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丨张济祥：扛着被子上北京接受检阅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4-04-01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作者中学时代

张济祥，1949年出生于江苏扬州。小学中学分别就读于扬师附小和扬州中学。1968年插队原兴化县林潭公社。1969年应征入伍在广州空军部队服役。1985年转业至扬州市司法局工作，直至退休。

原题

我的学生时代

（外一篇）

作者：张济祥

我小时候没上过幼儿园，曾跟着一个私塾老师认过几天方块字。后来不觉到了该上学的年龄。

1956年夏天，家里人领着我去小学报名，因怕报不上，就同时报了位于广陵路上的广陵小学和师范附小两所学校，结果接到两份入学通知书。我选择了上师范附小，被分在一年级二班。从此，我直至上中学，一直都在各年级二班学习。

学校坐落在有悠久历史的“梅花书院”旧址。小学的课业是轻松的，而我们的课余活动丰富多彩。那时正值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火红年代，学校号召少先队员们要积极参加十边种植、推广普通话、除四害等活动，还经常组织打扫卫生、纳鞋底等公益劳动。

我在校普通话比赛中得了第三名，并参加在群艺馆举行的汇演，还曾担任过领诵。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演出的情景：（领）“是谁学会了普通话，还教会了自己的爸爸和妈妈？”（合）“我们，我们几十个红领巾，几十颗热血沸腾的心！”

由于年代久远，那时的同学已基本回忆不起来了。前几年在一次初中同学的聚会上，有同学指出班上有六人是师范附小二班的同班同学，这真是事隔半个多世纪后的意外的惊喜。

1962年小学毕业，进入扬州中学读书。

学校位于淮海路上一个被叫做“大汪边”的地方。起初学制为五年，后来恢复了六年制。

扬州中学素有“北南开，南扬中”的美誉。

在这里，我们不仅像海绵一样贪婪地汲取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起了浓厚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让我终身受用。许多任课老师个性鲜明，讲起课来抑扬顿挫、声情并茂，还配以特定的手势。不光是语数外理化等主课，即使历史、地理、生物等所谓副课，学起来也兴趣盎然。

例如，我还记得历史老师要我们熟记的一首朝代歌：夏商周秦西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南宋，下接元朝与明清。四句话就概括了中国古代几千年历史。

母校让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使我们得到多方面锻炼。每年的校运会都是一次全校的盛会，高音喇叭里响着激动人心的口号，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奋勇争先，各班级为团体总分第一争得热火朝天，大家不甘落后的精神和集体荣誉感都油然而生。

记得我初中时也参加过短跑和400米接力等比赛，有一次进入100米决赛得了最后一名，成绩13秒多一点，为班级争得1分。而在一次接力时把棒弄丢了，拖了大家的后腿。

学校学生宿舍后面还有一片面积很大的农场，每逢劳动课，学生们给蔬菜浇水施肥。我们经常要从厕所后面很深的粪池里把粪便舀上来，再挑到地里去作肥料。我们还参与棉花从育苗、移盆栽种、管理、收获的全过程。所收获的棉花弹成棉被，发给生活困难的住宿学生。

每年农忙时节，我们要背着被子和炊具等生活用品，到北郊的生产队去支援夏收夏种，睡在稻草铺就的地铺上，和农民一起割麦子、挑麦草、脱粒、拉犁翻地。由于劳动量大，出汗多，衣服上都积了一层白白的盐霜。

初中时，学校还组织了民兵训练，每个班为一个民兵排。学校里有一些中正式步枪，用来进行队列训练。训练中曾出过一次小事故。那些枪老旧不堪，枪膛里也很脏。一次擦枪时一个同学扶着枪，另一同学用捅条缠上油布使劲向枪膛里插，结果捅条穿过准星的护圈，插进下面同学手的虎口，从手掌穿了出来。大家吓坏了，连忙连枪带人送到医务室，医生一咬牙，使劲把捅条拔出来，简单处理后赶紧送医院了。

