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裸照改变的人生

一卷黑白照片藏在毛主席陶瓷雕像的空心里，照片上的男女赫然全裸。三十年前，“严打”时期的西安，这是轰动一时的要案，牵涉出十余名所谓的男女“流氓”。拍摄者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其余多人被判无期。一干人等，人生轨迹因此改变。

拍了几张裸照就被枪毙。如今看来，这或许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有艺术评论家认为，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摄影界的标志性事件。

但几十年来，这一案情的内幕鲜为人知。就像拍摄者的家人至今不知他的骨灰在哪里，而那些同案犯则是隐姓埋名，浮沉人海。

一卷裸照改变的人生

“当时吓坏了。拍照片居然能把命给拍没了。”

即便已经时隔多年，摄影师阿文提起当年，仿佛还惊魂未定。很长一段时间，阿文都不敢摸相机。“就算是这样的照片，我后来也不敢拿出来，一直压在箱底。”阿文翻出一张如今看来再普通不过的黑白相片：一对青年情侣搂抱着，有些慵懒，还有点所谓颓废的艺术气息。

“我拍的是穿着衣服的，那要命的照片是人体，女人的裸体。”阿文语气急促，一脸过来人的神情：“搁在那时，这真不是小事！”

阿文见过拍摄裸体照片的那个人，他，在三十年前的“严打”中，被枪毙了。

 十几张照片黑压压铺了一桌子  

 满眼“白花花的”  

说到“他”的名字，有人一脸茫然，甚至在网络搜索里也很难查到，就像从来没有过这个人；有人则会猛然想起来，“哦，哦”应着，但更多的也说不上来了。

二〇一三年八月，我用了几乎一个月时间，总算找到几个知情者。尽管过去了三十年，他们却依然讳莫如深，愿意接受采访的也不愿实名出现，只能给他们都起个化名。比如“他”，就称老屈吧。

老屈当年是西安一家单位的文艺干事，小有名气。与老屈同单位的小白记得他的模样：不高不胖，戴一副眼镜，眼睛很亮，人很活跃。老屈擅长版画，当年许多报刊杂志都发表过他的作品。曾有报社编辑找上门来要个插图，老屈略一思索，一挥而就。“他很有才，画画倚马可待。”小白至今佩服他。

不只是画画，老屈还照相。那年头，照相机是个稀罕物，照相也是奢侈的事。小白那时正和一个江浙姑娘好，有天去老屈的暗房玩。老屈说，我给你们照张相，就咔嚓咔嚓看似随意地拍了几张。几天后，小白见到照片，“真美！是逆光照，人就像剪影。”

但直到老屈被抓，自己也牵涉其中，小白才知道老屈还拍过裸照。

要知道，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刚刚结束十年“文革”，改革开放甫一启动，很多新鲜事物猛地一下涌现在国人面前，令人目眩神迷，大胆冲动，更多的人，却又有着小心翼翼的保守惯性。裸照，有人觉得是前卫，而另一些人眼中就是离经叛道。

没有人知道，这些裸照是如何泄露并被人发现的。艺术圈里流传着一个说法：老屈是艺术家，在他看来这不算什么，这种掉以轻心导致了照片流传，据说竟然传到了海外。那时，内地与港澳来往已多，有境外记者在面见高层时有所提及，遂被指令侦查，老屈因此被抓。

这些道听途说无从考证，只是裸照确有其事。这家单位八十一岁的老保卫处长记得，一九八三年天正热的时候，有天晚上，大约十一二点了，辖区派出所通知说抓了一些人，涉及本单位职工，他坐着摩托车赶紧过去了。

只见派出所院子里黑压压蹲了一二十人，女的多，男的少，大多二十郎当岁，老屈也在其中，他年纪最大，四十四岁了。

保卫处长认识老屈。一年前，他们还在当时的长安县上塔坡工人疗养院一起疗养过。这天晚上，他没和老屈说话。听派出所民警介绍案情，老屈组织一帮男女跳舞，跳着跳着就把灯关了，还曾带着几个年轻女的去南山玩，拍了一些裸照。

照片是从毛主席陶瓷雕像里搜出来的，“卷成一卷，塞在雕像底座的空心里。”此刻，十几张照片黑压压铺了一桌子，满眼“白花花的”，有女人的正面裸照，也有男女裸体合影，“看着眼晕”。

 地下的黑灯舞会，有人趁乱摸一摸  

小白也被抓了进去。他二十六岁，正在搞电大的毕业设计。平时，小白总是窝在屋里。母亲撵他出去，别跟个大姑娘似的老待在家里看书，“出去玩玩，也给家里省省电。”

那时，国人刚从连年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跳舞成为时尚，单位提供场地大家跳，小白在团委工作，组织过很多次。但很快，跟喇叭裤一样，有些音乐被称为靡靡之音，好比洪水猛兽，说是会消磨意志，而公开场合的舞会也成了“禁忌”，跳舞遂转入地下。

