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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丨谭方明：大陆文坛，苏醒与开放的岁月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本文作者
谭方明，生于广州。72届高中毕业后，在农场当知青3年；在广东作家协会学习、工作12年。1987年移居澳大利亚，在餐饮业和制造业从事低技能工作13年，同时从事中文教育。获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社会工作荣誉学士学位、职业咨询研究生证书。在澳洲联邦政府的就业服务承办机构工作将近20年。2020年辞职退休。
原题
“大陆文坛孔窥”1986
八十年代，苏醒与开放的年代。
八十年代，香港《华人月刊》发表过我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大陆文坛孔窥》。
我于1985年进入广东的文艺理论月刊《当代文坛报》当编辑和记者。主编黄树森是一位文艺评论家，也是业界奇才，大胆贴近读者市场，让文学接地气，创造了高发行量理论期刊的煊赫。人们都叫他老板。
当我透过八十年代这块壮丽布景板“孔窥”自己，成长的亮点不容置疑就是《当代文坛报》阶段了。在“鬼马”而又大气的老板旗下，我无忧无虑玩了三年，愉悦。即使不再是圈内人，三十多年后回首，依然愉悦。
记得司机陈载老板去东方宾馆回来讲了件趣事。话说两人到达宾馆泊好车，老板下车便信步直奔大堂，司机却被保安拦住了，问其来意。八十年代中期，就算“祖国南大门”广州再怎样领开放风气之先，酒店守卫还是壁垒森严的。司机陈是个醒目仔，他不言语，貌似随意指指老板的背影，保安瞟了一眼，不费口舌立马放行。何解？只见那老板肤色黝黑，卷发绕鬓，一套暗条蓝西服穿出了当时大陆人稀有的贴切。只要他不开口，怎么看都是妥妥的南亚外宾一枚。当保安与司机在背后纠缠，老板硬是不开口不介入，自顾自往前走，大酒店小保安也算阅人无数了，一双法眼瞬间就被老板从容淡定的气场所屏蔽，毫无争议。
跟着这样的老板“揾食”，我们还有什么地方不敢去呢？
1986年8月，我与同事黄大德跑了趟北京。当时，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上任不久，提出了反对极左文化，对文艺评论主张应以“浇花”为主；对文艺领导提倡“微调”方法。我们俩找到京城行家搭线，进入部长办公室，对这位上任以来还未接待过记者的领导人作了4小时独家访谈。据行家“报道”：第二天，文化部大楼就流出了有两个香港记者采访文化部长的传闻。见笑了见笑了，我们是广州来的记者好不好！
大功告成，马上给广州打电话，向老板汇报。老板说话一向喜用国骂作助词，他在长途电话里作的所有指示我都记不住，光记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母亲通通被老板兴高采烈地问候了无数遍。
作者写的《高占祥采访记》局部
同年，老板让我为香港杂志《华人月刊》撰稿，介绍中国大陆尤其是广州的文坛气象。由于受众是香港读者，对文笔风格的要求是尽量避免大陆式评论腔调。轻松戏谈严肃事，老板三言两语就发了任务。虽然我从未在香港发过文，倒也没什么压力，对避免大陆腔调这个重点我觉得分外有趣，跃跃欲试。《大陆文坛孔窥》完稿之时，正好跟同事胡扯人类的“三张”特点（紧张、夸张、虚张），我就顺手牵羊就把“三张”之“紧张”拆开重组成笔名“张之紧”，填进了稿纸的小格格。
集体记忆的个人片段就此打住。让我贴上旧作《大陆文坛孔窥》，致敬曾经的八十年代，致敬曾经的文化氛围。
这才是本文主题。
2022年6月2日写于墨尔本
《华人月刊》1986年11期封面及作者文章
附篇
大陆文坛孔窥
在刘再复和陈涌成为（19）86年海内外注目的理论界焦点人物时，也许还应该留意到一个现象：除了专业人士为此作出理论论辩外，一般人似乎更关注刘再复的遭际。刘、陈双方的拥趸有明显的众寥之差。陈氏虽然不以人数领先，却有权威性的优势，刘氏的“反叛”便失去天然的保护。因此，在刘氏拥趸的“拔刀相助”中，其实也出自对“左王”卷土重来的恐惧而作出的抵抗本能。
几十年来，大陆文艺界在危言耸听中辗转不安，尤其做学问的，更张口难言。一旦沾上反那个“思想”，危害那个“主义”的罪名，无异于惹来杀身之祸。刘再复勇开探索之风，诚然令人敬佩，倘有挂牌示众的一日，一批同辈乃至后辈探索者亦就有唇亡齿寒之险。所以，有些恐惧，甚至过敏的抵抗，都不难理解了。
