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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 | 郭孟伟：被流放的知青，骑着被阉割的儿马
作者简历
原题
压 马
大约是1971年底，那时我还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机运连当履带拖拉机驾驶员，由于履带拖拉机从原归属四团机运连统一管理改为划归各个生产连队管理，我和我的履带拖拉机一起，先是在四团六连呆了几个月，最后正式从机运连调到九连。到九连以后，我们车组人员与养马喂牛的饲养员和赶车的驭手们编在一个排，叫六排，也叫后勤排。
连队的周边除了已开垦的土地就是起伏的沙丘和看不到边的荒漠，也实在没有什么可去的地方。在繁忙的农机作业之余，有空的时候，我便在马厩旁边的饲养员宿舍里与饲养员和驭手们侃大山。骑马、骑驴、骑骆驼，这基本上是每一个内蒙兵团男知青都喜欢做的事情，我一直是一个贪玩的人，如有机会的话，当然也要操练一下骑术。有时，因修理机车、农具，需要到团部机运连领取配件等，10几公里的路，若时间紧迫也要骑马去。所以，我对连队里的马匹也都很熟悉。
那时，马厩里有一匹枣红色的、一岁左右的小儿马。
在内蒙古巴盟后套一带，当地的农牧民都把公马叫做儿马。饲养员、兽医和连队里的知青们都很喜欢这匹小儿马。饲养员们经常亲切地拍拍它的头，摸摸它背上的鬃毛，这时小儿马往往是很顺从地接受这种爱抚。但若是不太熟悉的人想跟它套套近乎，摸摸它，这匹小马可根本不让你近身，一甩脖子就跑开了。
贪玩的小儿马还经常单独跑出来，在井边、场院一带闲逛，而且它还享有随便出入饲养员和兽医宿舍的“特权”，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在宿舍的砖地上哗哗地尿上一泡，惹得饲养员们大声喝斥，把它轰出去。当然，只要它不随地大小便的话，它还是受欢迎的。
在更多的时间里，小儿马是跟在它的妈妈——一匹枣红色的骒马身边，跳呀蹦呀地玩，像个淘气的小男孩总缠着自己的妈妈一样。有时，它还突然向前疾奔几步，然后又像害怕似的迅速地跑回老骒马的身边。
没有被人骑乘、被人驱赶着拉车的负担，也没有缰绳的束缚，有知青饲养员的照顾，有它的母亲老骒马的陪伴，小儿马过得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日子。有时，饲养员或赶车的驭手们抓一把玉米粒儿在自己的手心里，引逗得小儿马追着人跑，然后它就在人的手掌心上贪婪地吃着玉米粒儿，高兴了还打个响鼻儿。玉米粒儿是精饲料，是马、驴、骡子等大牲畜爱吃的东西。当时的生活单调而乏味，有的知青还曾尝试与小儿马摔跤，但马是四条腿儿，很不容易摔倒，百般无聊的知青们在这人与牲畜的嬉闹中也多少能得到一点精神上的满足和快乐。
后来，因为开拖拉机工作时尘土太大，如果平地或耕地作业时在后面的平地机或五铧犁上操作，那往往就是在一团很大的尘土中工作，满身是土不说，脑袋上所有开口、有眼儿的地方也全都是土，收工后洗好几盆水都搞不干净。我的鼻子从小就不好，有炎症，长期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最后我就找九连的现役军人领导要求不开拖拉机，到生产班里劳动去了，反正我有一身的力气，干什么不是干。其实，团部后勤负责机运工作的曹助理员曾经私下问过我，愿意不愿意再回机运连当修理工，我曾经是四团机运连最早的从知青中培养的汽车修理工之一，当年是后调入的现役军人指导员整我，把我从汽车修理工岗位发配去开履带拖拉机，这也是机运连的人都知道的事。我实在不想再与那些整过我的人打交道，因此明确向曹助理员表示不愿意再回机运连工作。
由于调离了后勤排，每天在生产班里劳动，我也就不能总在马厩那儿“侃山”了。不过，整个连队里除了马厩和场院，就那么几排房子，每天收工后知青们的活动范围很小，小儿马还是能常能见到。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一连知青骑马照
过了几年，知青们长了几岁，小儿马也逐渐长大了。和人一样，小儿马也到了“情窦初开”的年龄，最后发展到总到骒马身边去“套近乎”，往骒马身上爬，而且经常肆无忌惮地把它的生殖器硬梆梆地伸得老长。牲畜不懂得掩饰自己的欲望，发育齐全了，它就会发情，但这也意味着小儿马的厄运就要来临了。
