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伟：国外应急语言研究的主要路径和方法 |《语言战略研究》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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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5期
专题研究：应急语言问题
作者简介：
张天伟，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句法学。
国外应急语言研究的主要路径和方法
张天伟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 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
提要
应急语言服务是突发公共事件处理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少国家在语言应急实践和应急语言研究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目前国外应急语言研究主要以服务需求和权利保障、语言翻译、语言形式、语言信息技术、媒体语言分析等方面为主要路径，运用文献对比、民族志和话语分析等方法，具有多学科交叉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特点。本文总结分析了国外应急语言研究的相关文献，并阐述了其对我国应急语言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
应急语言；语言政策；国家语言能力；方法论
应急语言[1]指的是在突发自然灾害和社会公共事件中，为政府和民众的各种防控监测、救援处置活动提供便利服务的语言及其实践系统，包括应急语言产品、应急语言服务、应急语言策略等。应急语言研究是应用语言学领域的一个新兴重要课题。应急语言服务是降低社会公共危机和灾害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人道主义信息活动（Humanitarian Information Activities）的核心组成要素，世界上不少国家已在这一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随着我国对突发公共事件处理和防控要求的提升，语言应急服务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应用语言学界的关注。尤其是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应急语言问题在加强国内医患沟通、防控国外疫情输入方面都凸显其重要性，也催生出一批相关研究成果。但国内对该领域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多在讨论其急迫性和必要性，在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上涉猎较少，研究还不够深入。而国外近年来的应急语言研究在领域语言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学科边界，融合不同学科理论，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语言应用议题，取得了不少可资借鉴的成果。本文聚焦国外应急语言相关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对其主要研究路径、方法和特点进行梳理和评析，以求给我国的相关研究和学科建设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一、国外的语言应急实践简述
对社会突发或重大事件进行应急处置，是社会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古今中外早已有之。但应急处置中的语言问题，则在现代社会才开始受到关注。一般来说，已有这类语言应急实践的国家大多有两个特点，一是灾害多发，二是经济发达，两者对应着语言应急实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目前，国外的语言应急实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应急语言形式的研制，二是对语言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
日本作为岛国，地震灾害频发，因此对应急语言的研究开展得较早、较充分。早在1978年，该国就开始研制“简易日语”。大阪、神户大地震后，日本弘前大学成立了“应急日语”研究会，发表了两项成果，即“应急日语1”与“应急日语2”。以此为基础，京都府制定了“外国人防灾指南”，德岛县国际交流协会制定了“在地震中守护生命防灾指南”，仙台国际交流协会还使用“应急日语”开播了“SIRA多语言信息台”。此后，日本致力于将应急日语推广到日常生活中，并改名称为“简易日语”，收到了良好成效。此外，美国也有法律认可的“简明英语”（Plain English）。
