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克之死（杜课475期）

Original 杜骏飞等杜课 2023-07-10

遇罗克之死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里人声鼎沸，会场被几万人高举着的《毛主席语录》淹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口号声中，一个身穿破旧衣服的年轻人被宣判死刑，并被立即执行。

他是遇罗克。没有人知道他最后葬在哪里，但他直到现在，还悲怆地站在历史里。

“他自己会编木偶戏、皮影戏，让我们仨来演。”

1942年，遇罗克出生于北京，父亲为水电部高级工程师，母亲是北京市工商联委员、全国妇女会代表，家庭富裕而安康。遇罗克少有大志，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第一批戴上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他从小喜欢读书，四年级时，同学们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学究”。1954年，12岁的遇罗克考入北京市二十五中学。

他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才华出众。他精通棋艺，曾获得1956年北京少年组亚军，甚至还能同时下两盘盲棋。正因如此，他从小便是弟弟妹妹们崇拜的对象。“他自己会编木偶戏、皮影戏，或者照小人书编个小话剧，然后让我们仨来演。”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在后来的采访中深情回忆道。

这样的少年，在今天会怎样生活？会有怎样的志向？会有多少人生的可能？

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人，你会设想自己回到那个时代，折戟于动乱的命运吗？

“班主任撒谎说我数学不及格。其实我数学得一百分。”

1957年，遇罗克的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也因给“右派”辩护，被认为是“右派分子”。

1959年，遇罗克高中毕业参加高考，虽然成绩优异，却还是落榜了。

他去问班主任，为什么不录取我？班主任说，因为你数学成绩不及格。他知道班主任在撒谎，因为他的数学成绩一百分。后来他又复读一年参加高考，还是因为出身原因落榜了。

大概就是那一刻，他意识到，在以后的人生中，他将与斗争和抗议永远结缘。

“如果说这是呐喊，也是受压迫的人喊出的最强音了。”

在投稿却因“出身问题”被拒绝、做小学老师也因“出身问题”被辞退之后，无情的现实终于使遇罗克明白过来——像他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是得不到公平待遇的。

因为，那个年代，“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这句荒谬无比的话真的被奉为了真理。

在农村，遇罗克看到一些地主和小孩子被斗死，残酷和严峻的“血统论”现象刺痛着遇罗克。他从自己的遭遇出发，联系到整个国家的悲剧，开始陷入深深的思考。

奋笔疾书中，遇罗克完成了《出身论》的初稿。在文章中，遇罗克有力地批驳了血统论。他认为：一个孩子“稍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

不仅仅局限于批判“血统论”，遇罗克还将此上升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辩论层面。“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这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

经过弟弟遇罗文和遇罗勉的修改宣传，再加上《中学文革报》的印刷推广，遇罗克的这篇文章立刻轰动了北京城。在街上，人们议论说：“这是反右以来最敢说话的文章了。”

1967年4月14日，《出身论》被宣布为是大毒草。许多暴徒直接到印刷厂去抄、砸《出身论》，以打击《出身论》来显示自己是“革命”的。

那时，他们的名字都叫“革命群众”。一如任何一个时代，恶都会假借群众之名。

后来，有人问遇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罗克很镇静地回答：“值得。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如果说这是呐喊，也是受压迫的人喊出的最强音了。”

1898年，西太后发动政变，谭嗣同并不逃跑，也曾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读历史时，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谭嗣同那么少？为什么一个国家的觉悟一定要靠谭嗣同那样的牺牲？

我相信，1976年的遇罗克，一定在脑海里有过这样的追问，并且，他也有了自己的答案。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

那天，遇罗克像往常一样出门，在上班的路上，他就被抓走了。

那个清晨，除了冷之外，其实非常平常，以至于后来，不管遇罗文还是遇罗勉怎么努力回忆，也找不出有任何预示意味的特别之处。“大哥带了一饭盒大米饭、炒白菜和一本书，骑上自行车走了。”直到两个月后，全家人才意识到，那是一个诀别。

