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梳理当今世界纷乱来源，剖解“全球化”积累效应！

世纪文景蒙古史与元史学术兀鲁思 2023-09-19

收录于合集

#世界史 542 个

#全球史 41 个

#商贸史 3 个

#近世史 2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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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贸易”为主线，论述了贸易与法律、文化、革命、技术科技等之间的关系。本书作者彭慕兰与托皮克最新的研究成果，语言风趣生动，引人入胜。本书出版以来已畅销20余年，中文第4版增订了近10万字内容，译文也全面修订，彭慕兰又其新作序言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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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概况

《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第4版）》

作者：〔美〕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

译者：黄中宪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世纪文景

出版时间：2022年10月

开本：32开

页数：624页

装帧：精装

定价：108.00元

ISBN：978-7-208-17558-7

作者简介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校聘教授，1988年于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师从史景迁。曾于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任教超过二十年，为“加州学派”代表人物，2013—2014年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也是唯一一位两次获得费正清奖的学者。主要著作有：《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荣获1994年费正清奖）、《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荣获2000年费正清奖、2001年世界历史协会年度图书奖）、《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与史蒂文·托皮克合著）等。

史蒂文·托皮克（Steven Topik），1984年迄今任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学教授，研究方向有：拉美史（侧重墨西哥和巴西）、世界贸易史、咖啡经济史等。主要著作有：《巴西的政治经济学：1889—1930》、《贸易与炮艇：帝国时代的美国与巴西》《全球市场的转变：1870—1945》（与艾伦·威尔斯合著）、《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全球咖啡经济：1500—1989》等。

译者简介

黄中宪，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曾任出版社丛书主编、网络媒体国际新闻编译，现专职笔译。主要译作有：《维梅尔的帽子》《哈布斯堡的灭亡》《天国之秋》等。

内容简介

贸易如何兴起？以什么方式传播？又将如何影响人类的社会生活及其个体命运？贸易常常给全球化和商品化，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不可预计的后果。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突变，新观念革命都与贸易相关。贸易将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人联结在一起，促成了全球化，同时也改变了各地的自然世界、社会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贸易打造了今日的世界格局。贸易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世界史。

本书以“贸易”为主线，分为七个章节，从市场准则的形成、运输与手段、致瘾性食品、移植、暴力、现代市场以及世界贸易、工业化与去工业化等方面论述了贸易与法律、文化、革命、技术科技等等之间的关系，并描绘出一幅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画卷。本书由彭慕兰与托皮克在《世界贸易杂志》（World Trade Magazine）写给读者的小文章精心编选、集结而成。彭慕兰精通中国史、东亚史，托皮克精通拉美史，本书综汇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如书中对什么时候由商人发动战争效率最高、贸易如何使鸟粪变成黄金、拥有最大舰船的明朝为什么未能赢得海上霸权、华尔街如何使美国的金融霸业落空等问题，都提供了别具洞见的答案。语言风趣生动，引人入胜。本书自出版以来，已常销20余年。第4版增订了近10万字内容，译文也经全面修订，新增章节主要涉及印度洋商品回路、罪恶税、烟草、世界史浪潮、早期旅行家、谷物、口香糖、勤劳革命、稀土金属等当下热门话题。彭慕兰又为第4版的中文版新作序言一篇。

编辑推荐

★一块1896年铸造的墨西哥银元辗转成为江西山区革命根据地流通的货币

★更卖力、更长时间地工作，对糖、烟草等非必需品的欲望促生了“勤劳革命”

★口香糖的国际大流行，靠的是墨西哥采树胶的玛雅人和其他劳动者付出的血汗

★稀土金属作为日益重要的战略物资，其市场为何由中国支配且难有真正竞争者

贸易将天涯海角的不同民族联结起来已有很长时间，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新秩序”中有多少新鲜事物？多元化是晚近的新发现吗？

我们生活的世界有着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却也有着前所未有的收入不平等，暴力依然充斥其中，人与人的联系、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都比过去更加脆弱。

贸易打造的世界是浑然一体的，我们的存在和思维都无法置身事外，要想全球贸易能为更多人的福祉服务，我们迫切地需要来自其他时间和地域的多重视角。

《贸易打造的世界（第4版）》由世界历史协会最佳著作奖、费正清奖、汤因比奖得主彭慕兰与拉美史、全球贸易史专家托皮克共同写著而成：彭慕兰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获世界历史学会最佳图书奖、费正清奖、汤因比奖，其著作《大分流》持续引发学界内外的热烈讨论；史蒂文·托皮克是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学系教授，专长于拉美史、世界贸易史、咖啡经济史等领域。

这部畅销20余年的经典作品，凝聚了作者们40年的研究成果。书中对什么时候由商人发动战争效率最高、贸易如何使鸟粪变成黄金、拥有最大舰船的明朝为什么未能赢得海上霸权、华尔街如何使美国的金融霸业落空等问题，都提供了别具洞见的答案。

这本书由7章92篇历史故事组成，以过去600年全球各地发生的事件为焦点，以世界经济的历史与创造为主题：首先探讨现代早期的市场，及其运作时所不可或缺的体制和准则；然后探讨暴力在资本积累、市场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由国家主导的压制行为、民间创新作为、海盗等“不法之徒”；第三章聚焦于咖啡、烟草、鸦片之类致瘾性商品，以及它们对于长程贸易的贡献；接着检视后来成为期货的各种商品，从寻常可见的马铃薯、玉米到黄金、白银、丝织品，从工业原料（如橡胶）到稀奇古怪的东西（如胭脂虫）；第五章探讨运输工具改良对联结遥远市场、促进贸易的贡献；第六章思考现代世界经济的特色，例如金钱、度量衡、时间的标准化、贸易准则的诞生、企业等；最后一章探讨工业化过程及去工业化的几个事件。

本书第4版新增10文章，整体修订幅度近15万字，进一步扩大了涵盖的地理广度和历史纵深，新文章涉及烟草、罪恶税、现代早期探险家、侨商、勤劳革命、谷物全球化、稀土等热门话题。

本书不仅得到罗伯特·芬雷、梁小民、李伯重、林满红、何帆等重量级学者，及Fortune、Talents等十数家媒体的一致推荐，更是大学世界历史课的绝佳指定阅读教材以及哈佛、耶鲁等顶级商学院教师的推荐教材。

2018年出版的第3版中文版成为“罗辑思维”的年度致敬硬书：“小细节撬动大世界的例子，在《贸易打造的世界》这本书中比比皆是。……在严谨的基础上突破常规、脑洞大开，是这本书最大的魅力。”

自1492年以来，全球化的积累效应已使今日世界与彼时迥异，不平等、文化和自然这三大问题成了世界经济的首要束缚和挑战。诚如作者在全书结尾所言：“贸易所打造的世界未来会变成什么样，我们只能耐心等着瞧。但消极等待事态自行发展，并不可取。或许，着手了解世界和着手改变世界有利无害。”

名家推荐

不管是大学本科还是研究生的世界历史课，这都是绝佳的指定阅读教材。……既有针对特殊事件引人入胜的探讨，又有综观全局的洞见，学生读来定然乐在其中。

——罗伯特·芬雷（阿肯色大学历史教授）

小细节撬动大世界的例子，在《贸易打造的世界》这本书中比比皆是。作为哈佛、耶鲁等顶级商学院教师的推荐教材，在严谨的基础上突破常规、脑洞大开，是这本书最大的魅力。

——《罗辑思维》2018年度致敬硬书

没有历史学家比彭慕兰开启更多在全球层面进行比较与联结的可能性……更罕有人能像他一样，整体性地改变了全球关于比较世界不同区域发展机运的讨论。

——2021年度“汤因比奖”颁奖词

经济学的《探索》频道，讲述你所不知道的贸易故事，让你手不释卷。

——何帆

这是一个贸易打造的世界，它是已经形成的历史，也是正在发展的现实。我们要融入其中，也要时刻审视。这既是一个知识人的学术立场，也是一个具体的经济人必要的生活态度。

——苏小和

从最初充满血腥的强制贸易，到如今几乎每一个人都无法自拔，既有落后国家毁家纾难式的悲剧，又有新兴市场日新月异的改观，财富的全球化流动，亦从混沌、野蛮之初始，进化到文明、多远之阶段。从商业史角度细致剖析贸易对世界的改变，此书无疑独辟蹊径。