第二个方面的语言应急实践在多个国家的政府文件中都得到了体现。[2]美国的《语言服务计划》（Language Access Plan）是少有的关于应急响应中语言服务获取问题的国家级文件。据该文件所述，美国为英语弱势群体提供了约50种语言的应急语言热线服务，还创建了一个名为“Disasterassistance.gov”的网站用于援助英语弱势群体的灾后重建。日本的《基本灾害管理计划》（Basic Disaster Management Plan）规定，各地方政府须开发应对灾害的信息交流系统，并保障有特殊需要的人群，如外籍人士的语言需求。日本政府2016年发布的《灾害管理白皮书》（White Papers on Disaster Management）中提到，日本总务省将投入12.6亿日元（约合1100万美元）致力于开发应用于灾害危机事件的自动翻译程序。在日本2017年的防灾演练中，大量的手机多语应用程序已投入使用，很多扩音器还采用了包括英语、汉语等在内的多语种语音自动识别和即时翻译技术，以帮助在日外籍人员更好地参与防灾训练。爱尔兰的《重大紧急事件的准备指南》（Guide to Preparing a Major Emergency Plan）中提及灾害信息的发布需要有盲文的版本，宜采用大号的字体印刷。2006年，英国的《应急准备指南》（Emergency Preparedness Guidance）和新西兰的《国家民防应急管理计划》（National Civil Defence Emergency Management Plan）也提及灾害信息的发布需要使用多种语言，以适应不同文化、宗教、民族和医疗人群的需求，同时要为弱势群体、多语社区和非英语母语者提供灾害相关的信息翻译服务。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在韩国暴发期间，韩国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为在本国的国际旅客和外籍居民提供关于疫情的多语信息（Lee，Sohn & Park 2016）。当年5月28日，韩国保健福祉部在其原有官方网站上发布关于疫情的英语简报；6月10日，韩国政府为应对MERS新建门户网站，同时采用韩、英双语发布疫情信息；6月12日，免费的英语疫情服务热线开通，后又扩展至包括汉语、日语在内的其他18种语言应急服务。此外，世界聋人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of the Deaf，WFD）和国际手语翻译协会（World Association of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s，WASLI）还联合编写了一本手册，关注听障人士在自然灾害或各类紧急事件中如何获取信息和相互交流的问题（WFD & WASLI 2015）。
从上述措施可以看出，国外语言应急实践主要是近几十年才开始实施，开展的国家也仅限于几个较发达的国家，涉及的内容和措施还不多，都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学界对应急语言的关注，是在现实需求和问题导向下进行的应用研究。
二、国外应急语言研究的主要路径和研究内容
国外应急语言研究是在国家应急语言服务能力欠缺的背景下，针对语言应急实践的不同情况和应急语言服务的不同需求，进行的学术性和对策性研究。近年来，世界性和区域性自然灾害（如洪灾、风灾、地震等）及社会公共危机（如瘟疫和恐袭等）频发，各国为应对上述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框架和准则，但是其中涉及应急语言服务的部分却较为缺乏，表述也很简略。如上述各国的措施中，爱尔兰的《重大紧急事件管理框架》（A Framework for Major Emergency Management）仅有一处提及危机当中的信息翻译问题。英国、新西兰等国的文件中并未就提供服务的主体和形式进行具体规定。在这种背景下，以问题和需求研究为导向，国外应急语言学研究逐渐开展起来，并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下面我们对此进行简要的梳理和介绍。由于应急语言研究的主要路径与其研究内容密不可分，我们将其合并阐述。
（一）应急语言服务需求和权利研究
