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关键词|金松林：中性
略说
“中性” (Neuter) 一词, 根据布斯曼 (Hadumod Bussmann) 《语言学词典》的解释, 是由拉丁语的ne (不) 和uter (两者之一) 组成, 意为“不是两者之一”、“非此非彼” (361) 。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从结构语言学中发现了这一词汇, 并且经过创造性的转换将它发展为自己的方法论, 借以破坏语义生成的机制, 消除隐藏在语言结构和话语中的权力, 颠覆传统的二元论的性别建制。到了晚期, 他还按照“中性”的策略构筑了一种“个人节奏性” (idiorrythmie) 的生活。由此可见, “中性”是巴特后现代理论的辐辏。
综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法国理论界空前活跃。科耶夫 (Alexandre Kojève) 、康吉莱姆 (Georges Canguilhem) 、列维纳斯 (Emmanuel Levinas) 、伊波利特 (Jean Hyppolite) 等老一辈理论家们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而阿尔都塞、列维-斯特劳斯、拉康、德里达、福柯 (Michel Foucault) 、巴特、戈德曼 (Lucien Goldmann) 、格雷马斯 (A.J.Greimas) 等逐渐取代了他们的位置, 并且成为中流砥柱。这些年轻的理论家们展示了一种既执著而又反叛的性格, 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僭越传统, 进行创造。在较短的时间内, 结构人类学、结构语义学、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符号学、叙事学等不断涌现, 这些纷繁复杂的理论形态让人眼花缭乱。
作为他们中的一员, 巴特拥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 这就是“中性”。在法兰西学院的研讨班上, 他说的非常明确:“思考中性, 对于我而言, 它作为一种方法——一种自由的方法——目的就是为了在时代的竞争中树立我自己的风格” (Neutral 8) 。从他的首部著作《写作的零度》开始, 一直到晚期研讨班, 巴特从未放弃对“中性”的思考, 这一概念几乎贯穿了他的所有著作。所以, 巴特认为自己的美学也可以概括为“中性之欲” (the desire for the neutral) , 即对于“中性”的欲望。那么, 究竟何谓“中性”?巴特又是怎样将它确立为自己的方法论?它在巴特的著作中又有何表现?这些问题对于阐明“中性”的内涵非常重要。
中性作为方法
巴特的“中性”概念来源于结构语言学, 确切地说, 来源于结构语言学中的音位学。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 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曾教导我们一个词的重要之处并不是它的语音而是语音之间的差异;语音之间的差异能够使一个词和其他的词区分开来, 并且拥有自身的价值。如英语中的bed (床) 和bad (坏的) 、bud (蓓蕾) 和bid (投标) , 这些词之所以拥有不同的含义, 是因为它们在语音上的对立造成的, 因而我们说是语音区分了词义。为简便起见, 索绪尔将语音之间的对立概括为a/b (167) 。作为能指, a和b都不是简单的项, 两者都产生于某种特殊的关系。在思维活动中, 人的意识所达到的也永远是a和b的差异, 而不是单纯的a或b。习惯上, 我们将此对立称为“聚合关系” (paradigmatic relation) 或者“二项对立” (the ordinary opposition) 。
作为索绪尔的后继者, 雅各布森 (Roman Jacobson) 也基本上是在二元论的框架下来思考音位的问题。他说:“一个音位的相关关系是由共同的原则确定的一系列两分的对立组成的, 它能够独立于每一对对立而起作用” (转引自克拉姆斯基73) 。比如在英语中, 爆破音[p]和[b]、[t]和[d]、[k]和[g], 摩擦音[f]和[v]、[θ]和[ð]等等, 这些对立项总是以特殊方式联系在一起, 只要一方出现, 另一方即便不出现, 我们也会快速地联想到它, 就像由白联想到黑, 由美联想到丑。雅各布森和霍尔 (Morris Halle) 在《语言的基本原理》中认为二项对立不仅是语言结构中最自然、经济的法则, 而且也是儿童学习语言“最初的逻辑活动” (转引自霍克斯15) 。
