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丨034四川大学罗鹭
青年学者说文献学
——034四川大学罗鹭
编者按：2019年《文献》杂志第3期推出“文献学青年谈”专栏（文献学青年谈[一]文献学青年谈[二]），广受学界关注；11月23-24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召开了“2019年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生代研讨会”，海内外数十位青年学者汇聚一堂，回顾“文献学”历史，畅谈现状，展望前景，碰撞出很多有益的学术火花。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在校年轻学生了解“文献学”，借鉴前人读书治学方法，甚或主动地报考学习“文献学”专业，“书目文献”公众号推出“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专栏。此次参与采访调查的青年学者有数十位之多，主要来自高校、古籍收藏机构和相关出版社及期刊编辑部，他们或讲学于各大高校文献学课堂，或终日摩挲古籍，或矻矻于古籍整理出版和最新研究成果的揭示，均是从自身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述他们眼中的“文献学”。所设问题仅为框架，有些阐述在框架之外，受访者根据心得梳理逻辑层次。本号推送时不作结构调整，仅对明显错误进行订正。感谢在百忙之中支持本次“专栏”的各位老师！
记得关注“书目文献”，陆续推送的青年学者中，或许就有你现在或未来的导师哦！
前期框架设计和邀约人员，得到石祥、董岑仕等老师的具体帮助！特此说明。
南江涛谨按
2020-4-23
个人介绍
1. 文献学是一个冷门学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门学问的？是主动报考还是调剂？谈一谈您对“文献学”的最初印象，现在的理解有没有变化？
我的文献学启蒙老师是原湘潭师范学院（今湖南科技大学）中文系的陶敏教授。陶老师是唐诗文献考据大家，大二时给我们上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唐宋段，经常在课堂上给我们讲他考证唐代作家作品的心得。因此，我最初对“文献学”的印象几乎等同于“文献考据学”，对文献考据的艰深充满了敬畏之心。大三时系里组织学生对知名教授进行采访，恰好分配我采访陶老师，于是有了当面请益的机会。记得我曾冒昧地提到如何看待“考据癖”与“考据繁琐”的问题，陶老师笑着回答说，一切文献考据，无论大小，都是有意义的，比如有人考证关汉卿或曹雪芹有没有胡子的问题，看似繁琐，或者觉得无聊，但如果要给他们画像，这样的考据也是有价值的。陶老师的教诲当时对我有很大的触动，后来报考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在准备复试时，我虽然已经听过陶老师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本科课程，但心里还是没底，就再次登门向他请教。陶老师随手从书架上取出一本《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徐有富主编、程千帆先生校阅，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赠送给我，称此书颇能代表南大中文系重视文献的特色与传统，可作为初学门径。陶老师又托我将他刚刚出版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1年版）带到南京，送给南大古典文献和古代文学专业的诸位先生。经过陶老师的启蒙和接引，我正式迈入古典文献学的门槛，自此坚定了专业学习的决心与信念，至今已有十八年。
2. 毕业后又从事文献学研究和教学，您觉得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文献学”课程的必要性是什么？
2008年博士毕业后我有幸入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一直承担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工作。我认为，文史哲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只有系统地学习“文献学”课程，才能真正步入学问的殿堂。从我指导本科毕业论文的经验来看，现在的本科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感悟力都很好，能够写出自己对古代作家作品的心得体会，但距离合格的学术论文还有一定差距。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大多偏重于表达自我，而不完全具备独立的文献检索、资料搜集、史料甄别的能力。如果加强系统的文献学课程的学习与训练，必能如虎添翼，写出更加规范且不乏个人创见的论文。
3. 您的研究方向是偏向历史文献学还是文学文献学？又或者说偏重目录、校雠和版本的哪个具体方面？请重点谈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治学心得？
我的本科、硕士、博士都就读于中文系，毕业后也在中文系工作，研究方向自然而然偏重文学文献学。南大的古典文献学专业师生素有编撰古代作家年谱的传统，周勋初先生有《高适年谱》，严杰老师有《欧阳修年谱》，章灿师的硕士论文是《刘克庄年谱》，等等。我在2003年准备硕士论文选题时，原本打算编撰《杨万里年谱》，但请教莫砺锋教授后得知，于北山先生已经有《杨万里年谱》书稿待版。于是，我只好将关注的重心从“南宋中兴四大诗人”移向“元诗四大家”，最终选择《虞集年谱》作为硕士论文题目。2004年8月，章灿师主办了“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其时我已完成硕士论文的初稿，受这次会议主题的影响，我将自己的研究方向确定为“元代文学文献学”，后来又以《元诗选与元诗文献研究》为题撰写了博士论文。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强调要竭泽而渔地占有研究资料，无论《虞集年谱》还是《元诗选》的文献研究，都让我接触了大量的第一手元代文学文献。研究过程中，我主要受益于版本目录学、考据学、史源学等传统的治学方法。