终于有一天，大约是1974年冬天的某一天，团部的兽医小陈来到了马厩。在九连的兽医和几个饲养员的帮助下，刚满四岁的小儿马被摁倒在地上。小陈熟练地用手术刀在小儿马的阴囊上划开两个口子，然后慢慢地把两个睾丸剥离下来，最后再向伤口上撒一把白色的止血消炎粉——他们生生地把小儿马给骟了。
与小儿马一同被处以“极刑”的还有另外一匹马和八头牛，牛的力气大，人们摁不住，是用绳子把腿捆起来做手术的。我们连队里有个铁匠是浙江温州知青，他把割下来的1 6个牛蛋子儿全要走了，用铁丝穿上，挂在房间里，说是这东西大补，要一天吃一个。
在野生状态下，马这一类动物的交配权是通过打斗竞争取得的，但一旦被人驯养和使役，牲畜的交配权便由人来主宰了。人类对牲畜讲究“血统论”的历史也很悠长，可能自打牲畜被驯化使役那时候就开始了，而且人类对牲畜讲究“血统论”也比对人类自己更严苛。不仅要看“家庭出身”，还得看后天的因素。也就是不仅要看先天有没有良马的血统，谱系是不是纯正，还得看后天是不是体格健壮，各项指标是不是符合要求，所有项目都达标才能入选种马之列。不过当种马作为配种的机器，配种作为繁重的工作时也挺不容易，这也是很劳累的工作。所以，即使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入选的种马除了不负重、不拉车，有专人照顾，多吃精饲料，还享有每天两个鸡蛋的营养加餐。
小儿马没有良马的血统，一出生便就入了另册，虽然体格也挺健壮，但作为万物主宰的人类还是剥夺了它传宗接代的权力。
对待牲畜，人类一向残忍而无情，拉车、驼运重物，被人骑乘，干不完的苦役，嚼子勒着，鞭子抽着，受不尽的欺压，被阉割，被驱使，这就是一个畜牲的宿命，除了忍受、还是忍受，没地儿说理去。
看到小儿马被阉割的场面，我突然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悲哀。尽管从人类使役的需要来说，这种未入选种马的畜牲被阉割是合理的，也是很正常的事。但一个活蹦乱跳的生灵，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与知青们一同长大的小儿马就这样被处以极刑，总是让人感到有点儿残酷，有点儿难以接受。
马被骟过以后，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护理和调教才能使役，行话管这叫“压马”。就是在使役之前给马逐渐加一些负重、进行一些骑乘训练，把平日里一直散漫自由的生个子调教成能够听从指令，适应使役、骑乘需要的马。
连里把压马的任务交给了我和另一个69届天津知青小肖。这任务还不是随便委派的，我们两人当时都是班长，也都是连队的团支部委员。那时连队里只有两个男生排，每个排只有一个团支部委员，让我们两个团支部委员压马，也说明连队领导对这一工作的重视，我们两人当然也会尽职尽责地做好这项工作。
这是与我一同压马的天津知青小肖骑马照，但与压的那匹马不是同一匹马
我担任班长、团支委纯属意外。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我入团的时间比其他的知青都要晚，虽然我是到兵团时间比较早的北京第一批知青，表现也不差。在兵团后期，由于连队每年都有上大学的名额，有时还有当兵、招工的指标，同时家里有权力、有路子的知青们也开始以各种方式陆续离开兵团，不少班、排长都走了，位置空出来就需要有人补上，蜀中无大将，我这廖化也就作了先锋。
最根本的原因是到兵团中、后期的时候，尤其是1974年、1975年以后，连队里的知青们已不再那么好管理了，打架事件时有发生，甚至与连队领导一语不和也能一板砖拍过去。有些连队事实上已是“丛林社会”，谁胳膊根儿硬、谁能打架就是老大，现役军人领导和复员军人干部们已控制不了局面。连队领导起用我主要是为了对付那些越来越难管理，并且经常有打架苗头儿的男知青们。
按正常的程序，一般应该是先担任副班长，然后才能升任班长，而我连一天副班长都没当过，直接就担任了班长。过了不长的时间，又当选为团支部宣传委员，其实我入团也没有多长时间。我很清楚这是连队领导“以夷制夷”的制衡之术，但担任这些职务对于我来说也算是改变了一些自己的处境，所以我选择了接受。
既然接受了压马的工作，我当然选择了四岁的小儿马。小肖压的那匹马也是刚被骟过的儿马，岁口要比小儿马还大一点儿，不过从外观上看，没有小儿马看着精神，性子也比小儿马要温顺很多。
