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马文生，河北省武强县人，1951年生。1969年自天津市外国语学校下乡到河北省武强县当知青，1970年底入伍到解放军陆军第69军当战士，1976年复员到保定市整流器厂当工人，1977年参加高考，转年春进入河北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年春大学毕业到保定地委党校任教，保定地市合并后在保定市委党校任教直至退休。1972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少而精。
原题
漫漫人生路
（三）
“文革”岁月
1965年9月我进入天津外国语学校后心怀憧憬惬意成长，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八个月后中国大地发生了罕见的政治动乱——“文化大革命”。“文革”是一场浩劫，它对我国各项建设冲击甚大，也扼杀了刚刚诞生的天津外校，粉碎了我的外语梦，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文化大革命”首先在教育界发轫，北京各校学生积极响应付诸行动，运动一哄而起，各大中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天津和北京近在咫尺，一些政治敏感的大中学生自发地乘车或骑自行车到北京各校“串联”取经，回津后即如法炮制，组建红卫兵停课闹革命。1966年8月18日伟大领袖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大大振奋了青年学生的造反热情，我校的最高年级——初中二年级一些激进的学生亦开始筹划组建红卫兵组织，至8月下旬，两个全校性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一个叫做……主义红卫兵，一个叫做……思想红卫兵。参加红卫兵首先要看家庭出身，一般学校的学生家庭出身可分为上中下三类，上等的叫红五类，指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下等的叫黑七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后来又加上了走资派。介于二者之间的中农、小商贩、小业主属于中等。这三类人中只有红五类出身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红卫兵。我们学校在招生时政审很严格，入校时全体学生都是红五类出身，只是在“文革”开始后有些干部身份的学生家长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这些同学也就随之沦落到“第三等级”。加入红卫兵的同学都尽可能寻找一件军装穿上，实在找不到的也大多做一件绿上衣代替，右臂上戴着印有“红卫兵”字样的袖章（红底黄字），为了和“兵”的形象更接近，一些激进分子还剃了军人战备时的标准头式——大光头（包括女生），称得上威风凛凛趾高气昂。不能参加红卫兵的同学则是低头搭脑迷茫恓惶，有时还会受到红卫兵的训斥辱骂甚至责打。8月下旬我校两大红卫兵组织成立后，我和班里要好的同学商量着申请加入，因……主义红卫兵人数最多，我们都写申请参加主义兵。一天，主义兵的几个头头对全体申请人进行面试录取，地点是在学校的双杠场地。主义兵头头叫到谁的名字谁就站出来，先报出身，再接受验看，合意者准入，不合意者拒收。我父亲是河北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我属于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但由于年级低，平时又默默无闻，因此在面试录取时被拒收了。我们班和我同样被拒收的还有十几个同学，大家忿忿不平，凑在一起商议着成立了一个全校最小的红卫兵组织——驱虎豹战斗队，在教学楼一楼最西南角占了一间屋子作为活动场所。