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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郭孟伟：群体大械斗，乌兰布和荒原上的血腥一页
作者简历
郭孟伟，68届初中生，1969年从北京31中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做过农工、汽车修理工、拖拉机驾驶员。1976年病退回京做工，1978年秋考上大学。毕业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悲怆的六·二九
内蒙古兵团一师四团的一次事件
1974年6月发生的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各地知青大规模群体打架，导致多人重伤，现役军人鸣枪制止，最后大批各地知青出走上访的事件，距今已近50年了。当年开着汽车，赶着马车，拎着板砖、镐把、铁棍在四团团部打架的知青们，如今都已是70岁上下的老人了，可以说是饱经风霜了。
白头老翁在，闲话说年轻，当我们用过来人的眼光再看当年的争斗，我们只为当年的年轻、幼稚、轻率和鲁莽，为我们多舛的、悲怆的命运而痛心、而感叹。
阴山脚下，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十连曾经的营房
1974年6月。
在阴山脚下、乌兰布和荒漠的艰苦生活中渡过第五个年头的知青们人人都已长大了5岁，年纪最小的69届北京、天津和上海（70届）知青的平均年龄也已超过了20岁，毛头小伙儿们个子长高了，肌肉更结实了，当然，他们的头脑中叛逆和血性的荷尔蒙也比以前大大增加了。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亦兵亦农的体制已持续了5年，“共产主义萌芽”发育的结果是效率低下，以粮为纲、毁林开荒、不计成本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关于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命运也已开始有一些传言。知青们对多年的高压式的军事化管理已开始厌倦和反感，随之而来的是纪律涣散和人心涣散。上大学的，参军的、有门路的，人们开始以各种方式离开兵团。连队里每离开一个人，都会让剩下的人已经很脆弱的神经经受一次巨大的震动。
经历了1971年913事件之后，知青们已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和认识问题，但对于国家、对于自己未知的命运还是很迷茫，谁也不知道自己还会在这荒漠里再呆上几个五年，或许是一辈子，虽然“扎根边疆”依然还是喊在嘴上的口号，但内心里却是极度的苦闷与彷徨。兵团可能转交地方、现役军人将要撤离（1975年10月现役军人全部撤离），知青也将改为农场职工，在管理方面也已出现不同程度的松懈，更使各连队兵团战士们军心不稳、士气低落。对艰苦环境和枯燥的精神生活的厌倦、对未来和前途的绝望、都已达到知青们能够忍耐的极限。
危险的情绪随时都可能宣泻，只是需要找到一个临界点，乌兰布和沙漠中积聚和酝酿着风暴，6.15事件和6.29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组建初期，阴山脚下，各地知青们居住的简易工棚
6.15事件和6.29事件是如何引起、如何发展到后来那样严重的事态？必须理清一个来龙去脉。
如果说6.15事件和6.29事件的引发与一只脸盆的被摔有关，恐怕有人不相信，但事实上确实是这样。一些重大事件发生，都是一些小的矛盾逐步积累起来的，其前期的动因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在6.15事件和6.29事件的前后，大约从1973年以后，不少连队都已发生了在兵团前期不太可能出现的纪律松散、打架现象等。有的连队知青因一些生活小事产生矛盾，比如一个知青因一时口角打了另外一个知青一个耳光，挨打的便找来同乡一起藏在门后，等目标一进门，两人一起上，用镐把从脑后将对方打成严重脑震荡。
我自己在四团九连就因制止一次打架而曾受到过连队领导的表扬，那是天津知青与上海知青打架，一个身高1.85米的天津知青一手一把挥舞如刀一般锋利的铁锹（铁锹是我们的主要劳动工具，在长期生产劳动使用过程中都已磨得如刀一样锋利），被我抢下来并把打架的人拉开了。