因为是第一次做这种工作，需要怎么做或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们就向本地的老职工，连队里负责生产的贾副连长请教，一切都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压马的工作首先是要遛马。刚做完手术的马身上的伤口还有待愈合，不能骑，也不能负重，只能由人牵着走一走。最初的一段时间，夜间也不能让马卧下睡觉，因为卧下以后伤口弄脏了会感染，所以我们总是把缰绳拴得高高的，把马脖子也吊到一定的高度。七八天的时间，不让马卧下睡觉，马也熬不住，有时吊着脖子也硬往地下卧，那状态当然很难受，但我们发现后也只能把马拉起来，然后再把缰绳拴得更高。这对于马来说确实是件挺残酷的事，但没有办法，不管是人还是畜牲，都得为成长付出代价，都得经受磨难。
人的一生是九苦一分甜，所谓“长的是苦难，短的是人生”，牲畜的一生只会比人更惨。无忧无虑的未成年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被阉割也只是苦难的开始，以后还得拉车或者被人骑乘，被鞭子驱赶着，一个畜牲将要承受的所有苦役和磨难都在后面等着它呢。
那些天正是寒冬季节，赶上刚下过大雪，刚作过手术的马只能由人在前面牵着遛，遍地都是白茫茫的雪，走一会儿鞋就湿透了。后来我们改变了路线，绕着连队宿舍前人们扫出的道路遛马。这回鞋到是不湿了，但又生出了其它麻烦。当我们牵着肚皮下有血淋淋伤口的马经过女生宿舍时，有些女知青好奇地问我们：“这马怎么了?”我们那时都是未婚的青年人，也不好意思向女同胞们说是骟了，就是告诉她们骟了，若有缺心眼儿的接着往下问就更麻烦了，我们还得给她们介绍马的生理知识，所以我们都一视同仁地回答“病了”。其实，她们也有眼睛，难道就没有看见伤口在什么地方吗。也许还是明知故问、没话儿找话儿呢。
经过了痛苦的伤口愈合期，马的伤口没有感染。伤口愈合后，我们又找了两个麻袋，装上一些沙子，一匹马背上放一个，并根据情况逐步增加沙子的重量，让马逐渐适应负重行走。恢复、适应一段时间以后马就可以骑了。刚开始还不能跑，只能慢慢走，然后再逐步循序渐进地练习，经过一段时间后马就可以奔跑了。
我们两人先是一人找了一副骑马用的嚼子，就是一种铁匠专门打制的、套在马嘴上的马具，由两根打制的、两头儿都有眼儿的铁棍儿和若干个铁环联接组成，用缰绳控制。骑马用的嚼子铁棍是直的，勒在马嘴上，只要一拉缰绳马就会很疼，要是使劲儿大了，能把马嘴勒出血来。人是万物主宰，性子再烈的马只要套上一副嚼子就得听从人的指令，就是想反抗，一勒嚼子马也就老实了。拉车的马用的嚼子就不是直的，而是有大约90度的缓弯，驭手拉的时候马相对要好受一些。
我们找连队保管员要求给找两块能垫在马背上的东西，他从一个旧蒙古包上用的、已破碎的羊毛毡片上剪下来两块，给了我们两人一人一块，垫在马背上，要不骑马的人屁股会硌破的。马镫肯定是没有，就是有也没地方挂，马镫只能挂在正规的马鞍下面。偶尔有一两次我还能把连队通讯员用的专用马鞍和马镫备上，当然是在人家不用的时候，但这样的机会不多。通讯员每天要去团部取信，整个连队里只有一副正规的鞍具，基本上没有让我们使用的机会。
我们两人就这样开始了几个月的马背生活。
坐下有了马，我们就可以到处走走。先是到近的地方，兄弟连队、蒙人的放牧点等都去过。后来马可以跑了，我们就到更远的地方去，到二团等其他团，到几十里地以外的阴山脚下，当然还得看天气，若风太大就不敢出去太远。
当时四团所管辖的地域面积有460多平方公里，在汉代以前四团所在的地域还大部分都是水面，史称屠申泽，至今四团二连附近的阴山坡上还能隐约看到有相对整齐的水印，说明当初的水面曾一直延伸到阴山山坡上。屠申泽曾与黄河的北河连通，后来黄河改道南移，屠申泽才逐渐干涸，成为荒漠和半荒漠地带。
曾几何时，这里也是先人们屯垦戍边、与匈奴征战的古战场。四团界内还有一些著名的古迹，比如建在四团四连附近阴山哈隆格乃峡谷山坡上的鸡露塞，曾是汉代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存了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瓮城建筑。