我还幸运地被选上参加过一次暑期打靶训练，用的是小口径步枪，50米距离，每次3发子弹校枪，打30发。学校共青团、学生会等群团组织的活动很活跃，我也于1964年3月加入了共青团。在学习之余，我也参加多种体育活动，经常跑步，在假日和几个同学跑很远的路到大运河去游泳，还喜欢玩杠铃、石锁等。所以在劳动课上或支援农村“三夏”时，我都算得上是个壮劳力。

我1965年初中毕业，接着升入高中学习。从高中一年级开始，同学们都在为打好基础，准备参加高考而努力学习，因此高中的课程要紧张一些。而1966年夏天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学习生活终止了。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和大家一样革命热情高涨，还带有些许兴奋。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和其他几个同学聚在我家里写的，内容是批判一位老师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因其平时的穿着举止有些与众不同。大家嘻嘻哈哈拖到很晚，直到凌晨才各自回家。随着运动发展，师生中分成了造反派、保守派等不同派别，我参加的组织属于保守派。我们班也分成两派，曾几次在教室里摆开阵势辩论，争得脸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不久，中央下发了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分批进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通知，我也被选为进京代表。9月下旬的一天，我带着一床被子和其他学生代表一起，在大家的夹道欢送下，登上了进京的列车。我们被安顿在北京矿业学院，每天有解放军帮助队列训练。

9月30日，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我们很早就在天安门广场上集中，等待长安街上的游行队伍走完后，再前进到金水桥前由毛主席接见。结果游行队伍走得太慢了，我们白等了大半天又被拉回驻地。

接着有消息说，我们将乘卡车通过天安门，但也一直没有得到通知。后来才知道，为了让聚集在北京的学生尽快受到接见尽快离京，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伤透了脑筋，设想了多种方式，毛主席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出来，前后8次接见了1300多万红卫兵。

这一天终于等到了。11月8日，我们被安排在一条宽阔街道的路边等候，毛主席将乘敞篷车接受大家的欢呼。那天好像等的时间不太长，一辆先导车开来，要大家原地坐好，保持秩序。紧接着，一行车队以很快的速度驶来，前面的人忽地都站了起来，我在后面情急中向上跳了一下。就这样，我在北京等候一个多月，那一瞬间见到了毛主席。然后，就扛着被子赶紧打道回家了。

那时，大串联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事后我才后悔离京时没有把被子丢掉也加入大串联洪流，还可以顺便欣赏祖国的壮丽河山。

在京时，我们住在海淀区，离清华北大都不远。我抽空去看了大字报，试图从中辨清当时斗争的大方向。回到学校后，我脱离了保守派，但也不愿意加入造反派组织，就和几个有相同观点的同学新成立一个战斗队，继续参加大辩论。以后随着大革命变为大混战继而发展成武斗，不少人陷入不解、迷茫、苦闷，我也索性当起了逍遥派。

有一段时间整天无所事事，我常到离家不远的一个图书阅览室看书，除中午回家吃饭，往往一坐就是一整天。那时喜欢看长篇小说，《烈火金钢》《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等等，有时一天能看完一本长篇。随着军宣队进驻、校革委会成立，开始复课闹革命，同学们又渐渐回到学校，这时出现了不少学生斗学生的现象，校园秩序已难以恢复到从前。

1968年10月，学校给大家发了毕业证书，毕业证书上盖着校革委会的印章，我们也被算作68届高中毕业生，虽然实际只学习了一年高中课程。接着，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大家陆续离开了熟悉的校园，我的学生时代从此结束了。

由于文化大革命，我高中毕业后没能有机会进入大学校园，成为终生的遗憾。幸运的是，我中学的母校是扬州中学。在母校学习的几年，是我最重要的文化知识积累阶段，打下的基础虽然有限但很扎实。母校对我们文化、思想、品德等全方位的培养，使我们在日后经历人生风雨时，能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在学校得到的劳动、军训等方面的锻炼，也使我后来在面对艰苦生活、繁重劳动时能比较从容地应对。

