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90后拼凑出的大饥荒历史
山咀村，一个位于粤西的普通村子，有着自己的发展轨道，也有着自己的故事。
我想知道，这个养育我的村子在1959-1961年发生的事情。这三年，中国经历过严重的大饥荒。
图为山咀村部分住宅，新旧房子间杂。老房子已全部空置。（摄/李金娟）
读大三的我，扛着摄像机断断续续拍摄了一个寒假；后来还采访了23位老人和2位中年人。从他们的故事中，我拼凑着大饥荒的历史，一个属于山咀村的历史。 没有人和我说过，如同这些事情从没发生过
2015年12月的一天，天气阴。
我抬头看了看略带灰暗的天空，深深吸了一口气。我已记不清这是第几个老人忘记三年大饥荒的事情了，采访进行得并不顺利，虽然在意料之中，但是我还是有点垂头丧气。
人大多都是健忘的，兴许是太痛苦了，大多数人有选择性地遗忘某一件事。事情毕竟过了57年，我以为一个惨痛的经历可以记一辈子，显然，我高估了人的记忆。
拾起这段历史的念头始于一堂新闻专业课。在大学读新闻的我，听一位老师讲起北京草场地有个纪录片工作坊，搞了一项“民间记忆”计划。这个计划鼓励一群年轻人回到自己所在的村子，将镜头瞄准老人，让老人们口述他们经历过的大饥荒，然后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下那段历史。
因老师这么轻轻一提，我的思绪飞回到了千里之外的家乡。奶奶是不是也经历了大饥荒？村里的老人们是怎么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我很想知道，但是我无从得知。历史书上没记载，也没有人和我说过，如同这些事情从没有发生过一样。
大学四年即将结束，总要选择一种告别的方式。思前想后，我决定了解和记录那段历史。给村子留一个纪念也罢，留给这段历史一些细节也罢，我想做，哪怕没有人想看，我也要做。
那是属于我们村子的历史，那些村民和我有着血缘关系，我的祖辈生息在这片土地之上，而且我无比热爱他们。
我拿着笔记本，肩上挂着相机包，见到老人就问他们是否记得1959年-1961年的事情。有几个老人被我问了好几次，实在不好意思闭口不言了，努力地翻找了一下脑中的记忆，好一阵子过去了，也憋不出几句话。
老人家并不是害怕说这件事而受到什么惩罚，而是实在记不起那些陈年旧事了，不如直接躲着我。
回忆是痛苦的，尤其那段记忆不是很愉快的时候。
在80岁奶奶的记忆中，1959年她是最痛苦的时候
最先接受我采访的还是我的奶奶----吴琼英。奶奶虽然已到80岁高龄，记忆力还很好，只是身体抱恙。
吴琼英在准备早饭。（摄/李金娟）
关于大饥荒的事情，我一共和她深聊了3次。
最后1次是在2016年2月，农历2015年腊月二十八，亲人都回到了家中，准备迎接春节。那一天她睡得很早，我就坐在床沿和她深聊了起来。从她小时候被卖去做婢女的事情到建国后的婚姻生活，直到大跃进和公共食堂饿到水肿，然后是接下来将近二十年的贫困生活。
躺在床上的奶奶因为说到了情动之事，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我有点不知所措，不知该怎么安慰奶奶。
在80岁奶奶的记忆中，1959年她是最痛苦的时候。那年她怀有身孕，身体肿了近5个月，她依然忍着痛楚，和家婆挑粮食到乡府去交公粮。等到生了孩子之后，身体稍微消了肿，她腿上的皮就一块块地脱了，她像剥芋头皮一样把这些皮剥掉。如今奶奶留有一身老毛病，有时腰一痛就痛上一个月，每晚都痛得睡不着觉，她也不和儿子们讲，一直耗着。
她时常打趣道，她在等死，分不清是真话还是玩笑。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深入地了解奶奶，也是第一次比较深入地从个体的经历去触碰中国的历史。 想象着57年村里的情景，似乎闻到死亡的气息
接下来的半个月里，在村里很多老人的屋子里，在田野上，在路上，都能看到我的身影，一个近似“神经病”地掠夺老人故事的人，看起来有点孤寂，也有点悲壮。
老人的口述难免有些偏颇，记忆的模糊可能会让事实受损。为此，我跑了广州图书馆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在那些仅有的公开资料和报纸中，寻找事实的真相。我还是找到了想要找的数据以及资料，不多，但足以说明大饥荒的的确确地存在过。