有考证说，匈奴呼韩邪单于与王昭君曾经避居鸡鹿塞石城达八年之久。现在鸡鹿塞已不在农场范围之内，而划归磴口县管辖了，其文物保护的地位也不断提高。上世纪90年代我去时，鸡鹿塞还是“磴口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2006年已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四团二连附近的高阙塞是战国时期赵国长城的一处关塞。还有我们四团七连和和沙金套海苏木附近的窳浑故城墙遗迹，在汉代时曾是朔方郡下一个数万人规模的窳浑县城，附近还有汉墓群遗存。
建在阴山哈隆格乃峡谷山坡上的鸡鹿塞在四团四连附近，曾是汉代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存了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瓮城建筑。于2006年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汉代时匈奴呼韩邪单于与王昭君曾经避居鸡鹿塞石城达八年之久。压马时这些地方都曾经过。现在鸡鹿塞已划归磴口县
内蒙古兵团初建时，这些汉墓被我们四团七连的知青挖了不少，他们只是为了取用坟墓里的汉砖，用以营建盖房。直到内蒙古自治区文物部门发现赶来制止，才停止挖坟，但已破坏了不少。现在四团七连的礼堂还存在，这个礼堂地基上面的五层砖全部都是从汉墓中挖来的汉砖，这也成为文革极左年代破坏文物的见证。
这些著名的历史遗迹我们压马时都曾经到过，但是那时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很差，这些文物古迹也没有任何标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圈石墙，一段土坡或一片被人挖的面目全非的墓地，我们骑马经过，都没有下马仔细地看看，更没有游览一番，抒发怀古之情。直到多年后我们再重返内蒙时，才去认真看一看这些著名的历史遗存。
建在阴山哈隆格乃峡谷山坡上的鸡鹿塞在四团四连附近，曾是汉代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存了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瓮城建筑。于2006年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四团所在的荒漠地区，大于5米/秒的能刮起沙子的风每年有200到250次，每年大于8级风以上的日数是30天。有一次发生沙尘暴，竟然将四团二连的一处地皮刮掉了30公分，还有一次大风将二连场院上堆放的一二十万斤粮食刮得一干二净，兵团战士们称之为“大风收”。忙活一年，好不容易有点收成，全叫大风给收了。当地人说我们那个地方是“一年就刮一场风，从初一刮到年终”。
风沙天一般又是在冬天和春天多发，我们压马的时间正好是冬天，所以，风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除了沙尘暴，一般的刮风天我们都照常要出去压马。算起来我们在这荒漠风沙中已经呆了五年多，已经知道怎么对付或者说是怎么忍受这种恶劣的气候。
按兵团连队的规矩，冬天每天都是吃两顿饭。我们每天吃过早饭就出发，如果知道出去走的远，回来较晚，就委托其他人代买好晚饭，等回来后热热再吃。
阴山哈隆格乃峡谷山口，鸡露塞依阴山山口而建，北面是崇山峻岭，山前空旷坦荡，北依汉长城，东邻屠申泽，极易扼守，为汉代西北部门户。汉代出兵与匈奴征战曾从此出发
我们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就这么每天骑着马在荒原上漫无目的地游走，乌兰布和荒漠天宽地阔，信马由缰，任我驰骋，如果天气说得过去，不刮大风的话，这也是很享受的一种体验，只不过天气好的时候并不是很多。
冬天的乌兰布和荒原更显得格外荒凉，在鳞次栉比的沙丘中游荡穿行，离连队近一些的荒原上，红柳和白刺（也叫骆驼刺）都很少能见到，都让兵团战士们当柴火给扛回去烧了。偶尔见到一两棵冬青，那是冬季荒原中唯一的一点绿色。到了离连队远一些的地方，到阴山脚下，还能看到一些植物，主要是红柳、白刺什么的。
下过大雪后荒原上很长时间都是银白世界，在一片银装素裹、北国风光中放缰纵马，更别有一番情趣，只是风卷着雪粉打在脸上生疼。