读研时初涉元代文献，我首先把《四库全书总目》中的三卷元人别集提要读了一遍，对元代的重要作家作品有了初步印象。然后参照周清澍先生的《元人文集版本目录》，自编了《南京大学图书馆藏元人别集简明目录》，并进而扩展到南京图书馆所藏相关文献。存世的元人别集大概只有三百余种，而我在南京图书馆翻检卡片目录时，意外地发现了一种不见著录的稀见元人诗集——韩璧《云樵诗稿注释》，花费半个月功夫用铅笔手写抄录下来，并撰文介绍，后来刊发在《文献》杂志2007年第4期。由此可见，通过版本目录学能获知某种文献的流传存佚，判断其版本优劣与价值高低，进而展开深入研究。近十年来，出于教学研究的需要，我也特别留意收藏版本稀见的明清别集，不久前影印出版的《采山楼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就收录了其中二十种，这同样得益于版本目录学的指引。
至于史源学的方法，其理论总结主要见于《陈垣史源学杂文》，应用于总集、类书、学术笔记等抄纂汇编类著述的文献研究往往卓有成效。我在元代研究方向的主要兴趣是元诗文献考据。在《全元诗》问世之前，康熙年间顾嗣立编纂的《元诗选》收录二万多首元诗，是元诗文献整理的集大成之作。我利用史源学的方法，基本还原了《元诗选》所收作品的文献来源，纠正了《元诗选》在编纂中的不少错误。例如，《元诗选癸集》（戊集下）收录陈良臣的《新年书怀》《题铁山卷》《题刘秘监为程如章作两山图》《环山楼》《题贵妃洗儿图》《题范蠡图》等诗六首，编者自注来源于《文翰类选大成》，但覆核原书发现都是王璋之诗。在《文翰类选大成》中，陈良臣与王璋之间仅隔二人，所以出现误抄的情况。如果不采用史源学的方法，就很难发现这一文献讹误。
4. 有人说“文献学”是个基本工具，算不上单独的“学科”，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如果是“工具”，是否应该有更广泛的应用？是“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是否有瓶颈和走出困境的思路？
“文献学”既是基本工具，也是单独的“学科”。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都应该掌握这门工具，为各自的研究提供全面、准确的文献支撑。但要使这一工具革新和进步，离不开专业研究者对文献学基本理论方法的思考探索。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主要通过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注释学、编纂学（含辑佚学）、考证学（含辨伪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文献，同时注重自身理论方法的总结与提升。文献学这一学科目前遇到的问题之一是文献学理论发展的缓慢与古籍电子文献激增的趋势之间的矛盾。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文献学理论迅速发展的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史料学的研究成果。以版本学为例，就有黄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学》（八十年代油印本）、严佐之先生《古籍版本学概论》、李致忠先生《古书版本学概论》、程千帆、徐有富先生《校雠广义·版本编》，曹之先生《中国古籍版本学》、姚伯岳先生《版本学》等。近年来具有版本学通论性质的著作则不多见，就我眼界所及，陈正宏先生的《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种。与版本学理论发展的缓慢相对照的是，古籍数字资源逐年递增，现在从事版本学的初学者都可以很便捷地浏览并下载数以万计的古籍善本。过去的版本鉴定在遇到困难时大多只能参考图录或文字著录，现在则可以利用电子图像进行全文比对，极大地提高了鉴定的可靠性。在此基础上，如果学界能够及时进行方法论的总结，甚至是联合建立涵盖所有古籍版本品种的图像数据库及刻工数据库、藏书印数据库等，或者引入电子信息技术来识别版本，版本学的发展必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5. 结合自身的求学和教学，“文献学”的研究生培养上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一般做些什么具体学术训练？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您对学生们有何期待？
文献学专业的研究生教学，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阅读和整理古书的能力，重点应当进行古籍标点、校勘、版本、目录等方面的学术训练。我在读研、读博期间，曾参与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承担的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册府元龟》的四校、五校工作，前后大概校对了七十卷、近百万字，独立补写了数十条校勘记。这段经历极大地提高了我阅读、标点古书的能力。文献学专业的研究生，在校期间可以寻找机会，积极参与导师或学校的古籍整理项目，为自己今后独立从事相关工作打下基础。版本目录学方面的训练，则可以利用寒暑假参加古籍普查志愿者活动，近距离地接触古籍原本，提高版本鉴定与古籍编目的实践能力。我对学生们的期待是，不管将来是否从事与古典文献相关的工作，在读期间所经眼的文献和积累的经验都能学以致用。
6. “文献学”专业的学生就业情况如何？论文发表难度？主要的就业方向是什么？
