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疫情时期的语言标签？

叶灿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

2020年春节本该“鼠”你欢乐、“鼠”你吉祥，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鼠”于你的、我的、大家的欢乐祥和的中国年。我们与亲朋好友的问候交流也从往年的登门寒暄变成了“手机”送祝福、报平安。时至今日，国内疫情渐缓，仍然不能像往年一样高频率面对面地接触交流。由于居家隔离，妻子与母亲都成了“厨师”，老师成了“主播”，手机与电视成了主要信息中介，网络媒体如微博、微信、抖音、知乎等，成了每天接触信息的重要载体。这种缺乏接触性的交流，加大了语言标签的作用，也影响着大众对人、事、物的认知，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

一

疫情时期的语言标签

语言作为人类认知系统中特有的表征系统，不仅是人际交流的重要媒介和工具，更是整个认知系统操纵各种心理表征并协调各个层次认知加工的工具。

在疫情的非常时期，语言标签有其特有的诠释。“武汉”作为新型冠状肺炎最初的源起城市，随着疫情的发展，逐渐成为了“疫区”，这座原本“九省通衢”的城市逐渐成了封闭的“孤城”；全国人民开始“谈武汉色变”：“武汉人”一夜间成了“病原体”，全国人民惧而避之。“我从武汉来”、“我来自湖北”似乎就成了“你有病毒、远离我！”。“热干面”成了“冷面”；“鸭脖”宣称自己是“非汉鸭”…..。疫情期间，与“鄂”相关人、事、物的都成了敏感词，所有与武汉与疫情相关的标题都是如此醒目，相关话题都是热度不减，相关的文章、视频也都是浏览量爆棚。

还是那座“城”，还是那群“人”，在疫情的非常时期标记了不一样的语言标签，人们的认知和态度大相径庭，明显的划分内外、亲疏分明。

随着疫情发展，人们的不良情绪高涨。钟南山院士含泪说出：武汉自古以来就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再次道出了从古至今武汉这座城市从来不缺少风流人物，在这片风起云涌的土地上书写着一部部壮丽的史诗故事：南宋抗金将领岳武穆驻防鄂州(今武昌)8年后北伐，“武汉是坚守城”；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兴实业，“武汉是兴邦城”；革命党人发起推翻封建统治的武昌起义，“武汉是革命城”；抗日战争时期属于“倾国之战”的武汉会战，“武汉是保卫城”；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武汉筑成“万里长江第一桥”的武汉长江大桥，“武汉是贯通南北第一城”；英勇的武汉人民和他的子弟兵众志成城，1998年抗洪水肆虐，2008年抗击雪灾，“武汉是无畏城”；2019年武汉举办世界军运会，让世界惊艳“武汉是和平城”。不同时期的不同的语言标签，彰显着人们对于这个城市的不同的认识和态度。

在2020年的今天，不小心生病的城市，在“英雄城市”的标签号召下，无数的英雄挺身而出，奋勇向前！特殊时期白衣天使、一线医护人员的“战役情”的英雄壮举，很好的秉持了“防疫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精神。

随着国内疫情慢慢稳定，医务人员的形象出现在屏幕上少了，“感动”、“泪目”、“加油”、“挺住”之类的词儿少了，使得大家处于一个较为放松的状态，因疫情而导致的焦虑情绪在慢慢减缓，对他人、对外界的不可控的认知减少了，整体的的防范意识和戒备行为也有所减弱。但与此同时，疫情也蔓延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在韩国、意大利、日本、伊朗、法国、德国等国家呈爆发之势，意大利今日已经全国封城，整个世界还处在风声鹤淚之中，防疫仍任重道远。

二

疫情时期的语言标签的作用

如果某种语言用不同符号标记出相同的或不同的客体, 语言标签的作用似乎能够影响个体对客体进行认和知觉判断，也会影响人们的情绪，影响人们对于待事物的思维和态度，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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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时期的语言标签影响人们的认知和判断

不同语言符号标记出两个客体属于不同的类别, 这种语言标签的作用似乎能够促进个体更好地对类别间和类别内客体进行认和知觉判断，进一步也影响人们的行为。例如，“新型冠状病毒”的分类界定是否属于“SARS冠状病毒”的说法，会使得人们对其认识和传播性产生不一样的推测和产生不一样的认知，进而会引发医务工作者的不同的应对策略，引发群众不一样的防范意识和应对行为。从疫情早期的“不会人传人”、“可防可控”，到后期的对之的深刻定义，前者会降低防范意识，后者会觉得传播性更大、更不可知，需要更谨慎地应对。再比如，疫情期间“双黄连口服液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宣传闹剧，不一样的语言标签使得明明只有清热、解毒功效的双黄连，摇身一变成了“预防病毒的特效药”，而不少民众却听之、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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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时期的语言标签影响人们的思维和态度

