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孟伟，68届初中生，1969年从北京31中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做过农工、汽车修理工、拖拉机驾驶员。1976年病退回京做工，1978年秋考上大学。毕业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癫 痫
1985年重返内蒙古时拍摄，那时九连礼堂还是完整的。患有癫痫病的知青X发病后，就是从这个礼堂的西侧爬到东侧
癫痫是一种神经科疾病，俗称“羊角风”或“羊癫风”，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我们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九连就曾经有两个癫痫病人，都是北京69届男知青。在文革极左年代，北京69届毕业生是最悲催的群体，他们下乡时平均年龄约16岁，却被“连锅端”整体发配到了内蒙古和东北两个生产建设兵团，连患有癫痫病的也未能幸免，通通被裹挟到上山下乡的洪流里。患有癫痫病的69届北京知青X，是北京市西城区的平民子弟，下乡前已父母双亡，与哥哥在一起生活。由于家境不是很好，那时的知青X性格有点孤僻和自卑。患有癫痫病的69届北京知青H是干部子弟，他还是通过原北京卫戍区现役军人的关系到内蒙古兵团的。知青H身高一米八左右，身高体壮，如果没有病的话，应该是个壮劳力。我跟他聊过天，平时谈吐等都挺正常的。癫痫病人在平时与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只有在癫痫病发作的时候才会险象丛生。有的癫痫病患者在发病时会全身抽搐，恶心，呕吐，四肢无力，腹痛等。还有的癫痫病患者发作时会出现打人，摔东西，骂人，自残的现象，所以处置起来更麻烦一些。
已废弃的内蒙古兵团一师四团九连礼堂，剩余部分现在是职工住房
知青X属于前一种癫痫病患者，发病时全身抽搐，没有知觉，吐白沫。一般的情况下，大家就掐他的人中穴，还要注意防止病人抽搐咬牙时咬断自己的舌头，过一些时间病人也就慢慢恢复正常了。知青H癫痫病发作起来则是不好处置的那一种，发病时动作很大，还会顺手抄起手边能摸到的扫帚之类的东西抡起来打人。更难办的是知青H身高体壮，一般人没点儿力气还摁不住他，所以真发起病来如何处置也确实是个难题。复员军人排长对知青H也很头痛，有的脾气比较简单生硬的复员军人排长碰到知青H癫痫病发作时，就叫大家用绳子把他捆起来。这样做确实不太人道，若让知青H的父母亲人看到这样对待他们的孩子不知会有多心疼。但是在那个时候，有的复员军人排长就是这样处理的。按说癫痫病人根本就不应该上山下乡，但是我们连队的两个癫痫病人不仅下了乡，而且还都下到了生活条件相对比较艰苦，医疗条件相对较差的内蒙古西部边远荒漠地区。两个十六七岁的患有癫痫病的北京男知青在乌兰布和荒原开始了他们跌宕起伏、非同寻常的人生，并且都曾经历了不一般的生死考验。一般来说，连队和班排在安排工作时有时也会考虑到他们的身体情况。但在当时的极左气氛和革命口号指引下，更多的、更主流的是强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连队里年轻人多，也不是都很懂得照顾弱者，所以两个患有癫痫病的知青能够得到的关心和照顾还是比较少，甚至可能还有某些势利眼的人瞧不起他们。
内蒙古兵团一师四团三连在礼堂建多用小砖窑，并在四团各连队推广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后，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营建，有些连队就建在一片荒原上，连一间房也没有，所以必须要先解决住的问题。当时每个连队都按统一的图纸修建了营房和礼堂。礼堂也是食堂，兵团战士们开会、吃饭都在礼堂里。为解决礼堂的冬季取暖问题，我们四团各个连队还推广本团三连的发明创造，即在礼堂西侧的主席台（也是演节目时的舞台）下面修建一个小型的砖窑，这样既能烧砖，又可以通过砖窑的烟道给礼堂供暖，一举两得。这个想法当然是很有创意，但实际操作起来效果也并不是很好，至少烧砖的效益不那么明显，同时烧砖时还要昼夜有专人值守、盯着看火、加煤，所以只坚持了一两年的时间这种做法就废弃了。