国外应急语言服务研究特别关注如何保障语言弱势群体在灾害和危机事件中的语言服务需求。一般认为“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有视觉或听觉障碍的人士和老年人，二是母语为非该国主导语言的人群（O’Brien et al. 2018）。对第一类弱势群体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国际性或地区性的机构组织编写的专为残障人士和老年人服务的防灾应急指南或手册上。针对听障人士在灾害发展的不同阶段所需的应急语言服务，WFD和WASLI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如为应对灾害暴发，政府提供的应急准备信息应包含书面形式的简易语言版本，视频资料应翻译成国家通行的手语。灾害发生期间，在电视上播放或在线发布的信息必须翻译成本国手语并带有开放性字幕。灾后救援与重建阶段，必须以听障人士可接受的方式，即主要通过书面文字，如邮件、传真、短信等为其提供帮助。在提供咨询服务时，需配备专业的口译员。针对为听障人士提供应急服务的机构和个人，WFD和WASLI也提出了相关的语言服务建议，例如急救人员要熟悉听障人士的沟通模式，能听懂其口音（deaf accent）；急救中心必须尽快配备合格的专业口译员等。此外，Field（2017）研究发现“海燕”（Yolanda）台风登陆菲律宾前未能疏散适当区域人群的部分原因是缺乏基于当地文化需求的合格翻译。虽然国外已有相关应对措施和服务指南，但迄今为止，尚未见到有针对第一类群体语言需求展开的专项研究，这应成为今后应急语言服务需求研究的突破口之一。
母语为非该国主导语言的群体也是应急语言服务需求研究关注的对象。例如Park & Lee（2016）采集了2015年MERS暴发期间22位在韩外籍人士在获取语言服务等方面的体验数据，据此探讨了他们的个人体验和服务需求对于改进社工服务，尤其是语言服务的启示。在系列研究中，Lee，Sohn & Park（2016）继续聚焦在韩外籍人士因语言障碍在获取和疫情相关信息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需求，并介绍了韩国政府改进相关语言服务的策略，如同时采用韩、英双语发布疫情信息，开通包括英语、汉语、日语在内的19种语言的应急服务热线等。包联群（2020）以“3·11”东日本大震灾为个案分析日本针对突发灾害的多语言服务情况，介绍了具体措施和服务方式，并总结了政府在此方面的不足之处。
与语言服务需求研究相对应的是语言权利研究，如保障语言弱势群体的信息知情权问题。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投入了大量财力和人力保障有限英语能力群体（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t，LEP）的灾害危机信息知情权（O’Brien et al. 2018；Shiu-Thornton et al. 2007）。Drolet et al.（2018）分析了美国佛罗里达州受飓风灾难影响的移民工人在灾后恢复和重建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期从他们的故事中总结经验教训，并为灾后重建提供建议。研究发现，语言障碍（尤其是英语能力较弱）影响移民在灾后寻求帮助的意愿和能力。因此，作者提出除了使用英语之外，还要使用其他语言提供适合且具有时效性的信息服务，让所有人——不仅是那些会说英语的，还有不会说英语的人，都能获取灾后重建所需的信息。
（二）语言翻译研究
在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社会公共危机或灾害事件中的应急语言服务不断向多语化发展，“语言翻译”也因此成为各国语言应急服务的主要形式和应急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语言翻译也符合近年来倡导的一项人权理念，即在危机中获取关键和有效的信息也是人权的一部分。在美国、英国、爱尔兰、新西兰、韩国、日本等国的灾害应急指南中，均有为母语是非该国主导语言的人群提供翻译服务的类似表述和具体措施。在此背景下，应急语言中的翻译能力、翻译技术问题也日益凸显，不同学者从不同层面做了相关研究。
国外应急语言中的语言翻译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语言服务缺失所引发的消极后果和应对策略。例如，Bell（2017）探讨了用多语发布灾情信息的重要性问题。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席卷美国期间，在密西西比州的格尔夫波特（Gulfport），有七八十人因为没有及时撤离而死亡，原因在于撤离的信息没有用他们使用的语言——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进行发布。作者还从语言使用调查、口译人员配备、电话口译服务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O’Brien & Federici（2020）探讨了多语背景下应急语言翻译服务，即危机翻译的重要性问题。目前，翻译服务的提供（如发布与危机相关的多语信息）普遍停留在危机应对阶段，即危机发生过程中；而作者认为，应将语言翻译视作防灾工作和应急规划的一部分，贯彻于整个危机处理过程。Penn，Watermeyer & Nattrass（2017）分析了南非紧急呼叫的效率问题。在复杂的语言背景限制下，应急热线必须要解决语言不匹配的问题。
