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 郭孟伟：落难草原的民航技师，撑起一片蓝天

Original 郭孟伟新三届 2022-06-26

收录于合集 #郭孟伟专题 12个

作者简历

郭孟伟，68届初中生，1969年从北京31中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做过农工、汽车修理工、拖拉机驾驶员。1976年病退回京做工，1978年秋考上大学。毕业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我的民航师傅

（下）

作者：郭孟伟

作者在内蒙古兵团

1969年，民航北京管理局400多名干部职工，被“发配”到新成立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们一起屯垦戍边。

1．从一把手摇钻开始创业

1969年，兵团初建，一切都是白手起家。

记得有一次四团机运连组织全连的人到五团机运连参观，五团离一师师部（巴颜高勒市）不远。我们在卡车上颠了好几个小时，路上还遇到了黄羊群，到五团后，看到五团机运连装备有当时较先进的C620车床等，还有一位据说是六级老车工，关键是人家有电。各方面条件都比我们四团机运连强多了，我们都很羡慕。

四团机运连的前身是太阳庙林场的机耕队，没有专门的修理队伍，也没有什么工具。

有一次，一个发动机汽缸盖固定螺栓断在发动机体里，无法取出。如果有电钻的话，用不了几分钟就能搞定。但当时没有电，也没有电钻，连照明都只能用煤油灯。

没有别的办法，民航魏海林师傅等人用当时仅有的一个手摇钻，一点儿一点儿地钻，摇了好几天才把断在里面的螺栓取出，再用丝锥处理一下丝扣，最终修复了发动机。

凭着这种精神，四团机运连在王亮连长等现役军人领导带领下，从一把手摇钻，一把鎯头起家，依靠民航师傅们的集思广益和全连职工、知青们拼搏奋斗，先是建起了自备电厂，解决了用电问题，又建起了汽修厂。修理班扩编成修理排，有了机加工车间，有了C620车床、万能铣床、磨床等加工装备，最后成为能够完成汽车、拖拉机大修的正规工厂，不仅能为四团服务，还能够承接地方的汽车和拖拉机修理业务。一些当时很先进，很前沿的技术，比如环氧树脂粘接、氯丁胶粘接、氩弧焊等在四团机运连都能够应用和推广。后来还启动试验生产树脂氧气瓶等重大革新项目。

民航的师傅们为机运连培养了技术人才，带出了队伍，在四团机运连的创业历史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四团机运连成为全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先进典型，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在四团机运连召开了兵团机运工作现场会，向全内蒙兵团推广介绍四团机运连的经验。本文中所附的这些珍贵的老照片，其中有很多就是当年的机运工作现场会留下的。

2．我们的汽车修理组

初创年代，我们的汽车修理组只有三个人，只能称为组，后来才陆续有各地知青加入。民航陈耀礼师傅是我们的汽修组的头儿。陈耀礼师傅是五级工，年龄比陆友纪师傅他们要小一些，还有一位魏海林师傅是负责修理拖拉机的，他们都曾是民航首都机场修理飞机的主力机械师，却因家庭出身等原因被发配到内蒙古。

当年四团机运连的车库，四团机运连初创期间，曾在这里修理汽车。右侧第一间房就是最早的汽车修理车间，陈耀礼师傅带着我和一个保定知青在这里修车，并曾为五辆解放牌汽车进行了三级保养

前些年重返内蒙古时拍照。照片右侧有窗户和门的房间是四团机运连最老的汽车修理车间，旁边一间房有修车用的地沟，民航陈耀礼师傅曾经在这里带着我和另一个知青修理汽车

民航魏海林师傅等人曾经在这里维修履带拖拉机

陈耀礼师傅每次回北京探亲时都要背一个大行李包袱，那里面是他睡觉的被子，他都是带回北京让老伴拆洗后再背回来。一个小老头，背着一个很大的包袱回家探亲，这也是我们修理班的一景。魏海林、张荣富他们几个民航师傅总是以此事取笑陈耀礼师傅。

陈耀礼师傅工作认真，技术精湛。带着我这个刚17岁的北京知青和另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保定知青小宋，维修保养机运连的汽车。

那时条件很艰苦，什么设备都没有。钳工的工作台，包括一些洗零件的铁盆、装工具的工具箱等，都是师傅们自己动手或带着我们参与制作的。

民航陈耀礼师傅带着我们两个知青在这里维修保养汽车。1985年重返四团时拍摄

机运连的汽车，车号是北京军区序列：甲5-91-64。陈耀礼师傅和我一起维修和保养过这辆车

初建时期，就这么点儿人手，鸭子不用赶也得上架。好处是上手快，进步快，坏处是毛手毛脚，教训也多。

陈师傅不太爱说话，但有关技术方面的知识、要领都会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其实他也只是修过飞机，对汽车修理也需要重新研究认识、融会贯通。

