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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丨顾晓阳: 80年代看“内部电影”, 最让人激动的事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顾晓阳东拉西扯 Author 顾晓阳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顾晓阳，作家、导演。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987年赴日本留学，1990年移居美国。作品有《洛杉矶蜂鸟》等，冯小刚电影《不见不散》编剧，电视剧《花开也有声》导演。
我的观影小传
有不喜欢画儿的，有不喜欢音乐的，有不看戏的不看书的……就是没听说谁不爱看电影儿。
电影，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伟大发明。
在我学龄前的记忆里，有几个镜头印象最深。那部电影是哪国的、什么故事，已经忘了，反正有战争，演员是高加索人种，女主为了搭救负伤的男主，钻进一个衣柜，衣柜有暗门，通往一个秘密通道。二人获得安全后，慢慢贴近，接吻，拥抱在一起……
那天是个节日，在军事博物馆有什么活动，晚上放露天电影，我们全家人一起看的。应该是苏联东欧的影片。四五岁的我，第一次观看到男女性接触。画面很黑，光源只有一个小灯泡，人物像剪影，但还是深深烙印在我脑中。在长大以后的性幻想里，衣柜成为一个重要意象，而幻想的情节不是英雄救美就是美救英雄，我是那个英雄，美就不说了。
文革前夕，放了一批内部批判电影。现在想，应该是毛主席为发动文革进行预热。《逆风千里》是全家人在我父亲机关的大院里看的露天电影，片中一个被俘的国军军官对押解他的解放军战士请求说“我想吃只鸡”，这句话立刻在小孩子中流传开来。《早春二月》也是全家去看的，在政协礼堂。这是谢铁骊最好的一部作品。冰清玉洁的谢芳和小寡妇上官云珠散发出不同的魅力。孙道临文绉绉的，开口就是文艺腔儿，那一甩头发的潇洒简直迷倒了我。可长大了，我学着他一甩头发，人家说我像北京站的流氓。
所谓内部批判电影，是指拍完后没有通过审查被枪毙的片子，被枪毙是因为“有毒”，所以要在内部放映供大家批判，肃清流毒。如今仍然在枪毙片子，但区别有二：一不搞大批判了，二枪毙理由不见了“有毒”字眼儿，笼统地叫“技术原因”。这怎么说也是社会进步了。不过拿时间的尺子来量，是不是进步得有点慢啊？假设一个导演的创作期是40年，这40年间，只进步到从大批判到不批判，但该毙照样毙，那不还等于判了导演死刑嘛！差别仅仅是鞭尸不鞭尸而已。
话说回当年：有毒的电影是放给有批判能力的人看的。我和我姐姐一个刚上小学、一个还没进初中，都不具备这个能力。我父亲是个古板的党员干部，所谓“党性强”，办公、治家都有很僵硬的框框，毫不通融。如果他真认为电影有毒，是不会带我们去看的。显然，他不这么认为。而且他本人还没看，就判定不会毒害小孩子，并带着孩子去本单位看，众目睽睽之下，不在乎影响。对他这样严格自律的党员来说，是超常规行为，说明他对党的宣传部门的指示已不当回事。这是一桩耐人寻味的小事。党内已非铁板一块。
文革开始后，社会上放的内部批判电影就多了，范围极广，谁找到票都可以看。那不是“批判”，简直是狂欢，是人民大众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偷得的娱乐。影片《怒潮》中的主人公被批判为美化刘少奇，所以每当他出现在画面里，剧院的喇叭中就会有人高呼口号“打倒刘少奇！”当悲剧达到高潮、他中弹身亡时，喇叭中的解说员还来了句点评（不是呼口号）：“死得活该！”真是太有娱乐性了！我被逗得乐不可支。古今中外观影史上绝无仅有的闹剧，高纯度的形式主义，被我亲历了一遭，难得难得。
插曲《送别》的旋律长久回荡在心中，成为我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我这个小屁孩儿不仅批判不了《怒潮》，还中了它的毒。
《武训传》是在王府井儿童电影院看的，就是东长安街北边、现在东方新天地中段那个位置。自1950年拍摄完成就被批被禁以至酿成一场整肃运动的电影，其实没几个人看过。但文革一来，大毒草终于在“内部”“放毒”了。
