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孟伟，68届初中生，1969年从北京31中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做过农工、汽车修理工、拖拉机驾驶员。1976年病退回京做工，1978年秋考上大学。毕业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我亲身经历的
巴盟总排干大会战
参加1975年冬季开始施工的巴盟总排干工程是我离开内蒙兵团前经历的最后一次磨难，也是我一生中最惨痛的记忆之一。在巴盟总排干工程开始前，我的病退已办得差不多了，北京方面同意接收的函已到巴盟农管局，只要农管局放行，我就可以返城了。当时办理病退的程序是先将相关材料及申请报到连队、然后经团部、师部（改制后就是分场、农场、农管局）审批同意后，发函到知青原籍地相关部门，知青原籍地相关部门审核，同意接收后再复函农管局，农管局这边放人，才算功德圆满。1975年6月2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了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关于改变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体制问题的请示》，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二、三师划归地方，改为巴盟农管局。原兵团各团、各连也改为农场、分场，1975年10月，现役军人全部撤离，管局和农场一级主要领导基本上都换成了地方干部，在分场一级有一部分从复员老兵和知青中提拔的干部，一般是副职较多。我所在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九连也改为太阳庙农场九分场。兵团改制没几天，巴盟总排干工程就开始了。中央对兵团改制批准文件中专门说明：知青病退等政策不变，但到了地方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巴盟农管局一声令下，冻结了管辖下各农场所有的知青病退工作，就是知青原籍地已经复函同意接收的也一样冻结，连正常的探亲假也停止审批。那时候，别看知青们自己打架的时候挺强势，那只是少数人，真碰上当官的、有权的，知青其实是任人摆布、任人勒索、最无助的弱势群体。最惨痛的记忆
根据有关资料，巴盟总排干工程是自1975年11月7日开始， 共有15万农村青壮劳力、各级干部、单位职工、兵团战士、驻地官兵自带工具和行李，奔赴总排干工地。我们农场去总排干工地的准确时间已记不清了，大约是1975年11月7日以后的某一天，应该不会太晚。从工地回来的时间记得很清楚，我们分场的知青们是1976年1月31日，也就是正月初一当天下午返回农场。在巴盟总排干工地，我们被“折磨”了2个多月的时间。为什么说是“折磨”？因为施工条件和住宿条件都十分恶劣，过的实在是非人的日子。巴盟总排干疏通工程，说是疏通，其实有很多都是新挖的工程，我们农场负责挖的那一段就是底开口宽10米左右的主干渠工程，加上渠的坡度和上面的渠背，干渠宽度像河一样。我们计算过，一延米好像是80多方土的工作量。我们施工的那个地方在杭锦后旗公地公社附近，离我们农场有几十公里，离我们分场就更远了。巴盟总排干最西端就到太阳庙公社，距我们农场还有一二十公里，我们农场根本用不上巴盟总排干。挖渠是我们在内蒙兵团时的一项主要工作，是所谓“四大累”之首。我们太阳庙农场位于阴山脚下，是后套地区地势最低的地方。自到兵团以后，我参加过一个又一个的挖渠大会战。我们四团也曾挖过一个西排干，而且还修建了扬水站，也是为了排盐治碱，当时设想的是将水提升后排入附近的大碱湖。