由于上手锻炼的机会多，我们两个知青徒弟学得很快。没几个月的时间，我就可以将解放牌汽车、甚至将汽车发动机拆成一个一个零件，然后还能装上。我已能调发动机汽门间隙，刹车间隙，当然是在师傅的指导下。黄口小儿，一本正经，拿着塞规调整汽车发动机进、排气门间隙，一些民航的老师傅看着我都笑。

当然，因为年轻，也有过一些教训。修理工作间冬天要生火，第一次用镐头劈开从阴山上打来的山榆树根我就出了事，一块树根跳起来，正打在我的嘴上。面部基本没伤，但嘴里全都是血，口腔里面破了，又没法缝合，也没法吃饭，其中痛苦自不用说。

有一次在修理车间生火炉时，为了让引火柴燃烧的快一些，我站在离炉子还有一定距离的位置，一手端盆，一手将洗汽车零件的脏油（主要成分是汽油）向已点着的山榆树根随意撩了一下，结果火一下就顺着撩油的轨迹窜到我手上并将手上沾的油点着了。情急之下，我反应还算灵敏，将手夹到胳肢窝里，避免了将手烧“熟”。

还有一次遇到重大危险是修理团部领导乘坐的那个吉普车。当时车半边两个轮子已卸掉，只用几根木头和一个千斤顶支撑，我躺在车下调刹车间隙，多半个身子和两条腿都在车底下。这时，千斤顶和垫木却突然倾斜并慢慢倒下，上面半边汽车的重量也马上就要落下，幸亏我还机灵，发现及时，迅速爬出车下，否则就是慢一点儿，也要把两条腿砸在车梁下面。

发生这些事，陈耀礼师傅一般不会很严厉地批评我，他也不是那种严厉的人。他只是一再提醒我们注意安全。陈耀礼师傅自己也碰上过危险，有一次在地沟里检修汽车，民工们用阴山山坡上的石头和水泥砌成的地沟突然塌了。头顶上还有汽车，那么大的石头掉下来，就是砸了脚也够受的。当时陈耀礼师傅就在地沟里，也挺悬的。

我们的劳保用品是光板的羊皮袄，那年给修理工发的鞋是毡靴，走路很不方便。光板的羊皮袄很实用，发的时候是白的，但整天与脏机油、汽油和全是黑油的汽车零件打交道，没几天就成了黑皮袄，而且全是机油味儿。民航的师傅们尤其是陈耀礼师傅与我们一样，也是一身黑皮袄。

1969年未和1970年初，那年的冬天最冷，我们搞大会战。司机班是抢运物资，主要是生产物资以及各连队的取暖用煤，我们汽车修理组是抢修汽车。

那时候，因为路况不好，坏的最多的就是汽车钢板和轮胎。通往四团的公路都是土路，坑洼不平，冬天下雪路滑，开春翻浆陷车，下雨大了还要禁行，坐在行进的汽车驾驶室里经常颠得脑袋碰到车顶。通往各连队的路经常被流沙阻断。四团大部分连队都是在荒野上新建的，原先根本就没有路，团部现役军人领导的吉普车在建连定点时轧出的车辙就成了路。今天还能走的路，刮一夜的风，第二天就被流沙堵住了。流沙一夜就能移动4米，我们的履带拖拉机经常要去牵引、救援那些陷在沙窝里出不来的汽车。我们的每台汽车大梁上都要放两根粗木料，车陷住时可以垫在车轮下自救。每台车也都备有铁锹，以备车陷住时好用来挖沙子。

这种路况，也致使汽车承重的弹簧钢板经常折断，甚至整摞钢板全部折断。换汽车钢板和轮胎，补车胎时扒外带、卸轮箍，都是力气活儿。解放牌汽车轮胎很重，轮胎固定螺母也是最大的扭矩，要在专用的套筒搬手上再加延长的套管，甚至人站上去才能拧紧。

冬天很冷，还总是刮大风，我们都是在室外做这些工作，确实很辛苦。尤其是清洗冰冷的汽车零件，都是用冰冷的汽油或柴油，手伸进去，冰凉不说，经常接触还会搞得满手都是裂口，很痛苦。

陈耀礼师傅个子小，力气肯定不如我们。师傅讲明要领，带着我们干几回，我们就能自己干了。陈耀礼师傅指挥一下就行了，但修理、保养发动机等关键设备时，陈耀礼师傅都会亲自动手或看着我们干，教我们技术、知识时他毫不保留，我们进步的也很快。我们师徒3人在日常维修，保证机运连汽车出行的同时，还陆续完成了五台解放牌汽车的三级保养。