为了鼓动红卫兵揭批走资派，中央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盛赞红卫兵是大方向始终正确的“革命小将”，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江青多次在大会上高呼向红卫兵学习致敬，一时间我们被吹到九霄云上，一个个雄姿英发起来，嘴上和那个地方还没长毛的少男少女竟真的以为担负国家兴亡者非己莫属，妄想着主宰苍茫大地之沉浮，扳动历史发展的车轮。为了把“文革”烈火烧遍全国，中央批准全国大中学生免费乘坐交通工具开展“大串连”，既派北京学生到各地“点火”，又请各地学生来北京“取经”。当时就有一个姓孙的北京中学生（“文革”初期改名孙大圣）来到天津煽风点火，在市委大楼前鼓动“炮轰”天津市委。天津各校红卫兵也纷纷走出学校到北京“串联”取经。在9月15日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后不久，我们驱虎豹战斗队的十来个同学商议决定一块儿去北京串联，也去见一见我们的伟大领袖。9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在学校文革会开了进京串联的介绍信，拿着介绍信到火车站售票口办理了免费车票，又来到进站口按车次排队，大约下午2点左右检票进了站，随着人流往前跑到该次列车停靠的站台，登上车门进入车厢看到还有一些空座，我们各自找到座位坐下，车开后一路看着窗外的风景到达了北京永定门车站。下车出站一看，站前广场上设有来京串联红卫兵接站处。在接站处的安排下，我们住进了地处三里河的国家某部接待站。接待站在一所楼房的二楼，房间里什么家具也没有，只是在地上铺了两排草垫子。当天我们在该部职工食堂吃过晚饭，晚上在草垫子上合衣而眠，虽然条件较差，但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吃饭住宿乘公交车全部都是免费的。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乘上公交车去看天安门城楼和广场。和儿时的记忆相比，天安门城楼还是那样雄伟，广场也还是那样宽阔，我们在城楼下看，在广场上转，心中一阵阵激动：这里就是即将见到伟大领袖的地方！我们来到长安街，只见竖在路旁的道路标识牌已被激情四射的北京红卫兵糊上了红纸，上面用毛笔写着“东方红大道”五个字。我们又来到故宫博物院，此时故宫已紧闭大门不再接待游客，想必是害怕红卫兵进去“破四旧”吧。第三天，我们乘公交车到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离北大南门还有一段距离，就听到了校园内高音喇叭的广播声。公交车驶到站点停下，我们下了车往校门口走，正听到北大红卫兵女播音员热情洋溢地播送着欢迎稿：“热烈欢迎全国各地红卫兵战友来我校串联参观，全国的革命师生团结起来，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深揭狠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走进校门，抬眼望去，只见街道两旁竖起了两道芦席墙，墙的正反两面贴满了白花花的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绝大多数是揭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有揭批校系领导的，有揭批北京市领导的，也有批判刘少奇的。看大字报的人熙熙攘攘，大部分都是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我们身处此境，心受感染，不由得热血喷张，跃跃欲试。这正是伟大领袖发动大串联的本意，他正是要用这种方法把揭批走资派的斗争从北京推向全国。我们在北京大学看了一整天大字报，转天又去清华大学看了一整天。我们把北大清华的大字报基本看完后，就商量着择其要者抄录下来回津后誊写张贴给学校的同学们看。我们进行了分工，有的人抄一篇，有的人抄两篇。