光一个杨水站，100多人的施工连，住工棚、睡地铺，喝大渠里有鱼虫的水，干了200多天。但这么多年来，西排干和扬水站很少使用，现在也只是作为阴山发山洪时排水备用。相比较而言，巴盟总排干现在还在发挥作用，已经是很不错了。那个年代，因为风沙太大，就是已挖好的渠道，一个冬天也能填上一半，小一点的支渠、毛渠甚至能填平。有的流动沙丘，刮一夜的大风，就能移动4米，就是通往连队的公路也常常被流沙阻断。所以每年开春，在干渠来水之前，农业连队所有渠道必须清淤后才能正常使用。当时全是人工挖，扁担挑。我们四团三连的北京籍知青，学者李银河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挖出来的水渠，几场风沙就被填平……上帝惩罚西西弗斯，让他把大石推上山岗，然后滚下山脚，重新再推。我们在那些拼死的劳作中找到了西西弗斯的感觉。我们在巴盟总排干工地上冻了炸，炸了冻，每天反复一次，也是这种拼死的劳作，也是西西弗斯的感觉。不管挖渠还是清淤，知青们对这样的工作并不陌生，劳动强度大、住工棚、睡地铺也都经历过。但是，巴盟总排干工程却选在冬季最寒冷的时候，在没有起码的冬季施工和住宿条件的情况下施工，这是我们以前没有经历过的。巴盟总排干工程采取的是分段包干的办法，就是将任务按米数分到各单位、各农场。我们农场是再将任务分到下属10个分场。而我们分场是将人员男女混编，组合成四个班，又将任务分到了班一级。班与班之间还要丈量米数，谁也不能吃亏。施工过程中，三班长与四班长因为挖来挖去弄不清楚了，都说自己吃了亏。最后用一根扁担从头量到尾，才把各自的“领地”断清楚。差一扁担的距离，那就是100多方土的工作量，不是小数。巴盟总排干是排水渠，所以肯定要向下挖的深一些，而后套地区地下水位高，稍微向下挖一点儿就会出水。在滴水成冰的季节，每天挖出新的工作面，一夜之间，第二天就会又冻成20厘米左右厚度的冻土层，用再锋利的铁锹也挖不动，用镐也是一砸一个白印，只能抡大锤，砸钢钎，在冻土层上打孔，装上雷管和炸药将冻土层炸开，再将冻土块一块块搬走或装筐运走，每天把这一套程序完成后才能挖渠。到晚上收工后，新挖出的裸露的工作面经过一夜还会再冻上一层，第二天还要接着用炸药再炸。挖渠成了爆破，摆弄雷管炸药成了每天必做的功课，今天炸完，明天冻上，每天都要炸一次，既费力，又不出活儿，还容易出安全事故。事实上，有的单位也确实出过爆破伤人的事故和其他的伤亡事故。相邻单位，爆破时也不打招呼，一炮放起，冻土块和烂泥满天乱飞，烂泥崩了满脸，冻土块砸了腰、腿，这些事情都发生过。据15团的知青回忆文章中说，有在放炮当口去露天解手的男知青被飞溅的冻土块落地反弹伤着 “小丁丁”的，还有的女知青上厕所没来得及出来，“炮响了，腿断了”的。白天刚挖的地块虽然不会马上冻上，但挖一会儿就会出水，要用抽水机先抽得差不多了，再用水桶等将抽水机抽不干净的余水和冰茬儿清运出去才能接着挖，再挖出的也是连泥带水的泥块，我们称为挖水方。挖土方的时候是是一层一层取土，并形成梯级、台阶式的，抽水到最后也是从最深处抽，这样可以暂时将地下水位降低。人站在水里是没办法挖的，挖到一定深度，水出到一定程度就得抽水，否则水冻成冰还得用炸药炸。负责爆破和抽水的，每天要比其他人更早一点儿出工，天刚蒙蒙亮就得去工地。先爆破，将工作面上的冻土层炸碎，炸开。如果工作面上有水的话，还得抽水。我是负责抽水的，每次爆破时我也得去，先将柴油机等用筐什么的扣好、盖好，防止柴油机和抽水机被炸得满天飞的冻土块砸坏。自己也要隐蔽好，没人给我们发安全帽，只好头上项一个红柳筐。炸药不长眼，一炮放起，满天的冻土块，就是不大的一小块，掉下来砸到脑袋上也得头破血流。不管天气有多冷，饭必须送到工地上吃。极左年代，没苦也得自找苦吃，要得就是这个劲儿。只是冰天雪地，还经常刮风，在工地上用餐，难免是黄沙拌饭，而且必须赶紧吃，馒头放一会儿就冻硬了，像石头一样，咬都咬不动。