我们四团九连修建的礼堂与其他连队的礼堂还不一样。一是比全团其他连队的礼堂都要大一些，为了大一些，在房梁人字架上还采取了用铁板、螺栓联接加长的工艺。二是九连的礼堂离连队兵团战士们居住的营房距离较远，中间隔了一个很大的操场，还有一道毛渠穿过，去礼堂吃饭、开会等要走近百米的路。司务长等人住的房间在礼堂东侧，他们进出的门也是开在礼堂东侧，住人的房与礼堂中间还隔着一个食堂的操作间，在晚上的时候，操作间通往礼堂内部的门都是锁上的。而烧砖的小砖窑的窑口则在礼堂的西侧墙外，与礼堂东侧司务长等人住的房子正好是一东一西，从烧砖的窑口要绕着礼堂外墙才能走到礼堂东侧司务长等人住的房子，两处相距至少得有四五十米的距离。大约是在1973年的冬天，患有癫痫病的知青X在礼堂西侧的小砖窑值夜班，负责烧窑。活儿虽不累，但是在夜间，又是单独一个人工作。以知青X当时的性格，他也愿意干这种一个人单独干的活儿。但安排工作的领导和知青X自己都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如果癫痫病发作了怎么办？内蒙古兵团一师四团三连试验在礼堂建多用小砖窑，解决礼堂取暖问题，并在四团各连队推广
在一个冬夜，知青X一个人值守砖窑时，癫痫病突然发作。周边没有旁人，距离营房有人的地方又很远，离的最近的有人的房间就是礼堂东侧的司务长住的房间，那也要沿着礼堂外墙走四五十米才能到达。发病后，知青X是躺倒在地上抽搐的，也没有别人掐他的人中。由于没有知觉，棉衣被炉膛里掉下的还红着的煤渣引燃，棉裤被烧出了很大的洞，自己也不知道。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知青X病情稍微好一些，有一点儿清醒了，但还是无力活动。周边没有人，呼叫也没有人能听到，知青X只能自救。在寒冷的冬夜，刚停止抽搐，神志还没有完全恢复的知青X靠着自己最后一点求生欲望的支撑，拼尽最后一点气力，沿着礼堂外墙，艰难地向礼堂东侧爬行。四五十米远的距离，也不知道爬了多少时间，最后终于爬到礼堂东侧司务长住的房间门口，这时才被司务长他们发现，立即把他抬进房间，并采取了抢救措施，总算是救回了知青X的一条小命。如果在砖窑前棉衣被火烧得更严重一些，如果在爬行过程中知青X再次发病，失去知觉，并且无人发现，在内蒙古西部荒原夜间零下一二十度那样寒冷的温度下，会出现什么严重的后果真的很难说。所以大家都说知青X是捡了一条命，是大难不死。让知青X一人去值夜班烧窑，确实是有领导考虑不周的原因。公平地说，在礼堂烧火看窑，虽是夜班，但比起挖渠，脱坯等，还算是轻活儿，只是看看火、添添煤的事。关键是自己一个人干活，自由自在，有人还愿意干这活儿。知青X去干这个活儿，是不是他自己要求的不知道，但至少是他自己同意干的。按常理，对于一个癫痫病人来说，无论在什么时间，干什么工作都有发病的可能。但这后来发生的危险后果肯定是知青X自己和分派工作的领导都没有预先想到的。
四团九连附近的荒漠，地面上长有白刺，也叫骆驼刺。知青H的脚就是被这种植物扎了很多刺
患有癫痫病的人就怕精神上的刺激，如果生活平稳，心情舒畅，不受剧烈刺激的话可以减轻症状或减少发病次数，但如果受了刺激也会诱发癫痫病发作次数增加或加重其病症。造成知青H癫痫病多次发作最初的起因，是连队里一个内蒙当地的青年小于的意外去世。小于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本地职工的子弟，才刚刚15岁就参加了兵团，分到了我们四团九连。当时小于干得是跟着马车向农田里送粪肥，给马车装卸粪肥的活儿。因为贪玩，小于坐在已卸掉肥料的马车上用草捆扎做成的围档里，赶车的车倌儿也没注意到车上围档里面有人。当时驾辕的马不听话，车倌儿老范想教训一下辕马，让一个知青帮忙拉住车闸，自己用鞭子抽了辕马几鞭子。但辕马受到惊吓，突然拉着马车狂奔，帮忙拉闸的知青也没拉住，只好跳车。最后惊车失控，导致翻车，而坐在车上围档里的小于也被翻了的马车当场砸死，酿成重大事故。放有小于遗体的棺材停放在九连的礼堂里，那时连队里还没有电，夜间还要点两个煤油汽灯。由小于所在的二排的知青们轮流值班，看护遗体，等候其家人来处理，主要是巡视一下，看看汽灯是否灭了。患有癫痫病的知青H也是二排的，参加了看护遗体。谁知知青H虽然个子很高，但胆子却很小。