——《英才》杂志前执行主编张刚

彭慕兰生动的语言和精彩的故事总是让我们会心而笑，他试图跳出西方中心、民族中心的学术态度，让我们看到一名真正独立的学者矢志不渝的学术立场。

——《南方都市报》

几百年前，阿拉伯人不知道地底埋着石油，南美洲的阿兹克特人也不觉得白银有什么作用。只有到全球化贸易的时期，这些商品进入流通领域，才变得价值连城，进而改变了世界。

——《第一财经周刊》

在这个新版中，两位作者提出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具有广泛包容性的观点。他们都捕捉到贸易在过去的600年里有着其连贯的规律……这本书提供了传统贸易史研究路径的新方法，也注意到亚洲在世界贸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美国图书馆重量级期刊Choice

在这部引人入胜的作品中，作者阐明，六百年来，世界贸易一直在使全球各地越来越紧密相连，不只在不同经济体间，在文化、商业、政府、社会、政治上，也发挥同样的作用。

——世界四大通讯社之一·甘尼特通讯社

第4版中文版序

2008年中文版序

前言

I 市场准则的形成

1.1 福建侨商

1.2 中国朝贡制度

1.3 滥发通货，实质增长

1.4 当亚洲就是世界经济

1.5 不识好消息

1.6 瓦砾里的珍珠：重新发现泉州的黄金时代（约1000—1400）

1.7 阿兹特克贸易商

1.8 原始积累：巴西红木

1.9 一名热带地区的英国贸易商

1.10 女人如何做买卖

1.11 交易与折磨：世界贸易与现代早期法律文化

1.12 游走各地的业务员和收税员

1.13 印度洋商品回路：如何把棉花变成象牙

1.14 拒绝本土化：贸易商侍臣时代的结束与公账开销

1.15 本小利大的帝国：加尔各答的英国冒险家和印度金融资本家（1750—1850）

Ⅱ 运输与手段

2.1 木材、风、造船、货运：中国为何未雄霸海上

2.2 聪明还不如交好运

2.3 首都和其胃纳量：18世纪之旅

2.4 尘土空间的先锋：仓库、跨大西洋贸易、开辟北美边疆地区

2.5 人群模式：勇于移民的华人！

2.6 说服莱佛士

2.7 贸易、失序、进步：创造上海（1840—1930）

2.8 从一体走向分殊

2.9 稳赚的生意和部分实现的希望：英属印度的铁路建设

2.10 短时间横跨数百年的发展落差

Ⅲ 致瘾性食品的经济文化

3.1 巧克力：从货币变成商品

3.2 酝酿风暴

3.3 摩卡其实与巧克力无关

3.4 商业萃取：咖啡的前世今生

3.5 美国与咖啡豆

3.6 甜味革命

3.7 为权力埋单：“罪恶税”与现代国家的兴起

3.8 鸦片如何使世界运转

3.9 烟草：一种魔草的兴衰

3.10 让吸烟变摩登：从烟斗到卷烟，在埃及和其他地方

3.11 咀嚼可以，吸食就不好：化学如何使好东西变成坏东西

Ⅳ 移植：世界贸易里的商品

4.1 非自然的资源

4.2 橡胶大国的兴衰

4.3 得黄金非幸也：在加州荒陬之地的萨特

4.4 加州黄金与世界

4.5 黄金城还是荒凉海岸？世界史浪潮如何漫过一个偏远地方

4.6 美丽的虫子

4.7 如何点石成金：鸟粪的短暂风光

4.8 夏威夷如何成为美国第五十州？

4.9 牛如何吃掉牛仔

4.10 世界贸易的混沌效应

4.11 科学农业在中国

4.12 一颗马铃薯，两颗马铃薯

4.13 可可与强制：自由劳动在西非农业中的进与退

4.14 试图掌控：天然橡胶的百年兴衰

Ⅴ 暴力经济学

5.1 没人性的买卖，道理何在

5.2 富裕一如波托西

5.3 英格兰的海盗业始祖

5.4 冒险、贸易、海上劫掠：安东尼·雪利与佩德罗·特谢拉——两位现代早期旅行家

5.5 鲁滨孙的高档生活

5.6 没有岛屿在风暴中：或中英茶叶贸易如何淹没太平洋岛民的世界

5.7 法人企业的粗暴诞生

5.8 西印度群岛海盗——当年的企业狙击手

5.9 没有最糟，只有更糟：奴隶制终结后的解放、契约仆役与殖民地种植园

5.10 血腥象牙塔

5.11 非洲如何抵制帝国主义：埃塞俄比亚与世界经济

5.12 只此一次：罗森费尔德家族传奇

Ⅵ 打造现代市场

6.1 墨西哥与巴西的金银

6.2 称量世界：公制革命

6.3 从宫廷银行家到现代世界市场的设计师：罗斯柴尔德家族

6.4 谷物全球化——与全球造就“谷物”

6.5 时间如何变成那个样子

6.6 美国如何加入大联盟

6.7 俱乐部、赌场与崩盘：1820年以来的国家债务与风险管理

6.8 更新鲜没有更好

6.9 包装

6.10 商标：名字算什么？

6.11 开始觉得不干净：全球营销故事一则

6.12 玩味全球史：箭牌、亚当斯与犹加敦半岛

6.13 有了红、白、蓝，销售更上层楼：可口可乐如何征服欧洲

6.14 抢先者得以生存

6.15 势所未必然

6.16 地点、地点、地点：在安道尔与巴拿马，历史如何赢过地理

Ⅶ 世界贸易、工业化与去工业化

7.1 蔗糖业：最早的工厂

7.2 我们为何这么拼命工作：勤劳革命与现代早期的世界

7.3 值钱纤维：棉花如何成为工业时代的织物

7.4 到全世界寻找棉花

7.5 杀掉金母鸡

7.6 甜美成就

7.7 没有哪座工厂是孤岛

7.8 喂蚕吐成长

7.9 化岩石和局限为财富：劣势如何助新英格兰早早工业化

7.10 侧翼突破与转型停摆：从煤炭到石油的曲折之路（1859—2012）

7.11 美国石油

7.12 石油致富，沙漠建国

7.13 不怎么稀有，但相当奇怪：稀土金属如何成为中国“专卖”

7.14 注重商店，忽视工厂：二战以来的美国“公平贸易”法与离岸制造业的兴起

结语：21世纪的世界经济

参考书目

致谢

02—

本书荐文

梳理当今世界纷乱来源，剖解“全球化”积累效应

2012年初，著名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和托皮克(Steven Topik)在为畅销历史著作《贸易打造的世界》(The World That Traded Created)第3版撰写“结语”时，曾力排众议，强调“全球化”受到何等的夸大，可能会如何停摆或反转。彼时，国界似乎越来越无关紧要，且必然变得无关紧要的论调，正四处可闻。而在两位作者完成该书第4版时，世界局势的发展无疑证实了他们当时的看法。

近日，《贸易打造的世界（第4版）》的中文版正式上市，彭慕兰在为新版所作序言中说道：“本书能得到读者青睐，初版问世以来二十年的世局演变帮了大忙。”随着不平等、粮食危机、能源转型、生态破坏等议题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这部以过去六百年全球各地发生的事件为焦点、以世界经济的历史与创造为主题的通俗历史读物，更有益于大众读者回顾当今世界的纷乱来源，反思全球化进程的积累效应，继而探讨关于未来的可能性。