女知青们主要是干挑筐运土的活儿，也有男知青挑筐，但挖土装筐的一般都是男知青。用扁担挑两筐死沉死沉的胶泥土块或泥沙，泥水又从筐缝里渗出，稀稀拉拉的撒一道，撒多了，挑担的小道上就到处是白色的冰片。挑着沉重的担子，深一脚浅一脚，在冰片和冻土块上步履维艰，重担都是上坡路，本来就已经打晃了的双腿，再往渠背上挑就更加艰难。不管是冻土块，还是湿乎乎的水方（泥水），都很重，有很多都是湿乎乎的胶泥土，挖一锹就能装满一筐。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不管是挖土的，还是挑筐的，都是很重的活儿。用红柳条儿编的筐装运连泥带水的土，又重又费事。倒筐时有很多泥粘在筐上，筐上的泥越来越多，越挑越重，倒不干净，摔、磕也不行。而且摔、磕几次，新筐几天就摔坏了，筐越来越少，买新的没有损坏的快，后来连卖筐的都脱销了，直接影响到施工进度。我们分场的浙江知青潘庭木想出了用粗铁丝编成大眼的铁丝栏筐的办法，装运大块泥土，一试还挺有效。后农场领导觉得这办法挺好，专门派人到场部，让机运连用细钢筋焊了一些专门挑胶泥块的铁栏筐，这才解决了筐和挖水方的问题。一天干下来，挖土方的胳膊酸腿疼，挑筐的腿累不说，还加上肩膀压肿、磨破。天天如此，每天都是超负荷的劳动，每一个人都是咬牙坚持，挺过一天算一天。有一次，我用那种内蒙特有的直板铁锹挖土，都是那种很湿的大胶泥块，很重，还滴着水。我有点儿逞能，先在侧面踩一锹，切出一个断面，然后再一锹下去，就是一大块，一锹就能装满一筐，还很重，搞得挑筐的女知青们都有点儿害怕。不挑吧不合适，挑吧又太重，担着上高坡很困难。四班长潘庭木一向“怜香惜玉”，偷着小声告诉我，让我给她们少装点儿，我才顿悟，停止显摆，锹下留情。对于巴盟总排干，许多参加过施工的知青终生难忘的是：气候恶劣，活儿最累，住的很差，吃的是黄沙拌饭，肩膀隔着棉袄磨出了茧子......有的知青在回忆中说：1976年巴盟总排干会战结束后，拖着两个膝盖肿的像馒头似的腿，一个和衬衣粘在一起血淋淋的肩膀，回到连队就大病一场，结果落下风湿关节炎的毛病。回城后又得了SLE，这病跟风湿关节炎有着密切关联。差点没要了我的命......从内蒙返京多年以后，我到北京北大医院去看望做腰部手术的知青战友，同一个病房还有一个内蒙兵团一师六团的知青，做的也是腰部的手术，都是由于在内蒙兵团时过度体力劳动留下的病患。同一病房，同一时间，就有两个内蒙兵团的知青做同样的腰部手术，这是什么概率？曾经在内蒙兵团上山下乡的知青中有多少人有腰腿病、风湿性关节炎，没有人统计过，但我知道我们连队知青因兵团时期过度劳累，透支健康，留下一身伤病的人很多。我自己的腰也有毛病，虽没有到做手术的程度，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犯一次，走路都困难，要休息一段时间才能正常活动。这都是巴盟总排干这样一次次的大会战给我们留下的纪念。在冰天雪地中抽水
手背上全是血口子
因为施工需要，每个分场都配备了柴油机和抽水机，炸药和雷管也是必备物品。因为我在机运连当过汽车修理工和拖拉机驾驶员，正好就分派我做抽水的工作。本来我也是挖土方的，后来基本上就成了专职抽水。这活儿看起来好像比挖渠要轻松一点儿，但在滴水成冰的季节抽水，其实也是一件常人难以忍受的工作。柴油机就放在工地上，每天早上启动前要加水，隔一段时间要是不用也要启动一次，冷却水冻了，柴油机就报销了。每天晚上还要放水。使用的柴油至少也要用负10号以上的，就是在气温零下10度可以使用的，否则柴油机会因柴油凝冻而无法工作。操作抽水机就更麻烦了。每抽一次水，首先要向管道内灌满水，每一次要灌好几桶，必须灌到管道中没有一点空气才能正常抽水作业。抽水过程中管道中也不能进一点空气，否则抽水机立刻就会空转，要想接着抽水还要重新向管道里灌水。一般都是从挖渠的工作面上直接取水，取水还要尽量避开冰茬儿，冰茬儿太多的水也不能灌进管道。