小白去过几次老屈组织的周末舞会，要么是在谁家，要么是单位某个空闲的房子，“地方不大，一圈人围着，俩人跳，跳完一曲，换另一对。”

如今回想起来，小白还觉得那是很美好的状态。正值青春年少，彼此心仪，跳舞时拉拉手、搂搂腰，“不管别人有没有非分之想，我还是很单纯的。谁喜欢谁，无非是多在一块待一会。”

有一次，小白又去舞会，灯一下灭了，小白很奇怪，喊，怎么停电了。“那时还瓜着呢。”后来才知道这叫“黑灯舞”，趁着乱，可以“贴面”，有人会胡乱摸。“就算是有了男女关系，如果女的不愿意，她不就喊起来了。”

但此时已是一九八三年八月，声势浩大的“严打”开始。地下舞会被连窝端，又查出了一卷裸照，“人赃俱获，证据确凿。”

照片上男的是老屈，女子有两人，一个东北姑娘、一个南方姑娘。小白没见过这些照片，他是多年以后才知道老屈给她俩拍了裸照，当初只见老屈常与她们来往。他记得那俩姑娘身材高挑，都很漂亮，一派青春的气息。

如今看来，就算是个“生活作风”问题，但当时老屈被定为“流氓团伙”的首犯，凡是一起跳过“黑灯舞”的，都是“成员”，小白年纪最小，却是“骨干”。

进去那天上午，小白还在单位正忙着办板报，“给‘严打’宣传造势”，听说派出所找他，他以为又是配合这个事，赶紧去了，谁想去了就被扣起来。

“你有什么事，交代吧。”小白一头雾水，说，没有。对方噼里啪啦打了他一顿，“让你嘴硬”。自小练过武术，貌似文弱书生的小白，性情倒也刚烈，三天不让睡觉，“他们打到没劲了，我也没服软。”有人拿着一张不辨真伪的纸条来，说是小白父亲写的，叫他有事马上讲清楚，就能回家。

小白终于搞清楚是让他交代与老屈的来往，以及跳舞这些事，他就把怎么跟老屈学画画，帮他取过稿费，一块跳过舞说了。几天后，小白和二三十个人，每人挂着个牌子，上写“流氓×××”，从派出所步行到西大街的公安分局，“满街的人都来看我们游街。”

看守所“每天晚上下一车人，跟屠宰场一样”，大多数都是打架、诈骗、耍流氓，真正杀人、伤害的并不多。看守所人满为患，监舍的水泥床必须侧着躺，“能顺着睡是很幸福的事，叫‘社会主义大平躺’。”

同监舍的问小白，都说不至于跳了几次“黑灯舞”就进来，肯定还有别的事。小白被没完没了的审问，让他交代“玩了几十个女人”。哪有的事啊，他都笑了。

但不说就打，一同被抓去的小涛忍受不了，一头撞到墙上，天灵盖上缝了十几针，至今还是一道疤。小白也被打得“睡着了”，就是昏过去了，最后只得把隐私交代了：他和那个江浙姑娘曾有过一两次“不成功的性接触”，算是终于“过关”了。后来他才得知，据说老屈也交代说，和几个女的发生了关系。

小白家人给他请了律师。律师看了全部卷宗，说，该给你做无罪辩护的，却又说，当前这形势，“你这个娃，毕咧。”

 从抓到枪毙，也就一个月时间  

 活没见人，死没见尸  

多年以后，小白才突然觉察到恐惧。在当时，他只是有点想不明白，难道自己会被枪毙吗。与他同监舍的，左边的给拉出去毙了，右边的，出去了也不见再回来。有个年纪大的长者说，你也做好准备吧。

宣判时，小白站在老屈旁边。这是两人的最后一面。老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小白看了看老屈，“面无表情”。小白、小涛等几名同案犯是无期徒刑，还有几个女的，有期徒刑多年不等。台上问，上诉不。老屈答，上诉。

此前，长者跟小白分析过，只要不判死，你就有机会，千万别留你一命，你还不服，再改判枪毙也不是没可能的。法庭上虽然没敢说几句话的律师，也悄悄告诉小白家人，“这案子经不起时间考验，三年五年，说不定就能翻过来。”

小白就说，不上诉。后面的都跟着说不上诉。“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小白记得老屈的眼神，“有话要说，有点不满意，很复杂。”

判决后就是游街。老屈、小白他们被押上了大卡车，胸前仍旧挂着一块大牌子，在城中心、十字路口大转盘人多的地方，游了好几圈。

“我挤在人群里，看到他被反绑着，头抬得高高的。”阿文那年不到十六岁，刚开始学拍照，老屈的遭遇使他一度噤若寒蝉。他听说，游街的车队被直接拉到刑场，老屈被枪毙了。

老屈死了，留下妻子和几个孩子。有天，妻子走在路上，有人悄悄问她，她这才知道。“从抓到枪毙，也就一两个月时间。活没见人，死没见尸，骨灰都不知道在哪。”

