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一切都遗忘在集体操作的大海里了 | 姜涛导读
“小处敏感、大处茫然”，是诗人卞之琳晚年的自我定位，实际上，这个有点“呆萌”的诗人，不乏“大处关怀”。40年代，他曾妄想写一部“竖贯古今，横贯东西”、挽救世道人心的“大作”——长篇小说《山山水水》。这部小说体制宏大，构思精巧，以战争中的四个城市——武汉、成都、延安、昆明——为中心，用了亨利·詹姆斯的“视点”技巧，又结合纪德“螺旋式”的文体感觉和思想逻辑，在移步换景中，徐徐拉开一幅动态的精神长卷。小说后来被诗人付之一炬，但有幸留下了若干残片，读一下这部特殊的“烬余录”，能体会一个现代诗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将“距离的组织”之玄思扩展到山水相隔又相隔的历史时空中。
——姜涛，诗人，
批评家，执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山山水水
——第六节《海与泡沫》
卞之琳
就像鸟叫，就像破晓时分第一只醒来的小鸟的弄舌，这一串声音，颤动在睡眠以外，颤动在黑夜里，给夜的玻璃杯划起了一条裂缝。不像第一声鸟啼以后紧接上来有百鸟的和鸣——夜的粉碎。黄土高原上的黎明原是寂寞的，也难怪。可是这一串声音近来了，近来了，伴随着另一种声音，不是鼓翼的轻响，是沉闷的重击，布底鞋踏过泥土的声音。是吹了哨子！窑洞口的门窗上两块灰白；哨子和沉重的脚步从这一排窑洞的那一天回来了，又经过了前面那两块灰白。响应它们的就有一扇两扇门的开动，三个四个人的哈欠，说话。梅纶年从铺位上滑了下来，穿衣服。灰白里表面上标明了五点差十分。正是昨夜临睡的时候，这些窑洞里居住者各自负担在心上的时间！五点差十分起床，五点正出发开荒到十点钟为止。大家同意，因为十点以后山头上将是不可忍受的炎热。
现在又那么冷。天色还那么曚昽呢。是眼睛蒙眬吧？纶年拿了面盆和漱洗的东西走到厨房前边去。他跟一些人影蒙眬的点头招呼，蒙眬的看人影向人影招呼以及说些像影子似的话语。手脚是乱纷纷的。好冷啊，纶年的脸已经浸到冰冷的盆水里。用手巾擦干了，眼睛就一亮。该就是刚才吹的哨子吧，他看见管总务的那个矮胖子同志，像早就洗好了脸，站在一边和大家说笑，手里晃着那个白亮的金属物。对面那个女孩子的满月似的白圆脸低到盆里去，一会儿盆里就升起了一轮朝日，红红的，以微笑回答纶年忽然禁不住就让浮到脸上去的微笑，该也是红了脸的，既然迎来了这轮初升的朝阳，哨子再到矮胖子嘴上的时候，靠在壁上的那一堆短柄的锄头当中就有好几把立刻到了几个人的手里，甚至于肩上。纶年赶回住处去放掉东西再来的时候，就拿了最后的那一把，再后来的只好空手。空手的，拿锄头的一样出发了。窑洞尽头的转角处就迎来了一股刺人的山风，像一把刷子。
从高处望去，四边是一片灰蒙蒙的阴海。无数的山头从阴影里站起来，像群岛。山头是热闹的，这群人却像一支孤军，佝偻着上坡，踩着像终古长存的一层灰暗的荒草。这些草莽似乎从没有吻过人的脚底。可是这些山头当不是从古就如此光秃秃的，而是由人，惟有人这种怪物，给它们一律剃短了头发。别看人的手小，他却摸过了所有的这些山头，就像此刻早晨冷峭的寒风，从这一个摸到那一个。于是河对面，西边，一个山头戴上了金顶。太阳光已经射到了那里。可是人也已经爬到了那里，看那些黑点子不是人吗？他们在蠕蠕地移动着，争着从阴处，从看不见处，投身到一圈金黄里做黑点子。