被带走的那天，遇罗克的书桌上，还放着他刚刚写完的《工资论》。

从逮捕到杀害，遇罗克被审问了八十多次，他从来没有检举过别人，没有承认过自己有罪，也没有说过违背良心的话。

在那个年代，即使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相互攀诬的人也比比皆是。即使今天，如果假以政治机缘，这一类精神的侏儒依然大有人在。

但遇罗克坚贞不移，一如那些他所崇敬的人。

打手们想从他口中找到所谓“恶毒攻击”以及“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实，以作为杀害这个无辜青年的口实，但是没有捞到半点证据，最后只能以“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等莫须有罪名将他定罪。

在狱中，他依然热爱生活，他帮助过许多人，跟难友一道回忆《中国古诗集》，从屈原的《渔父》到谭嗣同的《绝命诗》，差不多有三五百首。还背熟了《橘中秘》、《梅花谱》等棋谱，能跟别人下盲棋。

他最爱念邓拓的两句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话音落地的瞬间，他似乎有了预见未来的能力。也许，他知道，这两句诗，为自己的死做了最好的注脚。

也许，他看到了今天。

“我想要一支牙膏。”

最终，那个人所共知的“上级”决定判处遇罗克以极刑。

审讯当局向遇罗克宣布审判结果，问他最后还有甚话要转达给家人时，他挖苦地说：“我想要一支牙膏”。主审气得脸色发青。

遇罗克向管教说话时，永远有种嘲弄的腔调，冷静里的辛辣，柔里带刚。

比愤怒更勇猛的，是冷静，比冷静更锐利的，是蔑视。

在临刑前夜，遇罗克跟死囚牢里的难友们“举办”了一次特殊的“晚会”，各自在单人牢房里，唱起了自己喜爱的歌，有合唱也有独唱，唱了整整一夜，互道珍重，说了许多勉励的话。

难友张朗朗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遇罗克时的场景：遇罗克略带嘲弄的笑容，自我介绍道：“我叫遇罗克。姓遇，愚公移山的愚字去掉下面的心字，加个走之。罗霄山脉的罗，克服困难的克字。”说完又微微一笑。这给张朗朗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很佩服在这地方还会微笑、还有幽默感的人。

临行前，遇罗克写了几首诗，托付给难友，请他们有幸出狱时，交给自己的家人。

其中有一首诗的最后两句是：“清明未必生壮鬼，乾坤持重我头轻。”

死，遇罗克并不感到畏惧。他唯一感到遗憾的是，自己还年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读书计划上，还有几部著作没有读完，写作计划中，一篇数万字的《工资论》，有待修改，与朋友探索的社会问题，还没有争辩出令人满意的结果；而且，危害社会的极左思潮还在泛滥，祸国殃民的窃国贼还在横行……

路还长，夜也正长。然而，他没有机会等待未来了。

从另一个视角看，他是把自己的生的机会贡献给了未来，也把希望给了我们这些后人。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十万群众前，被处以了极刑。

那一年，他二十七岁。
那一年，离他第一次高考，足足过去了十年。
那一年，离他日后的平反，还有漫长的十年。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不是武斗中的造反派，也不是战战兢兢的顺民，而是选择做先觉者、抗议者，也因此成为牺牲者。

想想看，这个年轻人，一生追求公平和真理，而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却成了他牺牲的全部理由。

垂首看历史，我们不怕牺牲，但我们不能让一个人为了阳光、空气和真理，为了那世上最天经地义的需要而死。

今天，太阳高高升起，像历史上的每一天那样阳光明媚，每一种鸟儿都在鸣唱，宛如亘古不变的风景。

而我们，在回忆遇罗克之死，回忆他身前身后的黑暗与光明。

参考资料：
[1]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殉道者遇罗克》
[2]微信众号新三届：《记忆丨50年前的今天：遇罗克被捕入狱》
[3]教育文史哲网站：《遇罗克日记》
[4]第四书房：《你不知道的遇罗克》
[5]遇罗文：《我家》
[6]陈璧生《不该忘却的遇罗克》；张郎郎《被神化了的遇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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