各连队对这些打架的事件苗头虽然也有处理，但这些个案的处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年轻人们不可能长期、无休止地过这种准军事化的生活，知青们都是在很小年纪就经历过文革打打杀杀的教育、喝过“狼奶”的人，心烦、火气又壮，再加上哥们义气和老乡观念等因素，一旦管理上有空隙，打架的苗头就开始出现，这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大约在1973年底或1974年初的某一天，也就是在6.15事件和6.29事件之前约半年左右，在四团十连，这个建在阴山山坡上的连队。一个天津69届女知青去锅炉房打水，因洗脸盆被摔了一下这样的小事与烧锅炉的一个北京69届知青发生口角，引起平日里积累的各地知青之间矛盾的激化，造成小范围的天津知青与北京知青的对立。
此后，10连的天津知青们从团部木工厂和四团九连找了帮手，“长途奔袭”到十连 ，“教训”了这个烧锅炉的北京知青一顿，据说当时打断了他一只胳膊。挨了打的北京知青岂能善罢甘休，于是便又到二、三、四、十连找了一些因同学、同乡关系而相识的北京69届知青，跑到团部木工厂打架。都是20岁的毛头小伙儿，下手没轻没重，抡起椽子当木棒，当场把木工厂一天津知青的腿打断。
这一事件，看起来与一些连队里当时已出现的用镐把、铁锹打架的情况差不多，但发生在十连和团部木工厂的这一打架事件至少已发出了这样的信号：四团知青打架已开始超出局限在某一个连队的范围，并有引发北京、天津、浙江等地知青矛盾，向跨连队发展蔓延的趋势。
这一事件与后来的6.15事件和6.29事件也有一定的联系，因为参与这起事件的一些二、三、四、十连的北京第二批69届知青后来就是6.15事件和6.29事件“交战”双方中的一方的主要骨干。
这些本来就认识，又经过一起打架“考验”的北京69届小伙子们关系更加密切，成为后来所谓“跨连队小集团”的基本队伍。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阴山脚下或离阴山距离很近的二、三、四、十连几个连队的北京知青，所以我把他们简称为“山”方。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组建初期，知青们就住在临时搭建的简易工棚里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从1969年初组建，先后接收了北京、浙江、保定、天津、山东、呼市、上海等地近3000名知青。北京知青共有三批，第一批北京知青是1969年4月到兵团，全是老三届学生，年龄相对大一些。第二批北京知青是1969年9月到兵团，第三批北京知青到兵团时间就更晚了，第二批和第三批北京知青中除少数人外大部分都是69届学生。
69届知青是知青中的小字辈儿，他们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还是小学生，上山下乡也是“连锅端”，几乎全部分配到内蒙古和东北两个建设兵团。他们在北京上学是就近划片录取，住家都在一个区域，有的就是邻居，甚至小学、中学都在一个学校，而到四团的天津知青则全是69届，并且全是一个中学的同学。晚一两年到四团的上海知青都是70届的。
相比较而言，69届知青是知青中接受文化教育最少的群体，70届的上海知青就更不用说了，离开家乡到建设兵团时，69届、70届的知青绝大部分只有16岁。“山”方人员基本上全是北京籍69届知青，这些毛头小伙子们难免年轻气盛。
1974年6月15日，几个“山”方的小伙子们到四团机运连给马车轮胎打气，当时只有机运连有电动气泵打气，主要是给汽车和轮式拖拉机轮胎充气用的。后来他们到四团机运连搞营建的脱坯工地上，在此之前双方是否有什么过结，目前还搞不清楚。山方其中的一个人在浙江知青XXX身旁停下，拍拍肩膀，问：“你叫XXX？”该浙江知青刚回答说“是！”一个耳光便打了过来，接着又是第二下，XXX鼻子被打出了血。挨打的XXX跑到连队宿舍，叫来了同乡和好友，又追到机运连宿舍后边的沙丘上，将对方也打了一顿。这一事件，成为引发1974年6月集体打架事件的直接的导火索。
阴山脚下，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十连曾经的营房，如今已是一片废墟，现已划归磴口县
