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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闫利中:兵团战友侯宝林的生死一线

闫利中 新三届 2022-06-26


作者简历

作者青年时代


闫利中,1969年8月到内蒙古兵团二师十五团三连一排四班,1977年返城后分配到北京崇文区房管局,职业司机至2013年2月退休。


原题

鲜血凝结战友情




作者:闫利中

 
侯宝林,家喻户晓的一个名字—我国著名的相声演员、语言大师。在这里讲的却是另一个人,我的战友侯宝林。

命运真能捉弄人,一个小小的阑尾手术,竟然差点让他离开这个多彩的世界。在他病危的时候,是战友们毫不犹豫地伸出臂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鲜血。战友们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首深情的歌,一首难以忘怀的歌。请记住这些战友的名字:贾新新、高慧杰、刘素欣、张凤敏、张秀印、张铁生、张殿祥、崔舜、郭国政、于福生、李金香。

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2师医院

1973年11月2日,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早早就蜷缩在温暖的被窝里。突然,连里通知我:第二天到师部医院给侯宝林陪床。当晚我失眠了。看来他的病更严重了。

第二天早晨,我登上开往师部医院的汽车。车到前旗,我直奔医院的外科病房,推开病房的门,我惊呆了。虽然事先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想到事情如此的严重,他完全变了一个人,眼窝深陷,两腮紧缩、胡子很长——病房里散发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气味。我走到病床前,轻声叫着:“宝林、宝林。”他微微睁开双眼算是和我打了招呼。在我来陪床前,韩文成已经先来了。韩文成把我叫出病房,旁边还有一连的卫生员小齐(在师部医院进修),他俩简单向我介绍了一下侯宝林的病情,并说今天可能还要做手术,连里已经有十几位战友为他输了血。我愣愣地呆在病房外,心里默默地为我的战友祈祷。

傍晚,医生护士来了,手术马上开始。我们手忙脚乱地帮助做术前的准备工作,护士把宝林推走后,韩文成和小齐才和我详细讲述了病情。原来,在3天前已经给宝林做了一次手术,病因是肠梗阻,手术之后不理想,并发感染,伤口合不上。病人一咳嗽,从伤口处就往外流脓血,所以才需要再做手术。我心想:刚刚3天,连上次手术的线还没拆,人受得了吗?

我们正说着,护士推着侯宝林从手术室出来回到了病房。我纳闷,怎么这么快手术就做完了?原来医生打开腹腔后,发现里面全是脓和血,肠子乱成一团。师医院处理不了,只是简单地清洗一下又给缝上了,并决定马上转院到呼市。

我们几个人来到车站,由于货车很长,守车停的位置已经出了站台。我们抬着担架往后走了很远,来到守车的位置一看,顿时我们就惊呆了,守车的梯子高过了我的胸口。回想起来:我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就把担架弄上去了?我们还没站稳车就开了。

我站在守车里环顾四周,车里很简陋,只有一把固定的椅子和—个煤炉。只能把担架放在地板上,我们几个人席地而坐。要说也算有点幸运,在这紧急的时刻居然有拉煤的火车能坐,而且还和车长在一节车厢里。后来我们和车长聊了起来,原来车长也是北京人。他对我们说:“为了你们,这趟列车多停了两分钟。一会儿还要把这两分钟赶回来......”车终于到达了呼市,已有救护车等在那里,把我们直接拉到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这时我们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心想这下可有救了。

在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

救护车到达医院后,马上对侯宝林进行全面的检查。初步确诊为:腹膜炎,必须尽快手术治疗。由于侯宝林的身体状况等原因,没有马上手术,先行调养。但几天以后仍不见好转,高烧不退并发现败血症迹象,医院决定立即手术!

