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罗点点：我们用皮带教训那个“偷汉”的三娃

 作者简历

罗点点，本名罗峪平，罗瑞卿大将小女儿，罗点点是她的乳名及笔名。1951年出生在北京，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医疗系毕业。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创建人之一，提倡“尊严死”，希望人们在意识清醒时在网上签署“生前预嘱”。著有《红色家族档案》《我的死亡谁做主》等书。

原题

插 队 记

（节选）

作者：罗点点

罗瑞卿全家福

 在路上

对我的诅咒只是斜睨一下大地，说我必须劳动才能得食。

——弥尔顿《失乐园》

我和很多人有共同的名字，叫老三届。这名字指1966年到1968年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其特征是没有读多少书，而且上山下乡。
　　

不过，如果你认为老三届是生不逢时或者是无奈的代名词就大错特错了。我今天还记得，得知要下乡插队消息的时候我多么欢欣鼓舞。那时候，在学校和家里已经彻底失去革命信心的我，相信自已可以在农村，在广阔天地里找回它们。所以当我在20多年后读到那一篇亳无感情的，只把上山下乡作为一种政府安置剩余劳动力的措施的文章时，虽然不得不因为它内容的中庸客观，而把它摘录成本章第一个脚注，但我内心深处对它是极端不满意的，因为它毫不留情地抹去了我们这代人热血青春的价值。
　　

这件事情一开始就有点不对劲。我根本没想到从北京站上火车的时候，月台上哭声一片。来送行的知青亲属们人人一张悲痛欲绝的脸，车上要走的人更是哭得抬不起头。
　

这就帮了我一个不小的忙。
　　

串联中我吃了不少坐火车的苦头，稍后串联变为免费旅游，坐火车的经历更加悲惨。所以我一上车就很老练地占了两个靠窗的座位。忙着哭的人就只能不幸地坐别人捡剩下的地方了。
　　

我们没有忙着哭是因为我们没有可哭的对象。爸爸自从离家再没有回来过。1967年的冬天我们离开了南池子的家，搬进了北京西城华嘉胡同附近一个简陋的四合院。妈妈不久从这里被抓进了秦城监狱。抓人的那天深夜，一些穿制服的人在秘书们的带领下闯进我们的房间。妈妈住在里间。她像紧急集合一样麻利地提出一个小箱子，镇静地跟着来人走了。走前没有和我们说话，我们也没有说话。妈妈说，她对来抓她早有准备，箱子早收拾好的。她没有和我们说话是不想给我们找麻烦。另外她说，她觉得组织上一定会在她不在的时候照顾我们。这些事情都再次显示了妈妈和我们全家人一贯看重健康、明确和简洁的作风。
　　

车厢里都是同校或同班的女孩子。我看成自己“一伙儿”的，实际上只有三人。我的姐姐朵朵，她的朋友邓毛毛和我。我已经盘算过了，一下子占三个靠窗的座位太显眼。但有两个，我们三个女孩子就可以很舒服地换着或坐或睡了。
　　

邓毛毛大名邓榕，和我同校不同级，比我大一岁，比朵朵小一岁。她和朵朵的友谊大半是在北戴河，朵朵成为干部子弟革命化典型的那段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毛的爸爸是邓小平。文革开始的时候，邓小平不是一开始就被打倒的，所以我们由于前面所说的那幅对联定下的标准而当“狗崽子”的时候，毛毛是“红五类”，参加了学校最高等级的红卫兵组织。后来，邓小平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毛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临下放插队的时候，她说愿意和我们一起走。

一开始我还有点不愿意，因为我在学校最难过的时候，毛毛虽然没有落井下石，但对我也表示过出于划清界限的不友好。但是朵朵一口就答应了。等毛毛和我们一起上路的时候，我也已经说服了自己：先受苦并不能成为一种资本。况且毛毛爽朗热情，是一个可爱的朋友。那时候我们和她都没有想到，邓小平凭着自己的大智大勇，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三起三落，后来成为中国改革的设计师。
　　

知青家属们震天的哭声在北京站的月台上打成了一个大疙瘩，重重地压在欢送的鼓乐上面。火车开出北京站的时候，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刻之一。但是以忧心忡忡来形容我们的情绪是完全不对的，包括那些刚刚以泪水洗面的大多数人，都在悲伤之余，感觉到前面有一种新的生活。而大家都非常愿意鼓起勇气，迎接革命的新考验。虽然谁也不知道整个中国和我们这些人在文革的狂潮中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但我们的教育和年纪都不允许我们刚刚上路就失去信心。
　　