由于知青来自全国不同的城市、地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连队知青中一直都存在着地方性、老乡观念等问题。只是因头几年军事化管理相对严格，经常有针对性地抓住苗头批评教育，有效扼制了这方面问题的发生。但经过五年军垦生活的年轻人，就是当兵也都是“兵油子”了，想法比过去多了，已经不那么好管理了。“战端”一起，双方“梁子”就结下了。
各人都有老乡、同学、朋友，对同乡被打首先表示不平的是浙江知青的老乡们，由于各方面矛盾的纠葛以及一些其他的因素，机运连的各地知青包括有的现役军人领导干部也很激愤，一些知青和干部们商议后决定采取“以牙还牙”“回击入侵者”的对策。
1974年6月的一天，“山”方再次到机运连，想拿走机运连知青自制的克朗棋盘等。这时机运连的人已有准备，“严阵以待”的机运连官兵手持各种“兵器”一齐出动，并且还“追击”到连队外面沙丘上打了一架。“山”方的人虽然退去，但矛盾并没有解决，反而更加剧了对立，而且这种对立已升级，已不再是“山”方与机运连某一个人，几个人的对立，而是“山”方与机运连一些人包括他们从各连找来的部分其他连队知青老乡们的对立。
在克郎棋事件中已经发生了双方的打斗，这些事情又加深了机运连部分知青的不满，这些矛盾和其他一些个人恩怨还有领导层的失控等因素纠缠在一起，与“山”方对立的、以机运连部分各地知青（其中也有北京知青）和其他连队部分浙江、天津知青为骨干、受到机运连现役军人领导支持的机运连一方也已经形成了。
“山”方与机运连一方的对峙有升级的趋势，打架事件有进一步扩大到全团其他连队人员的可能。四团党委的现役军人领导们已察觉到这些问题，并也开始做双方的工作。但也许团党委领导们没有意识到事态会发展到后来那样的严重，也许事态演变发展让人有些措手不及，反正从四团领导层来说，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并没有把打架事件控制、制止在萌芽状态，尤其是有个别的连队一级的领导还支持和参与了这场打斗，从而使事态更加复杂并逐渐失控。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组建初期，知青们在居住的简易工棚前合影
从6月15日以后，“山”方与机运连的人曾发生过局部的、小范围的“遭遇战”。据说“山”方的几个小伙子曾在机运连的配件仓库里与机运连的现役军人领导面对面的对峙，后来被人拉开了。
论双方“实力”对比，从人数上说，“山”方核心人员不过一二十人，但他们关系紧密，年轻，讲哥们义气，天不怕、地不怕、下手也“狠”。他们中有几个是各连做看青（地里庄稼快到收获季节时防盗）工作的，有的还有马（看青工作有的需要骑马），而且有木头棒子（镐把）。按他们的说法是：我们虽然人少，但是“玩儿命”。
作为对立面一方的机运连一方则除少数人之外，全连很多人对都对“山”方的“入侵”不满，虽然不满并不等于大家都要选择用打架的方式解决问题，但还是有一部分人是积极主张“武力对抗”的“主战派”，机运连的现役军人领导开会作动员，同时还有一些来自其他连队的部分浙江、天津籍知青参与其中。
说实话，机运连一方虽然人数较多，但这一方大部分人都不是打架之人，只是由于一时冲动等种种原因暂时集合在一起。尤其是那些女知青们，就更是充个人数，真打起架来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弄不好还会起反作用。
双方“剑拔弩张”，都在做相应的准备。
以北京69届知青为主的“山”方开始从二、三、四、十连等连队调兵遣将，召集各路兵马，开进他们的临时“据点”——团部卫生队安营扎寨。
而此时的机运连也已全部进入“战时状态”，除少数人外，人人手中有“武器”，连女生都发了安全帽和铁棍、镐把等，女生宿舍每个房间准备了石灰和坚固的顶门柱。机运连宿舍房顶上安装了四部汽车电喇叭，连队周围设有固定岗哨和巡逻哨。在从各连召集老乡“援兵”的同时，机运连甚至还组织进行了两次“实战演习”。
1974年6月29日，这一天注定成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各地知青战友铭记的日子。
上午11时左右，按预先制定的行动计划，机运连的一干人马直奔团卫生队。当他们走到团卫生队大门口约五米处时，卫生队的院门突然大开，五六个“山”方的小伙子冲了出来，个个手持砖头、棍棒，卫生队内用砖砌的一个取暖火炉被踹倒，“山”方每人手持两块板砖作为武器。“山”方人员用板砖将一浙江知青拍得满头是血，而同行的其他浙江知青则挥舞七节鞭等，吸引目标，逐步退到团部路口。