“看他们比我们更早，”有人说，“已经爬到了那里，马列学院的开荒队。”
于是，虽然看不见锄头，那些黑点子就像这边这些人的远影了，遥遥相对。
“他们还看不见我们。”又有人说。
而从看不见处，突然像回应他的话似的，响起了一阵女孩子的歌声：
二月里来好春光，
家家户户种田忙……
这一只从当年春天流行起来的歌曲随风送来了一个开头，随即像一点葡萄酒一样的扩散了，于是好像到处都迷漫了这种歌声。
“女子大学的，”有人说，“一定是女子大学的！”
“看不见，”又有人说，“大概在我们旁边那一个山沟里。”
“我们也来一个。”第三个人说。
于是四五个人一齐唱起了：
二月里来好春光——
哨子响了！
“大家得种田忙呀，”管总务的矮胖子喊起来了。
锄头有九把，人有十六个，怎样安排呢。人分两班，每班八个人，二十分钟轮流劳动与休息，锄头留一把，以备不时的补充。十六个里边惟一的女孩子，那个圆脸的俱乐部主任，早已首先拿起了一把锄头，跑到指定的那个地带的底线上站住了招呼大家。纶年也就用自己一直没有放过手的那一把参加了上去。组成八个人的一个横列，像准备赛跑。不等哨子响，谁的一把锄头就起了步，扎的一声落到枯草地上，就捣翻了过来一大块黄土。
灰色的草皮上随即错落着翻过了七块土，棕黄得显明，就像衣服前面的一排大小不一的扣子。
八颗扣子早就连起来成了一条直带子。
锄头继续向前，向左右起落。
草和荆棘的根交织得全然是一张网，罩住了黄土，像是一种秘密的勾结，被翻过来的黄土揭发了。而每一块黄土的翻身，就像鱼的突网而去似的欢欣。正如鱼跳出了网就不见了，隐入了水中，每一块黄土一翻身也就混入了黄土的波浪里。这一片松土正是波浪起伏的海啊！而海又向陆地卷去，一块一块地吞噬着海岸。不，这是一片潮，用一道皱边向灰色的沙滩上卷上去，卷上去……
这一道潮头的皱边是弯弯曲曲的。尽管有些锄头尽量向左右发展，中间的一片大陆终于形成了非洲的南部，伸在海里，向好望角正面进攻的正是那个圆脸的女同志。
“大家先解决这个非洲啊！”一位男同志吆喝了。
七把锄头就一齐包抄过来，向非洲的东西岸夹攻。有两把锄头更向非洲的后路断去，不一会完成了四面包围的形势。好望角也早已坍陷，非洲成了澳大利亚。
“你们上前去，”女孩子喘着气说，十分娇媚地用左手向前一挥，趁势歇到圆脸的前额上擦汗，“让我一个人解决这个孤岛。”
七把锄头就上前去分担了一线。
一会儿这条线就大致齐平了，像海里掉下了一块大石头。尽管石头还是整块的横在水里，还没有消磨掉，水平面重新可以用一条直线表出了。
可是一会儿忽然有人从外边笑着喊出来：
“不行，老任，你这个个人主义者，你一个人开了一条河了！”
“河？”纶年想，有点愕然，“我们要的是海啊。”
抬起头来看，他看见果然不错，那个管记者分会的高个儿同志在边上孤军深入，向前挖成了一条注入大海的河，看起来非常别扭。
解决了孤岛的女孩子刚走过来动手在老任的河口开杭州湾，各人就接过了锄头。一边说：
“时间到了。”
纶年再举起一下锄头，觉得有人在后边碰了他一下，随即伸过手来接了他刚落到地上还没有掀起土来的锄头。
哨子也就响了。
斜坡上已经有一部分照了太阳。太阳光正从后尾赶上了那块两丈宽，五六丈长的松土，仿佛正检看一下成绩似的。而有人也就像替它作了评语：“还不坏。”
说话的就是老任，他走到纶年的旁边坐下了。
想不到话是对自己说的，纶年仓促间不知道怎样回答，只是漫应了一个“唔”。
