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梁鹤年先生的集大成之作。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些“为什么”，就是支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也是本书讨论的主题。“梁言实录”栏目从4月14日开始连载三位中国学者关于本书的读书心得，陪伴大家一起来认识和“解剖”西方文明。
【编辑荐语】生得无意义又活得不好是沉沦；生得有意义但活得不好是苦差；生得无意义但活得好是行尸；生得有意义而活得又好才是幸福。西方人怎样定义和追求生命意义？怎样定义和提升生活品质？现代西方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资本等理念定义自己、衡量别人。这些西方文明的变量来自哪里？将会把西方文明带到何处？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衍生它们、驱使它们？本书通过历史背景、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和历史契机去探索西方文化基因的来源、演变以及它们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本章主要讨论了西方个人主义下自由与平等的矛盾。从结构上讲，本章延续前两章对西方自由理念的分析，并通过对自由平等关系的讨论，引出下一章对西方民主的探索。从内容上说，本章第一部分分别演绎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自由平等上的不同思路；第二部分讨论了经验主义下的自由平等存在的逻辑矛盾；第三部分提出自由主义有“反”的意识以及西方是在个人自由的前提下维持公平的。本章的关键是辨析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自由平等理念上的差异。理性主义从人性乐观的角度出发，认为人有自由意志，强调天赋理念。理性主义的人人平等意识建立在泛人的基础上。经验主义从新教人性悲观的角度出发，认为人没有自由意志，没有天赋理念，强调人的官能和追求享乐的本性。经验主义的个人自由更多来自个人意识和天赋自由的组合。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不同思路导致对自由平等演绎的差异。理性主义有泛人类意识的自由，自然包含着平等：天赋理念人人拥有，前定和谐人人共享。自由与平等不再矛盾[1]405-406。经验主义则把自由建立在追求个人享乐的基础上，强调不损害别人自由的个人自由。自由与平等存在逻辑性矛盾[1]404-405。本章讨论的主题是西方文化中“反”的倾向的起源和影响。西方文化中的“反”似乎成了当前的一个热搜词。西方人的“反”，从2020年初的“反口罩”（anti-mask）等“反科学”（anti-science）行为，上升到“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西方人“反”的对象是权威和传统。这个“反的传统”由来已久。早在宗教改革时期，西方人就“反”基督教会，他们甚至把教皇称为异端，是“反基督”（Anti-Christ）。“反”的内容在英文中一般是anti-，“反”的行为用protest一词表示。Protest词源为拉丁语protestari，意为公开地声明、作证、抗议（declare publicly, testify, protest）【详见线上词源辞典：https://www.etymonline.com/word/protest】。前缀pro-表示“之前”，testari则表示作证、见证。当前，protest主要指抗议、反对。另外，protest还与protestant（基督新教）同源。西方文化的“反”的哲学来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变”（change）和“动”（motion）。亚里士多德师承柏拉图，柏拉图强调的是“恒”（changelessness），也就是“不变”。亚里士多德通过“变”连接了柏拉图理论中彼此独立的“形”（form）与“物”（matter）。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范畴篇》《形而上学》构成一套完整的宇宙观：宇宙里的每一件事物都是“形”与“物”的复合体；“形”是“本质”，“物”是“材料”；“形”是事物存在的真义，也就是事物的功能/目的；“变”是“潜质去向实现”，是“现形”的过程[2]53-54。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是他的伦理观和政治观的基础。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欧洲中世纪沉寂了近千年。神学家阿奎那为解决基督宗教面临的危机，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与基督教义重新演绎，创造出一套动态、乐观、稳中求变[1]60的神学理论。但欧洲14世纪瘟疫和15世纪的战乱打破了欧洲中世纪的稳定和繁荣。马丁·路德发起的欧洲宗教改革突出了西方文明中“动”的倾向，也引出“反”。宗教改革在本质上是一场宗教复古运动【参见读书心得第十一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比较研究》】。宗教改革的英文为protestant reformation，其中，protestant为16世纪改革派的统称，也就是现在的新教，以区别于天主教（Catholic）。如前文所述，protestant的辞源为拉丁文protestatio，意为“抗议”，源于1529年查理五世宣布马丁·路德为异端之后，支持马丁·路德的萨克森选帝侯等6位王公和14个帝国自由市代表在会中宣读了一篇名为《抗议》的文件，要求教会改革，而这些要求教会改革的派别被称为Protestant，天主教将其翻译为“誓反派”，在中文翻译中他们也被称为“基督教”或“新教”。在宗教改革中，改革派反对的是罗马天主教会。改革派主张回归原本的教义，特别是奥古斯丁演绎的教义，而反对阿奎那所演绎的教义。改革派从《圣经》的原文和教会的原始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从希腊和罗马古哲的思想去再造生活的模式[1]123。而以加尔文为首的激进改革派则要求回到比奥古斯丁更原始的教义，彻底取消教会组织。他们大多受到温和改革派的压迫，组成了移居北美的清教团体。总之，改革派与代表传统的教会缠斗数百年，自身亦成为新的传统。在西方国家近现代的政治体制中，“反”逐渐被制度化。西方国家所标榜的“自由”就是他们在宗教改革的反传统的心态下被“发现”的，在启蒙运动的反特权心态下被“发扬”的[1]407。“反”的意识引发了对自由的追求；一波又一波的追求养成了“反”的意识形态[1]407。西方国家的议会里有官方反对党（official opposition），使命是忠诚地反对（loyally oppose），其实是为了反对而反对（opposefor the sake of opposition）。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推动的医改法案（Obamacare）在国会表决时，参众两院中的共和党议员极力反对。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马上就废止了“奥巴马医改”，但是直到现在任期接近结束之时仍然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替代政策。英国独立党、意大利“五星运动”等欧洲民粹政党，利用部分民众反经济全球化、反欧盟、反欧元的不满情绪来宣泄反精英政治的诉求，并声称这是顺从“人民的选择”[3]。由此可见，西方政党只代表党派利益，而不是国家、人民的利益。西方政党既没有为他们所反对的政策拿出真正可行的方案，也没有为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仅仅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总之，西方的“反”的倾向从反思到反对到反抗，最终在政治上走向极端，成为“为了反对而反对”，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2] 梁鹤年. 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文本的城镇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6.[3] 新华网. 西方政党政治陷入泥潭[N/OL]. (2017-07-02)[2020-10-25].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7/02/c_129645432.htm.