畅销20余年更新至第4版，成为世界历史课、顶级商学院推荐教材

《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最初是由彭慕兰和托皮克为《世界贸易》（World Trade）杂志《回顾》专栏（Looking Back）撰写的文章集结而成，以7个中心主题为纲，围绕着世界经济本质和形塑世界经济的因素有系统地进行编纂。自2000年初版以来，该书已畅销20余年，历3次增修再版，现包含7章92篇故事，各章内按主题和事件发生的年代编排。

书中首先探讨现代早期的市场，及其运作时所不可或缺的体制和准则；然后探讨暴力在资本积累、市场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由国家主导的压制行为、民间创新作为、海盗等“不法之徒”；第三章聚焦于咖啡、烟草、鸦片之类致瘾性商品，以及它们对于长程贸易的贡献；接着检视后来成为期货的各种商品，从寻常可见的马铃薯、玉米到黄金、白银、丝织品，从工业原料（如橡胶）到稀奇古怪的东西（如胭脂虫）；第五章探讨运输工具改良对联结遥远市场、促进贸易的贡献；第六章思考现代世界经济的特色，例如金钱、度量衡、时间的标准化、贸易准则的诞生、企业等；最后一章探讨工业化过程及去工业化的几个事件。

其中既有生动简洁、可以个别阅读的短文，也有篇幅较长、更具综合性的文章，作者们希望“在地方与全球之间来回游走的过程中，每个局部的意义也得到充实”。阿肯色大学历史学教授罗伯特·芬雷认为，该书“既有针对特殊事件引人入胜的探讨，又有纵观全局的洞见，学生读来定然乐在其中”，“不管是大学本科还是研究生的世界历史课，这都是绝佳的指定阅读教材。”同时，它也早已成为哈佛、耶鲁等顶级商学院教师的推荐教材。

第一作者彭慕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教授，2013—2014年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是“加州学派”的领军人物，曾获世界历史学会最佳图书奖、费正清奖、汤因比奖，其著作《大分流》持续引发学界内外的热烈讨论。另一位作者史蒂文·托皮克是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学系教授，专长于拉美史、世界贸易史、咖啡经济史等领域。

该书看似轻松，却凝聚了作者们四十余年的研究精髓和不断反思。在彭慕兰看来，这本书的吸引力部分来自二位作者并非以“世界”历史学家甚或“全球化”历史学家的身份起家。他们最初都专攻特定地区——彭慕兰专攻东亚，托皮克专攻拉丁美洲，这使得他们充分相信地区的特殊性，即使地区外的联结越来越多。其宗旨就在于将从世界体系分析所得到的深刻见解与地方研究视角熔于一炉，开启新的讨论。

扩大地理广度和历史纵深，摒弃欧洲中心观和反帝国主义观

该书扬弃以欧洲为中心的目的论，即欧洲人是首要推动者，其他人只能被动响应；主张世界经济存在已久，其他地区的人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欧洲人所拥有的优势，往往既来自经济的早一步发展，也来自运用暴力或运气。欧洲直到其历史的后期才明显享有生产技术上的优势，欧洲是否曾拥有独一无二的高创新精神或高社会适应能力，仍有待商榷。”

与此同时，无知的反帝国主义观也为作者们所拒斥：“欧洲人和北美人既非特别天赋异禀，也非特别邪恶。我们不单单锁定在欧洲人与其他地方的贸易，或锁定某一地区，而是检视多个地区和这些地区间的互动。我们所要讲述的是世界经济创造过程中的盛衰消长，而且这世界经济的创造有不同文化的民族参与，而非从头至尾出于同一个经济体或出于资本之手。贸易准则的缔造、知识与目标上的差异、政治与经济的相连关系、社会组织、文化，我们全纳入关照。”

在第4版的写作中，上述关照一以贯之，并进一步扩大了地理广度和历史纵深：增添了10篇新文章，和1篇涵盖全球且经过大幅修订的文章，并较小幅度地修订了其他文章，再次更新了“结语”。总体增修篇幅达15万字。新文章涉及不少热门话题，如烟草、罪恶税、现代早期探险家、侨商、勤劳革命、谷物全球化、稀土等。这些故事表明，更大范围的贸易和全球变迁继续在上演。

不平等、文化和自然束缚凸显，着手了解并改变世界有利无害

“今日的世界是个立即满足、即刻通信、风潮短暂、流行歌手一夜成名的世界，是鼓吹‘形象即是一切’的广告大行其道的世界……”作者们认定，“即使在后现代时期，世人除了会想了解这个更刺激、更繁忙而瞬息万变的世界，也会想了解支持社会、经济变迁但隐而不显、演变缓慢的重要结构，以及大时代环境中的循环变化。”

虽然不少人反对“全球化”，但“全球化”的意涵依旧颇具争议。该书无意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却可以通过检视跨地区往来日益密切的现象，至少厘清关于全球化的一些谬误。首先，全球化的过程并非一直由经济主导，政治、文化因素时常扮演着主要角色；其次，它对政权的影响相当复杂，且不明朗，国家的力量既未不可阻挡地扩张，也未真正萎缩；再次，“全球化”不是单向的“西化”，更不是“美国化”，飞速且彻底的文化融合令“西方”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成了问题。

自1492年以来，全球化的积累效应已使今日世界与彼时迥异，人口大幅增长，预期寿命翻倍，由此人均消耗量急剧增加，每个人对环境的冲击，令地球上无一处能免于人类喧嚣的侵扰。自然万物与人类财产的分界正逐渐泯灭，新型财产权的创造成了利益和冲突的新的重要源头。看似不可阻挡的商品化势头，令不平等、文化和自然这三大问题成了世界经济的首要束缚和挑战。

要想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除了要考虑市场经济，也应将道德经济纳入考量，也就是应考虑到什么是人们眼中正当的事，考虑到影响人们评判货物、劳力之价值的文化倾向”。长期来看，不平等现象愈演愈烈，乃毋庸置疑；各地的文化往往是以出人意表的方式在影响经济；而人们也已重新发现，一度快要完全臣服于人类需求与技能的“自然”，其实一直都在舞台上。

诚如作者在全书结尾所言：“贸易所打造的世界未来会变成什么样，我们只能耐心等着瞧。但消极等待事态自行发展，并不可取。或许，着手了解世界和着手改变世界有利无害。”

03—

本书前言

15世纪，中国开始用白银取代贬值的纸钞和铜钱，随之引发深远效应，影响远及五大洲上穷乡僻壤的居民。中国人将丝卖给英国人、荷兰人，英国人、荷兰人，以西班牙比索（peso）支付。而这些西班牙比索乃是黑人奴隶在今日墨西哥和玻利维亚境内所铸造，铸币原料则是西班牙殖民当局通过适应当地的印加和阿兹特克帝国徭役制度，招募印第安原住民开采出来的。有些白银则是通过西班牙人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上的菲律宾人，从墨西哥横越太平洋，以更直接的方式输入中国。欧洲海盗出没于美洲的加勒比海地区和太平洋沿岸、地中海地区、东非近海，而在东非近海，他们要奋力保护掠得的银货、丝、香料，以免遭阿拉伯和印度海盗抢走。

穆斯林和基督徒先后到也门的红海港口摩卡（Mocha）购买咖啡，也促成白银流入东方。当时摩卡是全球唯一的咖啡生产中心，独占咖啡出口生意百余年。赴麦加朝圣的信徒，将喝咖啡的嗜好从摩洛哥、埃及传播到波斯、印度、爪哇、奥斯曼帝国。最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其所举办的社交聚会上，将这一穆斯林饮料介绍给他的天主教贵族，他们以中国瓷器啜饮加了糖的咖啡，然后来根弗吉尼亚香烟，享受吞云吐雾之趣，而加在咖啡里的糖，产自非洲大西洋岛屿圣多美岛上的奴隶种植园（后来用巴西奴隶种植园的糖）。有些贵族更爱喝巧克力，英格兰人则爱上中国茶。巧克力是阿兹特克的贵族饮料，非常值钱，因而可可豆曾充当货币，而在西伯利亚等亚洲数个地方，茶叶也曾充当货币。最后，英国人把茶叶种植引入印度、锡兰（斯里兰卡）和肯尼亚之类的非洲殖民地。