语言影响思维，思维的基本单元是概念，判断是概念之间的联系，知识是由概念构建的复杂网络。在疫情的特殊时期，某些语言标签容易导致人们思维固化，甚至导致人们会以偏概全，更甚者产生刻板印象，并且对特定的群体、事物产生习得性的偏见，而由此引发歧视行为。比如，疫情前期国人对“武汉”、“武汉人”的态度，疫情初期乃至现在世界上的某些国家的人对“华人”、“中国人”的态度，就是与疫情、病原体结合产生的认知偏差，容易使得其他地区的人们对疫区城市或国家和它们的人民产生偏见，进而导致抵制“武汉人”, 部分地区的人们不待见“华人”等歧视行为。“中国人，离我远点！”“中国是东亚病夫”，“中国病毒”，“武汉病毒”，诸如此类的话语令国人心寒，也容易引发国人内心深处那难忘的耻与恨。但是，随着国内外疫情的发展变化，“中国疫情抗击速度”、“中国为世界疫情防控的典范”等宣传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国外许多人对于中国的某些固有思维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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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时期的语言标签影响人们的情绪状态

疫情期间不同时期的语言标签对人们情绪的影响是复杂多变的。疫情防控早期“病毒”“武汉”“新增×××死亡人数和疑似病例”等，给人们带来恐慌情绪；之后伴随着疫情的发展以及专家对病毒来源和寄宿主的分析，“食野味”、“蝙蝠中的病毒”“瞒报漏报”等标签又引起人们的愤怒情绪；“隔离”、“疫情持久战”等宣传容易引起人们的焦虑感和孤独感；而“钟南山、火神山、雷神山”则成了民众的定心丸，让人们有信心并且有勇气伴随着积极情绪。同时，“医务工作者”“支援武汉”“中国加油、武汉加油，世界加油”、“武汉坚持住、中国坚持住”的条目又给人们带来悲伤的同时又随之欣慰和振奋等复杂情绪；而如今，国内疫情渐缓，“复工潮”、“零感染”“继续坚持”在给民众信心的同时，也伴随着交织的各种复杂情绪：有对持续这么久疫情攻坚战卓有成效的欣喜和期许，又有经历突如其来如此疫情的释怀和恍惚；有对疫情扩大原因的愤慨和追责的迫切欲求，还有对一切来之不易的感叹和感动。尤其，学生、老师和家长对“复学时间”“开学日”等更是既害怕又期盼。另外，随着国内疫情减缓，而国外疫情的发展“日本××例”、“意大利新增××”“韩国感染人数××”对于国内民众情绪影响又是复杂的，一方面庆幸感慨我们自身正在脱离苦海，另一方面又有对于其他地方人们的同情，还有对于未来不可控因素和难以预知前景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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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时期的语言标签影响人们的认知和行为

疫情时期特有的语言标签会带来新的认知构建进而导致与之对应的行为。随着疫情的发展和疫情防控的推进，不同的语言标签都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场合和不同时刻影响着不同群体的感知判断、思维、社会态度、情绪状态等等；以及之后对这场疫情及其影响的注意、记忆；还会影响不同阶段人们的问题解决的策略和做出的不同决策；在这场疫情中和与之战斗的过程中，不管是普通民众、医务工作者、与防控疫情相关的单位工作人员生产者、指挥部署的各个层级的领导者、疫情的受害者和家属，其认知和行为都深受特殊时期的语言标签的影响。

三

疫情后续如何消减语言标签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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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轻易地用语言标签标记人、事、物

目前，整个世界还处于疫情中，因此，应尽量不要使用表征程度比较高的语言标签来标记与疫情相关的群体、个体和事物。尤其是针对有可能会被曲解、造成不良影响的标签化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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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媒体、权威人士应该对疫情给予正确的解读以正视听

当下人们获得关于疫情很多知识或者认识是通过大众媒体，因此，语言标签大多数出自于常见的大众媒体、新闻广播等。当一种语言标签是由大众媒体首先来定义的时候，尽可能朝着不会带给一座城市或者一个群体、一个事件或者个人不良影响的方面去界定。权威专家学者在民众中权威性和可靠性都很高，他们的客观、正确解读会给语言标签化了的人、事、物的不良影响降低。

3

要客观公正地“贴语言标签”

现如今中国处于疫情防控的稳定期，其他国家则疫情四起。此时，不应仍让“武汉疫情”、“武汉新型冠状肺炎”这样的语言标签出现在大众视野里。不仅是为了降低后续对城市的负面影响，而且根据现在疫情全球播撒的现状，需要我们应以客观的态度去对待这一疫情的产生和防控；另外，在翻译上，应该有统一的、无歧义的关于疫情说法的翻译词汇，并且在公共平台要统一发声。2月22日凌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修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英文命名事宜的通知，决定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英文名称修订为“COVID-19”，与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保持一致，中文名称保持不变。由此，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 Wuhan, China或者我们所说的武汉肺炎等有了权威合理的统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总之，疫情期间的语言标签及其作用进一步佐证了萨丕尔和沃尔夫等人提出的语言相对论，即语言影响认知。语言标签一旦形成，就会对人类的认知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期待疫情早日消散，阳光普照着世界上每一寸土地，滋养着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每个人。

作者简介：叶灿，女，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心理语言学方向硕士研究生

图文／叶灿

设计／李琛

 出品／心理学系新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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