记得有一次一台汽车钢板固定支架与汽车大梁结合的铆钉断了。陈耀礼师傅说要热铆。就是将铆钉加热、烧红后用很短时间就得铆上。我们在汽车旁边放了一个小火炉，将很粗的铁铆钉预热、烧红，用铁钳子夹出来，放进已清除了断铆钉的固定孔。小宋站在地沟里用铁制铆壳顶住一头儿，我和陈耀礼师傅在外面，一边一个，一人抡一把大锤，将汽车钢板支架与汽车大梁重新铆接。别看陈耀礼师傅个子不高，抡起大锤来一点儿也不含糊。

3．在民航师傅带领下搞技术革新

修理保养汽车和拖拉机时，经常要将发动机抬下来，放到地上再进行修理保养，比如清洗、研磨进、排汽门等。汽车和拖拉机的发动机都是铸铁材料做的，很重。那时每到抬发动机时，就要喊来好几个人帮忙。要用粗一些的木料，一般的扁担不行，太细，我们试过，一抬就断了。从车上抬起来，再放到地上。很吃力，也容易磕碰，如果绳子断了还会摔坏机器。后来我们设想要先做一个简易的专门吊发动机的起重机。

陈耀礼师傅鼓励我先用木棍做了一个简易起重机的模型，经师傅们认可，最后我们做成了实物。土起重机在实际使用中，大大减轻了抬运发动机的劳动强度。我还参加土造的龙门吊的制造工作。龙门吊就是一个钢架子，上面有一个手动的滑轮组，俗称“葫芦”。龙门吊下面承重和移动的轮子，是用直径较粗的钢圆锯出来的，材料是通过九连包头知青从包钢拉来的废钢铁中找的。

1969到1970年，在简陋的条件下，民航师傅和我们一起自制的“龙门吊”，因为没有电，都是靠手动或机械，虽然土气，但在当时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记得那个钢材很硬，不是普通的铁。那时没有电锯，也没有车床，连电都没有，只能用普通的手锯。我锯了好几天，锯每一个轮子都要磨秃一二十根崭新的钢锯条。我跟陈耀礼师傅说很难锯，陈耀礼师傅说难锯也要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正好也借机会练一练钳工的基本功。那个土龙门吊做好以后，也在机运连的生产建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民航师傅们的直接指导和参与下，钳工还用一个60吨的油压千斤顶做了一个压力机。以前加工钣金活儿，尤其是拆装轴承等很费力，有了压力机就省事多了。

我们做的这些设备都是当时工作中急需的，有什么难题，就设计、制造什么设备。这些设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全都利用滑轮、齿轮、液压等机械操作，因为当时我们四团没有电，自备电厂也未建成。后来有电了，有些设备就可以换成了电动的了。

在兵团机运工作现场会上，两个土造的起重机和压力机都作为革新成果展示，在没有电的情况下，这些设备看上去虽然土了些，但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很实用，这也显示了民航师傅们的技能和智慧。

上世纪70年代初期，四团机运连用过的台钻、汽泵和电砂轮机，现已折价卖给原机运连职工崔吾生，目前仍在使用

1970年机运连修理班用60吨油压千斤顶改制的压力机，用于拆装轴承等，效果很好

4．师徒共学开汽车

司机班的司机、复员军人老付因出了事故，被停驶半年。先在炊事班帮忙，后来又在我们汽修组里帮忙。有一天小宋提议找个地方练练开车，陈耀礼师傅同意了。老付是正式的司机，把一辆修的差不多了的汽车开到了团部西边一块足有几十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荒地上。

四团所在地曾经是黄河故道，原来曾是很大的水面，到汉代以后黄河改道，向南移了100多里地，四团所在的地方才成为荒漠半荒漠地带。那时遍地荒凉，几十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地方都是红胶泥地，很平，因长期阳光暴晒，布满一道道的龟裂的缝隙，只有很少的地方有稀疏的草。

在此之前，我和陈耀礼师傅只是修理汽车发动机时，在停车状态下，操作过启动发动机和关机，但从未真正驾驶过汽车。小宋在保定参加过武斗，开过汽车，比我们强一点儿。

过去虽然没开过车，但经常看司机们开车，还有正式司机老付保驾，我第一次手握方向盘驾驶汽车，感觉很好，荒野宽阔，只要不急打方向，就不会出什么问题。

一档起步，有点速度后就挂二档，那个车是个刚修好的车，是南京跃进牌，前进档只有四个。当我的手要把操纵杆推到第四档时，老付把我的手摁住了，他怕我出事。后来下车后，老付问我是不是第一次开车，我说是。老付都不相信，惊讶地说：“你们知青们真是太聪明了，第一次动车就敢挂最高档位跑。当初我们在部队，新兵学开汽车，挂着一档要练半个月”。

