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是第十一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旨在纪念二战期间遭日军强征沦为慰安妇的女性受害者。
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和军部直接策划、各地日军具体执行实施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日军“慰安妇”受害者不分种族与国界，凡日军铁蹄所至，不计其数的各国妇女惨遭蹂躏。那些永不消逝的记忆及无处安放的伤痛，成为日军强征“慰安妇”的累累罪证。据不完全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有40万名中国、韩国、菲律宾、印尼等国家的亚洲女性被强征为慰安妇，其中包括逾20万名中国女性。
今天我们转载的两篇文章，第一篇据《最后的“慰安妇”幸存者》摘编。本节目系《凤凰聚焦》摄制组先后历时时间2个月，行驶超过2000公里，深入湖南多地，直接采访了6位受害者、4名专家以及十几位见证者，累积4K素材超过2t，抢救式地记录下这群平均年龄95岁老人们的故事。
第二篇转自《被折断的花朵：八个荷兰“慰安妇”的伤痛回忆》。本书以回忆录形式再现了不为中国人所知的荷兰慰安妇问题，她们的悲惨遭遇真实还原了日本军国主义肆意践踏人权的战争罪行，是日军性犯罪的历史见证。书中对日本军队强征慰安妇制度、巴达维亚临时军法会议、三宝垄事件等相关历史资料和文献的首次披露，极大地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是日军罪行证据链中的重要补充，为日本侵略罪行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史料，学术价值巨大。
文 | 凤凰卫视
来源 | 凤凰网
1943年春夏交接的一天，日军来到华容县（今隶属湖南省岳阳市）袁家咀扫荡，当时年仅7岁的张二英跟两个小女孩在家门口玩耍。突然，她听到枪响，看到很多人跑了过来，原来是日军在村里抓妇女。同村的雷金二见状拽着张二英就往地里跑去。雷金二将张二英藏在路边的水沟里，盖上稻草，自己却被日军抓走，带去了设在当地的慰安所。2022年7月，98岁的雷金二去世了。前来祭拜的张二英也已经86岁高龄，“就是这个去世的婆婆，抓住我的衣服，就往沟里一摔。”被带去慰安所的雷金二受到了野蛮对待，每天都有数量不等的日军对其施暴。十几天过去了，雷金二的父亲得知女儿被关在“慰安所”，变卖了家里的渔船将她赎了出来。父亲告诉她，不要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雷金二老人的妹妹雷金莲今年已经93岁，同样是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下的受害者。在日军侵略中国之前，姐妹俩也曾有过一个幸福的童年。洞庭湖水静静地流淌，湖面升腾的水雾，父亲洒下的渔网，风掠过湖面的声音，都是雷金莲姐妹童年的回忆。日军的入侵改变了她们人生的轨迹。
雷金莲老人：
“日本鬼子在这里侵害了两年，农民都没有办法种作物，田都荒了，没有种田。日军一来就害怕地跑。”
岳阳沦陷后，日军与中国军队在湘北地区展开拉锯战，华容作为岳阳西面通往常德的通道，是日军扫荡的重点。雷金莲回忆起十多岁时，日军是如何把她抢走的。雷金莲老人：
“当时日军到我家里来，我姐姐出嫁了，没有在家里了。来了两个日本鬼子把我抓去了，他们身上挎着很长的刺刀，枪也很长，身上一边挎一个东洋靴，外八字走着路。两个日本人长得蛮黑，跑也跑不赢他们，很吓人。爸爸妈妈也保护不了我，一下子跑得妻离子散，各顾各的。”当时被抓住的雷金莲回忆自己被抓到了一个类似碉堡的地方，“插旗码头有个小马路，修的碉堡有我房子这么高。日本鬼子就呆在上面端着枪监视，在碉堡上面放哨。”继姐姐雷金二之后，雷金莲也被日军抓住关押在洞庭湖边的插旗码头。在她的记忆中，每天都有日本军人对她进行非人的折磨。时年13岁的雷金莲在日军的慰安所里被关押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除了哭，无能为力。父亲再一次变卖家产，通过当地汉奸组织“维持会”将雷金莲赎了出来。雷金莲老人：