四团七连和沙金套海苏木附近的窳浑故城墙遗迹，压马时也去过
我们把皮帽子、大头鞋、棉裤等全副披挂起来，脚上再套上毛袜子或厚袜子，除了里面衣服多穿一些，破黄棉袄也要再刹上根绳子。我们两人就靠这些寒酸的装备，策马阴山下，任凭雪与风。由于每天都在马背上，棉裤的两条裤腿内侧没有几天就磨得只剩下两层布，里面的棉花全挪了地方，但由于骑在马上，坐下马的体温使两条腿倒不觉得很冷，只要把脚穿暖和就行。最没办法的是由于用得不是正规的鞍具，也没有马靴，一块羊毛毡只能解决屁股不被硌破的问题，但在马行走和奔跑时，腿和毡子、腿和马的两侧身上还会有直接的磨擦，后来我发现自己小腿内侧的汗毛都被磨光了。同时，马若跑起来也会出汗，马的汗有一些会渗入我们的棉裤。闹得晚上我们一回宿舍，大家都说我们俩“一身的牲口味儿"。
尽管气候寒冷，又有风又有雪，但压马的那些日子对于我来说是在内蒙的上山下乡生活中很独特也很难忘的人生经历。1974年冬天已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临近重大改变的前夕，到1975年6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就改制、划归地方了，现役军人也全部撤离。从1974年下半年后内蒙兵团的知青们就已经人心浮动，今后怎么办？在这个鬼地方还能呆多久？怎么设法离开这个地方？这是每一个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乌兰布和沙漠，内蒙古生产建设一师四团就在乌兰布和沙漠周边。当年压马曾经过这些地方
小肖出身好，到1975年夏天就被推荐上了学，成了工农兵学员，终于修得正果。而我可没有小肖那样的好命，在讲究出身的极左年代，被推荐上大学、当兵、招工这样的机会基本上都与我无缘。看着别人纷纷逃离，而自己却没有出路，也不知道自己还要在这荒漠中熬过多少时光岁月，在这沙漠里呆上一辈子很有可能是我唯一的选择，前景迷茫，看不到一点儿希望。面对自己未知的将来和苦不堪言的人生，心情确实低落到极点。
精神上被流放的知青骑着被阉割的儿马，游荡、驰骋在茫茫荒漠和皑皑白雪上，在尽情领略塞北的雪和大漠的风的时候，我那绝望、凝重的心情或多或少也能得到一些暂时的排遣。
在压马的过程中，小儿马还演出了最为悲壮的一幕。
鸡露塞就在四团四连附近的公路边上，是汉代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压马时也从此经过，但都没有上去看看，当时也没有标识，直到1990年代重返内蒙古时，才登高游览，一睹真容（网图）
那一次是我们骑马去一个蒙族人的公社，在公路上遇到了兄弟连队的一辆马车，上面还坐了好几个人，谁知他们的车拉边套的正好是一匹骒马。就在与马车邻近交会之际，我坐下的小儿马突然猛的跃起来，载着我直向那匹骒马冲了上去。亏了我反应机敏、手急眼快，用力拉住了嚼子，将马勒住。好危险，若是稍有控制不住，这匹马不顾一切地冲上去，马车上的人和骑在马上的我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这匹被阉割的小儿马，身上依然燃烧着残存的也是最后的本能和欲望，作着最后的但也是无用的抗争。
后来，这样的事再也没有发生过，看来，小儿马已逐渐接受了被阉割的现实。
压马完毕之后，小儿马被套上了大车的偏缰，就是拉边套。据赶车的哥们儿们说，这家伙干活儿时有点儿偷懒耍滑，不使真劲儿，所以关键的时候经常还要抽它几鞭子，不知道这是牲口的本性使然还是我没有压好马的过错。
四团七连礼堂现在仍在使用，地基以上五层砖都是从汉代窳浑县城汉墓遗存中挖出的汉砖
多少年过去了，我现在已是七十老翁，当年策马阴山，巡游荒漠的英姿早已是陈年故事，但回想起来，在我一生的经历中还曾经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是在马背上度过的。
郭孟伟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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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知青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