出了北京，火车上的人都有点闷闷的。在送别的大激动之后，似乎人人都需要休息。学生干部在车厢里鼓动了好几次都不太见效，因为她们自己就遮不住哭得红红的眼睛和鼻子。没有人来计较我占的位置。我有点兴味索然，懒懒地看窗外。列车西行，北方冬天的景致也是越来越没得看。
　　

大约是车过郑州，车厢里起了一阵骚乱，那几个干部紧张起来，说一个同学不见了，恐是逃回北京去了。人们乱了好一阵，然后以那几个学生干部惴惴不安地去向什么人汇报而结束。我猜想那同学不过是买东西或者洗脸上厕所之类的事情误了车。一火车成百上千的知青，实际上还都是孩子呐。
　　

到西安换慢车，到铜川换汽车。景色越来越荒凉。卡车到延安时我们又激动了一下，因为延安的宝塔山太像照片上的了，我们就很误会地产生了熟悉和亲切的感觉。在延安，我们被以学校为单位地分到各个县。去安塞和志丹的继续向北，去延长、延川的向东，去富县和甘泉的又折回向南。记得好像没有向西去的人。大家虽然并不都认识，但是一道从上北京出来，现在要分手也不免凄凉了一番。我们这些向东的人都乘敞篷卡车。数九寒天的，也没觉得太冷。总之一直到了公社，我们这群人还是麻麻木木的。
　　

有人说到了公社先开的欢迎会，我不记得，只记得吃饭，大米粥、咸菜和猪肉包子。在北京是常见的饭菜，很对我们的胃口。没有桌椅，大家提盆抱碗，几百人在公社食堂前的空地上摆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吃饭阵。
　　

饭吃了一半，各生产队来接学生的人都到了。除了队干部，大多是一些后生和女子。当地方言，把未婚的青年男女称后生和女子。结了婚的就是汉子和婆姨。上了年纪就是老汉、老婆。对年轻人不分男女都可以称为“娃”。比如后来我们就被统称为“学生娃”。而更小的孩子准确的叫法是“娃娃”。如果年轻人被人叫做“娃娃”，那就要小心了，因是被嘲讽为黄口小儿的意思。
　　

冷不丁地，这些人闯进了我们的饭阵，闹闹嚷嚷地寻自家的学生。只看到一张张红扑扑急煎煎的面孔，我们也乐了。语言不太通，情急之下，我们就把手里的包子、大米粥递给他们吃。他们很不好意思，我看见许多年轻人羞红了脸。后来我们慢慢才知道，这些衣食并不富足的人，对于吃饭有比我们更庄重的习惯。他们把无缘故接受别人的食物视为尴尬的事情。公社食堂的管理员急得用马勺“咣咣”地敲着他的大锅，以示对我们慷慨的愤怒。但我们却真正活跃起来。
　　

一会儿，各生产队的人像约好了似的吆喝起来。一开始以为他们在吆喝牲口，后来才听清楚是在喊我们：“相跟上，回啊。”
　　

队里给我们准备了毛驴车，但那几头毛驴太瘦弱了，我们只把行李搁在车上，人都走着。也是这几天实在是坐腻了各种车，想走走。
　　

从公社到村里15里川道。一边是山一边是水。川道依山水之势，蜿蜓曲折。刚刚下过一场雪。延河已经结了冰，地势迭宕之处，碎裂的冰层下可以听见流水淙淙。空气洁净而透明，天空高远，红日当空。高原上的景色果然不一样。蓝天、冰河、白雪、黄土山，样样真切分明。
　　

我们和后生女子们谈得火热。毛毛很有点语言才能，已经使用刚刚学到的陕北话和他们交谈了。如“夜天”（昨天），“甚”（什么），“咋”（怎么），“会（读‘害’）下会不下”（懂不懂）之类。要在北京，这种高声叫喊早会吵乱了一条街。可在这儿，山也悄悄，水也悄悄。明明扯大了嗓门儿，可就是不大听到自己的声音。好像声音都被周围的黄土山吃掉了似的。那感觉真怪极了。拐过一个山旮旯，有个叫“花”的女子大吼一声：“看！咱村，杨家湾！”那声音才叫铿锵有力。
　　