“当时我的爸爸妈妈都告诉我随便跟哪个人都不能讲。如果讲了的话，我就嫁不出去了。如果知道日本鬼子把我抓过去了，其他人都不会要我了。”长达一个月的非人折磨，让雷金莲失去了生育能力。抗战胜利后，16岁的雷金莲嫁了当地一户姓陈的人家，因为无法生育，不久后她又改嫁了隔壁村。雷金莲姐妹决定将秘密一直保留下去，永远不跟人提起。2021年，当地调查员陈先生在探访张二英的过程中，偶然听她提到雷金二为了救她却被日军抓去做慰安妇的故事。原来，张二英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救命恩人，她一直在寻找着雷金二。战争结束七十多年后，两位老人得以相见。此后，雷金莲、雷金二姐妹才开始向外界提起当年受害的故事。
雷金莲老人：
“日本应该向我国人民道歉，我自己不会接受道歉，他们害了我一辈子。”
根据亚洲慰安妇女性基金披露的调查报告，日军侵华期间，在长江沿岸修建了近130个“慰安所”，其中在华容县就有两所。在岳阳的北大门临湘，85岁的老人黎祖训带领大家寻找到了慰安妇旧址。
日军侵华见证者黎祖训老人：
80年多过去了，日本人修建的建筑大多已经不复存在。在距离京广线25米的密林里，我们找到了日军修建的了望塔。由钢筋混凝土构成的了望塔分上下两层。塔上的弹孔说明了这里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斗。1938年11月6日，中国军队为了阻挡日军南侵，炸毁了位于临湘的羊楼司铁路大桥，与日军形成对峙。据老人回忆，在千针坪这个人数不多的小村庄，日军修建了司令部，“慰安所”就建在了司令部旁。黎祖训找到了当年慰安所的位置，时过境迁，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块空地。距离千针坪几公里外的聂市，日军将84岁老人何仁炳的爷爷留下的三层祖屋拆成了两层，并把这里变成了临时“慰安所”。
岳阳地方志专家何培金 ：
“当时他们日本人也是保密。他们里面的‘慰安妇’有从外地带来的也有在本地找的。”1938年11月11日，岳阳沦陷。日军分水路、陆路进驻这座湘北重镇，开启了长达6年零9个月的殖民统治。
抗战文史专家 邓建龙 ：
“这个中阳关，就成为了日军的海军舰艇俱乐部，实际上就是一个变相的‘慰安所’。”日本海军在城陵矶设立“慰安所”的同时，日本陆军在市内多处也开辟慰安所。邓建龙老师是抗战文史研究专家，经过他的走访，目前岳阳市区还剩下一处“慰安妇”旧址保存着当年的痕迹，那就是1902年由美国传教士海维礼在岳阳兴建的普济医院门诊楼。
抗战文史专家邓建龙 ：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人就撤走了。撤走以后普济医院就被日本人占了。日本人就把这里当作了‘慰安所’。”另一处曾经被日军充作“慰安所”的建筑，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民宅。二楼110平米的空间，依稀能看出来当年的规模。虽然建筑历经数次翻修，但4平米大的隔间和红杉木楼梯，仍保留着最初的模样。留存至今的“慰安妇”受难床见证了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刊登于1940年2月24日的《新华日报》披露，来到“慰安所”的女性在体检以后都登记造册。除了本名，还要取一个日本名字。日军将妇女分为甲乙丙三等供他们发泄。
岳阳老城慈氏塔旁，居住着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又一位受害者彭竹英老人，今年已经93岁了。1938年农历七月。住在城里的彭竹英一家发现，日军炸弹扔下以后并没有爆炸，一股强烈气味在她居住的巷子里弥漫开来。“闻到炸弹的气味，我就眼睛不舒服，脑袋痛。发高烧，全身发冷。”20天后，彭竹英母亲和6个月大的弟弟彭和申在痛苦中相继去世，年仅9岁的彭竹英双目失明。岳阳沦陷后，为了躲避日军。父亲和哥哥带着彭竹英和姐姐彭仁寿逃往乡下避难。1941年的一天，大姐彭仁寿在后山上砍柴被扫荡的日军发现，惊慌地逃回家中。第二天，日军带着汉奸苏沈清来到排行李村，要求交出“花姑娘”。彭竹英老人：
“（他们）拿着步枪就对着天上打，要求交人出来，不交人出来就放火，把屋子烧了，把几十人都杀了。”在日军的胁迫之下，姐姐彭仁寿被带去了位于郭镇的“慰安所”。半个月后，彭仁寿老人被折腾得昏死过去，接着，日军就捅了她腹部一刀，把她扔出了“慰安所”。被村民们救回家的彭仁寿已经是奄奄一息。彭竹英老人：