二是语言翻译在突发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如Cadwell（2015）以访谈的方式，讨论了翻译在地震新闻播报、核泄漏信息发布、政府应急响应程序中发挥的重要作用。Neaves，Wachhaus & Royer（2017）讨论了语言对于灾害的纾解作用，认为语言沟通和服务是灾害应对的重要组成部分。Tesseur（2019）通过采访无国界翻译组织（Translator without Boarder，TWB）的危机应对主管Ellie Kemp，进一步揭示了语言和翻译在危险地区，尤其是灾难发生的地方的重要作用。Ellie介绍，TWB除了提供翻译服务，还负责培训当地的笔译和口译人员，研究受危机影响人群的语言需求，提高人们对于危机情况下语言障碍的认识。
三是对提升语言服务质量的研究，如Skøt et al.（2017）从获取口译服务存在的问题等角度讨论了丹麦的听障人士在灾后寻求医疗和心理服务的对策建议。Ramirez，Engel & Tang（2008）对美国急诊科的语言口译服务进行了研究，他们通过比较说英语的患者和LEP患者在医疗语言实践中的不同情况，从患者满意度、医护保证、当前口译应用实践3个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研究发现LEP患者对医疗的满意度相对低，所获取的对疾病的解答内容也相对较少，随着专业口译人员的介入，患者的满意度有所提高。但专业口译服务的费用支出，是影响急诊科语言口译服务的最大障碍，作者对此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Cadwell（2020）认为危机翻译是一种语境丰富的翻译。王立非等（2020）和殷志平（2020）也对上述部分问题进行了述评，这里不再赘述。
（三）应用计算机技术和大数据进行语言服务
语言技术，特别是翻译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也是国外应急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主要的语言技术包括：翻译记忆技术、术语管理技术、在线翻译管理平台技术、机器翻译技术等（王立非，等2020；O’Brien 2020）。例如，Cadwell & O’Brien（2016）讨论了语言、文化和翻译在灾害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中的应用。作者以2011年日本大地震为例，指出灾害期间使用的信息通信技术种类繁多；所使用的不同形式的信息通信技术之间相互关联；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随时间、空间和用户的不同而变化；灾难中的翻译工作是一个高度依赖语境的过程，主要由志愿者不断进行书面和口头上的跨语言和跨文化转换。Sutherlin（2013）对海地地震救灾应急中的众包翻译技术应用情况进行了述评。Lewis，Munro & Vogel（2011）探讨了机器翻译引擎技术在海地地震中的应用。
（四）应急语言形式研究
国外早就重视应急语言形式的研究，以日本的研究最为典型。日本的自然灾害多发，其应急语言建设与研究相对开展较早，成果较多。1995年1月日本大阪、神户大地震成为日本着手发展应急语言的重要契机。阪神大地震之后，不少语言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灾害与外国人及语言”问题，一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并刊登在1996年1月至8月的《月刊语言》（日本重要学术期刊，目前已停刊）上（松田阳子1996；ナカミズエレン，陈於华1996；真田信治1996；杉原达1996；ロング，ダニエル，姜锡佑1996；等等），“应急日语”的概念也随之诞生。阪神大地震之后的20余年里，日本的应急语言建设实现了自身的转型，除用于防灾减灾和灾害救援之外，在社会多元文化发展、旅游观光、新闻传播等领域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还形成了高校主推、政府和企业积极参与的发展模式。
经过努力，“应急日语”在日本得到迅速推广。随后，在一些研究团队的推动下，应急语言逐渐向平易语言转型。由日本一桥大学庵功雄教授成立的科研团队，关注应急日语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多种可能性。他们以多文化共生为目标，推动了日本的应急语言建设向简易语言建设的转变。研究团队认为，如果在日本的各社区中存在一种共通语言的话，那么从理论上讲，这种共通语言只能是“简易日语”（庵功雄2014）。在这种理念的推动下，庵功雄团队基于“功能与形式一一对应”的原则大幅削减了初级语法项目，提出了一套“最简语法”，并辅以两本配套教材——《日语仅此而已》。同时，该团队还启动了“日日翻译魔芋项目”（该名称来自哆啦A梦卡通片中的“翻译魔芋”），尝试将普通日语自动转换为简易日语。由于简易日语所针对的不仅仅是外国人，也包括一部分日本人（如低高龄人群及其他弱势群体），因此应用的人群与场景更为广阔。
哆啦A梦卡通片中的“翻译魔芋”