一部拷贝，数家电影院在同一时段交错放映，叫“跑片儿”。有时一盒胶片放完、下一盒还没送到，就得等。我们那天等的时间长，观众可以散出影院，在外面休息。深夜中的北京城安静下来了，我坐在台阶上，望着华灯映照下空旷的长安街，心中满是对武训精神的崇敬和感动。毛主席说他“奴颜婢膝”，我倒觉得他就是毛主席赞扬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
赵丹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演技登峰造极，他已与他饰演的剧中人溶为一体，一颦一笑无不是在演，而所有表演又都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达到了表演的最高境界。因为《武训传》，赵丹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
其实，我们一直有像赵丹这样的好演员，只是难得遇到《武训传》这么好的戏，英雄无用武之地，空惆怅！
所以，孙瑜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伟大导演。
如果说《武训传》也算新中国的电影作品，那新中国电影的起点是很高的。可惜没有站在这个起点往上走。
在观影经验还很少的年龄就看到这样伟大的一部影片，当然是好事，但也带来麻烦，那就是此后再看国产片，大部分看不下去了。《武训传》的高度，至今少有人能企及。
孙瑜是在美国学的电影，正宗洋科班，而后来的谢晋等主旋律电影的导演们，本土出身没喝过洋墨水，却反倒比《武训传》要“好莱坞”得多。这个现象意味深长，中国主旋律电影与好莱坞的关系，颇堪玩味。
三岛由纪夫在1970年末切腹自杀，日本军国主义有死灰复燃之势。这是中国官方当时对日形势的一个判断。此后几年，在内部放映了一批日本当代电影，都是打仗的，都被认为宣扬了军国主义思潮。我看过的有《啊，海军》《山本五十六》《虎！虎！虎！》《日本海大海战》等。
放在今天看，这些电影也就是还行。但当时，无论是内容还是拍摄手法，都为我从所未见，被震得一愣一愣的。每部片子只看了一遍，但许多台词至今还能倒背如流，可见印象之深。观众的关注焦点并不在反军国主义上，异国的故事、流畅的运镜、宏大的战争场面、鲜活的人物塑造……使大家神经兴奋，赞不绝口。文化专制主义的推行家们不会料到，他们的扼杀政策总是会适得其反，人民饥渴，见什么吞什么，决不会按照他们的意旨加以取舍。一批“反动”日本电影，狠狠抽了“八个样板戏”的大嘴巴。
我的一位初中同学家住公安部，带我去看过一部越南电影，也是内部放映，但中越友好，不是为批判，应该叫“内部观摩”吧。故事讲北越人民怎么揪出南越派遣来的特务。在越共控制的北方农村，有一个漂亮的大姑娘。两个假装好人的南越特务来到村中，又勤快嘴又甜，骗取了姑娘的好感。有一天一个特务帮姑娘蹬水车浇稻田，下雨了，姑娘让他去避雨，他愣不避，坚持蹬水车浇完了田。当他俩在大雨中跑进屋里后，他假装受凉病了，躺在床上哼哼。姑娘很受感动也很担心，伸出手敷在他的前额上。他突然抓起姑娘的手，贪婪地亲吻……
好，重点来了——我从五岁后就再没见过的有性意味的影像，终于又一次出现在银幕上。这是个特写镜头，姑娘的手在前景，看得真真灼灼，非常漂亮，手指修长，是那种“菩萨手”。它被攥紧，被揉搓，被嘴唇触碰……我完全被这个画面扼住了，呼吸断绝，浑身发烫——比特务的假发烧要烫多了。后面故事怎么发展、结局是怎样，一点儿没看进去，满脑袋都是那只菩萨手。单就这一点来说，这部黑白片是我看过的最美的电影了，而越南姑娘则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姑娘。
由此我知道：禁欲社会再怎么禁，也禁不住青春期的到来。头脑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得再强，也管不了身体的自然反应。
高中时，我们曾在四季青公社农机修理厂“学工劳动”，住在那里。有一天我妈妈给我打电话，让我晚上请假回家。原来她搞到了一张政协礼堂的内部电影票，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为了在入场时能蒙混过关，母亲让我穿上肥大的中山装，戴上白边眼镜，尽量装老成，别被工作人员轰出来。结果大门口人流不断，在群众掩护下，我顺利地混了进去。