底下却叫起了一个洪亮的大声音：
“看我跟小周两分钟里消灭老任这条个人主义的尾巴！”
向声音的来处望去，纶年认出讲话的是新文字研究会的负责人高雷。他正沿着老任的那条河的源头，迎着正面的海岸线捣土，像正在决堤叫河水泛滥。小周当然就是据在河口旁边海岸线上，斜向高雷迎上去的世界语研究会的负责同志了。
“看他们两个争地盘，”老任大声地开了头，却低声地说了，最后三个字变得专对纶年说了。
“唔，”纶年还是漫应着，虽然心里却想着：“好一个比喻！真像蓝净的海里忽然翻滚出来一些没有淘尽的废铜烂铁！”
“你看见他们两个昨晚上怎么样。”老任又逼进了一步。
昨晚生活检讨会上的一幕就不由不立刻重现在纶年的眼前了：
在那个用作俱乐部，与图书室毗连的大窑洞里，在那张平常用以打乒乓球的长桌口，在十四五个住会人中间，在检讨过两、三件生活上的问题以后，高雷忽然挺起他那个马脸而提出一点来要求大家“批评”：
“今天轮到我和周西同志下山驮水。结果我一个人驮足了两驮。并不是我自告奋勇，要独力担当，只是屡次找他，他连影子都不见。现在一天的事情都完了，他就坐到这里——这里。”
纶年愕然照他指点的方向看过去，认出了那个大家叫“小周”的同志，他在众目的集射中，并不窘红了脸，只是把脸色一沉。
的确对面那个马脸上也并没有一丝笑意啊！完全不是开玩笑。可是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为了这一点琐屑而居然吵起来也实在令人不易了然：那不是笑话吗？
“吓，老高装得多严肃，”当主席的俱乐部主任，就是住在纶年隔壁的那个女孩子，显然开着玩笑说，“难怪那么会演戏。”
“我知道两驮水以外，”小周站起来说，“另有原因，不那么简单！”
“确是不那么简单，”高雷立即还嘴，“我不在乎两驮水的琐屑，我却不能放松原则。我着想在大家生活的纪律。要不然我们干什么开这个生活检讨会！”
“得了，我们还是讨论重要的问题，”小主席乖觉地居然像母亲排解小孩子一样的微笑着说了：“我们就给周西同志的账上记下两驮水。下次轮到的时候就由他一个人担当。如果不轮到星期天也就不去苛求了，虽然星期天是重要的日子。”
说到最后这一句话，她向小周，又向大家笑了，似乎含了什么深意，问题就算解决了。
“他们昨晚上吵架的原因，”现在老任告诉了纶年，真不愧为新闻记者，像一个新闻记者对人报告不上报的一种政治内幕，“哪会是两驮水呀？当真是争地盘。高雷先跟《抗战日报》接洽出一个新文字的开荒专刊，小周去建议出一个世界语的开荒专刊。给这一顶，连新文字的专刊都叫日报的负责人觉得太不切实际了。”
“哈，”纶年插进来说了，轻微地笑了一声，“新文字，世界语，价值就全在实用啊！”
“所以叫我们的木刻研究会出了一个木刻的开荒专刊，昨天已经出来，你不是已经看见了吗？”
“在报上辟这么一栏也值得那么争吗？”
“可是你难道不知道？”老任好像笑他太不懂似的解释了，挤着眼睛，“在这边也是一块跳板，从之出发……”
“一匹马，后边跟着一个勤务员？”
“咦。”老任摇摇头，似乎觉得纶年又说得太具体了，也就太露了，不像话了。
“新文字，世界语，”纶年想，“目的就在把复杂，艰深的改为简单，容易。现在他们这种勾心斗角，岂是这种文字写得明白的，岂是这种语言说得清楚的，这才怪！”可是他只说了：“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两个都天真得可爱，既然这样的明争。讨厌的是面上都笑嘻嘻地暗斗。”