连队礼堂离营房约有近百米的距离，夜晚又没有人，虽然点了两个汽灯，一般人去也挺害怕的。知青H看到装有小于遗体的棺材后，受到惊吓刺激，导致癫痫病多次发作。连队操场及营房周边为了植树，杄插了很多柳树棍儿，柳树棍儿头儿上都裹了一团黄土泥，为的是防止树棍水分蒸发，提高成活率。而病情加重的知青H看着柳树棍头儿上的黄土泥团也会产生幻觉，认为泥团就是一个个死人的脑袋。知青H头几次发病，也有跑出去的时候，但都被知青们找回来了。出事的那一次发病是晚上9点多，大家一时没摁住，知青H跑出连队，到了通往我团七连的公路上。这条路一直下去，先到七连，七连距我们九连相隔有六七里地，再远还可到二团和六团的连队。我团七连，和内蒙古兵团二团、六团都是在乌兰布和沙漠周边荒原上新建的团场。当时的公路说是公路，其实都是土路，路况也非常不好，路的周边也全是起伏的沙丘和荒漠。
四团九连附近的沙丘，上面长有白刺，也叫骆驼刺。知青H的脚就是被这种植物扎了很多刺
九连连部和知青H他们排里的知青们追到公路上，离知青H还有一段距离。这时正好有一辆开往七连方向的卡车路过，车一开过，后面是一片尘土，等车过去，尘土散去，眼前只剩下夜色和起伏的沙丘，什么也看不到了。大家分散开去找，呼喊知青H的名字，都没有找到人。通讯员小张回到连队给七连打电话，问有没有看到我连的人，七连回话说没有见到。当时虽然没有电，但是各连之间和与团部之间已有那种用电池做电源的摇把儿电话。连队领导将我连人员跑失的情况也报告了团部。当时大家心里着急，却没有办法，夜晚一片黑暗，茫茫荒野，遍地沙丘，找不到人还有可能造成找人的人也迷路走失，大家只能眼巴巴地等着听信儿。后来大家分析可能知青H是爬上了汽车，事实上知青H确实是爬上了行进过程中因路面不好暂时减速的汽车，但扒了一段距离后在拐弯时又被甩了下来。知青H就漫无目的地在荒野、沙丘里奔跑，因为一个个起伏不平的沙丘，怎么看都像坟头儿，知青H越发害怕，越发受到刺激。鞋也跑丢了，有些沙丘上还生长着白刺，也叫骆驼刺，很尖，刺还有毒，扎人很疼。知青H处于亢奋、没有知觉的状态，赤脚踩在白刺上，双脚扎得全都是刺也不觉得疼。没有穿大衣，在寒冷的冬夜身上已冻伤也不知道冷。等到次日凌晨五点多钟时，知青H已经跑到离我们连队几十里地外的六团营区外面，这时的知青H光着脚，像个疯子。六团的战士出操，看到远处的沙丘上有一个人，跌跌撞撞的，那时的人战备意识很强，还以为是苏修空投的特务。立刻组织人力包抄这片沙丘，结果发现穿的是兵团战士的衣服，最后落实是四团跑丢的有病的兵团战士。此时知青H已有冻伤，双脚上扎了很多的刺，六团的人对知青H做了安置，找了大衣给他穿上。六团的同志打电话通知我团团部，团部再通知我们连队后，次日上午，我连派人去将知青H接回。在接知青H回来时怕他仍会犯病，还是采用了将人捆住并固定在马鞍上的办法。知青H骑在马上，其身上、脚上已全是伤，但他自己表情茫然，对疼痛和寒冷还是浑然不知。
乌兰布和沙漠，四团下属各连队就分布在沙漠周边
一些北京知青对捆人的做法表示不满，但经办接人的人也有苦衷，万一再犯病控制不住，跑了追不上怎么办？知青H接回后即被送到师部医院治疗，医生从知青H脚上取出了很多的刺，由于脚趾已冻伤坏死，在师部医院做了双脚9个脚趾的截肢手术，两只脚只留下了一个脚趾，造成了终生伤残。虽然是终生伤残，应该说知青H还是幸运的。如果癫痫病发作得再严重一些，如果迷了路在在沙漠里走不出来，如果遇上了沙尘暴（这在乌兰布和沙漠周边是经常发生的事），如果不是被六团的知青发现，在茫茫荒原上，在寒冷的冬夜，鞋还跑丢了，出现更严重的后果甚至丢了小命儿都是有可能的。因知青H跑丢，从六团回来时穿了六团的同志提供的大衣和鞋，隔一两天后，九连通讯员小张骑马到六团将大衣和鞋还给人家。小张以为骑马去应该没什么问题，为了省事，就将大衣穿在身上，里面也没有多穿衣服。去六团时比较顺利，虽然有好几十里地，但没费多大事就找到了地方，将大衣等还给六团的同志，人家还安排小张吃了饭。午饭后返回，小张在路上却遇到了沙尘暴。狂风大作，卷着沙子，睁不开眼，看不见路，只好牵着马，凭感觉朝着大概的方向走。那时的路有很多就是在荒野中汽车轧出的车辙，有的地段就是荒野和沙漠，有的地方有好几股道，稍一判断失误，就会迷路，走到错误的方向，那就会越走越远。天气很冷，将大衣还给人家后，自己的衣服就很单薄了。又冷又饿，马也走不动了。天黑以后，找路更加困难，直到很晚，走了10几个小时才找到连队附近。看到了大渠，最后顺着大渠找回了家，差点儿又引发一起新的走丢人、再找人的事件。