只搭眼一望，我的心就醉了，化了。杨家湾像个漂亮的婴儿静静睡在融融白雪的襁褓中。那天的日记我就是这样写的。现在回想起那一眼，还是得用这句话。
　　

走近了，看清了，村口小路上挤满了男女老少。先还跟我们走着的后生女子们几蹦就回到了人堆里，向我们指指点点着，想是在向同伴提供事先得到的信息。锣鼓唢呐响了，放鞭炮，呼口号。我注意到几个赶车的后生拉紧了他们的牲口。后生、汉子多是穿黑布棉袄，婆姨女子们穿得花，且各拥在道路一边。所以我们像进了布店，一边是黑布柜台，一边是花布柜台。好几个干头净脸的婆姨女子使我眼睛一亮。黑布柜台那边的男人们也一个个浓眉大眼，皮肤黧黑油亮，真真好看煞。一路的疲惫、蹩屈竞然一扫而光。知青中不知谁冲动地说：“可到了家了。”

　　后来我们接到远在东北插队的弟弟的来信，说他们进村的时候因锣鼓鞭炮齐鸣，惊了牲口，胶皮轱辘大车轧死了一个老乡。于是知青到的第二天村里就办丧事。我又想起了那天在村口紧紧拉住毛驴车的男人，凭空增加了许多对他们的好感。谁愿意在到“家”的第一天就让家里死人呢？
　　

进村后第一件事是分灶。杨家湾生产大队一共三个小队。杨家湾一队、二队与盖头坪队隔延河相望。要把二十几个学生依这三个队分成三个灶。“灶”当然是伙食单位，一个灶上的就是一起吃饭的。用这种方式来划分我们这些到广阔天地来大有作为的革命青年使我们有些不以为然，但我们同时懂得了在这里吃饭是头等大事。时至今日，提起“一个灶上的”在大多数插过队的人来说还是一种简练而强烈的感情标记。
　　

我们灶上除了我们三个人还有五男四女。以性别区分为两个窑洞住。男生表示骑士风度，认为女性爱清洁，就把自己住的窑洞充作灶房，我们这边连炕的锅里只管烧些温热水就行了，这样不仅暖了炕，洗涮方便，也少了许多油膩。不过，一边男生宿舍兼灶房，一边女生宿舍兼锅炉房，错落出入，天长日久，又是少男少女的风流年纪，不免就有了一些罗曼史。不过，这是后话。
　　

没多久，要过新年了。从60年代进入70年代。听说我们要过年，老乡们一律是两句话：这算个甚年？过年吃什么？这十个字言简意赅地观照了过年的“名”和“实”。对他们来说，新历的两年交替对他们的农耕生存方式意义模糊。如果一定要过，就得先解决一个过年的实质问题：吃什么。
　　

我们说吃饺子。他们说，饺子？甚叫饺子。所以，1969年12月31日晚上就有许多杨家湾人走来看我们如何过年，如何包饺子。窑洞里外很快就站满了人。我们按刚学到的规矩，请来人上炕，他们一律摆摆手说：“罢（不），罢（不），生（盛）不哈（下）哩。”就都站着。我们看人多，心里不免发紧。把面和了又和，饺子馅加了又加。一个叫杨中其的男生挽挽袖子走出来，那样子真像表演节目似的。饺子皮像一群圆圆的大蝴蝶从他的擀面杖底下飞出来，看的人都由不得喝彩：“好手段！好手段！”我们余下的人们受了鼓舞，就一拥而上如飞地包。第一批饺子刚包出来，没想到满窑洞的人一哄而散了。“哈！饺子？就是扁食哩。”我们赶紧留客：“这么多，这么多，留下来尝尝……”“哈！饺子？就是扁食哩。”说的人还是管自走了。
　　

原来我们说的饺子，陕北人叫扁食，也是“一张皮皮包个馅馅”，也是过年才吃。所不同的是，他们包扁食的皮是用手指一点点捏出来，和我们用擀面杖的半机械化比较，更古朴和从容不迫。所以一到制作的共同之处，真相大白，他们便毫不留情地拔脚而去，留下我们继续擀皮、包馅。待完工时个个汗如雨，包的饺子摆了半炕，只有发愁的份儿了。
　　

烧水时大家的头都有点大。第一锅饺子进肚，饱了，也困了，人人想睡，却不行。不仅有半炕的饺子要煮，在集上割猪肉的时候我们贪便宜还买了一副猪下水。陕北人不吃下水和鱼，所以集上的各种下水货格外便宜。要把这些肝肠肚肺一件件洗好卤出来，工程巨大啊。
　　

风箱唿嗒、唿嗒响了半夜。灶角里的石炭（当地一种劣质煤）也用去了大半。凌晨时忽然浓烟满屋，男生们大叫。我们懵懵懂懂跑过去一看，原来炕席烧糊了。一个男生的铺盖也烧了一个大窟窿。好在这人一直在烧火，所以，既未烧伤人，也未再燃着别的东西。
　　