这时，已安排好的机运连的汽车已满载“援兵”准时赶到接应。汽车在团部路口处时，四团当时的现役军人政委陈学田同志站在汽车前面，阻止汽车开过去。他高喊要求战士们退回，并且说：“除非你们的汽车从我的身上轧过去”，但机运连一方的知青们依然跳下汽车“参加战斗”。“山”方见对方援兵已到，开始向团卫生队方向退却，一直退到卫生队后面大沙包上。机运连一方则乘势追击，在大沙丘下围成大半个包围圈，占据上风头，扬起黄沙。
据说当时“战况”有些近似于古代冷兵器时代的打斗，同时还加杂着叫骂。虽一方人多，一方人少，人少的“山”方在沙丘之上，人多的机运连一方则在沙丘下上风头形成半包围状态，但并没有一方能取得明显优势。这场冷兵器交战最后在陈政委等四团领导一再劝阻下双方才脱离接触。
一场打斗之后，双方都有一些伤员，有些可以在团部卫生队包扎处理，但双方还各有一个重伤员，一个是脑袋挨了一棒子，一个是脚髁部挨了一铁棍。两个重伤员后来都由机运连的同一部解放牌卡车送往位于临河县城（现在是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解放军279医院，这是当时离四团距离最近的好一些的医院。
从四团团部到临河，距离是69公里，当时的路况不太好，其中有43公里还是沙石路，汽车开到目的地需要颠簸两三个小时。也许是认识到救助伤员要紧，双方的重伤员及护送人员虽乘同一辆卡车，但在车上并未发生打斗。
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团部附近，八连海子和阴山
双方伤员到临河二七九野战医院治伤时，一个年纪较大的现役军人女大夫，一边治疗处置，一边询问他们是怎么致伤的。当听说这些傻小子们都是打架造成的重伤，气得老太太当场痛斥这些对自己的生命和身体都不负责任的知青们，连给他们缝合伤口时都没打麻药。当然，也可能确实是情况紧急，顾不上打麻药了。
6月29日下午三四点钟，送走了双方重伤员的机运连一方与“山”方在原四团团部小卖部前、团部大礼堂旁边再次对峙，一场恶战又要发生。机运连一方开着汽车，双方还都有从各连赶着马车支援的各地知青。机运连一方头戴安全帽、手中有铁棍、铁锹、镐把，七节鞭等，他们的援兵主要是浙江、天津知青。“山”方手持镐把、板砖、他们的援兵主要是二、三、四、十连的北京知青。
情况紧急，事态严重，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谁也不知道这场打斗将如何收场。
在这关键时刻，四团陈学田政委等团党委领导和一些现役军人干部又一次赶到现场，站在对峙双方中间，分开人群、制止打斗。
看到情况紧急，四团现役军人团副参谋长王忠断然掏出五四式手枪，连鸣三枪示警。在三声枪响的震摄和四团现役军人领导的严令下，打斗双方撤出了“战斗”。
从6.15到6.29，短短十几天时间，打架已成为基本波及全四团各地知青和全四团大部分的连队、成百人卷入的群体性事件。面对成百个积郁怨气、双方水火不容的年轻人，即使四团陈学田政委等现役军人领导像救火队员那样英勇，这时也已很难再扭转局面了。
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团部，现在是巴巴彦淖尔市太阳庙农场场部
1974年6月29日，入夜，四团党委领导正针对白天发生的严重事态连夜召开紧急常委会，研究如何处理和应对6.29事件。一些消息传到机运连，大多都不妙，有人说双方都得关几个禁闭。
这一夜，机运连人声鼎沸。1974年6月30日清晨四点钟，从机运连开出两部解放牌卡车，先后有61名北京、浙江、上海、天津、保定、济南知青，踏上了不辞而别，回家告状之路。
汽车是倒着开出机运连的，四团政委等团、连首长拉着汽车保险杠，劝阻大家不要走，但被汽车拖倒在地上……
在临河火车站，知青们撇下汽车，登上兰州到包头的火车，然后再辗转换车，浙江知青们一直赶到杭州，找到浙江省委办公室，北京知青也到北京农业部上访，事态影响扩大到知青的家乡政府及更高层的政府部门。
当天，四团机运连大部分人员出走，只留下12人留守，据说曾有6个人到团部找陈学田政委，要求保证人身安全，但第二天剩下的人也出走了。
全团的柴米油盐和生产资料都要靠机运连来运输，一场打斗，严重影响了全团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后来，参与打架的“山”方人员也都回了各自的家乡。