与简易语言类似的是受控语言。Temnikova & Margova（2009）以保加利亚语为个案分析了突发事件管理中的受控语言问题。受控语言指减少和消除自然语言的复杂性和歧义性，对语言的不规则性进行标准化，对信息文本进行简化，改进文本信息的可读性和可检索性。该研究从自然语言词汇、形态、句法的复杂性入手，对受控语言的词汇、形态、句法规则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和探讨。
（五）突发事件的媒体话语研究
媒体话语分析辅助灾害应急服务也是国外应急语言服务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研究以语言为媒介，透过对语言的分析，为应用灾害舆情提供对策和建议。如Beigi et al.（2016）对救灾中社交媒体的情感分析及其应用做了述评，其具体做法是，考察社交网络上公众的语言（如Tweets等），并且采用语言信息处理的方法，从文本、句子等角度进行情感分析，进而从中感知到公众对于一些灾害和公共危机事件的态度、情感，为此后应对危机、降低灾害创伤提供建议和政策。又如Lansdall-Welfare et al.（2014）从大数据视角对福岛灾难的媒体报道进行了分析。
上述研究路径和内容主要是分析国外已有语言应急实践和应急语言研究而得出的。可以看到，国外相关实践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自然灾害较多、经济实力较发达的国家，显示出这一领域的现实需求性和问题导向性特点，且这一领域是国家和社会整体实力提升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中国国内的应急语言研究必须确定国内的实际需求和实践可能性，力所能及地为国家整个应急服务体系助力。
三、国外应急语言研究的主要方法
目前，关于国外应急语言服务的研究主要采取以下3种研究方法：一是文献对比研究，二是民族志实证研究（田野调查），三是话语分析。
（一）文献对比研究
文献对比研究主要以文献研究为基础，通过比较的方法，针对国家语言应急服务的某一原则和标准，进行学术论述和对策性研究。此方面研究以O’Brien et al.（2018）为代表，该研究借鉴联合国受教育权特别报告员Tomaševski的理论成果，以公民的“信息权利”为着眼点，提出了衡量国家提供应急语言翻译服务能力的“4A标准”：（1）可提供性，“翻译”是应急语言服务的重要形式，应确保语言翻译服务存在且可以被提供；（2）可获取性，如果语言翻译服务存在，那么应该确保它能被需要的人群所获取，需要考虑这项服务是否免费，是否能在不同的平台获取，是否存在多种形式，是否能够涵盖所需的语言；（3）可接受性，应确保应急语言翻译服务可被接受，如信息是否以准确、适宜的方式提供给了需要的人；（4）可适应性，应急语言翻译服务应该适应不同的场合和需求，如它能满足不同文化水平和语言流利程度人群的需要吗？它能适应新的技术和信息传播模式吗？以该标准为纲，5位学者对比考察了美国、英国、爱尔兰、新西兰、日本五国的灾害危机应急指南文件，看各国如何在政策性层面确保在社会公共危机或灾难事件中受影响的人群在语言层面享有公平的权利，并且能够及时、准确地获取相关信息，如在国家层面采取何种灾害应急翻译举措等。结果发现，美国最坚决地遵守这些标准，而其他国家则有所欠缺。文章进一步为提供有效的应急语言服务提出了几条原则和可行性建议。
（二）民族志实证研究
民族志的方法主要从受公共危机事件影响的人群（如身在疫区而语言不通的外籍人士）角度，或从灾害中的一线工作者（如社工、医疗口译员）视角出发，通过访谈、问卷等形式，进行较长期的参与者观察，研究某个国家应急语言服务的实际操作状况，从而为提升和改善应急语言服务提供建议。如Park & Lee（2016）通过访谈采集了2015年MERS在韩国暴发期间22位在韩工作和生活的外籍人士获取应急语言服务的数据。研究指出，韩国媒体关于疫情的报道多为韩语，而这些外籍人士由于韩语能力有限，其获取疫情相关信息的渠道受阻，因而感到心理恐慌。尽管他们能从脸书（Facebook）上获取相关的英文信息，但信息的真实性难以保障。据此，Park & Lee（2016）指出，社会工作者应该在疫情期间发挥领导作用，通过社交媒体、报刊、网页等形式用在韩外籍人士能够理解的语言为其提供防疫信息和防疫教育，同时应为其在疫情期间的隔离、就医提供语言辅助。在美国，由于语言和文化习惯的差异，在灾难和紧急事件中，医疗服务覆盖英语弱势群体的能力有限，因此，提供医疗翻译服务的工作人员就成为医疗资源和有限英语能力群体之间的重要纽带。Shiu-Thornton et al.（2007）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从医疗口译员的工作体验中挖掘为语言弱势群体提供应急语言服务的有效方式。参与研究的医疗翻译人员认为，美国的英语弱势群体防灾意识普遍较弱，甚至是没有。作为医疗口译员，除了在灾害或危机发生期间提供语言翻译服务，更重要的是要借助对弱势群体文化比较了解这一优势，在非灾难时期就采用符合其文化传统的方式为其普及正确的防灾备灾观念和教育。研究还指出，必须加强对医疗口译员的专业培训，以确保所有翻译服务的提供者具备足够的资质提供准确的语言应急翻译服务。Mckee（2014）运用民族志的方法对灾情期间的手语翻译问题进行了研究。2011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为应对频发的洪灾、飓风和地震灾害，在电视广播中播报与紧急情况有关的信息时增加了手语翻译，这一前所未有的举措引起了公众，尤其是聋人观众的强烈反响。该研究采用回顾性访谈的方式对两名新西兰口译员和一名澳大利亚口译员进行了采访，详细介绍了口译员被纳入广播节目的全过程，以及他们在紧急情况下工作时遇到的具体困难。