我曾经开过的履带拖拉机

陈耀礼师傅也上车开了一会儿，他也是第一次开车，个子不高，目视前方，全神贯注，开得也稳稳当当，像个老司机。

说我们年轻人学的快，陈耀礼师傅更是老当益壮，比我们年轻人一点儿也不差。

宠辱不惊

民航师傅的故事

在大约三年多的时间里，民航的师傅们与我们朝夕相处，每一位师傅都有自己的故事。

1．陆友纪师傅

陆友纪师傅是电气技师，车钳刨磨也样样精通，车床出了问题，他能修理，电厂的发动机有问题他也能修理，好像没有他不会修理的。

陆友纪师傅最大的功绩是一手操持建起了四团的电厂，从规划图纸到安装发电机组，一直到最后安全发电运行，电厂建设的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陆友纪师傅的心血。

民航金炳德（左1，最高处）、民航张荣富（左2 ）和民航钣金技师卢金旋（右1 ）修理拖拉机

四团的发电厂，使用的是两台柴油发动机，分别轮流带动发电机发电。我记得很清楚，一台是山东潍坊柴油机厂生产的柴油机，好像是100马力左右，还有一台是东方红拖拉机的75马力的柴油发动机。我和陈耀礼师傅曾经为这两台发动机做过保养。

陆友纪师傅是电厂的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为了四团发电厂的建设，陆友纪师傅还付出了血的代价。在调试发电设备时，由于一时大意，陆友纪师傅的一个中指不慎被风扇页打断。当时，我与陆友纪师傅住在一个房间。此时陆友纪师傅的女儿已调入四团团部干部食堂工作，看到父亲受伤很心疼，直流眼泪。陆友纪师傅自己却很坚强，就是处置包扎一下，仅休息一两天，就带着伤坚持工作。

建设电厂，是生产、生活急需的工程，早一天发电，早一天受益。四团团部一带能够用上电灯照明，机运连、加工厂等能用上电，陆友纪师傅功不可没。几年后四团接上巴盟大电网用电，四团自建电厂才改为备用电厂。

电厂建好以后，在发电机的冷却水池旁边专门砌了一个小池子，可以泡一泡澡，托陆友纪师傅的福，我们到内蒙后第一次泡了个澡。

陆友纪师傅是性情中人，有一次看见有人从沙漠里捉了几个小狐狸，他就出钱买下，但养了没几天就死掉了。

为了彻底解决伙食问题，王亮连长带领四团机运连的同志在大渠南侧开了一片菜地。菜地长出了小小的菜苗，晚上下班后连里组织大家一起去菜地劳动。陆友纪师傅兴致很高，专门从厕所搞来一桶屎尿，用个破勺子将屎尿直接浇在菜苗根上，嘴里还嘟囔着：“种地不上粪，就是瞎胡混”。

王亮连长（右2）与知青们在一起

晚年的陆友纪师傅过得也很安逸，北京禁枪了，打猎是不行了。陆师傅也老了，在顺义的一个驼鸟养殖场，边上有个池塘，晚年的陆友纪师傅经常坐在那里钓鱼。我去看望过他老人家。

多年前，陆友纪师傅已经过世，我们几个四团机运连的知青专门赶到顺义殡仪馆向陆友纪师傅的遗体告别，送了老人家一程。

2．卢金旋师傅

卢金旋师傅是扳金技师，也是“九级技师”，同样是由于参加两航起义而“流落”到四团机运连。据说飞越天险到达拉萨的民航飞机被高空气流撕破了机翼，无法返航，我们的卢金旋师傅硬是凭借高超的技艺，在雪域高原十分简陋的条件下用榔头铆钉修复了机翼，使飞机重上蓝天，外国专家都感到震惊和钦佩。

卢师傅在四团机运连同样创造了奇迹，他又用那把神奇的榔头把一辆因翻车事故几乎报废的汽车驾驶室修复。他还利用环氧树脂粘结技术修复了冻裂的发动机缸体，让大家拍手叫绝。虽然修复的发动机并不能长期使用，但环氧树脂粘结技术在当时却是非常超前，让人耳目一新的技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四团机运连召开的现场会上专门推广了这一技术，卢金旋师傅在会上向全内蒙建设兵团的领导和同行们进行了演示。

内蒙兵团在四团机运连召开现场会，参加两航起义的功臣，板金技师卢金旋师傅（穿工作服操作者）演示环氧树脂粘接技术

我跟卢金旋师傅在一个房间住过一段时间。他年龄大一些，由于当时极左的客观环境，老师傅们说话比较谨慎，不会向我们说太多的事情。但向卢金旋师傅请教技术上的问题，他都会认真地、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们。