“日本人走了，我们就把她抬回来，给她灌生姜水，血还是不止。我的爸爸就找了做草药的人给她敷药，那时候只有做土丹方的人，敷了药才把血给止住。”晚年的彭仁寿老人在养老院中度过。2017年，老人才将自己在慰安所的遭遇，向家人和养老院的工作人员说起。2018年彭仁寿带着遗憾，在妹妹陪伴下去世。彭竹英老人：
“那时候村里比较封建，讲出来怕被笑话。受害的事都没讲，哥哥都不知道。哥哥要去世的时候才跟侄儿提起，两个姑姑受了难。哥哥说日本人我是够他不到，不然他要杀他们几刀。”1944年，日军再次来到排行李村进行扫荡。年仅14岁，双目失明的彭竹英被日军用枪托打断了脚趾并掳走，押进了位于郭镇的“慰安所”。
彭竹英老人：
“1943、1944年大约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我只有14、15岁，日本人把我脚趾剁断了两根。拿着个枪托打我，剁到我坐到地下不动了。”双目失明的彭竹英在“慰安所”里度过了人生中暗无天日的十几天。随着湘北战局的改变，日军撤出了郭镇。一位女村民得知日军撤走，回家清理东西的时候，发现了蜷缩在角落的彭竹英。双目失明，永远失去生育能力，战争的伤痛在彭竹英身体和心理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彭竹英老人：
“我希望日本政府向我们道歉，我听收音机才知道日本政府一直没有反省道歉，我希望各个国家受害者联合起来，让日本政府正视历史，为我们受害者讨还公道。”
湖南平江，出生于1936年的易菊莲是新确认的慰安妇受害者中最年轻的一位。1945年初夏，日军在长沙县王板洞扫荡，父亲带着9岁的易菊莲逃难，遭遇了日军部队。
易菊莲老人：
“两个人（把我）关到老屋那边去了，我流了很多血，很多眼泪。”十几天过去了，一天夜晚趁日军看守松懈，易菊莲带着流血的伤口逃离了“慰安所”。回到家，父亲给他请了郎中，经过治疗，她的身体才得以恢复。解放后，易菊莲嫁到了平江，生育2男2女。如今过着平静的生活。今年91岁的沈美英，来自湖南长沙县，患有先天性聋哑。经家属同意，我们用化名来讲述老人的遭遇。70多年前，日军从岳阳向长沙推进。父亲嘱咐她赶着全家最重要的家产——一头牛去躲避日军，哪知在村口的钟馗庙前，与日本兵撞个正着。日本兵将沈美英拖入了钟馗庙，实施了暴行。这座钟馗庙成为了日军的临时“慰安所”。沈美英和其他几个被抓来的妇女在这里被日军欺辱。后来，日军撤出长沙，沈美英才得以逃离。当地村民在另外一个山头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沈美英。因为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沈美英终身未嫁。这些年，一直跟弟弟一家生活。
沈美英弟弟：
“我的哑巴姐姐能不能出得了这口气，想跟日本政府讨回这个公道。”另外一位老人，今年96岁的欧阳莲，仍然会做些农活。在欧阳莲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人生轨迹因为日军的入侵发生了改变。1941年10月，有一路日军经过欧阳莲外婆家所在的村庄，当时只有14岁的欧阳莲因耳朵听不见，没能及时逃走，被日军抓走带去汨罗方向的“慰安所”实施暴行。十几天后，欧阳莲从慰安所里出来的时候，她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在得知妹妹受辱后，哥哥参加了游击队。1945年日本投降后，欧阳莲嫁给了隔壁村的一户人家。如今欧阳莲与养子相依为命，对于改变自己命运那段历史，她也不愿意再次提及。2022年，内地登记在册的二战侵华日“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仅有16位还在世。这包含了最新确认的两位湖南老人，而这个数字终会归零。今年3月，韩国“慰安妇”受害者李容洙老人，在我们寻访到的彭竹英老人以及多国受害老人的支持下向韩国法院提出联合日本法院共同向国际法庭提交了诉讼请求。希望或许渺茫，但这却是受害老人们可能等来道歉的最后的希望。对这些幸存下来的老人来说，那场战争并没有结束，来自身体与心灵的伤痛难以终止。但我们希望将她们的记忆记录下来，永远不要忘记。
文 | 高芳芳