在北京大学抄大字报时我还抓时间去了一趟颐和园，因为怕别人说借串联之机游山玩水，我没有告诉同伴，也没有乘公交车，而是一个人悄悄出了北大西门，一路小跑着到了5里以外的颐和园，买票进园粗略地转了一下。从总体上看万寿山昆明湖和儿时的记忆没什么差异，可一看细部却发现一些景点已被北京红卫兵破了“四旧”，最明显的是宗教建筑中的大小神像都不见了，无梁殿外墙瓷砖上的小佛像除了高不可及的之外都被统统砸掉了脑袋。1966年国庆节的前几天，接待站开始组织我们排练队列。他们派出一男一女两个领队，把我们按男女分列成若干排，每排15人，一个挨一个把胳膊挎在一起，像古代战阵的连环马，一个往前走其他都得往前走。9月30日领队通知我们不要外出，下午给我们每人发了两个面包两个梨，我们知道要参加伟大领袖接见了，当天晚上大家激动得很长时间不能入睡。到了10月1日凌晨3点左右，两个领队招呼大家起床站好队伍，正式通知我们去参加国庆游行接受检阅，叮嘱大家在通过天安门时不可放慢行进速度，更不能散乱了队形，然后带领队伍徒步走到东长安街附近的一条街道等候。至上午10时，国庆游行开始，前面正常参加国庆游行的队列顺利通过了天安门，但在随后的红卫兵队伍通过城楼时却发生了问题，原来大家见了伟大领袖都想多看一会儿，脚下步伐不由放慢，有的“连环马”还散了架，队伍发生滞留。带队人员催嚷推赶，直到中午1点我们的队列才走到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前的长安街上，北京红卫兵组成的标兵把道路分割成8路通道，受接见的红卫兵队伍被分割在这8路通道上前行。我们分在了第4通道，离天安门不算近也不算远。我们来到天安门前伸长脖子朝城楼上看：只见伟大领袖身穿绿军装，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站在城楼最中央，林彪手举《毛主席语录》一脸媚笑紧随在他身边，而刘少奇则面色深沉表情凝重。我们刚才还在埋怨前面的队伍走得太慢，可此时自己也同样慢了下来，两眼追寻着中央领导看个不够，一心想把他们的面貌身姿尽量深刻地印在脑中。为了催促广场上的人群加快行进速度，周恩来从工作人员手中拿过话筒，对着广场大声说道：“同学们，你们热爱不热爱毛主席？”广场上的人群回答：“热爱。”周恩来继续说：“毛主席七十多岁了，在城楼上站立了三个多小时了，你们既然热爱毛主席，就要为毛主席的健康着想，请大家赶快往前走。”长安街上的人群向前挪动了几步，又停下来。执行分割任务的八路标兵都从衣兜里拿出《语录》，翻到主席像页举在手里，意思是说往前走也能看到伟大领袖，可小相片哪如大活人有吸引力，大家还是想多看看领袖真身，就这样我们恋恋不舍地通过了天安门，整个接见过程直到下午两点才告结束。我和同伴在见到伟大领袖后的第三天返回天津，我到家时已是傍晚时分，进了楼洞路过邻居谭石军家门口，听到屋里传出哭泣声。我上楼进了家，见家里只有弟弟和妹妹，他们告诉我谭石军叔叔跳楼自杀了，妈妈在谭家陪伴谭大婶，爸爸到学校开紧急会议去了。谭石军是河北大学中文系书记，当天下午他正在四楼的办公室办公，“造反”学生冲进屋来搜查“黑材料”，他站起身来极力阻止。学生们把他推上阳台并反插了阳台门，他透过门窗看到文件柜被砸开，里面的文件被乱翻乱扔（其中许多是中央机密文件），一时激愤，高喊一声：“……万岁！”一头从阳台扎下，当场死亡。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震惊，当晚弟弟妹妹都躺在床上睡着了，可我却怎么也睡不着。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听到屋门响，我微微睁开眼睛一看，是母亲回来了。她进屋后没有立即收拾就寝，而是盘腿坐在床沿上抽起烟来。又过了十来分钟，父亲开完会回来了，母亲问：“开什么会了？”父亲说：“学校党委会，研究处理老谭的事。”母亲问：“怎么处理老谭的？”父亲说：“开除党籍。”母亲说：“人家受了委屈还开除党籍？”父亲说：“就是让别的干部别学他，动不动就自杀。”母亲说：“老谭这一死，丢下老婆孩子可怎么过呀？要是学生到你那儿查黑材料你可别和他们硬顶，他们爱怎么查就怎么查……你听见了没有哇？”