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言实录 | 梁鹤年先生课堂拾锦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读书心得（二十六）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梁鹤年先生的集大成之作。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些“为什么”，就是支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也是本书讨论的主题。“梁言实录”栏目从4月14日开始连载三位中国学者关于本书的读书心得，陪伴大家一起来认识和“解剖”西方文明。
论“大我”和“小我”
本章主要讨论的是个人主义的起源、内涵、内在矛盾，以及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与公共利益（common good）的区别。从结构上说，本章是第五篇“生存”的第一章，统领全篇，引出了后续六章对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和资本主义理念的讨论。从内容上讲，本章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讨论个人主义的起源和内涵，以及由个人主义衍生出的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第二部分分析了个人主义的内在矛盾，包括自由与平等的矛盾、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和个人主义下不可能存在社会公平的死结；第三部分以个人主义的不公平为出发点，剖析了公众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区别。
本章的关键之一是自由与平等的矛盾。从个人和泛人的角度分析，自由是个人的自由，平等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在个人利益至上的当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会尽其所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但个人的天赋和能力不同，因此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平等，要追求众人平等必须约束个人自由。即众人越平等，个人越不自由；个人越自由，众人越不平等[1]377。本章的另一个探讨重点是公众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区别。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公平引出了公众利益的理念。近代以来，西方文明肯定个人和私利，认为其是公利的基础；当代，公利被扭曲为私利竞争的产品[1]380。中国深受西方公众利益的影响，我们应该在保留公共利益的原则上，以求同（公利）为本，存异（私利）为用[1]381。我对本章的问题主要有：（1）“小我”“大我”与“个人”“泛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2）利己利他与自存共存的关系如何？（3）公平与公众利益之间是否有逻辑联系？（4）基督宗教中“自由”的理念指的是什么？
本文主要讨论中国“大我”与“小我”理念的演变。
中国古代哲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大我”与“小我”的概念，且中国古典文献中如《史记》《朱子语类》中形容自我的“小己”一词并不多见，但类似的理念早已存在于儒家思想和佛教理论中。中国秦汉时期的著作《礼记·大学》中就提出：“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儒家思想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已经把个人与天下联系在一起。“小我”与个人相关，从天子到庶民都要从修身开始。“大我”则代表了不同层次的公共利益，从个人到家族，再从国家到天下。佛教则提出“无我论”：假我与真我统一于无我。假我，称为小我、俗我，指个人或个体；相对于假我的是真我，也称为大我，具有常、乐、我、净【指涅槃境界中的四种功德】的特点。正如中国南北朝后魏菩提流支译《外道小乘涅槃论》中所说：“我造一切物，我于一切众生中最胜，我生一切世界有命、无命物，一切物从而作生，还没彼处”[2]，小我包含于万有的大我之中，最终统一于无我。总之，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小我”一般指代个人，内涵相对固定；但“大我”作为一个开放系统的自我，内涵是不断变化的，可以从家、国扩展到天下，也可以从现实的社会扩展到超越人类的自然和宇宙。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融入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体系。西方价值观传入中国，中国知识分子在汲取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前提下，重新定义了“大我”与“小我”。梁启超于1900年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中提到两词：“同是我也，而有大我小我之别焉。”所谓大我，乃是“一群之我”，而小我乃是“一身之我”[3]417。1903年，严复翻译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论自由》（On Liberty，1859），取名为《群己权界论》出版。在书中，严复把英文individual和self翻译为“小己”。他不采用“个人”而用“小己”，主要是因为“小己”的用词之中隐含了儒家思想中“由小到大，由己及群”的内涵[4]295；并且，严复的“小己”与“国群、社会”相对。1904年，梁启超在《余之死生观》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其对“大我”与“小我”的认识：“何谓大我？我之群体是也。何谓小我？我之个体是也”“死者，吾辈之个体也；不死者，吾辈之群体也”[5]1373。1919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不朽（我的宗教）》一文，详细论述了“大我”与“小我”之间的关系。