当我开始深入了解大饥荒这件事时，走在村里的路上，想象着57年村里的情景，我似乎闻到了一股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
那会儿，公共食堂成立，集体开饭，村民敞开肚皮吃白饭的日子不足2个月（约从1958年农历十月至十二月），而公共食堂存有的粮食被吃光了，接着就进入了一种极度饥饿的状态。
山咀村开始闹饥荒了。初时，他们的身体瘦成了皮包骨，因饥饿难耐，他们经常喝水充饥，身体开始犯水肿。
房子里躺着饿得没有说话力气的人儿，全身肿得像个气球，屎黄色的皮肤外表留有黑色的污渍。这些是水肿的分泌物，因为村民们实在没有多余的力气擦洗自己的身体。
南方的气候温和，是鸟儿的天堂，可那时的鸟儿也成了村民的腹中之物。不仅如此，天上飞的、地上跳的，地底爬的昆虫，都成了被吃的对象。
邻村的老人曾秀英，饥荒发生时才22岁。当时她的手脚和膝盖都肿了，为了给肿着的腿止痛，自己紧咬牙关把烧着的艾草直接烫到了腿上。如今，她的大腿留下了一片片红白红白的疤痕，褪不掉，消不了，像是留下了一个艰难活着的证据。
大饥荒这段历史很快会随着一批人的离去消失
在很多老人的回忆中，饥饿似乎成了他们这一辈的一种集体记忆，而三年大饥荒无疑将这种饿到心慌的状态扩大到最大。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当中，他们的身体渐渐被动地适应了这种食不裹腹的状态。直到改革开放分开单干之后，他们才有一顿饱饭吃。
见到老人时，如果记得他们的辈分，我都习惯地问他们有没有吃饭，去干嘛？毕竟对于淳朴的他们来说，“吃”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经历了近20年的饥饿生活后，吃就成为了一个性命攸关的事情。
饥饿对女人们的影响很大。那时几乎所有的女人因为血气赶不上而患了月经不调的妇科病，有些妇女一年就来那么两次月经，因为子宫萎缩和卵巢的发育不成熟，那三年的出生率相当地低。
1959年，村子只有6个孩子出生的，1960-1961年的出生人数只有4个。在大饥荒的后两年，也就是1962年和1963年，生的孩子较多，约为22个。其中，很多夫妇在大饥荒前后，相隔了几年才生一个。但是这三年村子到底死了多少人，也没有人统计过。
听过的最悲惨的一个故事是周玉芳的，因为丈夫是家中的独子，她肩负着传宗接代的重任。头几年，她生了2个女儿了，饱受家婆的脸色。1960年，在这个没有吃食的岁月，她又怀上了孩子，在被家婆责骂的晚上，生了，又是个女儿。她从外头提来一桶水，把孩子给溺死了。
满头银发的周玉芳信佛，每个月初一和十五都到庙里上香。（摄/李金娟）
后来的生活渐渐好了起来，周玉芳偶尔也会想起这个逝去的女儿。她心里有愧疚，经常去庙里拜神，希望超自然的存在能让她往生的孩子过得好，也给自己心里一个慰藉。
有两位老人，我还没来得及采访，就去世了。一个老人火葬，一个老人土葬。无论土葬还是火葬，家属都为他们买了个大红的棺材。晚上的闹斋是为了渡老人的灵魂上天，仪式繁琐，规矩很多，但是家属都坚持一夜无眠，送老人最后的一程。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想起老人说的话，脑子会随着他们的描述回到他们生活过的年代，在那些自己构筑的悲惨日子里活一遍。
如今，大饥荒这段历史很快就会随着这一批人的离去而消失了。
回首半年来的点滴，我发现自己深深地热爱着那片土地，也为那些亲人们的过往痛哭过。
文/李金娟编辑/陈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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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段经历汇聚在一起，才是莫大的收获，生活在一个固定轨道里的你，能看到更多面的人生。
我们不是生活的导演，日子也不会一直像电影剧情一样展开，所以故事里的经历应该是真实的，也只有真实，才能让你看清那个时候的自己，才能给内心最大的力量。
“我”是这里的主角，我们愿意你以自述的方式，说出你的感知，也相信，所有读到文字的人，都会用心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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