（三）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特别是批评话语分析是国外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突发公共事件一般都是社会热点问题，在事件进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媒体信息和网上舆情。这些信息往往左右社会民众心理，甚至影响政府决策。对这些媒体话语进行分析，可以从情态、隐喻、指示、被动化等语法手段入手，具体分析微观的话语策略，如述谓策略、论辩策略、视角化策略等，进而探讨合理化、表征和强制说服等宏观策略，最终揭示舆情后的意识形态和认同问题，为应对和把控突发事件舆情提供对策性建议。互文性和互语性是分析过程中的主线，始终贯穿于语篇、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3个层面。通过对媒体话语的分析，揭示舆情背后的社会问题，如突发事件后的心理援助、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舆情监控与预警、语言歧视等，也是应急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上述Beigi et al.（2016）的研究等。政府和社会进而可以通过语言抚慰、语情监控及其他语言服务等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提升应对公共事件的能力。
四、国外应急语言研究的主要特点
（一）注重交叉学科研究
应急语言研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突发事件中涉及的语言问题，如研究怎样快捷地提供各种语言服务，怎样正确地发挥语言的功用克服各种危机，怎样避免语言问题给危急处置带来负面影响，怎样规划和建设应急语言服务制度及应急响应机制等。应急语言研究的学科属性，从广义上说，属于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在狭义上说，属于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范畴。因此，它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与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方法也是一致的。国外应急语言研究注重学科交叉，既有语言本体研究，如应急语言、平易语言和受控语言的规范和标准等；也有不同学科背景下的语言应用研究，如与应急管理学、医学、新闻传播学、国家安全学、文献计量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交叉融合进行的研究。这种不同学科背景下的研究共性是以问题研究为导向，为解决突发事件中涉及的语言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和对策性建议。
（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范式
国外应急语言研究的模式一般是政府主导、学界支撑和社会参与相结合，既有政府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又有学术团队自下而上的研究支撑。如英国、美国、新西兰、爱尔兰等国在与突发事件相关的法律、条例和预案中都设计了语言应急内容。此外，在政府的主导下，政府、学界和社会共同协作，积极推动语言应急建设。以日本平易语言建设为例，日本在应急日语、简易日语的研发与应用过程中，不仅高校科研人员投入了大量智力成本，政府和企业也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助推平易语言的发展。首先，政府和企业为高校人员研发简易日语提供了大笔科研经费。比如，日本学术振兴会从2010年度起，先后3次为庵功雄团队提供资助，直接科研经费高达约人民币450万元。除此之外，该团队还从民间获得了不少间接科研经费。其次，政府、企业和高校开展了大量合作，共同进行研究。研究团队开展了很多大规模问卷调查，其中很多是和政府企业共同完成的，如株式会社电通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共同实施了的关于“来自中国台湾、香港及韩国地区的日语学习者人数与访日经验”的调查，发现在多达70%～80%的情况下，来自上述地区的访日游客每3人中有1人会说日语。此项调查结果表明，除了在减灾方面，简易日语在观光领域也能够发挥作用。