她也不知道老屈犯了什么事，只记得丈夫被抓后，派出所、单位来过几拨，“连小孩写字的砚台都被抄走了。”一家人陷入难以言说的压抑和歧视中。“我要不是为了几个娃，也早就死了。”

如今，七十六岁的老太太提起这些年来，悲伤而无力。小儿子当时十几岁，经常被人打得满脸是血。当妈的只能给娃把血擦了，泪往肚子里咽，挣扎着把孩子们拉扯大。

“他脾气很好的，不笑不说话。”有时，她翻出老屈的相片，默默地看。孩子们很懂事，怕妈妈难受，把相片藏起来。他们都不愿再回忆，把伤痛藏在最隐秘的心底。“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在老保卫处长如今看来，老屈、小白的这起案子，“有这回事”，只是如何认定、判得轻重，以及是否有“逼供信”的问题。“长官意志要不得。”老人回忆当年的一桩旧事，有个工人大白天在厂房里与女工发生关系，“领导生出无产阶级义愤，把桌子一拍，厂房重地，竟然强奸，这还了得，判他二十年。”

老保卫处长对小白的父母说，他觉得判得重了，“不能把一生的饭碗夺了”，支持他们上告。

八十岁的小白母亲至今也觉得这事羞死了。“流氓？还有猥什么？这些个烂字，在我们家没地方搁啊。”她和老伴培养出几个大学生，“平时大家都说跟我学，学什么？娃娃变成‘流氓’么？”她当时年已半百，和老伴一起刻蜡板、推油墨滚子，油印的上访材料像小山一样堆着，直到小白出狱还有几箱子没发完。

他们去了北京七八次，跑到最高法，甚至国务院信访局。“他要不说这个话，我还不回来呢。”几年后，小白母亲遇到某个信访接待人员，对方看了材料，很是同情，叹了一句，“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呢”。

 人为什么活着？人为了希望而活  

老屈没有兄弟姊妹，是被寡母拉扯大的。小白是母亲最喜欢的孩子，却也受尽了苦。他下过乡，插过队，刚回城没几年，又进了监狱。他能写会画，还学过机修，很快成为服刑改造的“模范”。母亲听到他在里头表现不错，说“丢死人了，剃个光头还到处给人做报告。”

在狱中，小白结交了一个好友，大勤。提到他那些年的伤痛经历，小白都语调淡淡地叙述着，唯有提及大勤，他却有些难受了。

大勤曾与老屈同住一间监舍。老屈对大勤说，如果将来有机会见到小白，希望替他说声对不起，“怪我，如果我不带他跳“黑灯舞”，他就不会受牵连，是我害了他。”

老屈还写了遗书，是大勤帮他誊写的，说他对老婆有愧，希望她带好孩子。还说还有很多作品正在创作，没能完成几家报刊的约稿……

大勤后来死在狱中。他是因为伪造了一张提货单，想买几辆自行车卖点钱，被判无期。“晚上死，下午我去看他。揭开被子一看，大腿细得跟小孩的一样，就像两根骨头摆在那里。”

多年以后，小白遇到一位百龄高僧，老和尚说，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能放得下。小白记得父亲探监时说的两句话，人为什么活着？人为了希望而活。

一九九六年，经过几次减刑，小白在服刑十三年后，终于出狱。西安没有他的生存之地，他去了南方打拼，如今在广州、深圳，甚至东南亚都有产业。只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的经历，有时面对朋友，话到嘴边了，他又咽了回去。

就像这次采访，他与老屈的家人一样，“第一反应是非常拒绝”，连着几个晚上都有点失眠。出狱这些年来，小白特别关注社会发展和法制建设，他回到西安，甚至还去过西大街等地的几个有名的舞厅“考察”过，“那些事情如今都放开成什么样了”。

五十六岁的小白“放下了”，有些事又放不下。“如果没有监督机制，搞运动式的打击，就可能为了完成数字任务，断送别人的性命，改变人的命运。”好在三十年过去，是时候可以说一说当年的事了。

只是，心伤无法抚慰。老屈家如今儿孙满堂，日子看上去很平淡。有个孙子从小喜欢跳舞，有次演出全家人都去看，忽然有人来请家长过去说话，原来是一家艺术学校看上了这根苗苗，想要培养他。

但当时可把老太太吓坏了，说，不会是惹了什么事吧。十多天前，一个闷热无比的下午，在自家狭小的客厅里，回想起几年前的这一幕，坐在一把椅子上的老人，身体微微地发着抖。

本文采写于二〇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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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文图均为记录者木闻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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