许多地方、许多文化都卷入这一世界经济旋涡，但那不表示它们乖乖接受该经济的运作规则。1770年，有个在塞内加尔做生意的法国人，就受挫于当地的非洲贸易商。这些本地贸易商一点也不喜欢珠光宝气，即使对方拿法国家具来交换奴隶，他们也不愿意。非洲当地领导人要荷兰或英国的椅子、书桌，认为这些东西较为时髦。约略同时，在加拿大做大宗买卖的英国人，无法将弗吉尼亚烟草卖给易洛魁族印第安人（Iroquois），因为易洛魁人已对非洲奴隶所种的巴西烟草情有独钟。他们只接受英国人拿高雅的北欧衣物换取海狸毛皮。其他北美洲毛皮则输往中国，也有越来越多来自北太平洋的海豹毛皮和其他类毛皮输往中国；而在中国，它们与从俄罗斯远东走陆路运来的毛皮抢市场。

于此期间，在那不勒斯某次饥荒中，怒不可遏的消费者将一船马铃薯丢到海里，深信这些来自秘鲁的块茎有毒。与此同时，伦敦的时髦男女则小心翼翼地将磨碎的马铃薯撒进食物里，深信这种块茎食物有催情效果。

显然，世界经济将天涯海角的不同民族联结起来已有很长时间。全球化在当下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就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新秩序”来说，其中勉强算得上新的部分其实并不多，多元化也不是晚近的新发现。本书的宗旨就在通过一连串故事，描述全球彼此相连这早已存在的关系。我们打算将从世界体系分析所得到的深刻见解（认为地方必须放到全球背景里去了解），与地方研究视角（认为差异和地方体制形塑了全球环境），熔于一炉。

本书所讲述的故事，最初是以专栏文章的形式刊登在商业杂志《世界贸易》（World Trade）的《回顾》专栏（Looking Back）。我们为该专栏撰文前后达十余年。该专栏以世界经济的历史和创造为主题，先后由史蒂文·托皮克、彭慕兰担任主笔。茱莉娅·托皮克（Julia Topik）受邀撰写了一篇特稿。但本书并不只是这些文章单纯凑合而成，毋宁是以几个中心论点为纲，有系统地编纂而成，而这些论点全围绕着世界经济本质和形塑世界经济的因素而发。我们扬弃以欧洲为中心的目的论，即欧洲人是首要推动者，其他人只能被动响应；主张世界经济存在已久，欧洲以外的人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欧洲人所拥有的优势，往往既来自经济的早一步发展，也来自运用暴力或运气（例如欧洲人带来的疾病摧毁了美洲大陆的社会，使欧洲人有大片现成土地可供征服）。欧洲直到其历史的后期才明显享有生产技术上的优势，欧洲是否曾拥有独一无二的高创新精神或高社会适应能力，仍有待商榷。

因此，政治，一如经济，一直是左右国际贸易的主要力量。构成今日世界基础的市场结构，并非自然形成或势所必然的结果，并非自始就隐藏于某处而等着人们去“打开”；相反，市场，不管结果是好是坏，都是社会力量所建构，为社会力量所牢牢植入。市场要能运作，就得在度量衡、价值、支付方法、合约这些从来就不是普世通用、不是亘古不变的东西上，有一致的意见，且要在该卖什么东西、谁有资格卖那些东西、什么人可以在不致让邻人瞧不起的情况下讨价还价（并在不必拔剑相向下解决纷争）上，获致更不可或缺的共识。协商这些新行为准则的过程中，买卖的商品有时成为新的身份地位指标，承载了特定意义。于是，“本有的”用途、长处和人造意义相抵触（如过去数百万人不接受外来的马铃薯）时，原本根深蒂固于人心而让人觉得大概理所当然的关联意义，渐渐逆转，例如过了一段时间后，世人一想起巧克力，联想到的是小孩、甜美滋味、阖家天伦之乐，而非战士、准备上战场、宗教狂喜。换句话说，商品本身有其“社会生命”，在这“社会生命”里，商品的意义、用处、价值不断在改变；“供应”与“需求”，由具有爱、恨、瘾性的人通过文化力量来决定，而非由具体化的“市场力量”决定。

此外，我们不该认为浮华行径和角色扮演可以和据称更为根本层次的功利行为截然分割。因此，中国的朝贡制度协助界定了藩属上层阶级的品位，确立多种贸易的规则，给藩属统治者在这些交换活动中所得到的某些商品赋予崇高价值，进而让身为国内其他贵族之重要主子的藩属统治者，得到可赏赐给下属而有助于巩固他们统治地位的商品。朝贡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和今日世界贸易组织乃至联合国所发挥的众多作用（联合国的作用之一，在于借由承认各统治者的身份，协助稳固他们的统治地位），有一部分相同，而朝贡制度能发挥这些作用，原因在于它也发挥了今日分别由时尚设计师、一流学府、国际传媒公司所发挥的其中某些作用。在这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舞台里，成功落在努力有成者身上，但不必然落在最有才华、最苦干实干或最聪明的人身上。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向来不是特别讲究道德的领域。奴隶买卖、海上劫掠、毒品贩卖，往往比生产粮食或其他基本食物，利润丰厚得多。最后，我们若欲评价某交易或某事件的重要性，不只应了解该交易或事件的国际背景，还应了解其发生所在地的特殊之处。

我们既摒弃欧洲中心观，同时也拒斥无知的反帝国主义观。也就是说，欧洲人和北美人既非特别天赋异禀，也非特别邪恶。我们不单单锁定在欧洲人与其他地方的贸易，或锁定某一地区，而是检视多个地区和这些地区间的互动。我们所要讲述的是世界经济创造过程中的盛衰消长，而且这世界经济的创造有不同文化的民族参与，而非从头至尾出于同一个经济体或出于资本之手。贸易准则的缔造、知识与目标上的差异、政治与经济的相连关系、社会组织、文化，我们全纳入关照。

彼此相关的事物越多，就越不可能通盘描述它们。欲全面描述过去六百年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根本不可能，因此，我们不这么做，而是选定七个中心主题，以它们为核心，编排全书章节；凡是我们所认为与该主题有关的重大问题和争议，均铺陈于每一章最前面的导论性质文章里。然后，每一章里都有一组简短的个案研究，其用意在举例说明，而不在针对个案本身巨细靡遗地描述。这些个案研究往往立基于其他学者的深刻见解，但也有相当多源自我们自己的新研究或我们激烈辩论的“心得”。（我们在书末列了简短的参考书目。）我们没有针对任何主题提出“定论”，反倒希望打开讨论之门，鼓励大家从不同观点去思考我们往往视为理所当然或认为始终存在而只需予以“发现”的世界不同地区，并鼓励大家去质疑我们所普遍抱持（而往往未言明）的看法，亦即针对诞生于现代早期欧洲的新制造方式、新贸易方式，如何将原本各自独立且往往被认为互不往来的数个社会，整合成一个世界（不管这结果是好是坏）。相反的，我们强调，过去就已存在多中心的复杂跨文化网络，而这些文化网络受使用、重组，有时是摧毁的方式，乃是理解日后以阿姆斯特丹、伦敦、纽约或东京为中心的新网络之不可或缺的一环。