感恩母校！

2008年重回40年前插队时的农村

外一篇

我的知青岁月

作者：张济祥

1968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已开展两年多，学校及整个城市里的混乱局面仍没有丝毫改观。这时，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一场波及全国上千万初高中毕业生及其家庭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兴起了。

10月，校革会给大家发了毕业证书，并开始动员下乡插队。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和同班几个同学商量，我们都对当时的境况感到苦闷，迫切想要改变一下自己，也改变一下环境，我和其他三名同学一致决定主动申请到农村插队去。

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家里时，家里人感到很突然，显得忧心忡忡，妈妈还悄悄落了泪，默默地开始帮我准备插队所需的用品。也许，他们当时考虑问题要更全面和长远一些，而我们几个人只是凭着一时的热情和冲动，对插队后可能遇到的问题和今后的生活道路全然不顾。

学校很快批准了我们的申请。全校首批插队学生安排在当时的兴化县林潭公社，每大队四人，为一个知青小组，我们四人分在孙堡大队。

我们是11月初赴兴化农村的。11月5日的《新扬州日报》曾用一个整版报道：“昨天下午隆重举行‘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下乡革命大会'，欢送两千名知识青年先后去兴化、邗江两县插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那天下午，我带着家里为我准备的一个大木箱和被褥等生活用品，和其他去兴化插队的同学一起，在渡江桥码头乘上去兴化的轮船，天黑才抵达县城。

兴化属于里下河水网地区，各公社基本只有水路相连。我们到达时，各队已有接插队知青的人等候。我们四人连夜乘上一艘小船，经过弯弯曲曲的河道，大约又走了好几十里，到了林潭公社孙堡大队，来到我们的新家，那是队里贫下中农为我们用芦席和麦草搭建的三间草房。

离开家在农村独立生活，首先要面对的是吃饭问题。我们烧饭用的是那里家家都有的大锅灶。刚下乡时，据说有初中小同学组成的知青小组，要全组协作才能煮熟一锅稀饭，有的负责打草把，有的烧火，有的掌管锅台。后来发现稀饭开锅潽出来了，情急之下使劲摁住锅盖，结局可想而知。

由于刚从事体力劳动，知青们饭量大增，虽然下乡第一年有国家定量供应粮食，但是远远不够，有些人不得不向家里伸手。队里照顾我们，特许可以在一块四面环水的地里自己去挖胡萝卜，我们于是天天煮胡萝卜饭，基本解决了能吃饱的问题。

把新家安顿好后，我们组每天留一人做饭，其余三人出工，开始成为靠自己劳动挣工分的农民。虽然劳动很累，生活艰苦，但我们那时还带有一种初到农村的新鲜感，日子倒也过得很快。我们先是参加整地，后又帮助罱河泥。

那里每到冬天，农民都要撑船把河底的淤泥捞起来。罱河泥只有强劳力才能胜任，满是河泥的罱子从水里提起来少说也有百多斤重。我们的任务是用铁锨把船上的河泥掀到岸上，准备来年开春作为沤田的肥料。

冬季修水利开始了，那是重体力活，开始队里没让我们参加。但我们四人都自认为还有点力气，主动和队里的壮劳力一起来到挖河工地。大家住在工棚里，睡在铺着稻草的地舖上。河底是水浸泡过的黏土，当地农民用一种狭长的平头铁锹在两边一切，再踩住脚蹬从后面兜底一翘，就挖起一块长方体土块。

我们和其他人每人一副粪箕，一边一块长方体，沿着斜坡一步一步登上高高的堤坝。虽然劳累一天下来难免腰酸腿疼，但我们也很快掌握了挑担时保持平衡的诀窍，一直坚持到工程结束。