两个患有癫痫病的知青，都经历了不一般的严重事故，这看上去是偶然的事件，其实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在那些异常艰苦的岁月里，在极左的大环境下，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遭遇各种意外，出事故的机率都大大增加。即使身体健康的知青们在极左领导的指挥下，在超过身体承受极限的艰苦劳动中，有很多人也都落下一身的伤病。一些类似于15岁就没了命的本地青年小于那样的危险保不准什么时候就会碰上。比如内蒙古兵团53团的草原大火烧死69个知青的事件，比如内蒙古兵团二师女知青在参加巴盟总排干大会战上露天的厕所时，被爆破的冻土块从天而降砸断腿的事件。我团一个男知青，坐在轮式拖拉机的拖车上，因司机突然踩了一下刹车，结果人从拖车上掉了下来，被拖车轧成肝脏破裂。拉到临河解放军野战医院抢救，最后部分肝脏被切除，保住了性命，但病患却伴随一生。
内蒙古兵团一师四团地界内阴山脚下的荒原
在那个时代，更多的是强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像现在我们提倡的以人为本的意识当时的各级领导基本上是没有的，如果谁提出来要以人为本肯定要被批判，在当时也没有人重视劳动保护，所以，一些突然和意外造成的死亡和伤残时有发生。两个患有癫痫病的知青，就是不遭遇他们所经历的危险事故，如在内蒙古兵团干上七八年，也很有可能会碰上其他的危险和事故。知青X与知青H办理病退时都很顺利。因为他们确实是真的有病，人人尽知，经得起任何检查和复查，不用弄虚作假，甚至也不用请客送礼。知青H已经伤残，无法再从事体力劳动，个人生活自理都受到影响。所以知青H都不用自己去办理病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方面很积极主动地就将其退回北京了。而且是特事特办，人先送回北京，内蒙古这边很快就与北京接洽，给他办好了病退手续。因为知青H是通过北京卫戍区的现役军人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在京的居住地与大家距离也远，回京后与大家再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后来也再没有他的消息。我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但是9个脚趾截肢造成的终生伤残肯定要伴随和影响他后来的全部人生。知青X办理病退回京后，与其他人一样，就业、结婚、生子，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人也胖了，心情也开朗多了，癫痫病也很少发作了，小日子过得还挺滋润。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日子，噩梦过后，终于见到了艳阳天。算起来，知青X和知青H他们两人今年都应该是70岁左右的老人了。两个患有癫痫病的知青能够活着回到北京，也算是他们的万幸。
内蒙古兵团一师四团地界内阴山脚下的荒原
在疯狂的年代，什么疯狂、荒诞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两个患有癫痫病的知青上山下乡，经历生死磨难，最后死里逃生的遭遇，便是那个极左疯狂时代的缩影。光责备内蒙兵团连队领导和知青战友们对病人照顾不周是远远不够的，即使在那个动乱、极左当道的年代，按正常的思维和相关的规定，癫痫病人也是不应该上山下乡的。而那些将千万知青驱赶到广阔天地，挥霍一代人的青春，制定“连锅端“政策的决策者，那些安排癫痫病人上山下乡的具体操作者，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疯狂的年代，疯狂的极左和比极左还左们，给知青及其家庭，给普通的黎民百姓们带来的是无法言说的苦难。这历史的教训我们一定要牢记。郭孟伟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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