向管道里灌水时要用一只手托着桶底，但桶底上还是湿的，那么冷的天儿，不戴手套不行，光手摸桶底手很冷，若时间稍长一点手会冻得粘在铁桶上，戴上手套肯定会湿，一会儿时间也冻得硬梆梆的，怎么也不是。冻手的问题一直是难题，搞得我非常狼狈。在工地上，地下水不停的涌出是常态，出水到一定的量就得抽水，每次抽水前都要先启动柴油机和给抽水机水管内灌水，一天好几次，甚至更多次。在零下一二十度、滴水成冰的野外，整天与冰冷的水和柴油打交道，我的两个手背上全是一道道的很长、而且很深的血口子，看上去惨不忍睹。没办法，我只能咬牙坚持着。后来，有一次柴油机的一个联接垫片坏了，不修就得趴窝。分场领导让我回农场，到机运连材料库去找配件。机运连材料库保管员是北京女知青小李，1969年到1971年我曾在机运连工作过，她认识我。看见我满手的血口子，小李也动了测隐之心，私自做主，将仓库里职工上交的破旧的劳保光板羊皮袄的一个不完整的袖子给了我，其实就是一块外面光板里面有毛的羊皮。这样我就能在手湿了或干了灌水的活儿以后，临时将羊皮卷成一卷，把手揣到里面暖一下。这办法虽然不能完全解决手背裂口的问题，但比起以前还是好多了。要不两个多月小3个月下来，我这两只手真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在滴水成冰的季节，挖渠作业面上冒出的水一会儿就形成很多冰茬儿，抽水机管子头上有为阻拦异物被抽进去的粗眼儿的网栏，因冰茬太多，抽水时就要不停地摇动管子头，如不摇动，冰茬儿堵在网栏上，抽水机抽不进水进了空气就会停止抽水。但是，管子头摇动动作大了也不行，必须保证进水口全部都埋在水里。尤其是最后水越抽越少的时候，进水口稍微露出一点儿，一进空气，抽水机还是会停止抽水。问题是这时已无法找到没有冰茬儿或冰茬儿少一些的水再向管道里灌了。抽水机是无法将水全部抽干净的，最后还要剩下一些余水，里面还有很多冰茬儿，那就只能用人力一桶一桶地提到渠背后面倒掉。倒在近处也不行，水结成冰后会影响挑筐上渠背的人走路，致人滑倒。不把水搞干净了就无法继续向下挖土方。所以，我每次抽水都是设法尽量多抽一点儿是一点儿，这样用人力提水的工作量就会减少一些，这其实也是很难掌控的技术活儿。有一次抽水到了最后阶段，水很浅了，冰茬儿又多，摇动管子头动作大了一点儿，抽水机停止工作了。旁边一个新提拔起来的班长看着着急，说我老不停的摇动才导致停机，我说不摇动冰茬儿堵上了一样得停。年轻人火气大，看着窝工着急，竟扔下铁锹要动手打我，最后叫大家给拉开了，惹得我也一肚子气。我不想打架，抬脚就走了，回到了住宿的地方。工地上没了抽水的，他们也玩不转，后来分场副场长来给我做工作，我才又回去。恶劣的生活环境
马棚、羊圈、凉房和简易工棚
冬季施工，最难解决的问题是是吃和住，尤其是住的问题最突出。冬季施工的困难和大量施工人员住宿的问题在工程立项决策前应该是可以预见到的。不用说领导，我们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也能想到。但巴盟总排干是典型的文革极左时期的工程，工程的决策上马显然是“明知不可为而为”。在文革极左的大环境下，“没有条件也要上”、“迎着困难上”、“人定胜天”，这些口号是最时髦的，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不计成本，自找苦吃也是很平常的事，极左领导更看重的是越苦越难越要大干的宣传效果和大会战轰轰烈烈的场面，强调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根本不在乎参加施工人员的体力透支和身体健康。冰天雪地，滴水成冰，我们一个农场，下面有10个分场，成百近千的人，自带行李，全部集中住到排干附近的几个村子里，住的地方就是最大的难题。每个分场还要有炊事班等，也需要安置。当地的村子本来人就少，房子也少，于是，大量施工人员只能住在没有取暖、保暖条件的地坑、工棚、羊圈、马棚等简易设施里。