本书各章按主题和事件发生的年代先后编排，因此，书中首先探讨现代早期的市场，以及那些市场运作时所不可或缺的体制和准则。然后探讨暴力在资本积累、市场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由国家主导的压制行为、民间创新作为（private initiative）、海盗之流的“不法之徒”，因此纳入探讨之列。第三章聚焦于咖啡、烟草、鸦片之类致瘾性商品，以及它们促进长程贸易的贡献。接着检视后来成为期货的各种商品，从寻常可见的马铃薯、玉米到众所希望拥有的黄金、白银、丝织品，从日常可见但有用的工业原料（如橡胶）到稀奇古怪的东西（如胭脂虫），都在此列。第五章探讨运输工具改良对联结遥远市场、促进贸易的贡献。第六章思考现代世界经济的特色，例如金钱、度量衡、时间的标准化、贸易准则的诞生、企业。最后一章探讨工业化过程以及去工业化的几个事件。

彭慕兰学的是中国史，托皮克学的是拉丁美洲史；两人在更晚近时都已将事业扩及写作（学术与通俗兼具的著作），并将所教授的主题扩及中国、拉丁美洲之外。撰写此书时，我们让每位作者各自提出最了解的主题，自行决定在自己所写的个案研究里要强调的重点。我们发现各章本身有整体一致的观点（在联合撰写的各章导论里，我们就努力想统合出这种整体的一致），但我们未坚持各篇文章里的每个观点都百分之百一致，未坚持列出事例，要作者“一定”纳入。借此，我们希望能孕育出一组生动简洁而又可以个别阅读的短文；同时，篇幅较长、更富综合性的文章，又能表现出不只是本书几个局部加总的更深层观照，一如世界经济无疑由本身就值得各别探讨的各局部构成，但又不只是这些局部的加总。在地方与全球之间来回游走的过程中，每个局部的意义也得到充实。

我们撰写《贸易打造的世界》第4版，以扩大本书的地理广度和历史纵深。本版添加了十篇新文章和一篇涵盖全球且经大幅修订的文章，并且较小幅度地修订了其他文章，更新了“结语”。新文章谈的是把地中海世界与更广大世界连接起来的现代早期的两位欧洲冒险家：安东尼·雪利（Anthony Shirley）和佩德罗·特谢拉（Pedro Teixeira）（见5.4节）；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所想象的富裕之地圭亚那，和他笔下传颂一时但纯属虚构的黄金城所具有的多文化面貌（见4.5节）；探讨烟草从美洲迅速传到欧洲，传到中国，再传到非洲一事（包括雷利的作为），以及此一传播对烟草的多种用途的影响（见3.9节）。还有一篇文章描述了某位烟草供应者（奥斯曼卷烟业和后来埃及的卷烟业），如何在与英美烟草公司——在大部分讲述卷烟兴起的历史记述里扮演最重要角色者——竞争的情况下，反映且形塑了一种变动中的消费文化（见3.10节）。我们也通过一个分布甚广的侨商族群走访印度洋，这些侨商是信奉印度教的商人，来自出产纺织品的印度古吉拉特邦，他们所建构的网络把棉花化为象牙，同时把莫桑比克人纳为奴隶，要他们在马斯克林群岛和南美洲的甘蔗园、咖啡园工作（见1.13节）。

烟草等日常奢侈品（其中许多奢侈品是能改变精神状态、让人上瘾的东西），驱动了16至19世纪的许多贸易活动；事实上，它们所驱动的远不只是贸易。对烟草——和烈酒、鸦片之类常被视为坏东西的其他物品——课征的“罪恶税”，曾是世界各地诸多扩张国力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岁入来源（见3.7节）；在某些地方，它们至今仍是。但吊诡的是，这些害人的产品似乎也在某些学者所谓的“勤劳革命”里扮演了重要角色（见7.2节）。从16世纪起，又或许从17世纪起，世上数个地区的人开始更卖力、更长时间地工作，并且把更多工作时间用于为市场生产物品（而非为自家消费生产物品）。这一转变的原因错综复杂，但对糖、烟草之类来自异国的非民生必需品的需求日增，连相当穷的人都对此需求日增，似乎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靠致瘾性食物无法活命；从某个角度来说，小麦、稻米之类的基本淀粉性食物，仍是世上最重要的商品，因为它们提供了大多数人所摄取之营养的大部分，占去他们预算的大部分（尽管占比慢慢减少）。但在19世纪之前，它们的销路一般来讲局限在产地，在一地区或顶多一国之内。6.4节探讨了当此情况改变所发生的事：19世纪中叶后，谷物市场走上全球化，对农民、消费者和谷物本身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19世纪末迄今，现代资本主义的扩散已催生出多种新商品。口香糖作为其中之一（见6.12节）成为劳动阶级男子的小奢侈品——甚至有许多人寄望它取代另一项广被使用的此类奢侈品——口嚼的烟草。不久，口香糖成为有品牌的国际性产品，许多人一想到它，就想到美国。与此同时，这项带有摩登意味的产品，得靠墨西哥犹加敦半岛上负责采树胶的本土玛雅人和其他墨西哥劳动者先后付出的血汗才有可能大为流行。

另一项新商品，对当今世界的重要性大上许多，那就是石油（见7.12节）。人类于19世纪中期首度开采石油，后来石油成了20世纪最重要的新能源、20世纪许多新问世的东西（包括塑料在内的石化产品）的原料、工业世界非常重要的战略原料。它甚至使一个偏远的沙漠摇身一变成为世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最后，本书谈到较晚近时我们极想入手的战略物资：所谓的稀土金属。稀土于19世纪晚期就开始被应用于某些用途，但在20世纪它们才变得较为重要；20世纪晚期，又变得更重要，因为它们的某些特性使得它们极适合用于计算机和其他精密复杂的电子设备。7.13节说明了稀土是什么样的东西，中国为何支配着稀土市场，为何对此现象的短暂忧心未在其他地方催生出大型且持久的竞争者。

诚如这些故事所表明的，更大范围的贸易故事和全球变迁继续在上演。于是，我们也增补了书末“结语”的内容——尽管我们未发现它有需要大幅修订之处。2012年以来发生了许多出人意表的大事，但某些历史模式却一如以往地切合我们的需要。

04—

本书中文第4版序言

很高兴能为第4版《贸易打造的世界》的中文版作序。史蒂芬·托皮克和我开始在杂志上撰写日后成为此书核心内容的文章时，没想到超过二十五年后，还会有人读其中的任何一篇；此外，其中许多篇文章，最初是为一家几乎只有美籍读者的杂志而写。除了多年来常参与学术辩论，过去我们两人的确常在自己的其他工作上为美国境外的读者撰文；随着我们的文章集结成书，随着此书受到好评并被我们不时修订，我们开始更加系统性地思考如何向跨国的读者介绍此书。但在那些原始文章里，想必有一些东西不只打动了对跨国经济活动感兴趣的美国人，也打动了其他地方的人。

当然，本书能得到读者青睐，初版问世以来二十年的世局演变帮了大忙。这段期间的演变让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清楚地看出，金钱、人员、货物、观念大于以往的跨国界流动，乃是当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对那些流动的反应（和往往的反对）亦然（如果说有什么主题比这些流动更值得大书特书，大概就是我们的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也是贯穿本书的主题之一）。这段期间的演变也一再表明：增长始终是个复杂过程，从中既产生赢家，也产生输家；某一新产品、科技或市场关系所带来的结果，可能隔了五年、十年、二十五年，或五十年，就大为改观。

与此同时，我猜本书的吸引力有一部分来自，史蒂芬和我都并非以“世界”历史学家的身份起家，更别提以“全球化”历史学家的身份起家一事。我们两人最初都专攻特定地区——他专攻拉丁美洲，我专攻东亚。这使我们更加相信地区的特殊性很重要，即使地区外的联结越来越多之际亦然。从某些方面来说，自成一体的地区，其重要性或许甚于数十年前。