也别说陕北这地方闭塞。第二天，也就是1970年的第一天，杨家湾的学生娃咋过的年，咋吃的扁食，咋煮的猪下水，咋燃着了铺盖，以及半夜惊魂，且有惊无险的故事就在我们的睡梦中传遍了整整一道川。在以后的几天里，老有外村的老乡和知青来看我们。焦糊洞穿的炕席和铺盖索性就挂在涧畔上。如果要建立知青博物馆的话，我想这两件东西是值得收藏的展品。这是我们开始自立生活时，为中国地域辽阔，语言庞杂多样而付出的代价。饺子只是北方人的食品，我们已经知道了它在陕北叫扁食，山东某些地方的人叫它“故渣儿”（因为实在不知该用什么字，这里只得依音注写），满族人则叫它水饽饽。
　　

新历年过完就是旧历年。村里的人也许觉得有点不过意，也许我们进村的头一年还当我们是客，像商量好似的轮流请我们知青去他们窑里吃饭。相比之下，作客是一件轻松的事。所以我们便在一个劳碌不堪的新历年之后，过了一个安安逸逸的旧历年。

“文革”中被批斗的彭罗陆杨

春末夏初

天神说：“要在地上产生各种有灵性的生物，家畜、野兽、爬行的生物，各从其类！”

——弥尔顿《失乐园》

一个人精神世界能有多么纯洁，我是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受到污染以后才知道的。这件事情发生在那年春末夏初，和个叫三娃的漂亮女人有关。
　　

三娃是个绝顶俊俏的年轻婆姨。这女人白皮肤黑头发，一双花花的杏核眼，鼻子尖削而小巧，白生生的碎米牙在两片红艳艳的嘴唇当中闪闪发亮。最妙的是这三娃走起路来脚下生风，整个身子如风中荷叶，摇摆娉婷。看到她，你禁不住会想起旧版言情小说中的许多句子：颦笑生缱绻啦，顾盼有深情啦等等。这女人站在二三十个年轻女人当中，谁都会一眼看到她。再加上叫了个男孩儿的名字，愈加娇嗔可人儿。
　　

进村不久，我们就听说这女人“作风”有问题，陕北话就是“偷汉”。那个年代，禁欲主义在并没有人提倡的情况下，作为革命的一种伴随现象大行其道。正常的男欢女爱在人们心目中都是一种罪恶情感，遑论其他。盛怒之下，我们打听了三娃的成分，记不清了是上中农还是富农，反正不是贫下中农。
　　

碰到问题先打听当事人的出身和成分，也是当时与革命伴随的流行做法。而且出身问题往往最后决定当事人的命运。就我所知，来插队的知青中并没有几个根红苗壮，也就是前面说过的“红五类”出身。不是父母先后被打成走资派如我们姊妹和毛毛，就是出身压根儿不好，什么小业主啦，知识分子啦，城市平民啦等等。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之间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红卫兵式的决定：教训一下三娃，理由是不能让这个女人败坏了纯洁的革命空气。教训的方式也非常北京红卫兵化：用皮带抽。因为我们深刻感觉到“偷汉”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对我们纯洁的精神世界来说是一种亵渎。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只要有太阳，黄土高原上就是这种干巴巴的燥热。我们一群人在村子的正当中截住了正要走回家去做饭的三娃。这个聪明的女人几乎是马上就感觉到来头不对。她的脸一下子拉长了，嘴唇颤动，原本水汪汪的大眼睛变得干燥无光。
　　

皮带在空中飞舞，“啪”地一声，我们之中的一人急不可待地动了手。全村静悄悄，家家窑门紧闭。好像人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更奇怪的是连三娃自己也一声不响。寂静和燥热使人愈发激动不安，皮带抽在肉体上“啪”“啪”的声音沉闷得不可思议。我们站成一个圆圈，皮带在我们手上传递，人人都动了手。
　　

轮到我，我一点没有迟疑地完成了我的动作。我只记得，我希望扬起手来的时候三娃会躲避一下，她果然闪开，我就很满意。不知轮到谁的时候，三娃没有来得及闪开，皮带扣子在三娃的额头上开了一个口子。口子不大，但鲜血马上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这女人仍然咬紧牙关，不哭也不叫喊。

当她觉得血流下来了，就伸出手抹了一把，先把手上的血吃到嘴里，然后从地下抓了一把土按在伤口上。三娃流了血，使我们大家都惊骇起来，不约而同住了手，好像我们原本认为皮带不会把人打出血似的。记得有人说了个“走”字，我们便慌慌张张作鸟兽散，谁也没有回头望一眼的勇气。
　　