来源 | 《被折断的花朵》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迅速南侵，占领东南亚的大片领土，包括荷兰女性和荷印混血女性在内的很多白人女性沦为日军“慰安妇”。生活在旧荷属东印度时代的埃卢娜便是其中的一名受害者。
那一朵鲜艳的花蕾，含苞欲放
渴望长大，将花蕊迎向明媚的阳光
曾经一心祈求在阳光下绽放
但是，那美丽的花朵却被血红的太阳残酷地摧残
摧残、摧残、摧残……
旧荷属东印度曾经是荷兰人的殖民地，埃卢娜在那里度过了美好的青春。她和父母、哥哥一起居住在东爪哇的港口城市苏腊巴亚，他们全家还经常一起到离苏腊巴亚不远的特莱泰斯度周末……
本该拥有美好人生的埃卢娜，在被抓到日军的“慰安所”之后，开始了噩梦般的人生，她被那些军人一次次地凌辱，长达数月之久。埃卢娜如同一个没有意识的木偶，支撑着她活下去的最好办法便是回想苏腊巴亚灿烂的青春，以及特莱泰斯美好的周末。即使战争结束，那段伤痛的记忆依然折磨着她。
1944年4月的某一天，18岁的玛露塔带着东西准备去售卖。半路上，她被日本宪兵抓走，进而被运到了日军在东爪哇设立的海外军用“慰安所”。从那时起，玛露塔和其他姑娘像是被放在传送带上一样，每天都要被数十个日本兵强暴。
大概一年后，患上性病的玛露塔对日军已失去价值，历尽磨难后回到家中。然而母亲、继父以及继父的女儿，都不相信玛露塔是被日军逼迫的。
给日本人当娼妇的女人，就在这儿。
这句话是玛露塔继父的女儿在玛露塔的葬礼上说的。从地狱中走出来的玛露塔，将自己的惨痛经历告诉了家人，不仅不被家人相信，反而还顶上“日军娼妇”的恶名，终其一生，都不被家人理解。
在弗洛勒斯岛日军“慰安所”，那些让她不得不忍受的强暴，以及因此而染上的无法治愈的性病，一生都在折磨着她。她再也无法相信男人，不想和任何男人打交道。她一生都与男性绝缘，终身未婚，并且和家人断交。
二战开始前，埃伦和她的父母、哥哥、妹妹一起生活在东爪哇省任抹县的一个小镇上。年少时的她在那里有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942年的3月1日，日军从三个地点开始登陆。荷兰皇家军队没多久就缴械投降，紧接着在部队服役的埃伦父亲就沦为日军的俘虏。埃伦与母亲、哥哥、妹妹虽然留在了任抹县，但不久后他们也被关进了集中营。
1944年2月26日，埃伦和其他女孩们坐上巴士被带出了集中营。在位于三宝垄的一座祠堂里，日本士兵用暴力强迫她们在一份文件上签字，直到后来她们才得知，在那个文件上签字就意味着姑娘们是“自愿”去“慰安所”的。
1944年3月1日，“慰安所”正式开业。从那天起，埃伦每天晚上不仅要接待日军军官，有时还得接待普通日本人，不时地遭受日军的粗暴凌辱。
日本投降后，埃伦一家返回了荷兰。埃伦当上了秘书，并结了婚，这是她人生中唯一的一段婚姻，可惜并不圆满。埃伦对于男性一直怀有深深的厌恶感，而且，她又被查出当时在“慰安所”里患上了性病。因此，她选择了离婚，并决定永不再婚。
提奈卡从中爪哇蒙蒂兰集中营被带到马吉冷的日军专用“慰安所”强迫卖淫时，已经30多岁了，是最年长的几个受害者之一。她战前住在苏腊巴亚，在一家酒吧兼夜总会里工作。她和一名荷兰的飞行员结了婚，可惜她丈夫在开战前的一次飞行事故中不幸丧生。
在“慰安所”里，提奈卡为了尽力帮助其他人，她就专门去接待那些难伺候的士兵和军官。战后回到荷兰，提奈卡选择了再婚，但她要不了孩子了。在日军“慰安所”发生的事使她的子宫严重受损，导致她终身不孕。她与第二任丈夫的婚姻也没持续多久，丈夫就英年早逝了。提奈卡总是贴身带着她的两位丈夫的照片。
提奈卡领取了“生活改善项目”的补偿金，但她并不愿意自己使用这笔钱，而是把大部分的钱分给了家人和其他人。几年后她得了一场病，她对好心的邻居太太说：“我死后，你们大可把我的遗体丢到垃圾场去。”2006年，高龄的提奈卡在孤独和贫困中去世了。
《被折断的花朵：八个荷兰“慰安妇”的伤痛回忆》作者 玛格丽特・哈默尔
作为历史证人的“慰安妇”，正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一个个离世。《被折断的花朵：八个荷兰“慰安妇”的伤痛回忆》中的埃卢娜、玛露塔、莉娅、埃伦、贝齐、提奈卡、路易丝、诺露切也都已经相继与世长辞。
她们仅仅是荷兰“慰安妇”悲惨命运的缩影，也是经历地狱般折磨的千千万万“慰安妇”庞大群体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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