父亲“嗯”了一声。母亲说：“一家老小全指着你养活呢，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俺们娘儿几个就没活路了，你可不能想不开自杀。”父亲说：“我不会那么着。”母亲叮嘱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把父亲说厌烦了才作罢。第二天我来到学校，一块去北京串联的同学也都来了，只见学校围绕操场东北两面的建筑物墙面上已经贴满了大字报，我们抄回的有些大字报已被两大红卫兵张贴出来了。我们看到没去北京的同学，先把见到伟大领袖的喜讯告诉给他们，让他们也分享我们的幸福。接着又把辛苦抄回而校园里还没有的大字报誊写张贴出来，大字报末尾郑重而自豪地写上：天津市外国语学校红卫兵驱虎豹战斗队转抄。此时学校两大红卫兵组织已开始学着北京红卫兵的样儿写大字报揭批我们学校的领导了，书记兼校长朱四玉从部队转业来校工作刚半年，因而大字报比较少，副校长范桐行是我校的组建者，从1964年筹备建校即独负全责，因而大字报比较多，有的大字报还对他们的姓名进行谐音丑化，把朱四玉写成“煮死鱼”，把范桐行写成“饭桶行”。因为我们入学刚一年，对学校领导层的事情基本上不了解，所以只有在一边看大字报的份儿。紧接着运动开始升级，由贴大字报揭批走资派转为开大会批斗走资派。为我校创建立下汗马功劳的范桐行副校长被打成走资派揪了出来，她被剃了阴阳头（把脑顶的头发分为左右两部，一半剃光一半保持原状），挂着大牌子押上高台批斗。朱四玉书记则得以幸免。揪斗走资派全由学校两大红卫兵掌握，我们这个小战斗队靠不上前，只有在一边看的份儿。在全国各地大中学校揪斗走资派普遍开展起来后，红卫兵中又兴起了印制传单向社会散发的风潮，这使我们这支十几个人的战斗队看到了用武之地。我们到学校教务处找油印机，教务处说油印机都被两大红卫兵组织拿走了。我们就到学校后勤处要钱，从商店里买来新油印机和钢板铁笔蜡纸油墨以及红黄绿白各色纸张，边学边干印制传单。我们选取有震撼力的大字报，用铁笔一笔一划地刻在蜡纸上，然后把刻好的蜡纸平铺在油印机的绷布下，拿起油滚子在墨板上蘸匀了油墨，压在绷布上从底头滚到顶头，蜡纸便牢牢地和绷布粘在一起。然后我们掀起绷布，在油印机的台面上夹上一沓传单纸，再把绷布压在纸上，拿起油滚子在从底头滚到顶头，掀起绷布，一张传单便印好了。我们把印好的传单翻过一边，再压下绷布，用同样的动作印第二张、第三张。夹在油印机台面上的一沓纸全印完后，我们就打开夹板，把这沓已印成传单的纸取下来放在一边，再夹上第二沓纸。这样从刻板到印制一连干了十几个小时，近千张散发着油墨香味儿的传单就印好了。在每张传单的右下角都清晰地印着：天津外国语学校红卫兵驱虎豹战斗队刻印。第二天我们分成几组，拿上传单到市中心的几个繁华地点散发。我和两三个伙伴来到市委大院，爬上六七层高的办公大楼的最顶层，挑一个合适的窗口放好传单，探出身子朝下面大喊一声：“撒传单喽！”接着便天女散花般地拿起传单向楼下撒去。院子里和马路上的人见了都跑过来争抢，看到楼下簇拥在一起仰首企盼的人群，我们真觉的自己就是唤醒芸芸众生的先知先觉。传单十几分钟就散发完了，而我们的满足感却久久地在心中涌动不息。第三天，我们再选大字报再刻再印，第四天，我们再带上传单到市区的繁华地点散发，周而复始自甘辛劳。1966年10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满怀豪情从学校回家，走进楼道上了楼梯，只见自己家的屋门开着，母亲搂着妹妹站在门旁，屋里的地上散落着一些衣物。我感觉事情不好，连忙朝一旁躲去。母亲从妹妹的眼神中感到了什么，一回头正看到我，她如同见了救星一般快步走过来把我拉进屋，这时我才看到家中的全部景况：五六个河北大学红卫兵正在我家翻箱倒柜查抄黑材料，床上地下一片狼藉。父亲低着头站在一边，他看到我脸上闪过一种我从没见过的表情，那表情是在说：最怕让他碰上却偏让他碰上了。母亲拉着我对抄家的红卫兵头头说：“看，这是我们家老大，在外语学校上学呢，也是你们红卫兵。”那个红卫兵头头轻蔑地瞥了我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回过头继续查抄。