下午，三娃的公公站在自家的涧畔上破口大骂，仔细听去，骂的竟然不是我们这些打人凶手。
　　

“黑心肠的些们，挑唆学生家打饿（我）窑里的娃哩，黑心肠地么……饿（我）娃惜惶哩！饿（我）娃可怜哩么……”
　　

那声音苍老、宏亮又带点结结巴巴。后来知道，三娃的公公当过生产队长，在“四清”运动中因成分高就不当了。但他为人厚道老成，在村里很有人缘。不当队长多年了，还人见人称“老队长”。当过干部的，就不免得罪过人。老队长骂声出了口，我们才心虚地想到是不是真的有人挑唆？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三娃是否真的“偷了汉”，而且确实是别人将这些话传到我们耳朵里的。老天爷，我们竟然没有任何证据，也从没有想到过应当获得任何证据就动手打人！
　　

我们正在暗自心惊，就有一些老婆儿老汉儿走到我们窑里劝：“娃娃们，下回不敢了啊！一个村里生着（住着的意思），打坏了人了不得哩。”我们中间有不知深浅的说：“这算什么？要在我们北京……”“好饿（我）个你哩，这不是不在北京你的窑里哩么？”劝的人话里仍然一团和气，但脸上有些硬硬的。我们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好。
　　

那一边的老队长也被村人劝回去了。但在那个下午，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到惶恐和不安。老队长对此事发生有复杂背景的判断，三娃这女人在挨打时表现出的镇静，以及“这不是不在北京你的窑里哩么？”的外柔内刚，都让我们心惊，都在我们的常识和判断能力之外。我们为捍卫道德纯洁所作的努力，不知怎么一来显得那么软弱和丑陋。

我们觉得自已不仅没有大展威风，反而像在厚重的黄土坡上跌了一个大跟头，跌得鼻青脸肿，又悄无声息。显然那些在北京人们公认的道德标准和“一抓就灵”的手段用在这里，就像旷野里的声音会被大山吃掉一样，也被什么东西吃掉了，而且吃得连骨头都不剩。
　　

更使我心惊的是，第二天早晨出工的队伍里，三娃的身影比从前更加惹眼。她不仅仍然唇红齿白，风摆荷叶，那额头上贴着的一块小小的白纱布更使她俏皮撩人。村里那些后生汉子们像往常一样和她说笑打闹，走成一个疙瘩。

歇歇儿的时候，三娃又成了一场放肆玩笑的领头人。这种玩笑的主要内容是：青年男女先因为一个暧昧的消息或者一句轻薄的笑话大惊小怪地滚作一团，最后以全体年轻婆姨把一个或几个汉子按倒在地而告结束。有时候婆姨们忘形到扒那汉子的裤子，而且一定要扒松了裤带，使那男性本质部分半隐半现为止。就算那汉子的新婚婆姨在场，也无法阻止这种玩笑，因为这实际上是一场公共娱乐活动。新媳妇能做到的只是和我们这些女子们用背冲着那群疯狂男女，口里喃喃地骂上一两句。

那一天，和这些兴高采烈的人比较，北京知青都显得灰溜溜的，来自北京的纯洁精神世界无疑受到黄土高原上活泼男女们的巨大挑战。
　　

往后又听说，老队长年轻的时候他婆姨就得了重病，有人说是麻疯，又有人说是梅毒，总之不能生育，所以老队长的儿是抱来的。没想到这孩子长大成人后虽不聋不哑，不缺胳膊少腿，却是身心孱弱的一个人物。老队长为传香火，一把屎一把尿带大了这个儿子，又大费钱财地给他说了个漂亮媳妇。三娃过了门一点没耽搁，先后生下一男一女两个娃，老队长心头那块传递香火的石头这才落了地。在家里，三娃这媳妇和孙儿孙女子是老队长的心尖尖。听说三娃对老队长也恭敬孝顺。
　　

又过了几天，有人说三娃又“偷了汉”，就在刚起来的青纱帐里。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们不敢不信，也不敢全信，但这回我们不敢轻举妄动了。
　　

后来又听说，老队长一直是受骗的。三娃的一双儿女根本不是娃他大（爸）的。还有人指点给我们看，那女娃像村里的谁，男娃又像谁。还有人说，老队长心里是明白的，只不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不过这时的我们已经明白这种种的说法和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只不过是生活中一个又一个故事罢了。而且，随着日益繁重的田间劳动，我们已经无暇顾及别人的事情和纯洁的精神世界了。
　　

我们打了人，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听说北京干部和公社都曾经调查过此事，但最终不了了之。
　　