生活在水乡，出门离不开船，有时上工也要过渡船，那是一种两头拴着绳子的小船，拉动绳子就能乘船到对岸。那里的农民都是撑船的高手，一根长长的竹篙，用力往河底一插，船就在水面走得飞快。空闲时间，我们也很有兴趣地学着撑船，开始总是掌握不住船行的方向，稍不留意还容易摔倒，以后逐渐地也掌握了一些其中的窍门。

一天，我们正在地里挖胡萝卜，忽听有人呼救，原来是一中年妇女过渡船时不知怎么船在河中间沉下去了，下半身没在冰冷的水里。附近只有一条满载的大水泥船，我们连忙上船，费了很大力气才把船撑了过去，接她回到岸上。

不觉到了农闲季节，离春节也越来越近了。队里传来上面的指示，插队知青不能回家，要在农村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我们也听说有些知青试图悄悄回去，甚至徒步到邻县曲线迂回，还是被公社派人在码头或半路给截了回来。这种境遇似乎在提醒我们：文革初期的革命小将，现在已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了。

过节的气氛逐渐浓厚，队里杀猪给各家分了猪肉，队长也给我们送来一个猪头。我们把猪头洗干净，烧了一锅猪头肉，焖在那口大锅里。第二天早上发现锅盖挪开了，里面的东西也少了一大块，原来被一只馋猫捷足先登了。当地的年俗是家家户户都要蒸一种糯米粉包上各种馅的团子。队长到各家收了一大篮子“百家团”，各种颜色、各种馅的都有，送给我们，并嘱咐将团子放在装满清水的大缸里，冬季可以保存很长时间。尽管来农村后还没有回过家，这时我们也安下心来准备在这里过春节了。

冬季征兵在兴化全县开始了，这年征兵数量比较大。我们到大队去询问，答复是插队知青不在征召范围，因此尽管在地里有时看见接兵的干部经过，我们对当兵也不再奢望。

一天，队里突然通知我们去参加征兵体检。后来才知道，第一阶段报名体检后，合格人数达不到要求，同时接兵部队发现当地有不少插队知青，文化程度较高，便与地方反复协商，商定可以征收少量知青，这才有了第二批体检。

经过体检、政审等多个环节，我们学校到林潭公社插队的知青有四人被部队接收，除我以外，另三人分别是66届和67届毕业的学长。

接到征召通知后，来不及体会水乡的年味，我收拾好行李要抓紧回家一趟。那年冬天特别冷，雪也下得特别大，田野上的积雪还未化尽，河里结了厚厚的冰，通往公社的班船也停开了。后来听说离我们队有10多里远的戴窑码头破冰通航了，几个“插友”用一根扁担轮流挑着我的行李，走过许多田埂和堤坝，一直把我送到戴窑轮船码头。在那里遇到了一同参军的三位学长，我们一起乘船到了扬州湾头码头，回到家中。那时文革中经过“三支两军”，解放军在社会上很受尊重，家里人得知我参军，自是满心喜欢。

我下乡插队生活就这样结束了。据报道，文革10年，扬州全市共动员7万多知青下乡或下放农场。直至1973年，才有一些知青被招工回城或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进了大学。1977年起全国恢复高考，更多的知青才改变了命运。对曾上山下乡的知青一代来说，接受再教育的经历始终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我插队时间虽然不长，但也感受到城乡社会的巨大差距，亲身体验了农业劳动的辛劳和农民生活的艰苦，同时农村基层干部群众的善良朴实和给予我们的照顾和温暖也使我终身难忘。

2008年，在插队农村40周年之际，一位“插友”安排了一辆车，我们插队孙堡的四人又来到曾劳动和生活过的地方。当年交通不便的水乡如今公路已直通村组，我们干过农活的地块还依稀可以辨认，队里的乡亲准备了酒饭和当年一样热情，而曾经住过的知青茅屋早已不见了，那里建起了一排瓦房。

作者近影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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