“暗斗也不是没有，”老任说，摆起知道得很多而不说出来的样子，随即补充了一下：“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心眼太多。”
“大家都来多用些体力就好了，我想，”纶年说，厌听了这一套，转移了话题。“你看他们两个不是在那边通力合作的出了一个很好的开荒版吗？”
那两位同志早已把老任开的那条河与另外全体人开的那片海之间的那个“地盘”完全开发了，现在并着肩一团高兴地席卷—大角草地。
“谁的《私有财产的起源》？我把它捣了！”底下响起了一个威胁的声音，是矮总务的声音。
“我的，我的。”老任说，站起来向声音的来处奔过去。
那本《家族、国家和私有财产的起源》原是像一只羊在那一片草原的中心，现在竟然在那一片海的边缘上，而且到了像从海里涉水而来的渔人的手里。它向老任的方向迎飞了过来，像一只白鹭。
庆幸老任的走开，纶年正向地上舒服地伸躺下来。忽然从一边的几个人的笑语声里跑来了小圆脸，拖着草鞋，一只手里提着一只袜子，一边笑着说：
“他们说我这是圣诞老人的袜子，梅同志，我也分你一点礼物。”
他就把袜子扔在了纶年的身边，一边靠近他坐下了系鞋子，那是棉线编织的草鞋式鞋子，由赤脚穿了的，一边解释着：
“刚才捣土到一半，忽然一只鞋子掉了，我就光穿着这只袜子。”
纶年顺手提起了那只袜子的尖头，把它倒提起来，倒空了里边的东西：一小堆土末和土块。
“咦，”纶年简直像失望了似的感叹说，“我以为从海里捞起来总该是些珊瑚啊，光润的贝壳啊，甚至于珍珠……可是不，那些东西长不起壳子，土才是宝贝，不错，不错。”
他就用手指轻轻的研着那些小土块。
“那我这次就赤脚踩在土里去。”女同志撒娇的对他说，一边就要动手脱鞋子。
“不，不，”纶年却阻止她，反而促她系紧点鞋子，仿佛怕它们摔到粗糙的海里去翻腾，随即自己觉得有点好笑地想了：“你这是什么心理！”
可是也是人情啊，他立即在心里反驳。他觉得自己今天很健康。而昨晚生活检讨会上另一个小波浪又接踵而浮现了一下：
“可是星期六更重要啊！”
谁喃喃地来了一句，当他听了这个女孩子，昨晚的主席，排解那一场争吵而说的“星期日很重要”。
大家知道，连纶年也知道，这句话是针对谁，可是女孩子却得体地微微红一下脸，以一笑了之。
“还有乒乓球是否应该让大家打，尤其是会里人？”
这次纶年看清楚发言的就是老任。
“你总是私有观念那么重，”木刻研究会的果丁从旁批评说，“总是会里会外。”
可是俱乐部主任感觉很灵敏，马上理直气壮，同时也用抚慰小孩子的语气说了：
“你们自己不来打呀。刚才梅同志还不是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打了吗？”
“他们”是她和马列学院的那个小伙子。纶年这才悟到晚饭过后，天黑以前，他们连他自己三个打乒乓而大家不来参加的道理。他想起高尔基的短篇小说“二十六男与一女”。
一切都遗忘在集体操作的大海里了。刚才大家围起来帮女孩子化非洲为澳大利亚的时候，热烈的情形甚于作任何游戍，而老任也就是最起劲的一个。
纶年赶快站起来，那一股潮水不知不觉间已经涌到脚跟前来了，同时听到了哨子的长鸣，从身边那个女同志的嘴边，她手里已经拿起一只表。
大家像下海游泳似的一拥而下去接替锄头。
这一次纶年前面刚翻开的黄土上滴了汗水。