自由与平等，多么响亮的口号，是人类矢志不渝的追求和理想。
经验主义的洛克强调“机会平等”。而“结果平等”则被大多数人认为不可取。每个人因为天赋、能力与生存环境的不同，其发展最终很难实现真正的“结果平等”。而且，结果平均化不可避免地会打击勤奋者的劳动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终将导致社会效率丧失，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自由与平等并非对立，但追求绝对自由或者绝对平等，却会导致灾难。200多年的时间里，西方都将自由放在平等之前，而自由经济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则偏向效率。美式自由走向极端，硬要向全世界推行其所谓的自由与民主，形成了霸权主义。绝对的平等（自由竞争的过程平等）会压迫别人的自由，绝对的自由会侵犯他人的自由，变成掠夺。
正如梁老师所言，中国应重归平衡。中国的太极阴阳图，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消长，动态平衡。亦如中国的阴阳，自由与平衡之间是制衡的关系：真正的自由，要基于平等；真正的平等，会保障自由。追求基于平衡的自由平等，是我们当下及未来要走的一条中国特色道路。于我国而言，尊重个人合理的自由权利，倾听民众心声，推动社会平等，维护国家尊严和平等权利，科学创新，在公平的基础上追求社会效率并促进国家乃至世界的发展。梁老师对此满怀希望。中国是有平衡传统的国家，应该适当承担这个责任。
本章阐释了个人主义衍生出的自由主义（尤指个人行为自由），如何与社会公平理念“挂钩”，以及为何这种“挂钩”（自由与平等）成为现代西方社会具有道德价值的意识形态。本质上看，个人自由是个人的事，而社会公平是众人的事，基于个人主义追求自由尤其是个人行为自由，与追求和维护社会公平，需要有不同的甚至是冲突的条件和机制[1]408。而且，社会公平问题或社会不公现象是人类社会的常态，自古有之，但建立在个人自由尤其是个人行为自由之上的社会公平，是在西方社会进入现代以后才逐步演变而来的理念。
具体而言，西方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以后（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人文主义的“以人为本”逐渐演变成“以个人为本”的个人主义，进而衍生出自由主义，并逐步与社会公平挂钩，成为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倡导的主流价值观。这种“挂钩”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个人自由的定义，从立足于个人“意志”自由，演变为立足于个人行为和社会制度的个人自由；二是，个人自由演变为实现众人平等的基本前提，即在个人自由的前提下维持公平，而不是在公平的前提下容纳个人自由[1]408。这种自由的定义及其社会价值的演变，隐含了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试图基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伦理观构建自由与平等的道德意义。
然而，在经验主义衍生出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构建“平等”，体现着典型的“主观”和“相对”的思想，形成了“个人自由”和“与人平等”天然的逻辑矛盾。一方面，经验主义意识形态认为官能经验是认识世界的唯一途径，人人不同，因人而异，因而个人的道德判断也是主观的，且人人有判断道德的自由。也就是说，“平等”作为与“众人”相关的道德定义因人而异，那么从个人标准出发，追求人人平等难有共识。另一方面，基于经验主义的道德判断本质上是个人意见，没有可完全信赖的用于分辨正误的标准，即否定了绝对真理（如天赋理念）的存在。也就是说，与人“平等”的理念是相对的，随着人、事、时、空的变化而变化，否定人人基于理性可认识的、人人共享和追求的“平等”理念的存在。
问题是，既然经验主义衍生出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与追求社会平等具有天然的逻辑矛盾和难以缓解其间的张力，为何这种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仍然可以成为现代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本书作者给出了一种非常精彩的解释，即西方自宗教改革以来浓厚的“反”意识，即在反特权、反宗教、反传统的过程，逐步衍生出追求自由（尤其自由主义下的行为自由）的正当性，即为了“反”压迫[1]407。笔者认为，这种隐含了“反”意识的自由主义，在当下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美国为代表）仍然流行。比如美国政治学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否决型政体（vetocracy or “rule by veto”）是当今美国面临政治危机的原因之一，即美国政治系统中不同利益群体通过否决权可以不断强化自身现有利益，包括白热化的党派斗争、影响力不断膨胀的既得利益集团、日益极化的社会群体诉求，这导致政府应有的社会治理目标无法达成[2]。也就是说，当下这种“反”不单提供追求个人自由的动力和正当性，更演变成一种功利的手段，即利用“反”的自由和权利，在不同利益群体博弈过程中提升影响力，最终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竞争机制下，实现真正的人人平等谈何容易。
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2]
KLEIN E.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is in “one of the most severe political
crises I have experienced”[N/OL]. (2016-10-26)[2020-08-28]. https://www.vox.com/2016/10/26/13352946/francis-fukuyama-ezra-klein.
作者：李媛，加拿大女王大学地理与规划系，博士研究生第二十九章 民主：“是人民的、由人民的、为人民的政府”可能吗？第三十三章 “唯一、真”、“人、个人”两组文化基因的纠缠：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与契机的互动
编辑 | 顾春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