拿大家称为东亚的这个地区来说。1980年代初期我开始读研究生时，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类地区是重要单元；从日常角度来看，它们似乎在某些方面比“世界”还要真实——尽管或许不如国家单元那么真实。但那时，中国大陆与日本或韩国，或者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接触甚少。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在几个方面与日本拴在一块儿，尽管就这三个社会来说，它们与美国这个地区外国家的联结，比它们彼此间的联结重要得多；不管从政治、经济联结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学生流动之类“较柔性”的角度来看皆然。简而言之，那时的东亚地区以知性建构物的身份存在，以地缘政治对立的场域的身份存在，以我们能指出过去影响力之重要流动的地方的身份存在；但如果某一“地区”是靠内部联结与相互影响结合在一块儿的空间，那么今日东亚就比那时远更称得上一个地区。如今东亚的内部联结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稠密，但那些联结朝四面八方流动——不只从北京、东京这两大中心往外流动。如今约有一百万的台湾人住在中国大陆；大陆境内的外国留学生以韩国人为最大宗，韩国境内的外国留学生则以中国学生为最大宗。2017年，香港是中国内地最大的境外直接投资来源（但老实说其中许多投资来自数个地方，包括从中国内地本身经香港流入者）；新加坡、韩国、日本在这方面都超越美国，而中国台湾（当然比美国小了许多）也只稍逊于此。音乐、电影等大众文化朝四面八方流动，包括二三十年前即使没有政治壁垒也会是不可思议的流动（例如从韩国向日本的流动）。不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最终结果为何——如今预料其结果还为时太早——此倡议肯定会创造出更多地区性联结。

因此，不管日增的网络规模和密度有多重要，若认为这些网络都指向一个无缝联结的未来，那将是大错特错。非洲史学者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说得好：“全球化”这个概念有两个问题，“全球”和“化”。就我的理解，他的观点是：如果我们把全球化当成指导概念死抓着不放，我们就是在认定照当前趋势走下去，不管人们是否想要一个每个地方都彼此相连的世界，最终必然会出现那样的世界。其实我们必须切记，凡是网络，都包含某些地方，而将其他地方拒于门外；网络的结构由人的自主选择，而非由不可抗拒的过程决定。

此外，即使某些网络的确几乎涵盖整个世界，若以为这使其他规模的网络或身份认同变得无关紧要，那就大错特错。许多美国人误以为美国或由美国主导的“西方”是世界的中心，误以为全球化就意味着其他每个人都日益接近（且越来越近似）那个中心，因而有时似乎未能理解这个道理。但这是个重要的道理，而且是从头至尾贯穿此书的道理。

此外，放眼历史，凡是适用于地区与世界的道理，也适用于国家与世界。全球经济与民族国家在数百年间同时出现。它们往往彼此冲突，但也往往互相强化，一如两者往往是在与多民族帝国、民族离散网络和其他社会单元、空间单元的有益性紧张关系中建立起来。事实上，本书阐明，典型的民族国家建构故事，描述一个从自身国民取得税收、军人等打造有成效之国家所需资源的政府，但新兴的国家政府倚赖其他人的肯定和协助也是司空见惯（尤以20世纪为然）：外国放款机构、可能付出的矿物开采权使用费（如在某些波斯湾国家所见）、比国内税收高出甚多的外国公司、外籍劳工、提供安全保障的大国等。通过外部联结取得重要资源的政府，往往能在不需自己人民同意下幸存，乃至壮大，因此这样的过程能产生令人不乐见的结果；但即使如此，它们作为历史现象，其真实程度未因此稍低（当然，由国内力量推动的国家建造，往往也有其丑陋的一面）。

对身为观察者的我们来说，这表明全球层级的分析虽不可或缺，但光是这样的分析并不够；借由肯定国家、地区和其他层级之历史的重要性，我们也肯定了特定文化传统赓续不绝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一再强调，从特定时间、地点的视角，出于客观效用的考虑，而似乎能直接以可测量的物理特性为基础的东西，大多更复杂：使白米比糙米更受青睐者，使宝贝贝壳成为恢复财富的有效工具者，或者（举个极端例子），使马铃薯成为某些人即使在饥荒时都拒食的“奴隶食物”者（1770年在那不勒斯就曾出现此一情况），乃是社会、文化过程。因此，把拇指般大小的蚕茧抽成约五百米长丝线的女人乃是“非专门技术”工人一说，也绝非客观，尽管晚近几百年她们一般来说被归类为这样的工人。价格反映了社会等级和文化价值观，因此，有些历史，必须予以理解，而非只是视为理所当然。

当各有自己之等级体系、价值观体系的不同社会以新方式相接触时，那些历史有时会变得特别复杂且有趣；有些社会，其成员除了通过某些物品与其他社会之成员少有接触，从而大体上不清楚左右另一端之供给和／或需求的因素，而当物品在这些社会之间移动时，也会发生上述变得复杂且有趣的情况。不管是在上述哪种历史情境里，价格和市场都会变动，资源会被重新分配，而做某些事所能得到的回报或许会彻底改变，从而使人的生活改头换面。简而言之，贸易不断改造世界，往往通过弥合较地方性的价值观体系间的歧异来改造；但同样真实不虚的、多元且先前就存在的世界，提供了某些信号，让人得以知道什么是值得拿来交易的东西。撰写此书时，我认定分析形形色色的例子——有些例子为任何读者所熟悉，有些则是读者所不熟悉的——或许有助于人们思考这两个道理，把这两个道理用在他们自己会经历的事情上。如果其中某些故事能让你会心一笑，那就再好不过了。

彭慕兰芝加哥，伊利诺伊州2019年3月1日

05—

精彩文摘

谷物全球化——与全球造就“谷物”

史上头一遭，新加坡感受到加拿大萨斯喀彻温一地小麦收成的冲击，尽管当时新加坡没人食用小麦。

19世纪，即距人类开始定居务农生活，开始种植、照料、采收大麦，或许已过了一万年之际，人们创造了“谷物”。“谷物”是种抽象商品：在某些地方以品种多不胜数的稻米、小麦等淀粉类食物为代表，但还是可以被统归为通过一松散整合的全球市场互相影响的单一类作物。在此期间，经过重整的全球农业使无数人迁移到世界各地，把重要产区的生态改造到不复原样。

那一市场的问世，源于两个巨大回路的问世。其中一个回路始于1840年代，在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变得稳固，把小麦从北美、阿根廷、澳大利亚、俄罗斯送往欧洲，尤其是英国和其他一些城市化地区（例如美国东岸）。另一个回路稍晚出现，约1920年已完全确立，把缅甸、暹罗（泰国）、越南、中国台湾、朝鲜、菲律宾、爪哇的稻米输出者，与亚洲其他地方（尤其是日本、中国大陆、印度）的消费者、欧洲境内工业淀粉的生产者连在一块儿。这两个回路的创造，随后连成一体，花了约七十五年，而且过程惊人复杂。

这两个回路不只变得相互关联，而且共有某些基本的推动力量。新兴的全球小麦输出中心，属于我们很少拿来和此时新兴的稻米出口国（缅甸、泰国、越南）相比较的那些社会（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俄罗斯），但迁移、市场、环境改变方面的基本特点，使得这些发展对真正种植小麦、稻米者的影响，在新、旧农业中心区之间有某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相似之处。但政治形势和高层次商业组织方面的差异，使这些相似之处大体上受到掩盖，从而使我们认为其中一个世界与“农场主”密切相关，另一个世界则与“农民”密切相关。

有些农产品，例如烟草和糖，在欧洲人建立殖民地后不久即开始运往大西洋彼岸，但从美洲运到欧洲的小麦，19世纪初以前并不多。到了1830年代，由于英国工业化、欧洲大体上城市化、运输成本降低、美国境内向西扩张，情况已开始转变。1840年代出现了爆炸性增长：英国于1846年转向自由贸易，粮食大量输入；在此期间，横渡大西洋的成本逐渐降低，终于使迁移成本低到数百万相对较穷的欧洲人，不必借钱、当契约仆役，就负担得起。（这反映了2.4节所述之情事的大幅加速。）当欧洲农业在“饥饿的1840年代”也遭遇严重歉收（尤其是德意志部分地区和爱尔兰境内），外移人数大增。许多外移者落脚美国城市，但还有许多外移者则提供了使愈来愈多内陆地区得以成为出口导向农场的劳动力。