这才是开荒的正文了，也就是至文无文。还有什么呢， 除了锄头的起落，土块的翻动。惟一的事故：谁的锄头从柄上脱下了，从外边换来了一把。一条弯曲的分线移前去，移前去。太阳底下，一片细长的交错的阴影让位给一片栉比的阴影，这是锄头在这一片单调与平板上所作的惟一的描写。不，锄头的目的也不在于描写，也不在于像一个网球拍展示接球、发球的优美动作，不，目的就在于翻土，翻过来一块又一块，翻过来一块又一块……是的，这不是游戏，更不是逢场作戏。这一片单调与平板要持久下去的，今天，明天， 后天……
不，另外还有一点事故：纶年这一次碰到跟老任比肩，相形之下，不得不落后，只好赞叹着后者的体力强与功夫熟练——看他一马当先地赶前去了！可是这条分线又开始不整齐了。仿佛出于好整齐的洁癖，纶年加紧捣开自已这一面与老任那边毗连处的棱角，可是徒然。而他也随即发现老任只开了那么窄的一面，三、四锄头宽！他简直生气了，要不是他忽然想起了去年初到而还没有去前方以前，在一个场合对—些搞文艺的学生随便讲话中曾经说过的一点：完整的作品是普遍性与永久性兼及的，因而用线条画起来，假设永久性是一条竖线而普遍性是一条横线，就是一个方正的十字，可以作一个整圆；畸形的作品不是一个扁圆就是一个长圆，不是胖了，就是瘦了。这个不管自己是外行而信口开河的比喻，他没有再考虑比得是否恰切，又移来比喻眼前的事情，就在好玩的感觉里消失了不愉快。
对啊，海统一着一切。
直到哨子又响了，让锄头给别人接过去了，自己在草上舒服地躺下了，纶年才捉摸到了海是什么，像海岸会捉摸到海，像面见于两条线，线见子四边的空白，像书法里有所谓“烘云托月”。可见比喻，不错，也只有靠比喻才形容得出那一片没有字的劳动，那片海。对了，是海的本体，而不是上面的浪花。浪花是字，是的，他忽然了悟了圣经里的“泰初有字”。这是建筑的本身，不是门楣上标的名称，甚至于号数。最艰巨是它，最基本是它，也是它最平凡，最没有颜色。至文无文，他想，他这些思想，这些意象，可不就是漂浮在海面上的浪花吗？不，他不要这些，不要这些……
“老任这家伙真可恶！”底下有人嚷了，“他总是想一个人做劳动英雄！”
“这里又不是木板，”老任的声音，看来回答木刻家果丁了，“开荒也用得着刻版画一样要好看吗？”
这些话，不管有无意义，也就是浪花，也就是泡沫。可是海不就是以浪花，以泡沫表现吗？或者以几点帆影，像在未匀画的山水里——不，不，他抑住了心的一个快乐的跳跃，收去了那几点帆影的一现，而代之以眼前的东西：表现蓝天的白云，或者还是回到泡沫，回到浪花。浪花还是消失于海。言还是消失于行。可不是底下没有声音了吗？除了锄头和土，和草根的撞击的声音，土块的翻动的声音，除了谁的一声咳嗽，谁的一句哼唱，没有意义的哼唱，或者咒骂，不存恶意的咒骂。好的，这正是文化人拿锄头开荒的意义：从行里出来的言又淹没在行里，从不自觉里起来的自觉淹没在不自觉里，而哨子又起来给时间画下了一条界线。
“又该我们了，”纶年想，他的“我”也就消失于他们的“我们”。
到他这一班第二次休息下来的时候，大家决定先去招呼送稀饭，等第二班休息下来的时候正好一齐吃稀饭。
俱乐部主任，纶年想就叫她“小圆”，跳跃着跑去，可是她是向崖边跑去，并且一跑到崖边就向前喊了：
“稀饭！稀饭！”
“稀饭！稀饭！”山谷里好像有人模仿她的清脆的声音。
“呵，你的声音尽管高也喊不到那里吧。”纶年想，一边好奇地跟了过去。
可是再经过两声的叫喊，伏在崖头的“小圆”回过头来，看见纶年就对他说了：
“他们已经听见了。”