胡适在文中提出：“我这个‘小我’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和无量数小我有直接或间接的交互关系的；是和社会的全体和世界的全体都有互为影响的关系的；是和社会世界的过去和未来都有因果关系的……这种种过去的‘小我’，和种种现在的‘小我’，和种种将来无穷的‘小我’，一代传一代，一点加一滴；一线相传，连绵不断；一水奔流，滔滔不绝——这便是一个‘大我’。‘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故一切‘小我’的事业，人格，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个念头，一场功劳，一桩罪过，也都永远不朽。这便是社会的不朽，‘大我’的不朽”[6]。胡适眼中的“大我”与“小我”的关系，深受中国古代“三不朽”【指立德、立功、立言】思想影响，小我是大我的来源和组成部分，大我是无数小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小我的个人，生命有限，终将逝去，但只要小我融入社会、世界甚至是人类历史的大我之中，就能实现不朽和永恒。
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思想家走上了“反传统文化”的道路。“五四”知识分子受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强调重建社会，拆解家族、地域和民间宗教，中国传统的社会网络被当作阻碍个人解放的“网罗”被批判[7]。1919年10月，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指出：“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成一个‘真我’”[8]。而青年毛泽东对个人主义的推崇达到了非常热情以至激烈的程度[9]。
不过，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开始，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民族主义兴起，西方个人主义逐渐被时代冲淡。个人被重新置于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去理解，所谓的“大我”，不再是人类，也不是全社会，而是民族国家。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产主义理论被引入，民族国家的“大我”理念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中国传统的“大我”和“小我”理念在西方各种“主义”中不断演变，但最终还是回归传统。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就是典型，他认为：“在西方社会以个人为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是田里的一捆柴，几根成一把，几把成一扎，几扎成一捆，几捆成一挑。每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西方的人与团体的关系就如同柴与柴挑，关系明确，是一种团体格局；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己）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这种差序格局具有很强的伸缩能力。如同家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10]。
梁鹤年教授提出“文化基因”理论，他认为：“大我、小我同是我。小我是考虑个人利益，最终的大我是超越所有的群体的一种泛人类的良知，是人类感性和理性的汇合点。大多数人类不会绝对自私，也不会完全超越”[1]380。在此基础上，梁鹤年教授提出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的平衡，为衡量大我与小我之间的关系创造了一套标准。
“大我”的理念在西方文明中几乎消失，“大我”“小我”的失衡导致西方内在矛盾无法解决。但是，西方国家仍然在向世界推销西式的普世价值。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对中国年轻人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中国只有回归传统，调整“大我”与“小我”的关系，寻求自存与共存的平衡才是唯一的出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教导年轻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才会有海一样的胸怀，山一样的崇高，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1]。
[1]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2] 龙达瑞. 大梵与自我——商羯罗研究[M].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 31.
[3] 梁启超. 中国积弱溯源论[M] // 梁启超全集. 北京出版社, 1999: 417.
[4] 黄克武. 严复与中国式个人主义的起源和发展[C] // 黄瑞霖, 主编. 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 北京大学福建校友会, 编.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诞辰150周年纪念论文集, 方志出版社, 2003: 295.
[5] 梁启超. 余之死生观[M] // 梁启超全集. 北京出版社, 1999: 1373.
[6] 胡适. 不朽（我的宗教）[M] // 胡适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528-530.
[7] 许纪霖. 个人主义的起源——“五四”时期的自我观研究[J]. 天津社会科学, 2008(6): 113-124.
[8] 傅斯年. 《新潮》之回顾与前瞻[M] // 傅斯年全集.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297.
[9] 王秀华. 个人主义：从西方到中国——以毛泽东所反对的个人主义为例[J]. 中国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0(3): 35-40.
[10]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出版社, 2005: 29-40.