此外还有不少“产学政”结合的案例，如在“人文学社（Humanity Academy）株式会社”的资助下，“简易日语观光研究会”于2016年8月成立，并积极参与到福冈县柳川市启动的“简易日语旅游观光”项目中，双方携手推出的“柳川方式”，很快成为其他地方政府效仿的样板。此外，日本政府以东京奥运会为契机，不断推进简易日语建设向多语言建设的转变。如2014年3月，为保障东京奥运会顺利进行，日本政府、相关自治体及民间组织共同策划成立了“官民一体”的、旨在推进多语应对的“多语言应对协议会”。又如东京都政府官网上显示的多语言应用案例达数百个，包括简易日语在内的各种多语标识、多语广播、多语服务及各类翻译软件、移动终端、APP已经广泛应用于观光、应急、交通、消费、司法、医疗、教育、邮政等诸多领域。
五、对国内相关研究的启示与思考
我国的应急语言研究虽然是一个新兴领域，但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其实践能力已经得到明显提升，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语言应急产品的研发。如为解决医患沟通的语言障碍问题，在国家语委的指导下，北京语言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及商务印书馆等单位组建了“战疫语言服务团”，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后研制了《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疫情防控外语通》《疫情防控“简明汉语”》等语言应急产品，为特定群体提供应急语言服务。其中《疫情防控“简明汉语”》类似于国外的平易语言和受控语言，为在华外籍人士提供新冠肺炎疫情信息内容，然后根据反复简化试验确定“简明汉语”的研制标准，再对信息文本进行简化。
二是筹划建立应急语言服务团队。在国家语委的主导下，2020年4月22日，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召开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建设研讨会，围绕服务团建设的意义和必要性、应急语言服务的内涵和外延、服务团建设的思路和方案及可资借鉴的经验、应急语言服务条件保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2020年8月15日，服务团秘书处还召开了首批应急语言服务科研项目开题论证会。此外，北京外国语大学还搭建了国家语言志愿者人才库数据平台，可以为服务团的建设提供数据平台支撑。
三是积极推进应急语言的学术研究。如疫情一发生，许多学术刊物纷纷推出专题研究，对此问题加以关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即在语言学研究专题下刊出4篇文章，讨论应急语言服务的体制建设、研究范式和术语命名等问题。《语言战略研究》2020年第2期推出“突发公共事件语言应急多人谈”，2020年第3期推出“应急语言研究”专题，从理论建构和实践服务两方面进行思考。《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也在第3期推出“应急语言服务研究”专栏，探讨应急能力、术语和人才培养体系等问题。
虽然疫情期间我国应急语言服务建设取得了很多成绩，但充分利用国外应急语言研究的学术成果和实践应用的经验，积极开展语言应急问题研究，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都很大。我们认为国外研究对我国的启示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应当加强应急语言学的学科建设。应急语言研究在国外已经有了一定影响，但在国内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学界宜利用这次疫情的契机，掌握主流的研究方法，以需求分析为基础，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提高该议题在国内语言学的话语权，探索相关研究的内涵和外延、主要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等，发掘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话题。
第二，制定国家和地方层面的突发事件应急语言服务指南。从这次新冠疫情早期的应对情况来看，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应急语言服务的意识都有不足之处。因此，语言学界更应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借鉴其他国家已有的成熟经验，明确提供应急语言服务的责任主体，建立常备的应急语言服务机制，为可能出现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提供语言应急服务的制度保证和资源储备。从目前各国已有的经验来看，志愿者、社工团体、民间的翻译服务机构和语言银行都可以在灾害期间承担部分应急语言服务，但这些服务群体在我国的制度框架下能否发挥好作用，怎样和政府主导机制相结合，是可以继续深入发掘的课题。