文献学专业的博士毕业生，主要供职于高校、科研机构、图书馆、文博单位、古籍出版社等，继续从事与古典文献相关的教学、科研、整理、出版工作；硕士毕业生中的少部分进入上述专业对口的单位，大部分则与中文专业的其他硕士生一样多渠道就业；本科生则以考研为主，或者直接就业，少数进入古籍修复和保护、古籍数字开发、古籍拍卖等应用性的对口行业。
硕博士生发表论文都有一定难度，尤其是核心期刊，有的刊物还设置作者身份的门槛，比如要求作者为副教授职称、博士学位以上。还有的综合性刊物会限定文章内容与投稿方向，偏重于发表宏观研究的文章，而拒收个案研究的论文。但学科特点决定了文献学论文很多都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比如考证某书的版本源流，辨别某书的真伪，等等。这样的论文，如果不是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研究，发表的阵地越来越少，可谓在夹缝中求生存。当然，也有少数专业学术期刊或集刊，只看论文质量，不看作者身份，扶持青年学子的成长，这就须要研究者勇于尝试、积累投稿经验了。
7.请您谈一谈对文献学前景的展望，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哪些方面会引起更多关注？
文献学作为一门历史悠久、传承有序的学科，其前景是很值得期许的。毕竟我们现在获取文献的途径越来越便捷、处理文献的技术越来越先进。文献学在未来的发展，除了出土文献学、电子文献学之外，就我个人的观察，专科文献学和比较文献学也是两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专科文献学在涉古专业的发展已经广为人知，如古代文学文献学、历史文献学（狭义的史学文献学）、宗教文献学、艺术文献学、中医文献学等，都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目前正以迅猛的势头向其他专业或二级学科拓展。比如，四川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就在近年新设了“现代文献学”或“现代文学文献学”特色招生方向。所以我在研究生平台课“中国语言文学前沿”课堂上对学生讲，希望越来越多的中文专业研究生今后有志从事专科文献学的研究，除了古代文学文献学、汉语言文字文献学、现代文学文献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研究者也可以从事英国文学文献学、法国文学文献学、德国文学文献学等国别文学文献学的研究，并写出相关理论著作，为初学者提供指引。这可以看作是文献学对中国语言文学其他二级学科的贡献。
比较文献学同样是文献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因为同处汉字文化圈的原因，目前中国、日本、韩国的学者已经开始重视东亚文献的整体研究。过去的版本学主要研究产生于中国的古籍版本，但目前已经逐步拓展到和本、朝鲜本、越南本、琉球本的研究。日本的书志学尤为发达，能够给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发展提供理论方法上的比较和借鉴。西方的校勘学理论也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译介，还有学者写过中西校勘学比较研究的论文。此外，伴随着西文图书善本收藏的热潮，可以预见，西文图书版本学、中西版本学的比较研究等领域也会逐渐兴起。
8. 请您推荐一种“文献学”的必读书，简要地介绍一下内容及您的阅读体会。
“文献学”的必读书很多，古典目录学名著《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除外，清代学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现代学者姚名达先生的《中国目录学史》、余嘉锡先生的《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程千帆、徐有富先生的《校雠广义》、黄永年先生的《古籍版本学》《古籍整理概论》、杜泽逊先生的《文献学概要》等，都是公认的文献学名著和入门读物，前面的青年学者已多有推荐。如果一定要推荐一种不同的书，就对我个人治学的影响而言，首推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该书虽然谈的是历史研究法，但其中的《说史料》《史料之搜集与鉴别》等章节对文献学的学习与研究也很有裨益，能提高我们对文献资料的搜集与鉴别能力。此外，《补编》中有专门章节谈到“年谱及其做法”，在我撰写硕士论文《虞集年谱》时有直接的启发和指引，所以郑重向大家推荐。梁启超先生是较早使用“文献学”这一术语的现代学者，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结合《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表述，他理解的“文献学”应当接近后来所说的“史料学”。“史料”这一术语涵盖的范围比“文献”要广，既包括由文字记录形成的文献，也包括文献之外的文物与口述史料。傅斯年先生也提出过“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口号。他们的共同点是重视史料的搜集与鉴别。梁启超先生除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总结鉴别伪书的十二条公例外，还有专门的辨伪学著作《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主要汲取了传统文献学中的辨伪理论。重视文献考据的学者，往往醉心于清代乾嘉考据学与民国“新考据学”，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既总结了清代考据学的成就，也在“新考据学”方面有所开拓，因而是非常适合的文献学入门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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