此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师部两级工作组进驻四团。四团领导也派出专人分赴北京、天津、上海、温州等地，动员知青返回四团。
新修建的临策铁路（北京到新疆铁路的一段），在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设立车站，站名仍叫四团
经过有关方面和四团领导派专人做工作，出走的知青全部又都返回了四团。北京知青在京一共呆了26天，浙江知青还要长一些。
6.29事件的结局是“山”方那几个领头的北京69届小伙子被处以行政记大过的处分，个别现役军人也因此事件受到处分。
6.29事件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知青悲剧性命运的历史轨迹上留下血腥的一页。
快50年了，当年在6.29事件的当事双方已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拼搏努力，回城、就业、结婚生子，现在也已是爷爷辈儿的人了。
如今的白发老人，当年的血性都已消磨的差不多了。其实早在1994年，浙江战友参加四团战友在北京的聚会时，就曾专门找当年的打架对立一方的战友握手言和、“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1994年四团知青在北京聚会时，还看到当年的“山”方“跨连队小集团”的中坚人物、十连北京69届知青阮宝英，虽然还是那么大大咧咧的性格，但此时他已经成为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区刑警队的干部、共产党员了。而那些参加或目睹了6.29事件发生、发展过程的各地知青们也都在各自的生活道路上发展，经营着自己的家庭和事业，有的成了干部，有的成了企业家，每一个知青战友都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蜕变。
阴山脚下，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十连曾经的礼堂，现只剩下一个门，成为知青们旧地重游的“凯旋门”
回首当年知青打架的事，确实很荒唐，6.29这场争斗从一开始就注定没有胜利者。同是知青，同样在禁锢与苦闷中挣扎，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在这场无谓的争斗中，流的是知青的鲜血，伤害的是知青之间的感情，都是一个团的战友，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都是自相残杀，都只因争一时意气。
如果一定要要责备哪一个的话，我想最应该责备的是那个动乱的年代，是那些导致千万知青上山下乡的决策者。如果要找出我们自身的弱点和原因，那就只能怪我们那时太轻率、太年轻。
有人说这是我们为自己的成长所付出的代价。如果说这是一代知识青年在成长过程中为年轻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但这样的付出是不是有些太沉重?
如果不是处在文革动乱那样的大背景下，如果我们那时不是那么年轻，那么血性，如果那些只上过六年小学的69届知青们不失学，能多接受一点基础教育，如果那时人们的心态不那么消沉、沮丧、颓废，如果能让知青们看到一点一丝的希望，甚至如果是在兵团组建的头几年，6.15、6.29流血事件可能就不会发生。
在疯狂的时代，什么疯狂、荒诞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庆幸的是，现在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正常的，重归理性的时代。
2009年8月3日，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各连知青重返旧地，在四团一连附近乌兰布和沙漠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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