(那轻蔑的眼神至今仍然清晰地保存在我的记忆里，恐怕一生一世也不会抹去了。)我平生第一次遭人如此轻视，脸上一阵发烧，侧过身低下头，恨不能寻个地缝钻下去。过了一会儿，那个红卫兵头头在父亲出差用的一个帆布箱的箱盖内兜里翻出了一本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单行本。刘少奇的《论修养》和《毛泽东选集》是“文革”前每个领导干部必备的随身读物，“文革”以来刘少奇挨批，父亲已对身边所有涉嫌物品进行了清理，只是遗漏了出差用的帆布箱的箱盖内兜。那个红卫兵举着《论修养》对父亲质问：“这是什么！”父亲见了有些慌乱，连忙解释：“前些日子做了清理，把有问题的书都烧了，这本书是漏下的。”那个红卫兵头头却坚持认为父亲是怀恋刘少奇私藏黑《修养》，把他带走关了“牛棚”。家中原住的两居室被收回一室，唯一的一辆自行车也被他们以革命的名义征用去了。父亲被关“牛棚”，受到造反学生的刁难，他一方面有了1959年反右倾运动挨整的教训，一方面又在谭石军自杀后受到妻子的喋喋叮咛，于是采取了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态度，不和学生们硬顶。再加上几十年来一贯克己奉公不谋私利，造反学生实在查不出他有什么问题，于是关了几天又被放了出来，之后即呆在家中“靠边站”。当时我家常住人口已由6人减为5人，（在1965年的夏季，我二姐初中毕业，因受极富革命激情和煽动性的纪实电影《军垦战歌》的感召，放弃报考高中，毅然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去了。）但即使是5人一居室也实在是挤，于是就把原来的厨房改作居室，由我和弟弟居住，把原来的浴室兼厕所改作厨房兼厕所。厕所只用做小便，大便则去楼外100多米远的公厕。“抄家”事件如一瓢冷水，把我体内的革命激情泼熄了一半。随着季节的转换，天气也一天比一天冷了。1966年11月15日国家规定的取暖期到了，可学校还没有一丝要烧暖气的动静。我们找到后勤处询问，回答说学校经费都用在写大字报和印传单上了，已经没钱买取暖煤了。我和同伴们待在哪儿都冷，于是大伙儿商量着再去北京串联，一方面可以在北京的接待站避寒，另一方面还可以再见一次伟大领袖。（10月1日那次我们是排在第四道次，离天安门不算远也不算近，看不太清晰。这次我们再去北京，盼望能在接见时分在一个离天安门较近的道次，好更清晰地看看他老人家。）和上次进京一样，我们拿着学校文革会开出的介绍信在天津火车站售票口办理了免费车票，检票进站随着人流往前跑。刚跑了没多远，车站里的服务员便冲着我们喊：“红卫兵小将请往东边走，东边有红卫兵专车。”我听了心里一喜：“大串联两个月红卫兵的待遇提高了，有专车了。”我们顺着车站服务员指示的方向跑到停靠在东边站台的一列客车前，上了车一看，车厢布局和以前坐过的车不一样，座位又大又宽，都靠在车厢的一边，而且每个座位上方还有一层座位。车厢的另一边是走道，走道上方是行李架。同伴告诉我这是一节硬卧车厢，大宽座位就是卧铺，下面的是下铺，上面的是上铺，还有中铺没有打开。我们上车时上下铺都坐满了人，行李架上也坐着人，但还有空位。我们在行李架上找到空位坐下来，过了不久行李架上也坐满了，大约到了下午三点钟，连走道上也站满了人。列车终于发车了，我心想这下可好了，顶多三四个小时就到北京了，可没想到这列专车差不多逢站便停，一停就是十几分钟半个小时，到了晚上十点左右，又不知在一个什么站停下了，这一停直停了四五个小时。车厢里人多，空气不流通，坐在上铺和行李架上的人开始感到呼吸困难，想让下面靠车窗的人开大车窗透透空气，可靠车窗的人怕冷，只肯开一道小缝。我在行李架上坐着，只感到头晕脑涨心中恶心，后来实在忍受不了了，就爬下行李架，挤到窗口边从窗缝里吸些新鲜空气，这才觉得好受点了。（我刚爬下行李架原座位就被别人爬上去占了）。挨到深夜三点，列车才又向前开了，列车一开窗缝里吹进来的风明显增大，待在窗户边上的人又觉得冷了，想关小窗缝但坐在上层的人不同意，没办法我们只好抱紧身子忍着，这一次火车一直开到永定门车站。列车刚一停下，痛苦不堪的乘客们便争抢着挤出车门跳下站台，逃离了这可怕的专车。