第三，加快简易语言、受控语言研究。这些研究也属于语言规范研究的范畴，但近几十年国内的语言规范研究主要聚焦的是通用语规范和普通话和方言关系、普通话和民族语言关系问题，对这一方面的关注远远不够，导致实际应用中相关产品和服务缺乏。目前我国语言政策和规划的研究力量正不断壮大，国家和学界对于应急语言研究也越来越重视，我们应充分发挥高校科研团队的力量，做好做实应急语言的基础性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软件、APP的开发，实现普通汉语与应急汉语（或方言）、汉语与外语之间的自动转换；政府、企业和高校应联手进行“产学研”结合，协同推进应急语言的建设与应用工作；将应急语言建设纳入简易语言乃至多语言建设之中，充分发挥应急语言在更多领域中的作用。
第四，加强语言服务能力研究，保障公民获取应急语言服务的权利。应急语言服务应该是免费且便捷的，语言类型应该多样，需要充分考虑地方语言特色，受众的知识水平和文化习惯。对于残障人士（尤其是有视听障碍的群体），要给予特殊照顾。此外，应急语言服务者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应对其进行专业培训，使其具备提供应对灾害和社会公共危机所需语言服务的能力。
第五，公众对于应急语言服务的需求会因灾害和危机类型的不同而不断变化，因此，我们可以参照日本、新西兰等国采用“活文件”（living document）的方法，及时调整灾害应对文件中的内容，设置不同参数和选项，从而提高灾害中应急语言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第六，注重国家语言能力视角下的语言应急实践研究。国家语言能力指政府运用语言处理一切与国家利益相关事务的能力（文秋芳2019）。国家语言能力的特征之一是能够提供国家层面的语言应急服务和援助服务，换言之，应急语言服务是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以美国为例，项目集群是美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重要特色，在项目集群中，国家安全教育项目（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Program，简称NSEP）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其中国家语言服务团（National Language Service Corps，简称NLSC）是NESP建设的重要子项目（Jackson & Malone 2009）。张天伟（2016）对美国国家语言服务团的建设背景、发展历程、主要架构和特点、对我国的启示等方面做过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六、结 语
国外应急语言学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相比国内来说，起步较早，研究内容覆盖较广。其研究秉承应用语言学的发展方向，方法较新，特点明确，可供国内学界借鉴。但相关研究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如研究注重实践操作，少理论探讨；注重调查访谈，少概括分析；注重个案，但普适性较差等。且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方向，其研究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可拓展的空间。因此，在我国的应急语言研究中，既要汲取国外相关研究的长处，也不必局限于已有研究的范围，应把问题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产出一批有自己特色的学术成果，以服务于社会。
■ 注 释
* 本文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新冠疫情”研究专项“国家语言能力视角下应急语言服务体系建设研究”（SYL2020ZX02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韩涛、肖俊敏博士帮助收集、翻译和整理了部分国外文献和资料，特此致谢。
[1] 本文将语言应急实践和应急语言研究这两个术语进行区分，前者涉及的是应急实践工作中的语言相关问题，后者是就应急语言这一应用语言学的新研究领域进行的研究。
[2] 此部分文献基本从网络获取，为简洁行文，具体文件请参照参考文献中网络文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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