美国内战短暂打断了这一过程，但内战结束后又再重启，而且势头更猛。跨大西洋运输变得更便宜、更快速：将小麦从纽约运送到利物浦的成本，从1868年至1902年下降了79%，而铁路和五大湖汽轮则使内部运输成本有差不多幅度的降低。随着内战结束，美国陆军加大力度“缓靖”北美大平原，把原住民和他们所猎杀的美洲野牛驱离可用来种植“小麦”这种禾本科植物的大片草原。（新的面粉磨制技术——用于适合北美平原上生长的硬粒小麦效果更好——也对此有所贡献，使明尼阿波利斯成为19世纪晚期世界的面粉磨制中心。）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干了类似的事。阿根廷有计划地驱赶原住民，从而在1870年代晚期掌控了约略相当于法国、西班牙两国面积总和的土地，并迅即将大部分土地辟为农场和牧场。俄罗斯也用军队将老早就宣称为其所有的土地纳入更彻底的掌控，然后将其中许多土地（特别是克里米亚半岛境内）辟为出口小麦的产地。新技术——最著名的是塞勒斯·麦考密克（Cyrus McCormick）的收割机和约翰·迪尔（John Deere）的钢犁以及后来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使农场主得以用比过去少许多的单位面积劳动力经营大农场，并降低成本，弥补长距离运输开销和往往比更集约经营的小农场还要低的单位面积产量。

这些推动力量在正向的反馈回路里变得更强。只需要一座大农场和相当多的资本，就能利用这些新技术，而欧洲（还有美国东部）境内的数百万农场主，这两样东西都没有。（已开发地区边缘的许多拓荒者，拥有的资本也不多，但他们如果有足够的土地，拜银行兴起和土地所有权确立之赐，就能拿土地抵押借款。）随着来自美洲、大洋洲的小麦变得更多、更便宜，数百万欧洲农场主放弃家业，许多人远渡重洋到美洲；这使他们得以耕种更大面积的土地，留在欧洲的农场主压力更大。有些欧洲国家提高关税以免本国农场主受害于农产品进口，但（与流传的说法不同的是）这时期大部分农产品关税很低：比20世纪大萧条期间所定的关税低上许多，而且在当今这个被认为是自由贸易的时代，世上许多最富有的国家里仍然如此。无论如何，关税太低，不足以挡住这股趋势。（粮食占了大部分劳动者预算的很大比例——就大部分国家的一般劳动者来说，超过一半甚多——若真的采行高关税，制造商得支付高出许多的工资，从而削弱他们的竞争力。）

数百万欧洲农场主外移，也使某些留在欧洲的农场主得以买下更多土地，其中某些农场主拥有的土地大到可以采取机械化经营，从而使欧洲的小麦农业得以局部存活。例如，匈牙利的农场1863年只使用168台蒸汽机，但到了1871年，已增加到3000台；于是，如此创造出的大农场所发挥的作用，和海外大农场非常类似——竞争力高于附近农场、单位面积使用的劳动力较少，诸如此类。匈牙利出口大增，而面积大到足以养活一家人的农场所占的比例降到30%；在加利西亚（波兰）则降到19%。有些位于都市大市场附近的欧洲小农场主经营得很成功，但他们是借由弃种谷类作物改种蔬菜、生产乳制品以及生产把新鲜（从而把产地）看得最重要的其他产品来取得这一成就。

当然，这一大模式里存在一些差异。例如，在阿根廷，人数不多但拥有土地面积极大的地主，对农业（和牧业）的主宰能力大大高于北美洲或大洋洲境内的地主。这限制了他人的发展机会，而且阿根廷位于南半球，小麦采收时正值欧洲的冬季，因此阿根廷远更倚赖能每年往返南欧（尤其是意大利）的短期移工。但世上诸多新小麦产地无疑一脉相连，彼此相似，靠它们所产小麦填饱肚子的那些地区亦然。

而我们对稻米种植的印象，似乎与此没有关联，即使在现代亦然。最有生产力的稻米种植方式，得将秧苗一棵棵小心插入暂时注满水的田里，工活非常细腻，不易机械化。（如今，在中国台湾和韩国之类的高工资地区，即使不缺资本，一般来讲仍是用手插秧：另一项需要非常细心的农活，把田地整平再注水，如今借由激光的使用精确度已提升。）但过去，在已开发地区边缘的一组新稻米产地，发生了与小麦故事极类似的情况——而且给较传统的稻米耕种心脏地带带来了类似的效应。

19世纪中叶，世上最大的稻米产地是中国和印度，日本和爪哇远落于其后。但中国和印度也是当时最大的消费地，出口或进口的稻米不多——尽管中国和印度境内稻米贸易量很大，尽管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口稻米——主要来自暹罗（泰国），而且数量在慢慢增长。随后，情况有所改变。

19世纪中叶起，越南、缅甸境内的新殖民地政权，对湄公河三角洲和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控制，比此前的任何政权都更牢固；殖民地政权的工程师开始排干这些多湿地的低地区，从而大大增加了可耕地面积。仍保有独立地位但大体上受英国保护的暹罗，在昭披耶河三角洲做了同样的事。（在这三个例子里，这些19世纪的政权都在延续前任政权的作为，但相较而言成功许多。）一如位于已开发地区边缘的小麦产地，这往往得把原住民赶走。而且正如在北美大平原上所见，这一过程涉及将生态彻底简单化——在这里则更为彻底。生态极富多样性的丛林和森林被清除，换成一望无尽的稻田；象、虎等大型哺乳动物失去栖地，遭遇一如美洲的野牛、野马等大型动物。（在大洋洲这类动物最初也少了很多。）而在这些地区，这时已变得“无人居住”的地方，吸引许多人从人口较稠密的地方移来。这些人主要是缅甸境内的印度人，因为当时缅甸、印度都受英国统治。在暹罗和越南，移民有一部分来自本国北部人口较稠密地区，还有一部分来自中国东南部。越南、泰国境内流通的剩余稻米，大部分被运到印度和中国，供应随着全球贸易增长而迅速成长的中、印沿海城市（上海、广州、香港、加尔各答、孟买等），剩余的稻米则有许多被运到数个东南亚岛屿，那些岛屿上的矿场、种植园和伐木营地（生产锡、橡胶、烟草、咖啡、黄金、茶叶等），助长了日益工业化的北大西洋地区对于这些东西不断增长的需求。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城市快速成长使日本也成为粮食进口大国，而日本压榨其在台湾地区、朝鲜半岛的新领地来供给自身需求。这些例子里，新稻米产地的农场，就小麦农场的标准来看，小了很多；诚如前面已提到过的，种稻需要细活，机械化难度高了许多。但比起中国东南部之类地方的农场，这些新农场的确具有经济规模，其中有些还具有其他竞争优势。

于是，一如在小麦身上所见，反馈回路不久就变得更强，尽管程度不如小麦。大部分中国、印度农场主通过新稻米产地所无法服务且相对更本土的市场（新稻米产地无法服务这些市场，部分因为内陆运输成本相对较高，尤以中国境内为然），供应粮食给本国同胞，但那些靠供应粮食给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来维持农场者，最终还是感受到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有一段时间，需求快速增长，使城市市场中的价格，在以白银计价的情况下，持续上涨（在中国和印度，白银是国内通货的基础，用于人民的日常需求）；在以黄金计价的情况下，价格则持平（黄金是英镑、法郎、美元等主要全球性通货的基础）。但1920年代起，米价暴跌。1935年，以白银计价的一公斤稻米价格，相较于1920年，在新加坡跌了68%，以黄金计价则跌了88%；在河内，米价则分别下跌63%和86%。在此期间，面临这些压力的农场主所能改换的道路，比欧洲的农场主少：他们的城市所产生的工业职缺较少，而且受制于歧视性法律而无缘投入北美、大洋洲和其他数个值得投奔之地的劳动力市场。因此，许多人继续流向已因出口畅旺而加剧自身难题的那些地区，或流向亚洲边缘其他地区的种植园、矿场、码头。