如果你问一个陕北婆姨他的男人到哪里去了，她回答上山受苦。这是下地劳动的意思。陕北话把下地叫上山，劳动叫受苦。农民一律自称受苦人。所以受苦人这称呼在陕北并不是指阶级分析意义上的受压迫受剥削之贫下中农。我们这些知青这时候也是受苦人。
　　

话说初夏里的一个艳阳天，我和杨家湾的一群受苦人正在山上受苦。此时繁重的农业劳动正在日益失去革命的浪漫意义，正在对我们进行不折不扣的磨炼，并且带领我们向着它的本质——受苦接近。
　　

时近正午，所有人都已饥渴难当，大家都盼送饭的人快点从那条小路转弯处出现。
　　

红桩子是一个健壮的中年人，有好看的长腰和筋踺毕露的长腿。他被公认是一个全面的庄稼把式，所以当组长，是我们这帮子上山受苦人的头儿。此刻我正怀疑他中了魔法，因为他坚定挺拔的背影说明他除了上下挥舞老镢之外，脑子里完全没有别的想法。

我也怀疑周围的一切都中了魔法包括天上的太阳，因为它牢牢地粘在我们所有人的脊背上，半天不肯动一动。我脑子里则是挥之不去的毛主席《愚公移山》中的语录：“每天挖山不止，祖祖孙孙挖下去……”有一阵儿我悲哀地认为我们已经变成了愚公，永远不能停止挥舞手中的老镢了。
　　

但我毕竟是个头脑灵活的人，因为我很快发现，左顾右盼对缓解挥舞老镢的疲劳很有作用，我便开始愈来愈频繁地向四处张望。
　　

正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延河两岸，也就是当地人称为“川”里的青纱帐已经密密地遮严了黄土地。从我们受苦的黄土山上远远看过去，川里除了庄稼，还有一群驴。
　　

这些驴是杨家湾拉车转磨的宝贝，所以队里派三娃的公公，人称老队长的稳妥老汉经管它们。老队长对这群牲口十分上心，一有空闲就吆着它们出来吃草，使我在饥渴难当的时候能够看见这样一幅悠闲的放驴图而稍感欣慰。

忽然，这幅图画中的景物发生了使人不安的变化。我看见一头大驴爬上另一头小一点驴的背，小驴躲了一下，但是大驴不肯甘休，再一次爬上去，这次小驴不再躲闪，而且我有点儿觉出它实际上是半推半就。这还不算完，像受了传染似的，几头大一点的驴都先先后后地爬上了小一点驴的背。小驴们也都是半推半就。

按说，就算我从来没有见过，或者是我再傻，也应该从大小驴们的暧昧态度上会意出这是个传种接代的仪式，以及这类仪式的不可言说或者不宜言说性。但我的智力那时一定因为不停上下挥舞老镢而出了问题，我只觉眼前驴们的游戏生动活泼，与上下挥舞老镢比较显然更有趣和新奇。所以我就干下了平生最大一件傻事。
　　

我对所有人大叫：“看呀！驴打架！”
　　

我一脑门子想，这至少可以使那些上下挥舞的老镢停下来。
　　

果然见效，魔法被解除。所有人在回头看了一眼之后都停止了挖山。男人们大多抱着肚子笑倒在地下，女人们或者羞红了脸，或者追打身边笑倒的汉子们，嘴里骂着：和尚！和尚！好像男人们犯了大错。

陕北人骂人家和尚，大约是咒人娶不上媳妇，或者断子绝孙的意思。但我一直觉得这句话逻辑上有问题，因为出家当和尚的人是出于信仰，是主动选择没有妻小家室的。而娶不上媳妇则大部分是出于无奈，是没有办法生儿育女。这里面有个精神境界的问题被混淆了，所以我一时还是不能从众人的态度中领会发生的事情。
　　

组长红桩子先还想压住阵，绷着脸说：“悄悄儿（安静的意思），悄悄儿，笑甚哩！”但是看着这一山坡笑倒的人，又看看仍然蒙在鼓里的我，终于也憋不住，对我说了一声：“好饿（我）个你哩！”和众人一起笑倒尘埃。
　　

我终于恍然大悟。在我的人生经验里，从来没有碰上过如此尴尬的事情。我面红耳赤，张口结舌，真希望黄土山立时三刻裂个缝子，好让我钻进去。幸好这时候送饭的人挑着担子，一摇一晃地出现在小路上，红桩子率领受苦人中几个仁慈点儿的奔向午饭，这才给我解了围。
　　