卢金旋师傅有痔疮的毛病，每天要洗身体。我能为师傅做的就是保证水的供应。我们一直用得都是井水，每个井上都有一个木架，上边架着一根长木杆，木杆一头放有压重的铁器，一头用于挂水桶提水，利用杠杆原理，能减轻提水的劳动强度。炊事班有用汽油桶改造的拉水车，我们都是用水车拉水。

一连的水井，当年在内蒙巴盟地区农村这样的水井很普遍。我们的生活用水都是取自于这样的水井

到井边打水，不仅要用力气，还要有技巧，要将水桶晃几下，才能打满水，再提上来，一桶桶灌到水车里。然后拉回来，再将各屋的水缸灌满。我年轻，去水井拉水的事自然就多干一些。

很惭愧，那时，我能为师傅们做的事可能只有这么一件。

3．夏德明师傅

夏德明师傅并不是参加两航起义人员，据说他原来是在北京开车行的，因为焊工技术高超而被聘用到北京民航修理厂（当时叫101厂）当焊工。夏德明师傅是当时工人级别的最高级八级焊工。

民航101厂八级电焊工夏德明(右)和孔宪乐（左）

民航101厂机械师陈耀礼师傅（左）

夏德明师傅是回民，印象很深的是夏德明师傅冬天时穿的不是民航的制式灰色大衣，而是一件有北京特色的连着帽子的皮猴。

夏德明师傅在北京市小有名气，是虎坊桥北京科技交流站知名的焊接高手，经常为各大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夏师傅不仅在四团机运连建设和各项技术革新中发挥很突出的作用，还有一个很大的功绩就是手把手教出的几个兵团战士徒弟，个个身手不凡，真是名师出高徒。

夏德明师傅带出的徒弟，四团机运连的女焊工

他们用氩弧焊技术焊接的玻璃钢氧气瓶胆在北京某研究所进行高压爆破试验时取得理想的结果，检验人员曾拿着样品碎片说，看看这焊疤纹就知道是六级以上高级工干的活儿。

机运连研制玻璃钢氧气瓶

上世纪70年代，到首都机场民航101厂看望师傅们，与夏德明师傅（右2）、包志明师傅（左1）合影

夏师傅有两个徒弟是北京知青，都是电焊、氧焊、铜焊、铝焊、氩弧焊等全能的技术能手。知青返城回到北京以后，他们凭着在兵团时的师承和自己练就的手艺，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混都还不错。女焊工小何凭借自己的手艺，一步步发展，后来在北京一个企业担任了副厂长。文化不太高、69届的北京知青小顺子，后来在北京第二机床厂一直是技术大拿。全厂大部分工人下岗时，唯独他一直被企业聘用，凭得就是一手绝活儿。现在他们都已是70岁的退休老人了。

记得那时不懂事，在机运连一直管这些民航师傅们叫老夏、老陆，因为有些知青认为他们都是有问题之人，不应该叫师傅。我年纪小，也跟着瞎叫。后来我从修理班被调去开拖拉机，并随着拖拉机调到了九连。

有一次我们九连通过包头知青从包钢搞来了一些钢管，想焊一个篮球架。我到机运连去加工九连的篮球架，正好是夏师傅给我们焊。我见到夏师傅，还是叫老夏。这时，夏师傅半开玩笑，半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叫我一声夏师傅”。这一句话，使我突然认识到，对这些民航的师傅，我以前那样称呼他们，确实是不对的。于是，我也一本正经地叫了一声“夏师傅”。那一刻，我感到很内疚，无地自容，一个近20岁的人，连尊重师长这样最简单、最浅显的道理还需要别人来提醒。

想想夏师傅他们，在那个年月，顶着压力，克服困难，他们乐观、坚韧的生活态度，影响和感染着我们。他们教给我们技术和做人的道理，对我们这些17、18岁的青年人来说，叫他们一声师傅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

但在那个特殊的、一切做人的伦理规范都被打碎的年代，人性，人与人之间的尊重都成了稀缺资源。

一句看上去像是开玩笑的话，对我的触动却很大。那时我已在兵团呆了两三年，人也大了几岁，几经挫折。夏师傅一句话，使我认识到，过去以来，一直对一个老师傅直呼其“老夏”是一种多么的不尊重。几年来夏师傅他们一直这样听我们这几个毛头小伙“老夏”地叫着，其实他们内心里对这种扭曲的、没大没小、不尊重的称呼绝对是不满意的，甚至是气愤的，只是他们不愿明确地表达自己的不满。虽然我们这样叫并非出于什么恶意，只是随大流而已。

那时就那么不懂事，叫一声“夏师傅”这样现在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事，也需要师傅用开玩笑的方式来纠正。

