盔甲之兵

它抛出带刺音节

尔后重归静寂

但在它坠落之地

当爱国日来临

获救者将说，

有位佩肩章的兄弟

已停止呼吸。

不论疲惫的太阳奔去何地

不论时光，流连在哪里

它的开始悄无声息

它的胜利，是定局！

看那最敏捷的神枪手！

看那最完美的一击！

时间有个至高目地

就是，将一个人“忘记！”

一位妹妹住在家里

一位妹妹住在家里

一位妹妹隔着篱。

家谱只将一位记载，

但两位，都是我至亲。

一位，追随我来时路

身上着我旧时衣

另一位翩然如飞鸟，

它的巢，联系我们的心。

她的歌声，与我们的迥异

那是一首不同的曲

她是一段独立的乐章

如大黄蜂，轻舞在六月里。

少年时代早已远去

但漫步在山岗

她的手，我握得更紧

所有的距离，因此消弥

她哼的小曲

岁月中悠扬

蝴蝶依然，为之倾心

她的双眼

紫罗兰光灿

多少个五月，为之沉溺。

我挥去露水

却留下清晨

我选择这颗星

自漫天的星辰

苏–我心永恒！

叶秀敏 / 译

提到诗人艾略特，除了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荒原》，最广为人知的恐怕就是他在1926年对圣公会的皈依。次年，他又加入了英国国籍。题为“皈依”的一章，却在第一页就稳稳地扎下第一位妻子薇薇恩的身影；他们间的关系也花去了这章的大量笔墨。甚至这样说也不过分：皈依被书写成了一场痛苦的世俗婚姻的回声。薇薇恩就是艾略特最大的道德问题，而在这场婚姻中对罪的发现也直接通向皈依。

利索的抽丝剥茧之后，皈依这一举动凌厉的多面裸露出来，有的在光下莹莹闪动，有的却宁可待在暗影里。比如，崇高的皈依其实也包含了实际的考量：如果教会“迫使”他禁欲独身，那么他就有正当理由离开这段相互折磨的婚姻了。然而，婚姻与皈依之间的纠缠远不止这些。这本传记的第六章与在内容上接续它的第九章都分明暗示——也仅仅是暗示了——一个更为幽暗的可能性。戈登为皈依这场戏搭建了一个舞台，像《哈姆雷特》中的《捕鼠器》一样，为我们呈现了两出皈依剧情里的戏中戏：艾略特自己的《斗士斯威尼》和托马斯·米德尔顿的《变节者》。

两部剧都来自皈依刚刚发生的1927年。在《斗士斯威尼》和它的续集《家庭团聚》中，一个男人杀死了一个女人，或者动了杀死她的恶念。《变节者》里，碧雅特丽丝为了爱人雇凶杀死了未婚夫，这恶行却最终将她与凶手和他背负的罪本身牢牢地捆在了一起。在这一切剧情中，害人的行动甚至念头本身都变得像前情提要一样无足轻重。要紧的则是这之后杀人者手上洗不去的血印——哪怕他只动了杀人的念头，这对自身恶的发现就足以把他从无善恶的天真的伊甸园打入荆棘人间。

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在婚姻旷日持久的折磨中，艾略特是否真的动过杀妻的念头，哪怕只有一个闪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保持警惕，这也是为什么戈登在这里数度点到为止。但她意味深长地将我们的目光引向艾略特对《变节者》的点评：“一个并非天生恶劣、却生来不去负责也不大成熟的人，突然间被困在了自身行动的恶果里。这样的悲剧在任何一个时代和国家都上演着：一个生性与道德无关的人，突然困在了卸不掉的道德的重轭之下——而这道德并非人造、却是天然的。他也将因此为本来漫不经心的举动承担后果。（杀人的）碧雅特丽丝并非一个道德动物；她只能边下地狱边体会道德了。”我们越咀嚼这些句子，就越感到这几乎是艾略特沉痛的剖白。他审慎地将人的“天性”（nature）形容为“与道德无关”（unmoral）——这道德的真空甚至并不等同于对道德的“浑然不觉”（amoral），因为后者已经预设了对道德的某种知觉。对道德的知识于是只能是后天的。但与此同时，它又听命于一个更高的秩序：它并非人造，而是出自“天然”（Nature）；它是人无法左右也无法躲避，必须与之狭路相逢的。人间的道德知识与天成的道德秩序之间，横亘着一道悠长的阴影，这恰恰也是人的悲剧所在：我们的道德行为往往先于道德知识，却又不得不没头没脑地被抛掷到险恶人间的洋面上去。