“他们已经听见了？”纶年问，愕然地，“这才是奇迹了。”
“小圆”茫然，不明白有什么“奇迹。”
纶年到崖头向下一望也就立即明白了实在没有什么奇迹：他们绕了许久才到的地方，原来就是在他们的窑洞上边。那边的一个棚子不就给那头毛驴住的？斜过来一点的厨房前的缺口也看见了。
“他们刚才出来过，”“小圆”解释着，“又回到窑洞里去了，你有什么东西要送回去，让它从这里落下去，一定就落在你那个窑洞门口。”
“原来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头顶上开荒，”纶年感叹其有趣，没有想是什么意思。
送稀饭和碗筷来的是炊事员，小通讯员和管图书的那位女同志。大家就在一块儿吃，就像一个人手众多的农家。没有菜，稀饭是加了盐煮的小米稀饭。大家狼吞虎咽，似乎都吃得很有味，虽然还是老任开玩笑说了：
“从大米饭和面食吃到小米饭，又从小米饭吃到自己种的小米饭，进步了进步了！”
纶年听了，立即恍然，并非恍然于眼前的情况向坏处的“进步”（也许倒就是进步），而是恍然于在这个山头上开荒是为了种小米，并不对数目字感兴趣，听他们一边吃一边谈论到今年开荒的数目字，文化协会已经开和还要开的数目字，他随便问了种小米的程序。
“现在先把土都捣翻开，”矮总务简单地给他说明了，“然后一边让一个人播种子，一边大家从后边把土块打碎，掩住壳子，然后等下雨了就来拔草，到秋天就是收割。”
“你看这多么原始。”老任插进来说。
“可是你要离开现实吗？”矮总务反问。
“我们是来做一个象征。”纶年想说，可是他现在连象征都不要，只是等着哨了再吹起来，好和大家一起再投身于劳动，没有字的劳动。
十点多钟，大家提着或者扛着锄头绕下山坡来的时候，斜对面山脚边突然呈现了—片新鲜的棕黄，向那边的山沟里隐去。
“这就是女子大学开的，”有人嚷着，“她们大概开到山沟里边去了。”
“难怪这一片就像旗袍开叉里微露出来的一角鲜明的衬袍。”
这一闪奇想掠过纶年的心上，没有出口，他为此庆幸，因为太没来由了，太不伦，而这边的女子又都是穿的军服！
“那些像山药蛋剥去了皮。”他随即说了，对走在旁边的俱乐部主任，用手指指远近山头上的一块块棕黄。
“他们说山头都变了颜色，”“小圆”回答，十分骄傲，“下次日本飞机来叫它们完全不认识地方，像你这样打扮了，外边老朋友也一定不认识你。”她看着纶年的模样，一笑。
纶年也看看“小圆”掩到耳际的乌发，笑着说，“可不要弄得更秃了，还是多长点头发，多长点树木好看为长远计。”
“河边现在那一片荒地，”果丁在旁边插进来指点着告诉纶年说，“是划给我们的菜地，还没有开，过些时你再到这里望去，也会不认识。你认不出吧，我昨天给你看的那块木刻就是刻的这一角地方，只是先给刻上了菜畦的图案。”
这一切都很好，都太令纶年兴奋了，只是自己，特别到后来，也许是因为累了，不时冒出来的一点想入非非，不伦不类，令自己生厌。像要有所摆脱，他在午饭前也下到河里去洗掉一身的泥土。他在阴凉的窑洞里，歇去一身的疲劳，待不住，到下午四点钟光景，过河一口气跑到文艺学院去找了亘青。
他在那一排教员住的窑洞底下的坡路上碰见了正要下来的亘青，他在那里停步，显得无可奈何地忍耐着听两位女同志（纶年认识是两位教员的家属）对他唠叨着什么。
“她们吵什么？”纶年跟他单独在一起了就问他。
“还不是那些鸡长鸡短，” 亘青回答，显得十分厌烦，“推把鸡吓飞了，谁把蛋拿走了，诸如此类。”
纶年这才注意到那一排窑洞底下差不多正好另是一排宿舍，鸡的位置。