出站后找到接站处，在接站处的安排下我们住进了城区北部一家工厂的接待站，这时北京已经供暖，接待站比我们学校暖和多了，只是屋子里空空荡荡，地上铺的只有稻草，覆盖物奇缺，三个人合伙才能领到一床被子，少于三个人则每人只发给一条褥子(被子和褥子都是从厂里职工家和附近居民区暂借来的)。我就是领了一条褥子，到了晚间，我先把地上的稻草铺平，然后和衣躺在稻草上，上面再盖上褥子，好在房间里暖气供得足，夜里睡觉还不觉得冷。第二天我们还是到北大清华看大字报，由于天冷人也比上次来京时少了很多。没过几天接待站住进了一些现役军人，男的女的都有，他们开始带领我们练队列，还是男女分开，十五个人一排，胳膊挎着胳膊，只是每排的排头都由现役军人担任。我一边练队列一边想：“离接见的时间不远了。”到了11月24日，接待站通知大家不要外出，下午又发给每人两个面包两个梨。当晚大家睡下，到11月25日凌晨三点多起床站队步行到城东指定地点集合，等到上午10点接见开始。解放军令行禁止，有他们做排头队伍行进得顺畅多了，到了11点多，我们便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但这一次我们是被排在了第七道次，看伟大领袖还不如10.1那次看得清楚。再一次被接见过后，我们就准备回天津了，大家商量好如果学校还不供暖就把被褥搬回家里住，但到启程时我因有事晚走了两天，没想到因此我又遭受了一场打击。同行的伙伴们先于我两天回到天津，分成几拨来到学校，见教学楼和宿舍还没供暖，于是便把铺盖搬回家去住了。当时我们宿舍门的钥匙只有三把，有一拨同学到学校时没有钥匙，就把门锁撬了，他们搬走铺盖后把门关好，认为我很快就会来宿舍搬铺盖，一两天不锁门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两天以后我回到天津，来到学校，只见校园里冷冷清清，原来因学校不供暖大多数同学都被冻回家了。走进宿舍楼，楼里更是一片沉寂。我来到住室门口，见门锁被撬了，急忙推门进屋朝铺位看去：我的被子不见了，只有枕头和枕巾斜扔在褥子上。我一下慌了神儿，连忙跑到旁边的房间寻找，但旁边的房间已是人去屋空。我挨屋找着，来到一间屋门外听到里面有说话声，便举起手来敲门。门打开了，一个主义兵的头头问我：“你找谁？”我说：“我找我的被子。”说着便走进屋里，只见四五个“主义兵”头头正坐在自己的铺位上闲聊，他们穿戴得严严实实，身上还蒙着一层或两层棉被。我四下打量，看见屋东北角床上那人身上盖的正是我的被子。原来学校大部分同学被严寒冻回家后，这几个“主义兵”头头却以革命中坚自居，声言要抗严寒坚守学校这块“文化大革命”阵地，但严寒也不是那么好抗的，他们冻得够呛，就四处寻找保暖物，寻到我住的房间，见屋门锁已经撬开了，床上有被褥，便把我的被子抱去盖了。我一见到我的被子，就指着说：“这是我的被子。”那个盖我被子的“主义兵”头头说：“你说是你的被子，有什么证明？”我说：“这本来就是我的被子。”他说：“你说本来就是你的被子，我还说本来就是我的被子呢。”说着他起身下了床，走到我跟前问：“你是哪班的？”我说：“初一（3）班。”他又问：“你什么出身？”我说：“革干。”他又问：“你爸爸在哪儿工作？”我说：“河北大学。”他又问：“担任什么职务。”我说：“党委办公室主任。”旁边一个矮胖男生听了问道：“你爸爸叫什么？”我说：“叫马彦杰。”那个“主义兵”头头又说：“你爸爸是走资派吧？”我说：“我爸爸不是走资派。”他听后转过头问那个矮胖男生：“他爸爸是走资派吗？”那个男生说：“是走资派。”（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矮胖男生是河北大学总务处副处长的儿子，他可能是在河大校园看到过贴给我父亲的大字报，因而认定我父亲是走资派。）“主义兵”头头听了矮胖男生的话，回过头恶狠狠地对我说：“你爸爸是走资派还不承认！”说完挥拳朝我胸口打来，一拳便把我打倒在地。我的眼泪顿时流了出来，爬起来冲出屋门就往家跑。从学校到我家有四里多路，我一路跑着越想越委屈，越委屈眼泪越往外冒，路上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我，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只管哭着跑回家，一进家门更是泪如泉涌。