有人说，自由和民主激发了西方人的创造精神和社会活力。然而疫情至今，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现状却暴露出自由与民主正在吞噬公共利益的事实，任性的个人主义击溃了正义和效率。
个人自由主义出自经验主义。截至2020年7月底，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经突破420万【至本文发表当日（10月20日）已突破845万】，其中从300万增长到400万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北美人口密度低，人与人接触的半径较大，且因为个人隐私保护，即便有人确诊但是轻症，仍可回家自行隔离。除非密切接触者，其他人很难获知周围到底有什么人感染了病毒，症状如何。因此，在北美（起码我在加拿大是这样），对于新冠疫情，人们是没有实感的，人的经验让人怀疑新冠疫情的真实性。“戴口罩是为了保护别人而不是保护自己，妨碍了我自由地呼吸；不让我出门则是剥夺了我的人身自由。为什么我要为别人的健康和安全买单，而妨碍我的个人自由？”这恐怕是个人自由至上的西方人最为常见的思考逻辑。而在我们看来，这种任性的自由简直是非理性甚至是无知的。
个人自由对社会的分化和分裂日趋严重，“小我”无限放大，最终吞噬了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在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大、经济最富裕、医学最先进的美国，自由完全打败了科学和理性。庆幸我们中国有集体主义和大局意识的观念。中国人骨子里有团结精神，“小我”与“大我”的最佳平衡，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实现和发挥。
“公众”利益与“公共”利益之辨
本章是第五篇“生存？”的第一章，探讨了有关“个人”的相关理念，为本篇后续章节讨论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理念作铺垫。“个人”意识衍生出个人主义，进而衍生出自由主义。1840年代以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经验主义的演绎下被赋予道德价值，用来支持个人自由地通过财富积累去追求个人幸福[1]374。在肯定这种个人利益（“私人利益”）正当性的基础上，衍生出对“公众利益”的探讨。因此，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是理解西方个人主义社会界定和实践“公众利益”的关键。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下，为何追求“公众利益”与追求“公共利益”有本质区别？本章首先从英语解释本身来看两者区别。“公众”是很多个人的集合（assembly），是“小我”理念，所以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与私人利益（private interest）相对；“公共”是很多人的综合（integration），是“大我”概念，所以公共利益（common good）是独立于私利且超越私利的整体性综合利益[1]379。笔者尝试用价值观、隐含假设、目的、手段、结果的分析框架，辨析公众利益与公共利益之别（表1）。
表1 公众利益与公共利益辨析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2-3]整理绘制
第二，建立在现代资本社会“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公众利益”，为何难以超越“小我”，而最终沦为私利竞争的产物？个人主义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体或“小我”，是以天然权利和个人自由为中心的意识形态[1]374。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个体“压倒”整体的“小我”文化并不是天然有之。
宗教改革以前，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逻辑内在相连、不可分割。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古典自然之法（如阿奎那）认为，人受理性驱使，倾向寻求合适人本质的好东西，即追求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4]77。那么，人作为社会动物，与人共存的本质要求人超越“小我”，而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的自然之法指导人如何去超越“小我”。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基督宗教自然之法认为，人是神的儿女，在神面前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价值，没有人应该奴役或支配别人，即人人平等、各享自由[1]374。“敬神”要求人超越“小我”，“爱人”指导人如何去超越“小我”[1]378。因此，无论是建立在理性还是信仰上的自然之法，都同时强调了个体（小我）和整体（大我）两个方面，并提供了超越个人利益追求整体利益的途径。
宗教改革以后，在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逐步对立。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推动使得之前古典自然之法中强调的个体和整体不可分割的意识形态，逐步被个人利益至上的意识形态所取代。如霍布斯认为自然之法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其有权为了生存和富足采取行动。进一步地，洛克认为人权（包括保存生命和财产的权利）是天赋；他还认为人在自然状态里可以通过劳动无限制地为自己创造财富，同时有足够理性去按照天然道德来自治[4]80。这种强调自主和自治的权利，从反抗暴政扩大到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各种自由，尤其成为政治生活的目标[4]81。根植于经验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导致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逐渐分裂乃至对立，具有表现有三[1]377：（1）自由与平等分裂。个人利益至上的意识形态下，个人自由越大，不平等越大，追求平等沦为与“个人”的事相对立的“众人”的事；（2）个人与个人分裂。个人主义扎根于经验主义，进而衍生出功利主义，不同的个人“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公众利益的追求沦为私利的博弈；（3）超越“小我”与追求公平分裂。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里，从个人观点出发去看公平（比如赏善罚恶）的标准和定义是主观的，即难以形成超越“小我”，去追求整体公平的客观标准。
笔者认为，借镜本章对西方个人主义社会公众利益的分析，思考社会主义背景下公共利益的应有之别和应有之意，对城市规划工作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城市规划旨在通过创造和维持良好的人居环境，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行为[4]83。这里的“普世”，不是具有现代西方特色的自由、人权、民主等价值观，而是可以超越人、事、时、空的人性事实和自然法则。但在城市规划的研究和实践领域中，对公共利益的探讨往往更多地集中在空间资源的分配过程中，权力主体、权力边界和权力程序的界定问题，或者集中在空间资源使用过程中具体规划目标和技术手段的实现和优化问题，却较少探讨背后隐含的普世价值观。因此笔者认为，本章对理解人居环环境规划中公共利益的应有之意极具启发性。
参考文献
作者：李媛，加拿大女王大学地理与规划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