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是由中国对外友协请来中国拍片的，本意应是希望他宣传中国的成就。可这个意大利洋鬼子是个电影大师，有执拗的个性，还有一双贼眼，他看到的中国，与中国报纸杂志上的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在天安门广场，他没有去仰拍巍峨的城楼和壮丽的人民大会堂，而是用镜头捕捉广场上一双双或惊恐或呆滞的眼睛。在河南农村，他不顾陪同官员的阻拦，闯入乡村集市（“正在滋长的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和凋敝贫穷的村庄。村民们对着摄影机就像对着一支乌黑的枪口，纷纷逃窜。
几十年后，我在山西沁源遇到县里一个局长，他就是河南那个村庄“任村”人，曾亲身遭遇了几个黄毛儿绿眼怪物迎面而来，并被老安东尼奥尼摄入镜头：
江青看完《中国》大怒，下令全国进行批判。一项“国际友好”活动，演变成国外敌人的反华事件。
可以说，我是通过看《中国》，才睁开眼睛开始观察中国的真实面貌的。之前在我眼里，一切都是颠倒和扭曲的：贫穷代表人格的高洁，苦难是必须付出的代价，灾祸是国内外阶级敌人搞的破坏……
从那时起，我尝试把这些重新来思考。
差不多是同一时期，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在中国公映。这是一部描写主人公花妮悲惨身世的故事片。有一天我在胡同里碰到一位邻居大哥，他拦住我说：“有事儿吗？我有两张《卖花姑娘》的票，看不看？”我们一起去了西单的首都电影院。电影开始后，我在黑暗中放声大哭。
看完走出来，大哥笑话我：“你怎么哭成这样了？别人直看你。至于吗？这有什么呀？”是啊，一个高丽棒子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后来，我读到莫言的一篇文章，放映《卖花姑娘》的时候，他正在部队当兵，军营里一片哭声。莫言说：这响遍全国的哭声，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破产。（大意）
原来如此！人同此心，我并非一个特例。
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城里最让人激动的事件之一，就是看“内部电影”。
各机关大院（不论是地方的还是部队的）凡有礼堂的，都在放。政协礼堂、红塔礼堂、甚至很多公共电影院也都放。只要能搞到票，谁都可以去。片源主要是外国老电影、以前被禁的国产电影和港台电影。真是雪消冰裂，在丝丝寒气中，春意袭来。
我骑着自行车，风尘仆仆地奔波在四九城，一边蹬车，一边偷着乐，长年的精神饥渴，得到了极大满足。
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魂断蓝桥》《瑞典女王》《屏开雀选》（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给我印象最深。女王最后乘船离开瑞典，是影史上的一个经典镜头，她站在船尾，遥望故国，镜头推成她的面部特写，把她丰富的内心活动展示得淋漓尽致。后来我才知道，在拍摄时，演员嘉宝问导演这场戏怎么演？导演回答说：“站好了，什么也别想！”
原来是这样啊！这与《卡萨布兰卡》里的那个经典段落如出一辙：在阳台上，男主角鲍嘉和女主角英格丽·褒曼有一场相会。导演对鲍嘉的要求是：“走过去，坐在椅子上，一回头，就好了。”演员在此刻什么都不用演，但整场戏的观看效果却含义丰富、动人心弦，那“一回头”，我们在鲍嘉脸上看到了千言万语。这正是电影的魔力之所在！一个镜头的意义，是由它与前后镜头的关联所产生的。
美国电影《瑞典女王》
《家在台北》是我看的第一部台湾电影，故事已记不清了，是一些“海归”选择去留的问题。那时候咱们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都是一样的，满满的家国情怀，似乎留美不归就是不忠不孝。不忠不孝，大逆不道！有一段配乐记忆最深，男主角思想动摇要当陈世美，他跑下楼梯时，是用钢琴弹的京剧《苏三起解》的旋律，加快版，“……未曾开言心悲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哪一位去到那南京转，与我的三郎把言传……”虽然听惯了钢琴伴唱的京剧《红灯记》，但曲调一变，耳目一新。