母亲见了关切地问：“怎么了，哭什么呀？”我说：“我的被子叫人家抢了，我找他们要被子，他们不给我被子，还打我。”母亲问：“谁抢了你被子了？”我说：“就是我们学校‘主义兵’的几个头头。”母亲一听是红卫兵头头抢的，就说：“抢了咱不要了，家里还有被子呢，别哭了，没事儿，别找他们要被子去了。”这件事就这样自认倒霉的算了，母亲的选择是明智的，在当时那样一种政治环境下，一个岌岌可危的受冲击干部的家属去向气焰熏天的红卫兵头头讨还被褥，能有好果子吃吗？我失去了一床被子，却得到了和所有被抄家者同样的生命感受，我困惑、迷茫，一步步滑向逍遥派的行列。到了1966年底，“文革”之火烧遍全国各界，绝大多数地方领导机构受到冲击，社会秩序越来越乱。为了稳定局势，1967年1月，毛主席下令解放军派出宣传队开赴各地区各单位“支左”（支持左派革命群众），不久解放军第66军军宣队开进我校掌握了领导权，随即组织全校师生复课闹革命。学校在各方面都向解放军“学习”，各层建制也都改成了军队称谓，如年级改称连，班级改称排，小组改称班。学生由各红卫兵组织回归原班级，每天的活动内容大致分三部分：一部分时间由军宣队领着学政治，主要是学毛选和读报纸。一部分时间由军宣队领着搞军训，如走队列、投手榴弹、用小口径步枪练瞄准。另一部分时间是上文化课，教室里再次传出“隆立夫柴门毛”的朗读英语声。谁知好景不长，更大的动乱接踵而来，其原因出在“支左”部队。当时天津红卫兵分成两大派，一派叫“五代会”，一派叫“大联筹”，而“支左”部队也有两支，一支是66军，一支是38军（大部驻河北保定，一小部驻天津）。66军认为“五代会”是革命左派，38军认为“大联筹”是革命左派，两军各支一派，形成顶牛。“五代会”和 “大联筹”互相攻击打起了派仗。先是用大字报、高音喇叭“文斗”，后来又发展到用木棍、长矛“武斗”，形势越来越乱。我校刚刚开始的“复课”又停了下来，学生们少部分时间在支左人员的组织下上大街游行示威支持“五代会”，大多数时间处于自由放任状态。无所事事的同学有时到大街看两派互相攻击的大字报，有时到学校东边的海河游泳，有时在操场打篮球玩单双杠，有时在教室里玩扑克牌，有的同学干脆呆在家中不来学校了。大好青春，荒置浪费。中央发现天津所驻两军各支一派的情况后及时作出调整，下令38军撤出天津“支左”，“大联筹”一方失去军队支持，如秋风扫落叶一般被清理，全市局势安定下来，各单位开始筹备建立“三结合”的新型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三结合是指革命干部代表、军队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三结合。）我校同学再次被聚拢起来，参加校革委会的酝酿和选举。在推举革委会候选人时，学生们在“造反”惯性的驱动下各执一词争吵不休。候选人名单好不容易张榜公布，一些同学看到名单不合己意，立即发出反对之声，有位同学竟掏出钢笔直接在榜文空隙处写上“何其不好也”的评语。支左人员到各班“弹压”，班主任老师反复做工作，校革委会才得以选举产生。朱四玉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被结合进革委会担任主任，军代表是一位现役排长，范桐行则被监督劳动打扫厕所。“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伟大领袖大手一挥，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令，把11届停课闹革命的大中学校学生分散下放到广阔的农村，交贫下中农进行管理和教育。我们的地位一落千丈，由大方向始终正确的革命小将，直降成为文化最低、从事最简单劳动的贫下中农的教育对象。真是用你时捧上天，不用时踩下泥。1968年12月的一天，我校初中64级同学毕业离津赴山西农村插队，校革委会安排教职工和65级同学到火车站送行。天津东客站内的铁轨上停靠着一列下乡知青专用客车，车厢里装载着天津数所中学赴山西插队的学生。