回想起来，知识青年和民航下放的师傅们都是“天涯沦落”之人，而我却连起码的尊重师傅、尊重一个年长于我的人都不懂。

夏师傅一句话，使我这样一个在文革动乱环境中扭曲的灵魂又重新找回了自己。

4．伍顺之副连长

民航的伍顺之副连长是干部，不能叫师傅。刚到四团时他一直在四连工作，担任四连的副连长，后来才调到四团机运连担任副连长，那时我已经不在机运连修理班了。

伍顺之副连长曾经担任过周总理专机的机械师，是留学前苏联的高才生，有一手精湛的机械维修技术。维修汽车、拖拉机对他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看他干活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四团机运连在他的指导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思想过硬、技术精湛的修理工。他总是要求汽车修理工们一丝不苟的拧紧每一个螺母，接好每一个线头。他常说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马虎不得。知青们干一天活下来灰头土脸，满身是油，伍顺之副连长干完活儿却是干净利索、精神抖擞。伍顺之副连长的夫人是专机乘务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空姐，但那时却被下放到食堂去卖饭票。身处逆境。大家都为伍副连长感到惋惜和不公，但伍副连长总是平静的说：“服从组织安排”。1971年 “九·一三”事件以后，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全体民航下放人员得以重返北京。

在离开内蒙古的前夜，许多人喝高了，说了一些激动的话，而伍顺之副连长仍然平静的说：“相信群众相信党。”

5．从事各行各业的民航师傅

到四团的民航的干部和师傅们被分到各个连队，各个部门，干的工作也是各行各业都有。除了在机运连修理保养车辆、拖拉机；有的当仓库保管；有的在团部邮局、招待所；有的修半导体、钟表。老弱的有在连队里烧锅炉的，也有少量年轻的与知青一同编在班里，下田劳动的。韩玉山同志在四连宣传队里挺活跃，经常参加演出。从种粮、种菜、种瓜到水利灌溉排水工程；从基建施工、石灰烧制到架设照明、通讯线路，民航老同志与兵团战士们一起艰苦奋斗。

其实在我们四团还有民航的技师，在工副业连有一位王汉文师傅，是专修飞机电气仪表的技师，也是参加两航起义的有功人员，最后一直在四团工副业连修理钟表。虽没受什么大累，但把一个维修航空仪表的技师放逐到边疆农场修理钟表，于国于已，都是浪费人才，荒唐至极啊。

民航干部王玉林，原是北京滑翔学校毕业，一开始在首都机场飞行大队，后被调到机务大队。发配到内蒙后，先是在四团工副业连的作坊用白铁皮加工烟筒，干了一段时间后，又与工副业连两个男知青专司钉马掌。1972年11月回到北京民航后发展的不错，曾到美国学习进修，成为有修理波音系列飞机资格的机械师。

王玉林（后排右1）与知青们合影

王玉林（中）与知青合影

民航鲍志明师傅是电工，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据说鲍志明师傅是因为喊口号时一时口误，被处理“流放”到内蒙。民航鲍志明师傅一直在四团电厂工作。由于年龄差距不大，我们经常一起打篮球，在大渠里游泳。

鲍志明师傅干过一件挺危险的事。在筹建电厂时，有一次，是在冬天，屋里有取暖的火炉。因要用柴油清洗零件，但柴油又很凉，冰手。鲍志明师傅把盛有柴油的铁盆放在屋内取暖的炉子上，想稍微加热一下，这当然是违反安全规定的，结果一把火着起来了。鲍志明师傅还想把着火的盆端出门外，最后把自己的胳膊和脸烧都得不成样子。大伙都担心鲍志明师傅以后怎么找媳妇儿。后来鲍志明师傅在内蒙的烈日下暴晒了一夏天，竟然全恢复了，一点儿也看不出来。

我曾去北京鲍志明师傅家里看过他，也去首都机场民航101厂看过师傅们。

以苦为乐，吃的故事

从北京来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必须经受的考验是：每年只刮一场，从初一刮到年终，沙子打在脸上生疼，让人睁不开眼睛的大风，成群的、密密麻麻的苍蝇、小咬，隔着裤子也能叮人的蚊子，还有喝的是苦咸水……

我曾经见到连队驾辕拉车的蒙古马，夏天时，马的肚皮下面没有毛的那一部分密密麻麻地全是蚊子，每一个蚊子的小肚皮都是鼓鼓的，因吸足了血而红的透亮。按说马的尾巴是可以用来打蚊子的，但驾辕的马因在两个车辕之间而不能用尾巴打蚊子，就只能忍受着。我问赶车的车倌儿，为什么不拿鞭子杆把这些蚊子给划拉掉。车倌告诉我，不能，因为划拉掉一拨吸足了血的蚊子，还会再来一拨新的，更厉害。