在手术前的几天里,我和韩文成轮流陪在侯宝林身边。由于从连队出来时没想到会来呼市,我和韩只带了一件棉大衣和随身穿的,到了晚上,我们一个陪床,另一个就用棉大衣铺在地上,躺下就睡。那几天可真是难熬啊。

手术那天,我和韩文成等在手术室外边,焦虑、烦躁、无奈......反正我们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手指全都熏黄了。

手术终于做完了,护士把侯宝林送到抢救室,近似于现在的ICU病房。主治医生寿大夫把我和韩文成叫到跟前,严肃的说:“病人很危险。”同时开出了病危通知书。病危通知书的最后一行字我记忆犹新—“术后中毒性休克,随时可以死亡”。

看着这行字,我不相信这会是真的,这样的事情会真的发生?寿大夫说:“你们现在马上通知单位和家属,这是必须的!”就这样我和韩文成分工,由他照顾宝林,我去邮局发电报。
  
等到我发完往团里和北京的电报后回来,看到同连战友张继强的母亲来到医院(张继强的父亲在附属医院工作)。张伯母听说情况后不放心,来看望我们,一看我们睡在楼道的水泥地上心疼地说:“这怎么行啊?走!回家睡去!”到家后马上收拾房间,给我们腾了一张床,并拿出被子给我们,对我们简直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就这样,我们有了能休息的地方,感到像家一样的温暖。
 
当晚,我让韩文成去张继强家休息,第二天好盯着,我来值夜班。韩文成走后,我坐在宝林的病床前看着他,这时的他,面容憔悴、脸色发青、双眼紧闭、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手臂输着血,嘴里还插着一根有10公分长、手指般粗的皮管。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双眉紧锁,表情很痛苦。我紧紧地盯着他,计算着从第一次在师部医院做手术到这次手术只有9天的时间,这短短的9天就做了三次手术,就是铁打的人也很难扛过去啊!这时我已然绝望了,只盼着宝林的家人和连队的人早点到来,再看上他一眼。

我正在胡思乱想,一位护士走进来告诉我说:“他嘴里的那段胶皮管千万别吐出来,不然有危险。”

由于连日的劳累,我觉得有些犯困,就在病房里来回走,生怕自己睡着了。凌晨4点左右,我突然发现宝林有点异常,嘴不停地动,腿脚还乱蹬。我赶紧走到跟前,发现他把含在嘴里的胶管往外吐,我赶紧给按住,使劲往嘴里塞。无奈,我的手劲儿还没他的舌头劲儿大,最终还是让他把嘴里的胶管吐了出来,任凭我怎么往嘴里放再也放不进去了。这时,我惊慌失措,声嘶力竭地喊大夫,声音都有些劈了!  

值班医生赶来后,四五个人围在病床前一阵忙活,然后告诉我:“没事了,麻药劲儿过去了。”我问大夫:“那个胶皮管是干什么用的?”大夫告诉我:“那是为了让他的嘴张着出气用的。不然光往体内输氧,没有出气的地方哪行呀?”这时我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天呀!居然能用这种方法让人出气?我摇了摇头表示无法理解。
  
这一夜,我是在煎熬和惊吓中度过的。复杂的心情、疲惫的身体,我坐在病床前,呆若木鸡,终于熬到了天亮。宝林的病其实就是肠粘连,继发性肠梗阻,吃的东西下不去。为了让肠道畅通,手术时做了一个假肛,称为造瘘。就是在腹部开一个口,装上一个类似气球的袋子,接体内的排泄物。大夫说:“为了防止肠梗阻应禁食,需要输高营养的药物,但医院里没有。医院现在的办法只能是肠子坏一段切一段,一直到伤口愈合为止。”这在当时是唯一的治疗方案。
 
过了两天,侯伯母赶到医院,看到宝林的状况万分焦急。当听说营养药品医院没有时,马上让我给北京发电报,让宝林的表哥想办法搞到。电文是:急需——白蛋白、水解蛋白、冻干血浆。这是救命的药,越快越好! 电报发出后,两天不见回音。那时的通讯条件太落后了,人在这边干着急,北京那边更急。表哥通过熟人了解到,这几种药物,只有大医院的首长病房和外宾病房才有。