如果能有少量的房子，也要优先照顾女知青们。我原先也住在牲口棚一类的地方，而且非常挤，有的知青索性两个人睡一个被窝。住了几天实在难以忍受，索性自己找到一个房东老大娘商量，经她同意，我和另一个男知青与老大娘以及她的孩子们一起睡在她们家的炕上。虽然是异性，有点不方便，但是为了能安稳睡觉，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只是老大娘的孩子整天在我们的被褥上乱跑，搞得很脏，甚至会传上虱子，但是非常时期，没有别的办法。没有人受不了的罪，这时候，生存是第一位的。老大娘的房子旁边紧挨着的一间耳房是我们同一个分场的部分女知青住的，一间小的不能再小的房子，却住了18个女知青。小屋里搭了三层的铺，地上一层，中间用木料和柳条芭搭一层，房梁上还要吊一层，只有门口处留了约一平米大的地方，用于女生们洗漱等，整天都是湿乎乎的。到夜里温度低了，还会冻冰，那时房子里毛巾冻成冰棍儿是很平常的事。这样的条件还是对女生的优待，只有少量人能住到房子里，有很多人是住在马棚、羊圈、凉房和简易工棚里。与女知青们住邻居还有一点不方便就是农民家里没有专门的厕所，猪圈就是厕所。早上女知青们上厕所就直奔猪圈，那猪圈只有齐腰那么高的墙。由于我们的存在，给女知青们也带来了不方便，我们只好避开，而我们上厕所也只好另外找地方解决。住在农民的凉房和牲口棚等地方的知青们，没有生火取暖的条件，那就只能将所有能盖的，能穿的全副武装起来，连棉帽子和口罩也要戴上，捂的严严实实的，只把嘴露出来出气儿，夜间睡觉呼出的气，到了早上会在被子上结成一圈白霜。工地上唯一有保证的是可以吃饱饭，细粮也比粗粮多，能经常吃到馒头，而且不限量，有时还有肉吃。据我们四团至今留守在农场的知青陈圣华说，整个巴盟总排干施工期间，经他的手先后杀了800只羊，送到了我们农场的工地上。那时候羊没有现在的羊出肉率高，10个分场，近千人，2个多月时间，中间有新年和春节两个节日，也算是可以了。各级领导虽然极左，但让干活儿的人吃饱是常识，如果吃不饱，哪儿有体力挖那像河一样宽的大渠。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专门问了一下当年参加过总排干施工的原太阳庙农场九分场的女知青，当时工地上的班长郑莹莹。她说，70多岁了，年轻时候的事都忘了，能记得的，一是挖总排干的活儿很累，由于劳动强度大，饭量也大，挑一天的土方，她一个20多岁的女知青，一顿饭就要吃10个馒头。即使馒头个儿不是很大，10个馒头也不应是一个20多岁女知青正常的饭量。没有超负荷的体力付出，怎能有这等饭量？二是她还记得她们当时是住在用老乡的马棚改造的“宿舍”里，就是简易的用红柳芭抹上泥档上一些，而郑莹莹每天晚上就在喂马的食槽里睡了两个多月。男知青们洗脸洗脚的程序好像是全免了,在工地上，更没有洗手的条件。满是泥土的手往衣服上稍微的擦擦，就抓起馒头朝嘴里塞。在总排干施工中基本上没有发放什么劳保用品，包括我抽水时用手套也得自备。搞爆破的也没有安全帽。到爆破的时候，一是躲远一点儿，二是头上顶个红柳筐。挑担的知青们在施工完后，有不少人肩上磨出了茧子，压出一块死肉。挖土方最费的是鞋，因为要用脚踩着铁锹的立面挖土，时间一长，鞋底就会断成两半。挑筐的每天不停的负重走路，也很费鞋。我们农场在总排干完工以后，破例开恩，给每个参加总排干工程的知青发了一双棉胶鞋，当时大约能值六七元钱，但明确附加一条规定：办理病退的知青即使参加了总排干施工也一律不发。这可能是我们农场领导自己做的决定，把知青身上最后的一点油水榨干，连一双鞋也不放过。地方干部掌权，也算够狠。629事件之后。太阳庙农场知青打架的风波虽已暂时平息，但知青中的不安定因素并没有完全消除。改制以后，知青们更不好管理了，在排干工地上也有生事的苗头。为了保证正常的秩序，我们农场在总排干工地上召开了全体人员大会，新从知青中提拔的农场女副政委当场宣布，成立太阳庙农场民兵连，配发真枪实弹，全副武装。在大会上还当场把10分场的一个北京知青看押起来，以震慑其他知青。1976年1月8日，听到了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但知青们早已被这排干折磨的麻木了，听听就过去了，基本上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1976年春节