从此刻骨铭心，对鸡牛猪狗的类似行事均能举一反三，心明眼亮。
　　

一夜，烦躁莫名辗转难眠。夜空晴朗，月到中旬。后半夜，窗纸依旧白花花耀人眼。披衣起坐，无所适从。忽耳有所闻，心有所动，屏息静听时脑畔飒飒作响，似风过竹林而清奇诡谲，如雨洒荷塘更生动神妙，渐渐由远而近，徘徊反复，先寻寻觅觅，后愈发密集，不多时竟觉六合充溢，近在咫尺。然环顾左右，除身边朵朵、毛毛两位姐姐酣睡沉沉，惟一窗明月流泻如水。
　　

忐忑难耐，捻破窗纸凝神向外张望时，不觉目瞪口呆，心旌摇荡。
　　

对面山上一群狗，足足有50条以上的狗，正静悄悄在银色月光下散步。这回我一眼看出，这集体散步的性质和传种接代有关。如风如雨之声竞是狗们的脚步。灿烂的星月之光下，狗的队伍显然正在不断扩大。新来的无声加入，如先前的一样静静地走，先三五成群，摩肩接踵，渐渐耳鬓凘磨，成对成双。整个队伍首尾相衔，似漫无目的，细细推敲，又分明是一场规矩华丽的爱情圆舞。

只见狗们的眼睛闪闪烁烁，愉快而激动。它们的步子始终镇定，队伍始终有秩序。干燥黄土正在狗脚下发出沙沙天籁。黄土山在夜空中形成巨大剪影，酷像舞台上的布景。在神秘的表演气氛中，狗们都面露庄严进入冥想，虽与我隔山相望，却高傲地沉浸在一个视我为另类的，不可知的世界里。
　　

我被深深震撼，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宇宙深处，飞越日月星辰，飞越五湖四海，越过我至今建立起来的一切审视和分析生活的方法，不远万里地撞击着我要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愿望。眼前这一群眼睛亮闪闪，正在发情的狗，使我惊异莫名，使我在那个高尚的革命愿望之外，对自然和宿命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敬畏。

这种感觉以后我还多次产生过，如面临一个垂死的病人，看到一件出神入化的艺术品或者美丽得吓人的自然风光。最使我惊奇的是，我发现这种庄严伟大的情感竟然和任何高尚的革命愿望无关。我相信，大自然是在这个春末夏初，差遣了这群眼睛亮闪闪的狗，向我首次昭示庄严。

直到今天，我一想起这个夜晚，想起如昼月光下目光如炬的狗群，就禁不住喉头发紧，汗毛倒竖，就进入一种不能自禁的对大自然的崇拜。
　　

我和狗都正人神，忽然村里传来嘈杂的人声和什物碰撞的声音。看样子有人像我一样发现了狗们的行动。他们弄出种种声音把狗驱散。受了惊扰的狗群很快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不知它们是换了地方还是真的被人们躯散。一直到天亮，四下里老有狗在狺狺地叫，使这天清晨怪异而不安。

整个白天没有人提这事，当然也没有人出来对昨晚的驱散事件负责。我非常想问问除了我还有谁看见了昨晚对面山上狗们的行事，而且十分想问那些半夜大动干戈的人为什么要将它们驱散。但我记住了上次的教训，所以像人民大众一样成熟地守口如瓶。

时间长了，对这类事儿我也没了问的兴趣，因为在这个不止草木萌动而是许多东西都在萌动的春末夏初，我见到太多畜牲们的类似行事，以及人们反复演出的驱散事件，所谓司空见惯是也。

有一次，我竟完全像个当地婆姨一样，下意识地对一只正在踩蛋的公鸡大骂“和尚”！还如临大敌地高举起双手作威吓状。站在母鸡身上雄纠纠的大公鸡着实受了惊吓，落荒而去。之后当我悠悠地意识到什么时，很为自己的举止也变得那么滑稽和没来由而惊异。

“文革”后期的罗瑞卿、郝治平和了了

人的记忆是最不可靠的东西之一。最近，一起插队的北京知青聚会。大家对当年事情的记忆简直是南辕北辙，相差千里。他们说我曾经在杨家湾引娃娃，就是带一些学龄前的儿童，让他们的母亲可以无牵挂地上山受苦。我说我完全不记得了。

但是现在我想起来是有这事，因为要不然我记忆里的以下这件也是发生在春末夏初的故事就失去线索了：有一个男娃和一个女娃，都是四五岁的样子吧。有一天我带他们和一群娃娃出去散步，忽然发现这两个娃娃不见了。我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找到他们，我再也想不到他们会在做这样的事！他们竟然在仔细观察，然后抚摸对方的生殖器！显然对它们的截然不同十分好奇。