人们说蒙古马是最能吃苦的马，在内蒙古边远荒漠、苦寒之地生存的人也是最能吃苦的人。

我们四团在阴山脚下，更是偏远、蛮荒之地。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内蒙巴盟地区还很落后。当时我们四团一部分地方是11类地区，一部分是8类牧区，比11类地区还高。相比北京6类地区，艰苦程度可想而知。就是到距四团43公里的杭锦后旗，这个离我们四团最近的“大城市”，抗日战争时曾经是傅作义将军的行营，当时也只有一条不太长的主要街道。那个年代，刚从亩产万斤的时代走出没两年，又赶上文革，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加上文革极左们折腾，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还不如傅作义经营的时候。

我们偶尔有机会到杭锦后旗，要想吃个饭，一进饭馆，首先面对的是成群的“讨吃的”（要饭的）。一个穿着肮脏的看不出白色的工作服的女服务员，用一块油黑发亮，又擦桌子又擦盘碗的抹布把“讨吃的”们刚舔完的盘子和碗随便那么一抹，根本就不洗，因为“讨吃的”们已经舔得挺“干净”了。用这样的碗和盘子再给你盛来一盘过油肉或者一碗面条什么的摆上来，这时你必须付出好大的勇气才能吞下这顿平日里在连队食堂很难品尝到的“大餐”。

有一次，一个知青战友在一师师部巴颜高勒市（现在叫磴口县）的饭馆吃饭，苍蝇巨多。白墙上还挂着一块牌牌，牌牌上黑乎乎一片，落满了苍蝇。他以为是什么告示，好奇地将手一挥，苍蝇一轰而起。这时，才看出那牌牌居然是一块奖状，上面还写着四个字，是“卫生红旗”。

这就是我们当时生活的地方的真实状况。

民航师傅们到了内蒙古，真是落了难。

对于民航师傅们来说，除了极左环境的压抑，最大的不适应就是生活方面，尤其是吃的方面。民航工作人员的待遇一向高于一般的企业单位，在国民党当政的时候就是如此。在最困难的年代，国家也没有亏待过民航的职工。要知道，在改革开放以前，全中国一共才有多少架民用飞机？在首都机场修飞机的工作人员都享受地勤灶待遇，上天的飞行人员享受的伙食标准就更高了。

但是，自打到了内蒙，生活一下子落到谷底。虽然看得到羊，甚至看着人家杀羊，但就是吃不上肉。基本上每个农业连队都有羊群，蒙古族牧民的羊群也经常能见到，但羊都是要上交给国家的，蒙古族牧民也只能有10只自留羊的限额。平时连队的伙食也是窝头多，馒头少，只供应30%的细粮，小米和糜子米也算细粮。有钱也买不到东西，菜里没油水，“嘴里都淡出鸟”来。使得民航师傅们吃尽了苦头，逼得老家伙们什么着儿都用上了。

在民航师傅身上，发生了不少关于吃的故事。

1．宁吃飞禽四两

我曾和陆友纪师傅和孔宪乐师傅同住一个房间。孔宪乐师傅复员时拿到了6000多元的复员费，刚一到我们修理班就用90多元买了一支打霰弹的单筒猎枪，从此挎枪走遍四团周边的田野荒漠。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孔老前辈枪法了得，有一次创造了一天打到15只野兔的纪录。

民航陆友纪师傅在首都机场时就有在机场周边草地打野兔的爱好，到内蒙后，自然也带着心爱的猎枪。在那个食物匮乏的年代，每当吃到陆师傅打的野鸭、野兔时我们都觉得特别解馋。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陆鸭子”。有一天，陆友纪师傅居然打了一只很大的黑天鹅，要是搁现在非抓起来判个十年八年不可，可那时还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律，边远地区也没有人管这些事情。于是我们大半个连的人都吃上了天鹅肉，现在想起来确实是罪过。

有一次，陆友纪师傅在沙丘里转悠了一天，什么也没打着，却捡回一只不知死去了多少时间，也不知什么死因的老鹰，已经有哈拉味了。几个老家伙不甘心，不放弃，煮的时候多放了点白酒，还是把死老鹰做熟了。他们一边吃，喝着小酒，嘴里还还振振有词地说：＂宁吃飞禽四两……“。

虽然我也很馋，但我最后还是没有勇气和胆量品尝他们有哈拉味的“飞禽四两”。

各取所需，我在他们拔下的老鹰肚子上白色的鹰毛中挑了几根硬一点儿的，穿上两个垫片，做了一个很漂亮的键子，没事儿踢着玩。

2、涮母羊奶头儿

人要是馋疯了，什么都是好吃的，也什么都敢吃。

每年快到冬季的时候，团部都要杀羊。各农业连队都有羊群。不宜过冬的羊要淘汰，还有上交国家的羊。

团部杀羊时，也是我们改善伙食的机会，羊肉肯定是到不了我们手里，但到杀羊的地方接一盆羊血，撒点盐，做成血豆腐煮了吃还是可以的。在那个年月，吃肉是奢望，每年入冬前宰杀淘汰羊时能接点羊血吃已经是享受了。