工地上连续干了36小时
最痛苦，最难熬的是1976的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这两天，准确的时间是1976年1月30日和1月31日。已经在滴水成冰的工地超负荷的劳动，在马棚、凉房里煎熬了两个多月的知青们已经是要多烦就有多烦了。明天就是除夕了，分配给我们分场的工程已接近收尾，但没有最后完工，也没通过验收，我们无法回农场过春节。就是让我们先回农场驻地去过春节，等过完节还得扛着行李，重新返回工地，接着干完工程，来回折腾也无法承受。如果在工地上放假过春节，除夕之夜睡在马棚里的日子还不如在工地上干活儿。参加总排干施工两个多月时间里，知青们没有休息过一天，新年也没有休息。也没有人要求休息，因为根本也没有地方休息。分场的领导和知青们一致做出了最悲凄的决定：既然没法过年，就索性不过了。不管是除夕还是正月初一，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不管用多少时间，白天不收工，夜间不睡觉，连轴转，连爆破冻土层也不用了，一直干到验收合格，然后回农场。不知道别的分场是不是这样，我不太了解，反正我们分场是这样决定的。做出这个决定确实是知青们自己的选择，也是无奈的选择。若不是当地政府、农管局的那些极左的和比极左还左的酷吏们这样胡干、蛮干，知青们怎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1976年1月30日，那天是除夕，从早上5点多开始，我们就来到工地上干活儿。大家齐心协力，只想尽快将活儿干完，没有人偷懒。累极了，也不敢停下，因为停下只会更冷。夜间施工，天气更冷，整整一夜，一群机械的、麻木的、无助的知青们，在工地上无声无息地挖土，挑担，整修渠背……寒夜中，又累又困，但谁也不敢睡，靠在渠背上全是冻土块堆成的斜坡上，躺几分钟，暂时歇一歇还行。在零下一二十度的寒夜，就是谁真的睡着了也得把他（她）叫醒，否则会冻死，出人命。一直到第二天，已经是正月初一了，人们依然在拖着沉重的、已走不动路的腿，机械地挖着，挑着，挪动着……直到正月初一的中午，总算把活儿干完了，验收也合格了。万分疲惫，连话都懒得说一句的男女知青们，已经在这工地上挖土、挑筐，连续干了36个小时……1975年春节让人终生难忘。因为有战友在办理病退复查期间病故，全连知青在大年初一开的追悼会。1976年的春节更让我们终生难忘。从除夕到正月初一，我们分场全体施工人员在巴盟总排干工地上拼死地劳作了36个小时。内蒙古，巴盟农管局，巴盟总排干，留给我和我的知青战友们的就是这样惨痛的记忆。记得很清楚的是，从巴盟总排干工程回到农场后，拆洗被子时才发现，两个多月的时间，白色的被里再也洗不出原来的本色了，因为实在是太脏了。1976年3月，我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永远地告别了在内蒙古上山下乡的日子。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曾经的排干工地，不是巴盟总排干
作者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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