站台上站立着送行的人群：有满头白发的老爷爷老奶奶，有一脸沧桑的叔叔阿姨，有十一二岁的懵懂孩童，更多的是此次下乡学生同校的低年级同学，他们凑在列车的门窗前面，和即将出发的亲友作最后的告别。女同学的心是最软的，她们大多流着泪；男同学要坚强些，但也都面带伤感。下乡的同学绝大部分是64级初中生，但也有少数65级的，我们班的牛建华同学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父亲是天津市委的干部，“文革”以来受到严重冲击，有被阖家遣送回乡的可能，牛建华决定抓紧时间提前和64级的同学一起走，否则万一被遣送回乡那境遇会更差。此时牛建华站在列车门口和我们告别，与同车的高年级同学相比，他明显瘦小，神情也最孤凄。班里的同学挤上前去说些祝福和安慰的话，他也用同类的话回赠我们。胡平同学是我们班的“运动健将”，身材健美肌肉发达，没想到这位“铁汉”更富柔情，他转来转去和同学们道着别，泪流满面泣不成声。“铃……”发车铃响了，铃声像冰锤敲击在人们心上。“哇……”车上车下哭声大起。与此同时车站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了播音员的呐喊声：“革命的同学们，知识青年战友们，在你们踏上光辉征程的离别时刻，大家都流出激动的热泪。家乡的亲人衷心盼望你们扎根农村，建设农村……”肉的喉咙中发出的声音霎时间被铁的喇叭中发出的声音淹没了。车站送别了牛建华和64级学兄学姐后，大家知道，紧接着就要轮到我们65级下农村了，而且从内部传出消息，65级中学生没有留城指标全部下乡。正当此时，1969年征兵工作开始了，年初，兰州军区空军某部接兵代表进驻我校。能当上兵就可以不下乡（我们班几个革军子弟已经通过“内招”提前当兵走了），同学们都想抓住这次机会，三五成群往接兵代表住处跑。要想当上兵须要经过政治初审、体检、政治细审和群众评议几个环节，几项都通过才能被录取。我们班有几个同学在政治初审阶段就被卡下来了，他们连体检都参加不了，只能默默地伤心落泪。而我则比他们幸运，政治初审顺利通过。政治初审之后就是体检，参加体检的同学在接兵代表的带领下来到学校附近的一家医院，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么细致的体检，浑身上下里里外外查了一个遍，我什么毛病也没有，第二个环节又顺利地通过了。这之后就要政治细审和群众评议了，于是接兵代表一面请学校帮助做外调，一面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先让应征者表决心，再由同学们投票评议。记得全体学生大会是在一个上午召开的，一开始接兵代表讲话，他先讲了一通保家卫国是每个革命青年应尽义务的大道理，最后说：“下面由应征者表决心。”话音刚落，一个叫陈军的同学马上站起来说：“我先说。”他快步走上前台拿出稿子铿锵有力地念起来。那稿子写得是好，连李润杰快板书中的词都用上了“我不应征谁应征，我不入伍谁入伍，我不参军谁参军，我不当兵谁当兵。”听得下面情绪激昂。等陈军的决心书刚一念完，我马上站起来说：“我说。”我拿着写好的稿子上台大声念起来，我的稿子虽然没有陈军的稿子写得好，但我知道越是先发言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越深。我发言后其他应征者也都争先恐后发了言，最后全体同学投票评议，据说因为我抢在前边发言还真为自己加了分。该走的程序都走了，就等着张榜公布名单了，大家往接兵代表那儿跑得更勤了。终于有一天新兵名单公布了，可上面却没有我的名字，我去找接兵代表问个究竟，接兵代表说：“政审材料欠缺。”我像从太阳地儿一下子掉到了冰井里，从头到脚都凉透了。
1979年上大学时在河北省出版社实习，后排中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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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