多年后，在洛杉矶，阿城借给我一盘侯孝贤《童年往事》的录像带。我被深深感动了。按说，故事的台湾背景我完全陌生，主角的经历和家庭与我的经历和家庭也毫无相似之处，但我看它，就像在看我自己、看我的家庭，桩桩件件，直刺内心最痛处。固定不动的机位、在画框里出出进进的人物、没有什么逻辑关系的台词对话、缓慢充满张力的叙事节奏，把我牢牢吸引住了。看完后，心里翻江倒海。
我想在归还录像带之前再看一遍，但迟迟不敢看，怕一个人看完难受没地儿去，感觉我的房间分外空旷、夜分外地深，感觉我这个人太可怜太孤独。后来，我把侯孝贤的电影全部看了，有的反复看过多遍，他成了我心目中华语电影第一人，真是了不起！可惜现在导演老了，近年的作品空洞了，为他惋惜。如果心里没有什么疙瘩了的话，就先不要拍了吧？
侯孝贤电影作品《童年往事》
香港电影当时看的是一些武侠片，武打场面是刀刀见血，的确好看，可我生来对武侠电影和武侠小说没瘾，看过就忘了。
上大学时，有一天在西单倒车，我遛达到首都电影院门口，看到在放有关卓别林的一部纪录片《绅士流浪汉》，时间刚好，就买票进去了。没想到看得热泪盈眶。主要是他后半生的遭际感动了我，麦卡锡主义盛行的五十年代，他遭到CIA、非美活动委员会和好莱坞右翼的迫害，被迫流亡瑞士。晚年的卓别林满头银发、面容慈悲，在我眼中如圣人一般。后来我看马龙·白兰度回忆录，说卓别林在拍摄现场脾气非常坏，暴躁易怒，动辄骂人。
这时，开放的气氛和宽松的环境在与封闭苛严的管制的来回较量中，渐渐拱出些局面。电影院里公开放映西方电影了。我最喜欢的是法国电影《悲惨世界》，冉·阿让的一句内心独白令我铭记至今：在这个人像狼一样生活的时代，做一个好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有一次，我到同学的宿舍去，桌上放着一本尼克松《六次危机》，我拿起来随便一翻，尼克松写道：他在大学里读了托尔斯泰，立刻变成了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我很好奇，去图书馆借来托氏小说读，结果，我也变成了托尔斯泰主义者。
教俄国文学的王老师跟电影资料馆有关系，给我们班安排了一场“内部教学片”，看苏联拍的《战争与和平》，那是部黑白片，长达数小时。我越看越震撼。老公爵、安德烈、皮埃尔、娜塔莎、库图佐夫将军，一个个鲜明的形象印在脑子里，许多镜头至今记忆犹新。这是一部史诗，也是个人传记的集合体。把世界名著拍得这样得体，令我这个“托迷”也击节叹赏者，实不多见。
但是后来，凡我膜拜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我一律不看了，因为拍烂的占绝大多数，看到眼里拔不出来，会把我对原著的完美感受毁掉。比如，《了不起的盖茨比》我就坚决不看，因为这个故事我已经读了几十遍，在心里也演过几十遍，一个镜头跟另一个镜头是怎么接的，有了我自己的章法节奏；小说人物早成了我的熟人，谁长得什么样子、会有怎样的反应，我一清二楚，“小李子”绝对不是我的盖茨比，好莱坞的套路也无法掘得这个故事的宝矿。
一九八四年，我到影协工作。夏天，影协请来三位美国教授讲课。这是空前未有的事，闻者雀跃，但限制规模，全国只来了几十人，差不多一半是导演、编剧等创作人员，一半是学者和电影学院教师。我们编辑部有一个名额，领导为了培养年轻人，居然把这好事搁在我头上了。真是太感激领导了！可惜我在影协四年，不仅没成器，反而给领导惹了麻烦。
一九八五年去安徽支教时，我的言行被人写揭发信寄至最高层，问题严重。在处理我的会议上，我看主编老秦压力很大。幸亏当时影协常务书记苏云（做过多年长影厂厂长）思想开明、爱护青年，一番话出人意料，硬生生给我解了套儿。影协机关三百多人，苏云根本不认识我，而且文联领导说要整我，他也是有压力的，他顶住压力愣把大事化无，实在难能可贵，令我念念不能忘……跑题了，按下不表。
我们住在怀柔宽沟招待所（即多年后副市长王宝森举枪自杀的地方），教授们住北京饭店，那时道路清净，一小时内就能到。上午教授讲课，下午和晚上各看两部片子（下午看录像带，晚去电影资料馆看大银幕）。一个月下来，看了上百部电影，真是大饱眼福，把眼都看红了。