但暗流汹涌的大海并没有在这里出现。相反，在短短的两行之间，炼字十分谨慎的艾略特却一字不差地重复使用了“受困”的字眼。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艾略特对爱欲的想象往往与这类困顿的封闭空间相联，而其中最典型也最为隐蔽的，当属他笔下众多爱的“花园”——“封闭”的意象在花园一词的词源（gardinus）中根深蒂固。不管是主人公残忍地抛弃哭泣的少女的那座花园，《荒原》里见证确切又必朽的爱的狂喜的风信子花园，还是《烧毁的诺顿》和《家庭团聚》里与艾米莉·黑尔共同走过、最终却只能听凭其荒芜的玫瑰园，在艾略特的笔下，与这些爱的场所相伴的往往是一种爱的联结带来的焦虑与压抑。《圣灰星期三》里的那位行走于紫罗兰之间的完美的圣女，也是但丁的贝雅特丽齐与身着白蓝袍的圣母玛利亚共同的化身——而在圣经传统中，童贞的玛利亚恰恰也被形容为“封闭的花园”（hortus conclusus），她的德性源于她幽闭的贞洁。花园似乎浓缩了艾略特对爱的经验的矛盾的两面：一面是对不受世俗玷污的完美女性的不切实际的想象，一面是婚姻现实对他的榨取与挤逼——正如早期诗作《公爵夫人之死》中那个渴望夺门出逃的丈夫。

在戈登的笔下，这局促的婚姻困境与忧郁无边的道德的黑夜形成了工整的对位：它们共同奏响了皈依的篇章。这样一来，宗教这样一个当下的世俗社会似乎并不关心的问题，就被转化成了一个几乎每人都必须面对，尽管未必都诉诸宗教解答的日常问题。这样的转化恰恰让宗教变得相关甚至迫切起来。婚姻让艾略特惊恐地发现了自己与对方在狭小的日常空间里彼此作恶的能力，而在婚姻与日常生活的短兵相接里，理直气壮地谈论正义几乎是荒诞的。戈登向我们铺陈着两边的事实：诚然妻子长期的重病与歇斯底里、无理取闹把丈夫从身体和精神上压垮了，但丈夫决绝的冷漠与这类神经质的发作又往往互为因果；一方面，艾略特近二十年的忍耐与照料可以算是做丈夫的仁至义尽，另一方面，当两人都知道他的抽身就意味着对薇薇恩的处死，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选择离开，就意味着手上沾了另一个人的血。在正义无立锥之地的日常生活里，却存在着无穷细微的道德选择、无尽的自我拷问和对方的尖声诘问。在这时，寻求“天然”的更高的“正义”似乎成了顺理成章的举动。

于是我们发现，把自己的婚姻生活形容成“地狱”，与对更高正义的追求，在这里变成了同一件事。戈登提到了艾略特与同样来自圣路易斯的神学家保罗·埃尔默·摩尔的通信，两人对地狱是否体现神义展开了争论。“对他来说，地狱是正义，是智慧，是爱——这些都是但丁的地狱之门上的文字。”戈登写道。摩尔那个慈心仁厚、不可能亲手创造地狱的上帝，对艾略特来说不过是个“圣诞老人”（1930年6月2日）。他明确表示，“‘为了上帝的荣耀受罚下地狱’对我来说是有道理的，没什么自相矛盾的；我宁可像现在这样终日行走在对永恒的恐惧之中，也不愿觉得这一切都是小孩的游戏，大家最后得到的都是一样不值什么的奖励”。

以此观之，那句惊心动魄的“边下地狱边体会道德”带来的一面是如临深渊的恐怖，一面或许反倒是安慰。下地狱本身也意味着将有限的生涯嵌合进一个更大的、从犯罪到救赎的神义结构中去：没有惩罚，就没有正义可言。这大概就是艾略特在1930年谈论波德莱尔时提到的，“恶的观念包含着善的观念”。选择皈依因此也与这对罪与正义的理解息息相关：在这选择中，艾略特皈依的安立甘公教（Anglo-catholicism）中的天主教元素——包括它对罪的体认和对炼狱救赎的信仰——与英国这个实在的场所同样重要。婚姻的地狱以它的火舌舔舐着艾略特，但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或许也是一个有意为之的选择。戈登提到在1932至1933年回到哈佛作诺顿讲座的艾略特一度在英美之间举棋不定：“他从美国处渴求的是家的温馨；从英国处渴求的是他没有说明的什么。”然而，就是这他没有向庞德明言的原因让他在决定了结这段婚姻的同时回到英国，切近地面对婚姻破裂的后果。这并不是什么自相矛盾的决定，相反，这或许恰恰映照出了艾略特对恶的根本认识。比起因罪受罚下地狱，更可怕的毋宁说回到道德的真空。出于逃避的目的回到美国，则意味着重新跌入这道德真空的风险：美国不仅在地理上远离艾略特道德困境的中心，他生长于斯的清教传统也无法继续为他在罪中开启了的心智提供滋养。戈登提醒我们注意艾略特的一席话，“只有两样东西：清教和天主教。非此即彼。你要么相信罪是真的，要么就不相信，这——而并非善恶好坏——才是道德上重要的差异。清教主义不相信罪的存在：它只相信有些事情不能做”。