笔者无心对刘陈论争说是论非。引出上述现象之后，再提供两个着眼点，旨在探讨超越这场论争的另一个问题。第一，按常规理解，发表在党刊红旗杂志上的黑体文字，加以陈氏声望，必中央意志无疑。海内外人士为之过敏的，正是这关键处。何料书生此着差矣。若这场舌战发生在十数年前，注定是“百家”即两家，两家灭一家的结局。而今，论争展开已有相当时日，中央领导人只道和谐融洽，却无偏袒之意，论争便由过激火爆演变为心平气和。第二，在造神运动中留下伤痕累累的大陆文艺界，对自诩权威者报以强烈的逆反心理和厌恶感。这种厌恶感长期积聚，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便表现出过敏，并溢于言表。脆弱、内向的大陆知识分子，竟然一改过往战战兢兢、言听计从的形象，实可说一大奇迹。
依着这两个着眼点，笔者认为：在大陆，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正逐步得到承认和保护；在此前提下，人的真情也将逐渐敢于表达并得到重视。
为证实上述估计，还可以留意广州的两家报刊《南风窗》和《现代人报》。这两家报刊出现在商业气息浓郁的羊城，是一件不寻常的事。
去年四月创刊的《南风窗》，头一炮就打得很漂亮。在《假如我是广州市长》栏目上，市民们争相为广州建设献计献策，哪怕是一点细微的建议，都有机会在杂志刊登。市长叶选平也亲自撰文呼应。一下子，市长、政府和市民的距离拉近了，市民的地位提高了。此举使这家以市民为对象的综合性杂志声誉鹊起，成为广州市品种繁多的报摊上的热门杂志。与众多报刊不同，它积极关心市民的生活，迅速而准确地反映出现在广州的新鲜事物，以朋友的姿态鼓励市民议政。广州人对政治冷漠是有名的。《南风窗》化高谈阔论为随意倾谈，关心读者的愿望，也就得到了读者的关心。难怪如今广州市民议论到某些话题，都爱以“《南风窗》说的”为依据。
而另一张对开大报《现代人报》，风格有迥异于《南风窗》。它以一种高格调鼓吹改革和新观念，既有深度又有情趣地阐释现代人的种种思想观念，读者对象为热衷于改革的仁人志士。
《南风窗》立足现实,《现代人报》着眼未来，宗旨各别，相得益彰，对开放中不同层次的广州人，也算是不同层次的益友吧。鼓励议政，鼓吹新观念。两支报刊劲旅的意向，亦是重在对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的承认与保护。当然，这里的“人”，已不止于知识界，而包括市民在内的普遍意义的人。
性，一直被作为下流意识而排斥在大陆的社会道德标准之外。去年，张贤亮在他的两部作品《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涉足禁区，因而被放在性文学的临界线上推来推去。但今年下半年，上海女作家王安忆连续爆出了《小城之恋》和《荒山之恋》两个中篇，以直露、冷峻的笔触，描写了情欲的困扰和迷乱，简直令人膛目结舌！较早反应过来的评论家，直称它表现了“爱欲的涨落”，是近年小说创作的一大奇观。
在人益发受到重视的今日大陆文坛，对人性的种种挖掘，势必掀起一阵热浪。不充分认识人的本质，恐怕无法认识人的价值；对人性了解得更透彻些，才谈得上刻划人。这在大陆文学界，一直来做得并不理想。
比如对待二十世纪三伟人之一的弗洛伊德，大陆过去是不大宽容的。也许他太过赤裸地揭示了人性？科学的笔触有时令人感受到刻薄。虽然前几年曾有人试图把弗氏学说请进大陆，也不是那么堂皇。“精神污染”的垃圾桶分分钟待君入瓮。大陆的青年人在批孔运动中认识了孔子，又在正统人士的斥责声中认识了弗洛伊德。这叫做适得其反。大陆读者都有类似经验：越被上头某些人指责的作品，甚至被禁的作品，人们就越是变着法找来看。而最近，大陆正式出版了几本弗氏著作，鲍昌分别写了长序，正反兼顾，果真颇有心得，既技巧，又保险。对弗氏也算公正和蔼了。
出版界也罢，文艺界也罢，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不能光是想着怎样才保险，好向上头交差，而要多想想读者关心什么，需要什么。现在大陆有各种杂志上千种，文学评论刊物就占了五十多家。通常，作品是给读者看，评论是给行家看，所以文学评论杂志不能面向平民，而长期曲高和寡。
今年七月，却有一份全新包装、图文精美的评论月刊异军突起，一下惹来全国评论界的注目。它就是改版后的广州《当代文坛报》。这家刊物看来与《南风窗》《现代人报》有些相近之处——关心读者所关心的一切。虽然是专业文学评论刊物，脸孔并不那么严肃。没有同类刊物那种玄而又玄的理论阐释，倒论尽文坛百事，热心于提高普通人的理论水平。从“广东文坛为何静悄悄”到“琼瑶热之谜”，又或者“走出文学圈子看文学”，甚或“穿超短裙的自由女神”之类，每期一个中篇小说争鸣，还有四通八达的“文学立交桥”…… 轻巧中见深思，谐趣中寓严肃，不是一道名牌大菜，而是一盆可口的什锦拼盘。平民化特色使它鹤立鸡群。改版不久，已吸引了除评论家以外的一大批作家、大学生、文学爱好者，甚至中学生。笔者多言，若把这副劲头保持下去，长期曲高和寡的文学评论将渗透社会，而且不断遇到知音。
（作者注：上文写于1986年）
谭方明专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