正在着急的时候,三连的指导员特木其勒赶到了。指导员向医院了解了病情,得知有几种药物没有,马上起身就去找。临走时,走到医院门口看到有个老乡卖鸡蛋,就问多少钱一斤?老乡问:“您要几斤?”指导员没好气地说:“我全包了!”就这样,一筐鸡蛋全买下了送到了病房。指导员找药去了。过了两天,指导员还真找到了一些口服水解蛋白冲剂,虽然数量不多,但这也是个奇迹。内蒙古最大的医院都没有的药,我们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指导员却搞到了。指导员找到药后,马上让在连队劳动的张继强火速送来。听张继强说:指导员骑着马,到处询问才终于找到这些药。看来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北京那边,侯伯父觉得事情不妙,马上从北京起身坐火车赶到医院。那天我正在病房的楼道里,看见侯伯父匆匆来了,我立刻迎上去。老人问我:“宝林呢?”我赶紧带着老人来到病房,推开病房的门看到宝林后,他先是愣愣地站在那里,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嘴里念叨着:“宝林呀,我还给你带来蛋糕了呢,你还能吃上吗?”我赶紧把侯伯父扶起坐在椅子上。这时老人冲我吼道:“去!把大夫给我叫来!"我赶紧把寿大夫叫来。大夫把宝林的病情说了一遍,问起营养药的事,侯伯父说:“什么都不用了,我们马上转院到北京治去!”

院方不同意,认为在路途中有可能发生危险,在车上没有抢救的条件。侯伯父坚决要求转院。于是,团里的张干事、寿大夫以及医院领导都劝他不要转院,最后侯伯父一字一顿地说:“就是死,我们也要死在北京!"医院没办法只得同意转院,并让姚大夫随行。

当天晚上,我们就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第44次列车。那天是1973年11月17日。张继强把我们送到车站,我们每一个人都心情沉重,只是默默地招了招手算是道别。列车启动后,由于担架在列车车厢的连接处拐不了弯,担架只能放在门口。张干事找列车长想办法,列车长来后看了看说:“没办法,只能给你们找个卧铺,然后用被子一人一角兜过去。”我想:这不就是办法吗?总算是把宝林安顿好了。

在这个寒冷的冬季里,我们每人都出了一身的大汗,到了后半夜又开始冷了,只盼着赶快天亮,马上到北京。

18日的上午,列车终于到达了终点——北京站。这里是宝林最后康复的地方。

在北京协和医院

到了北京,我们非常顺利地住进了协和医院。那时并不知道,往北京转院手续繁多。据医院的护士讲:你们住进医院能这么顺利,完全是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据说前不久,有一个山西插队的知青,在当地病危,联系部队用飞机送到北京,因为没有转院手续,所有的医院全都不收。最后从XX医院出来后,就死在了医院门口。这件事,惊动了市委市政府,市政府马上通报:凡是知青转院到北京,一律先收治后补手续。因为这件事刚发生不久,所以,我们非常幸运地住进了协和医院这闻名全国的医疗机构。究竟是宝林的命大还是苍天有眼?我说不清。
 
入院前,要进行各项检查,还要称体重。一过磅,宝林的体重只有41公斤。当一切手续办完,宝林住进了医院病房七号楼3层。我们几人如释重负,这回总算是踏实了。

张干事在北京住了几天,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准备回内蒙古。临走时让我和韩文成分工,每天必须有人在场,如有问题及时向团里汇报。张干事走后,我和韩文成每天轮流到医院陪护。协和医院先给宝林做了一个锁下穿刺术,就是在锁骨下直接输入高营养药物,让肠道空着慢慢愈合。医院真有高招,就这样奇迹出现了:原来往外冒脓水的伤口终于开始慢慢愈合了,体重开始逐渐增加,人也慢慢地精神了。
 
后来得知协和医院把宝林作为特殊病例治疗,为此还出了一本书——《水与电解质平衡》,并成为医学界的教科书。

数日后,在医务人员精湛医术与细心的治疗下,宝林开始能吃东西了,想吃的竟然是咸菜,还要六必居的。我高兴地想这不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了吗?后来我们还能聊天了,天南地北无所不谈。

当春暖花开的时候,医院告诉我们不用陪床了,不久就可以出院了。  

这一天是我们彻底轻松的一天,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满怀着对伟大科学的崇敬和对医学的信任,满载着战友康复的喜讯,我们返回了连队。

作者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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