由此，在地理景观这个层次和在农场主（包括暂时移居者和就此定居者）的经验上，相似之处大概凌驾差异。但在更高的政治经济层次上，差异则相当显著。

首先，所有的新稻米产地，除了暹罗境内的，都位于殖民地，而暹罗再怎么说都只能算半独立国。一般来讲，殖民列强关心城市食米者（乃至种植园里生产橡胶之类战略性产品的食米者），远甚于关心农场主。在某些殖民地，从事农活者并非土地所有者本人，这些殖民地政府通常更关心农场主的死活，如果（一如在越南所见）土地所有者是欧洲人，劳动者是亚洲人，而且始终可以输入更多亚洲劳动力的话，尤其如此。其次，机会有限，加上距离较短，因此返乡的移民多上许多：最初他们并非如阿根廷境内的许多移民那样一年回去一次，后来才变得如此。1850至1940年差不多有两千万中国人来到东南亚，其中只有两百万人就此定居异乡；相对的，1846至1940年离开欧洲的五千五百万人，超过三千五百万在当地留下。对小农场主来说，这些小麦产地谈不上人人平等的天堂，但相对来讲，他们享有多上许多的权利——我们为何称他们为“农场主”（farmer），而亚洲小农场主即使终于自有土地、和西方小农场主一样参与市场，我们还是称他们为“农民”（peasant），原因就在于此。（俄国耕种者所享有的权利，在小麦农圈子里，大概最少，尽管情况比农奴制地区的形象让人联想到的还要复杂；他们一般来讲被当时人和历史学家称作“peasant”绝对有其缘由。）用语上的差异，其实差不多滥觞于这个时期。过去中文对务农者的称呼，既可译作farmer，也可译作peasant，到约1930年为止，farmer和peasant这两个词在英语里一直同样常见；那之后（随着米价暴跌）两者的使用率才变得悬殊，到了1950年代，peasant的常见程度已是farmer的五倍之多。

与此同时，小麦的营销比稻米的营销受到远为彻底的改造。大部分稻米从离开农田到为人所消费，除开去壳然后煮熟，本身形貌改变不大（至今依旧如此）。相对而言，没人直接吃小麦：小麦先磨成粉，然后制成面包、面条、饼干、谷类脆片等种种食物。以米为主食的消费者，了解自己所吃的稻米品种，这是原因之一；他们往往特别偏爱某个品种的米（如今仍然如此）。因此，就在有更多稻米经长距离运送销售到异地时，市场仍相当细分；除开某个重大例外（接下来就会谈到），消费者不会因为别种米较便宜，比如越南米，就从泰国米改吃越南米。相对的，面粉厂和面包店变得极善于制作外观和味道没变但用到不同类面粉（视当下能取得哪种小麦和哪种小麦最便宜而定）的面包。于是，小麦变成远比稻米更标准化、可互换且抽象的商品。事实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把许多不同类稻米与一个整合市场连在一起的主要因素，乃是有些稻米被拿去制成工业淀粉，再制成黏着剂、建材等东西：没有哪个讲究吃的人尝过工业淀粉，于是工业淀粉的制造者的确构成一群看哪个最便宜就买哪个的消费者，从而使一地（比如缅甸）的丰收能影响各种在国际销售之稻米的价格。

这期间，在面粉厂懂得如此利用标准化之前，小麦甚至就已开始被标准化——尽管最终这两个过程相辅相成。更早的推动力来自运送小麦的过程本身。

国际小麦贸易首度急速增长时，船只将小麦从美国中西部运到曼哈顿，这时用来装小麦的袋子就是小麦离开农场时所用的袋子。小麦抵达纽约港时，仍被视为农场主琼斯或史密斯的小麦，属于该农场主所有；至这时为止，中间人是抽佣代理人。纽约贸易商会对小麦取样，评估货色，然后才买下该农场主的小麦。琼斯和史密斯或许会因质量差异拿到大不相同的卖价：并没有约定的“小麦”价格这回事。

铁路问世使这一切改观。让火车猛烧着煤等待装货或卸货完毕，成本非常高，因此必须迅速完成装卸货。于是，不久后，发货人就不再把小麦以袋装形式上货，而是使用具有起卸机器、能把谷物释入货车车厢的谷物仓库。但这意味着琼斯和史密斯两家的小麦会在仓库里混而为一，分不出是谁家的。于是，得在运抵铁路线尽头站之前就把小麦卖掉，某农场的小麦自此变得可以和别家农场的小麦互换。

小麦继续分等级，但这时只分为几类，凡是同属一类的，不管是哪批货，都被认为一模一样。“小麦”就此诞生；而由于一吨今年的“二号春麦”这时也可和一吨来年的“二号春麦”互换，小麦期货买卖、选择权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就此诞生。（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创立于1848年，1865年开始买卖。）不久后，在该交易所买卖的纸上“小麦”，比经由芝加哥运出的真正小麦多了十四倍。不管小麦农喜不喜欢，这时他们都在生产一种会被世上任何地方的买家和银行家认可为担保品并予以信赖、使用、接受的商品；他们全都彼此直接竞争，而大部分是在价格上竞争。许多小麦农愈来愈自视为正好以植物为产品的企业家；到了20世纪初期，许多美国农场主已更喜欢别人称他们为“growers”，认为growers是有别于落后的farmers的摩登身份。（不妨与差不多同时变成peasants的中国farmers比较一番。）

稻米的交易、期货市场也随之问世，首度出现于新加坡，但发展较为缓慢；不可互换的品种，还是比小麦多了许多，如今仍是。但即使没有一个完全一体化的“稻米”市场，仍存在某种程度的一体化。工业淀粉需求，诚如前面已提过的，创造出一组乐于改用其他品种之稻米的消费者；随着时日推移，由于人的迁移和食物的全球化，在并非传统的食米区域，消费的稻米愈来愈多，而且这些区域的消费者不执着于特定品种的米，看哪种较便宜就买哪种。

借由这些过程，小麦、稻米的全球价格最终在世界各地连在一起。当然，原本就既食用小麦也食用稻米的地方，这两种价格始终相关联，如果有许多消费者得在开销上精打细算，情况尤其如此：例如，在18世纪中国的某些地方，小麦、稻米的价格比，颇为一致地反映了它们的相对卡路里价值，且会一起涨跌。但中国境内兼食稻米、小麦的那些地方，进口谷物不多，而且完全不出口谷物；要创造出全球性“谷物”，得有会在稻米、小麦价格分歧时买进某种谷物和／或卖掉别种谷物的国际性粮食市场参与者才行。拜人类的迁移和商界、政府两者有计划推广新粮食之赐，如今有许多这样的国家。（例如美国于二战后努力在日本打造小麦的销路。）最初，有一个发挥这种中介作用的重要市场：印度。

19世纪的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谷物出口国之一，只是我们今日往往忘记此事——这既反映了印度当地的确有谷物剩余，也反映了英国殖民地当局牺牲农民和劳动阶级消费权益以促进出口的政策。事实上，印度当时既出口稻米和小麦，也食用稻米和小麦。数百万印度人习惯于兼有这两种谷物的料理，许多人也因为太过贫穷而视价格来食用其中一种。因此，19世纪晚期世界米价上涨时，印度出口商做出回应。由于印度国内米价也上涨，消费者转而食用小麦。输往伦敦的印度小麦因此变少，美国堪萨斯州的农场主面临的竞争随之减轻许多。

史上头一遭，在最基本的商品上出现了全球性市场。史上头一遭（不管喜欢与否），新加坡感受到加拿大萨斯喀彻温（Saskatchewan）一地小麦收成的冲击，尽管当时新加坡没人食用小麦。经过数十年的剧变，此时已创造出清晰可见的有力联结——和极其明显的强烈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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