有一次，民航的几位师傅，记得有广西人金炳德师傅，上海人张成富师傅和苏州人魏海林师傅。他们不知说了多少好话，用了什么手段，竟然从宰杀淘汰羊的人手中淘换来一块母羊的肚皮，就是有奶头的那部分。当然肉已剔的干干净净，只有皮。估计是有奶头的皮也没有用处，人家才扔给了他们。几位民航师傅如获至宝，把那东西刮洗得干干净净，切成一块一块的，实际就是一个一个的母羊奶头。然后找个破木箱子权当小桌，架上煤油炉，上面放个小铝锅。一人一个小板櫈，端坐四周。一人一只白磁碗，碗里面是一些工副业连生产的一角钱一斤的酱油。难得的是那天的天气还很配合，不刮大风，可以让他们把席面放在室外显摆。几位师傅把母羊奶头一个一个“涮”熟，蘸着土造的调料，嚼得有滋有味儿。自己还美其名曰：“涮羊肉”。其实哪里是涮，明明是煮，那玩艺儿能涮涮就熟吗？与其说是吃，其实是嚼，能嚼动就不错了。

此时，涮什么吃什么都不重要，那种郑重其事的就像吃大餐一样的仪式感才是最重要的。

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

天涯沦落之人，虽然没有人的尊严，但也要想办法苦中求乐，活出点儿人的滋味儿。

柳暗花明 后来的故事

1972年11月，民航总局批复民航北京管理局，下放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人员全部调回。

有一些民航师傅没有等到调回，而是采取调回家乡企业的办法，提前离开了四团。四团机运连的魏海林师傅、金炳德师傅、张荣富师傅、还有骆温师傅等就是通过这种办法回到自己的家乡。大部分民航师傅尤其是家在北京的师傅们坚持到了最后，等到了落实政策的那一天。1972年11月，民航师傅们终于回到了北京。

落实政策后回到北京，民航的师傅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做出新的贡献。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改革开放，有不少人都有很好的发展。有的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有的经常执行专机任务，随中央领导出访。

四团电厂的鲍志明师傅，原在民航做电工，后来回到首都机场后还干老本行。改革开放后鲍志明师傅下了海南，在海南航空公司下属单位当了经理，混得还不错。

曾经在四团工副业连敲过烟筒、钉过马掌的民航干部王玉林从内蒙返回首都机场后，有机会赴美国学习培训了一年半，成为专门修理波音系列飞机的机械师。1994年8月，王玉林曾带着妻子、孩子与我们一起回到四团旧地重游。

民航干部被发配到兵团，把子女也带到了四团，有的师傅将自己在其他地方上山下乡的子女又转到四团。一些民航子弟成了兵团战士，后来有些人还与四团的知青组成了家庭。

在工副业连担任副连长的民航干部张人杰，将自己在别处插队的两个女儿都转入了四团，安排在工副业连。陆友纪师傅也将两个在呼盟插队的孩子转到了四团。在团部通讯班工作的民航干部田荣武先生，他的妻子，我们都叫她田大嫂，在工副业连专司缝纫工作。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随家长到了四团，后来索性把在别处上山下乡的孩子也办到了四团。两个小孩子稍大一些后也成了兵团战士，一家六口，全成了四团人。田荣武先生的儿子后来娶了浙江女知青做媳妇。工副业连民航师傅金作凡先生的女儿嫁给了浙江平阳的知青，现在都在浙江生活。陆友纪师傅的女儿也嫁给了机运连的北京知青。

民航北京管理局的一次极左决策，改变了这些民航干部及其家属子女的生活轨迹，改写了他们的人生。

先有发配边疆，后有落实政策，三年多的改造，最后还能有幸逃离苦海。比起知青们长达六七年、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折腾，似乎还要好一些。问题是他们不是知青，他们中大部分都是拖家带口的人，举家折腾，想起来也挺不容易。

十年动乱，命运无常，风风雨雨，聚散离合，他们的曲折故事，不过是我们这个民族折腾史上的浪花一朵。

原四团政治处干事、民航干部陈文懋、原四团机运连副连长、民航干部伍顺之与原在四团四连工作过的民航干部韩玉山合作，在四团知青编辑的回忆文集中撰写了回忆文章。文中还赋诗一首，以明心志，我做了一点儿修改，摘录如下：

阴山之麓第四团

乌兰布和天地宽

高歌猛进屯垦曲

修路挖渠造绿田

民航战士何所惧

砥砺前行克时艰

回眸往事心潮涌

老骥伏枥奋扬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