南加州大学（USC）的老太太教授专讲美国西部片，她说：一部电影，如果第一个镜头是西部旷野，那它很可能是一部西部片；如果旷野上出现了骑着马、戴着帽子、身上别着枪的男人，那它肯定是一部西部片；如果戴白帽子的是好人、戴黑帽子的是坏人，那它就是一部典型的西部片。（大意）
另两位中年男教授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其中一位每次必迟到，到了后的开场白必是解释迟到的原因，每次原因还都不一样。所以后来他刚一说“我今天迟到是因为……”我们就笑了，他也跟着笑。他是用符号学阐释电影作品，高深不知所云，很多名词译员不会翻译。我们单位的崔君衍学养宏富，会几门外语，英文造诣很深，平时深藏不露，这时只好在下面小声提示，什么“能指”“所指”之类的，即便翻成中文，还是不懂。
放映的上百部电影中，有伯格曼、安东尼奥尼、戈达尔、特吕弗、布努埃尔、库布里克等人的经典。我以前几乎没看过欧洲艺术片，不禁叹为观止，口味也变了，对好莱坞有了轻之之意。结束后回编辑部汇报时，我说：“好莱坞跟‘样板戏’也差不多啊，正面人物仰拍、打光、站在高处，反面人物俯拍、给阴影、站在低处……”大家对我这个青不愣子的幼稚言论报以微笑。
这期间，美国大使在外交公寓的官邸举行鸡尾酒会，招待我们，祝贺这次交流的成功。我不会英语，与三位教授也没有接触，所以只顾端着高脚酒杯喝香槟，也跟教授们去碰碰杯，说一句“三块肉喂你妈吃！”自己觉得挺无聊的。谁料这之后，影协传出“顾晓阳在酒会上拍美国人屁股”的话，领导还专门问我：“听说你拍美国人屁股了？”人心险恶呀！
虽说我一进影协就落下个“现代派”青年的名声，可拍屁股又是为哪般呢？拍马屁？不是这么个拍法吧？喜欢男的？至今还没培养出这种倾向。最善意的猜测，是谣言制造者的意思说我对美国人太不拘小节太随便了。照这逻辑，如果我毕恭毕敬呢？洋奴！倨傲不群？不讲礼貌慢待外宾！不卑不亢？没有体现出中华民族热情好客的传统美德……做中国人就是这么难，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记得是从这年冬天开始，电影资料馆陆续举办了“瑞典电影回顾展”“意大利电影回顾展”“法国电影回顾展”等，每次回顾展都放映十几二十多部片子，仍曰“内部放映”，可凡是想看的人都能买到票，那简直是电影的狂欢节。中国的电影人眼界大开，影迷们也具备了国际视野。那以后，几乎每个中国导演都开始鄙薄常规电影，一心要拍艺术片。
我们编辑部在西直门一个招待所召开了“探索片”研讨会，具体名称记不准了，主要就是讨论后来被称为“第五代”的青年导演的作品：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陈凯歌的《黄土地》、田壮壮的《猎场札撒》和吴子牛的《喋血黑谷》。这是第五代的最早一批作品，骇世惊俗，引起很大争议。面对来开会的老一辈权威人士，导演们都有些忐忑不安。没想到电影放完后，老一辈几乎都给予了肯定，有的还高度赞扬。从此第五代一帆风顺，迅速崛起。
那时开这种会，照例每晚去资料馆看外国电影。有一天是看新藤兼人的《鬼婆》，看完大家赞叹不已。回招待所时，我刚巧与张艺谋走在一起，他仍沉浸在其中，说：“这电影太棒了！把那个芦苇拍的，简直是……”（他用的赞美之词，我已不能准确记忆）。后来在他的导演处女作《红高粱》中，对高粱地的表现，能明显看到《鬼婆》带来的灵感和影响。谢飞1987年拍的《湘女潇潇》，也有许多河边芦苇的镜头，很自然地令我联想到《鬼婆》。
我是会议的工作人员，自做决定请了几位艺术家参会，其中有星星画会的马德升。刚开了一天，领导就找我了：“晓阳啊，你找的都是什么人呀？公安局都来问了！”原来，老马是被长期盯着的人物，他到哪儿人家跟到哪儿，见他来了招待所，还发言，马上找我们单位询问：你们开的是什么会？为什么找他？把领导吓得够呛。我赶紧告诉了老马，我们俩大笑一通。北岛和万之是陈凯歌请来的，跟我没关系，如果这二人也在被盯之列，应该去找陈凯歌。
几年间，我完成了一次电影艺术扫盲，收获很大。但我是走马观花式地瞎看一通，仅停留在感性层面，没有真正的研究。要想懂得电影这门艺术，海量的看片仅仅是一个必须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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