艾略特对这一点的信仰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还是在对波德莱尔的评论中，艾略特将行善作恶的能力当作人之为人的根本，并对既不行善也不作恶的行尸走肉般的生活痛恨不已：“作恶总比什么也不干好：至少，我们存在着。”《磐石》中的合唱唱道：“他（使徒彼得）的听众中有一小部分是好人/许多是坏人/大部分既不好也不坏/就像所有地方的所有人”，而“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美德平庸/恶行也平庸的时代/此时人们不会放下十字架/因为他们从来都不会背起它。”《大教堂谋杀案》中，坎特伯雷的平民妇女组成的合唱在圣徒受害的鲜血中获得了对恶的知识，走出小我而形成了社群的概念，而在这之前，她们不过是被动的袖手旁观的人，“活着，凑凑合合地生存着”。艾略特对这类浑浑噩噩的生存的反感——以致恐惧——在另一封致保罗·埃尔默·摩尔的信中表述得最为清楚。这封信写于1933年5月18日，艾略特选择再次离开美国、回到英国直面破碎婚姻动身前的一个月。信中他写道：“长久以来，我最难控制的莫过于对人类的怒其不争——不是因为他们犯错或者作恶，这些我都能理解——让我愤怒的倒是他们的温温吞吞；从某个程度说，他们的狭隘比恶还要糟——作恶的生命力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我觉得（只要我还能保持不把自己想得太重要）该遭受的我都遭受了，正反两方面都有，（说得浪漫一点）那恶鹰也啄着我的肝。”

对自己的生活和选择作这普罗米修斯式的描述无疑是悲壮的。回到英国不啻于与恶鹰合作，向它主动献上自己的肝脏。通过这些重大的选择，艾略特有意无意地维护着自己与地狱、与罪之间的亲缘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对地狱长久的、近距离的、细致入微的凝视，艾略特的诗歌不可能获得今天这样精确而克制的痛苦。从一个层面来说，这与戈登注意到的、艾略特对“灵视”（vision）一以贯之的追求一脉相承。艾略特对地狱的想象是高度视觉化的，这也是但丁为他带来的遗产之一：他强调在但丁这里，地狱与其说是一个场所，不如说是一种“状态”，而使人身临这一状态的唯一途径就是文本的视觉呈现。他也因此尤其珍视自己的“灵视”的能力：如果艺术家是一双人类的巨眼，那么它必须替它的时代肩负起灵视的任务，恢复曾支撑起过去伟大世代的神话秩序与结构，并替人们凝视他们不愿或不能直面的地狱。就这样，他以一种近乎壮烈的姿态，迫近、直视并且体认自己在第一段婚姻中作的恶和其中蕴含的罪，并以漫长的赎罪等待宽恕。戈登大致按照但丁《神曲》的结构勾勒着艾略特的人生：从第一段婚姻的地狱，到抛弃妻子薇薇恩之后二十余年里悔罪与自我净化的炼狱，再到最后迫近天堂。如果这样的理解有其道理，那么戈登为艾略特安排的角色——甚至更大胆地说，艾略特为自己安排的角色——就并非一个在地狱里万劫不复的普通人，而是那个朝圣的旅人但丁，在遍历了万恶的渊薮之后，仍能作为奇迹般的例外从另一头出来，攀爬炼狱的高山。

这个在更高的层面上过分自洽，又与世俗生活保持距离的道德系统让人略微不安；我想戈登也感到了同样的不安。它一方面展现了艾略特的崇高：他孤独地赎着在朋友眼中几乎无中生有的罪，为看不见的鬼影折磨。但另一方面，这更高的正义的实现在现实中与其说是道德问题的解决，不如说是一个本来阴郁的主题向着更黑暗处的兀自延伸。换言之，这个道德困境在想象的解决提出了更多的道德问题：他对地狱和受罚即正义的信仰把整个事情合理化了，但这留下的是几位女性破碎的心和人生。在《磐石》中，艾略特说，人啊，提防那个会提问题的人。戈登就是这样一个会提问题的人。她曾经在牛津的课堂上向著名的艾略特学者海伦·加德纳发问：“在你看来他是否曾达到过自己精神的目标”，而随之而来的下一个问题可能就是，“如果没有，他意识到了吗？”在讨论《四个四重奏》的章节里，戈登反复提及艾略特的失败：他向着一个终点/目的航行，但那不是最终救赎的天堂。然而，在朝向赎罪的漫长的路途中，艾略特忽然发现自己不必再想象地狱了。真的地狱已经在眼前展开。“俯冲的鸽子/带着炽烈的恐怖火焰/划破长空”：二战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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