“你跟我去看他们开荒好吗？”亘青撇开了那种无聊的闲话，征求了纶年的同意。
“你们这里下午也开荒？”纶年问了。
“因为要完成预定计划，突击一下。下午是三点钟开始。我右臂还没有好，暂免开荒，派定监督一部分女同学送水，现在该是送水的时候了。”
纶年很乐意去看看这里的开荒，他们就一同下到了那一排厨房前面。
一个女学生，一只手里拿着一碗小米饭，一只手里拿了一条小树枝，打着一头大黑猪，轻轻地打一下，那一团皮肉就发出一声“唔”，像打着玩。
“干什么？”亘青和那个女孩子招呼了就问她。
“这个蠢东西真该死，”女学生回答，“给它饭吃还不吃。”
恰好厨房里走出来一个伙夫，挑了木桶，像要去打水，就笑她说：
“你拿热饭给它吃，它怎么吃！”
“噢，”大家明白了，可是女孩子还打了猪一下，发了她最后的一点小姐脾气。
“得，我们去送水吧，”亘青说。
“她们正在厨房里打开水。”女孩子一边说一边回转厨房，那里正传来一片女孩子的笑声。
纶年觉得很好玩地帮着亘青合抬一煤油桶开水，和另外十几个女孩子合抬的四桶水一块儿出发。五桶水沿山坡上去，荡漾着天上的云影。
山坡上高高低低的尽是人，不像人，像放草的羊群。他们纷纷跑过来，一听到女孩子里有几个高声嚷了：“开水来了！”
一个男青年跑过来给一个正在挣扎着上最后一级的女孩子拉一把，这就像捏一个橡皮的玩具一样的引起了—声尖叫：
“噢，那么狠！我这个胳膊不是锄头把呀！”
大家都笑了。
有几个男同学反而“慰劳”了送水人一些他们翻土得来的甘草根。
亘青和纶年也分到了一些。
“好得很，苦里带甜。”亘青一边嚼一边说。
“富有象征的意味，”纶年就回答，爱惜的玩弄着手里的一大块。
“你才真是象征派。”亘青笑了他。
纶年立即感触到了什么。唔，他想起了去年在成都跟未匀谈起了在她到成都以前他所看到的那一套汉口春耕运动的新闻片。她说她亲眼看了那一次预备照电影的表现。她说参加那次“春耕”的一些女子就像“黛玉葬花”，就取笑了她们一句“象征派”。她后来告诉了亘青，因此有了他今天的这句话。这又提醒了他今天早已经想说过一次象征了。
“同样的象征，”纶年说，“我们在这里做它却用了那么大的气力，你看我的手掌。”
“他的两只手掌里指根处都起了泡，有一处已经破了，出了血。”
“你今天也参加过开荒了？”亘青说。“这是泡，他们说，再过几天就变成了老茧。”
纶年很得意地觉得自己今天很强壮。
1942年6月5日至14日
卞之琳
卞之琳
卞之琳（1910-2000），诗人、批评家、翻译家。抗战期间在各地任教，曾是徐志摩的学生，诗《断章》是他不朽的代表作。对莎士比亚很有研究，西语教授，在现代诗坛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人与事
作者: [俄]鲍·帕斯捷尔纳克
译者: 乌兰汗
定价: 19.80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年: 2011-12
在本书中，作者回顾了自童年起的个人生活和创作历程， 以“白描式的描写人物性格”手法，记述了他接触过的文艺界人士，包括文学巨匠托尔斯泰，“白银时代”的代表作家勃洛克、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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