好在农村小孩子惯穿的开档裤，使他们的举动保住了起码的雅观。这时候的我虽然已经成熟老练了许多，但对眼前的事情仍然大紧张起来。我真拿不准自己是应该呵斥他们，还是上演一次驱散事件。但最后还是决定不动声色的好。
　　

我联想起一些事情。好几次我和娃娃们散步，碰上过村里无聊男人，他们往往会脸上带着粘糊糊的表情问：“娃娃，夜里你妈在上面还是你大在上面？”
　　

对他们问完后满脸的得意和愉悦，娃娃们大多能够老练而镇静地开口就骂：“和尚！”比我的反应准确迅速得多。
　　

这使我逐渐明白了一个事实：村里的成年夫妇和他们的未成年子女自古以来从不分室而居。所以这些屁大的孩子从记事起就耳濡目染，知道了我们这些城里学生在生理卫生课上勉强了解的那些神秘知识。发生在我眼前的这个惊世骇俗之举，实际上只是男女孩童之间的游戏吧。而所有游戏中的主要成分只是摹仿。
　　

不久，传来一个坏消息，这件事情让我今天想起来还难受万分。我们班一起来插队的同学中，有一个分在另外的生产队。她和外校的一个男生在劳动和生活中发生了感情，所谓感情充其量是拉拉手，亲亲嘴的事情。但不知道为什么就闹得沸沸扬扬，不晓得哪一级领导还把他们当阶级斗争新动向抓了典型。

他们问这个女同学是否和那男生发生过肉体关系，偏这个女同学属于精神世界最纯洁的那种，竟然以为拉手和亲嘴就是肉体关系，懵懵懂懂就说那男生和她发生了肉体关系！结果那男生因此吃了大亏，给当做“流氓”抓到县大狱里。

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男女双方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想，同样的问题如果让我带的这些屁大孩子，甚至让过完了春末夏初的我来回答，一定不会出这种令人痛心的错误。
　　

秋天的时候，我被队里派到公社的水利工地上，是在一个叫李家湾的地方修水电站。我是队里派出的唯一女生，所以和不同队里派出的女劳力住在一起。
　　

原来和这些婆姨女子睡一条炕还不是对我最大的考验。我很快发现在同住的少数几个人中有一种奇怪的关系。她们总是在大家都睡了以后开始不安分。我原以为她们在聊天或讲故事，后来发现她们不只动口还动手。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同性恋。也不知道人可以同时是同性恋，又是双性恋。所以我虽然被这事搅得心烦意乱，虽然在又一次抓阶级斗争的时候，有人把这件事半通不通地汇报上去，说有人搞流氓活动。

但由于我已经经历了春末夏初的季节，我现在至少知道它是一种和阶级斗争或者革命理想完全无关的东西。我对前来调查情况的女干部说，女民工干那么重的活，睡觉时已经个个像死人。再说都是女人，耍什么流氓？那个女干部是个回乡知青，脸嫩得要出水，想必是属于精神世界纯洁的一类，听了我的话遂羞得满脸通红，无言而去。
　　

但是我以最快的速度，很坚决地换了一个窑洞住，而且对那些女人说她们必须收敛，必须避人！
　　

她们故意装糊涂，乜斜着眼睛问我：“咋了？”
　　

我强硬地说：“不咋，畜牲可以不避人，你们得避！”
　　

说这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成熟得简直像她们的妈。
　　

不过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尴尬，趁她们还在我的复杂逻辑中打转转儿的时候，我赶紧拔脚而去。
　　

春末夏初真是一个深刻的季节。当我穿行其中，终于走完这个季节的时候，我成了一个复杂的人。我的精神世界不再洁白如雪。但我却更加镇定、老练和有力量，或者套用海德格尔的话，更加“诗意地生活在大地上”。
　　

但是30年过去了，无论怎样镇定或者诗意，我至今没有勇气再回杨家湾，因为我不知道怎样面对现在大概已经做了祖母的三娃。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些当年动手打人的人来说显然是没有权利要求宽恕的，甚至没有权利再在三娃的面前提起。它只能永远留在我们自己心上，它只应该在那里永远不愈合，永远疼痛。深夜醒来，我又常常暗自庆幸，这伤口幸好没有留在脸上，因为它是一个永远抹不去的羞耻标记。
　　

当我纯洁，或者说智力有障碍的时候，我像魔鬼一样伤害别人，现在我有了一颗平常心，成熟得像人家的妈，受益的却只是自己。
　　

还有人说命运是公平的么？

（本文摘自罗点点著《红色家族档案》，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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