然而, 流亡捷克的俄裔语言学家特鲁别茨科伊 (N.S.Trubetzkoy) 在音位学研究中却发现了一种比较奇特的现象“音位中和” (phonemic neutralization) , 即在不同的音位系统中, 一些特殊音位上的对立会突然消失。他在《音位学原理》中将音位相关的对立位置叫做相关位置, 发生中和的位置叫做中和位置;前者无论如何在所有音位上都具有区别力, 后者仅在某些音位上具有区别力, 而在某些位置上就被中和了。例如在德语中, 双唇音[d]和[t]在词末位置上发生中和;在英语中, 爆破音[p]和[b]、[k]和[g]在清辅音[s]后发生中和;在保加利亚方言和现代希腊语中, [u]和[o]以及[i]和[e]的对立在非重读音节中发生中和 (240) 。中和现象的发现对于索绪尔和雅各布森的结构语言学影响巨大, 导致了人们对二元论思维模式的质疑。因为既然二项对立是音位区分的基本准则, 并且被语言学家视为科学的思维方法, 那么它就应该具有普遍的适应性, 可事实并非如此。所以, 在《语音变化的机制》一书中, 马丁内 (AndréMartinet) 对这种二元论的音位学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讨论, 发现音位系统中绝大多数对立是二元的, 但也存在一些例外情况。这就表明, 索绪尔的二元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
叶姆斯列夫 (Louis Hjelmslev) 和布龙达尔 (Viggo Brondal) 是丹麦哥本哈根学派著名的语言学家。为了弥补索绪尔和雅各布森在音位学理论上的缺陷, 他们在特鲁别茨科伊科学发现的基础上, 对音位关系作了进一步概括。他们认为索绪尔的表达式应该调整为:a/b, a+b, 既非a也非b。意思是:如果a和b是存在对立关系的两项, 那么a和b之间既可能完全对立 (a/b) , 也可能存在中和 (既非a也非b) 以及更为复杂的操作 (a+b) 。在《语言理论导论》中, 叶姆斯列夫就举了这样的例子, 丹麦语音节尾部的[p]和[b]发生中和, 然而当它们处在音节首音位置时, 中和关系即刻终止 (56-57) 。后来, 布龙达尔还将这一音位模式类推到语符学领域, 将有标记的项用“正” (+) 表示, 无标记的项用“负” (-) 表示。按照以上调整之后的表达式, 在这两个对立的项次之间还可以插入一个第三项, 这个新增的项次既可以是“中性”, 也可以是“复合”, 由此就有了这样两种理论模型:1、正vs中性vs负;2、正vs复合vs负 (格雷马斯30) 。这两种理论模型不但打破了索绪尔的二元逻辑, 更赋予了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理论家们新的灵感。
格雷马斯就直接将叶姆斯列夫和布龙达尔的理论挪用到自己的结构主义语义学中, 创建了符号学矩阵, 并且将它运用于对叙事性作品的分析。在这方面, 格雷马斯是否启发了巴特无确切资料可考, 但是可以肯定, 巴特也正是从叶姆斯列夫和布龙达尔那里汲取了理论资源, 他的“中性”概念就来源于这两位丹麦籍的语言学家。当然, 特鲁别茨科伊作为这一概念的缔造者, 重要性也不可小觑, 巴特在《符号学原理》中就一再提到他。正是在这些语言学家的影响下, 他获得了理论灵感, 并且创造性地将“中性”发展为自己的方法论。
巴特为何要挪用这一概念呢?这和他的语言学发现有着密切关联。在语言研究的过程中, 巴特发现意义的生成主要源于聚合关系。凡是有聚合关系的地方, 就会产生意义;反之亦然, 凡是有意义的地方, 就必然存在聚合关系。如“美”之所以为“美”就是因为它不是“丑”, “白”之所以为“白”就是因为它不是“黑”, 美 (是) /丑 (否) 、白 (是) /黑 (否) 这样的逻辑遍布在整个语言结构之中。这也就是说, 整个语言结构都是建立在二元论的基础之上。然而二元论并不是一种平等的机制, 而是一种价值逻辑, 德里达在《多重立场》中称之为“强暴的等级制” (48) , 即在两个对立的项次中, 不是一个简单地映衬着另一个, 而是一个支配着另一个, 并且拥有高高在上的权威。比如在我们刚举的例子“美/丑”、“白/黑”这样的对立中, 我们总是习惯肯定前项而否定后项, 认为前者“好”而后者“坏”, 前者“优”而后者“劣”。由此巴特得出结论:“作为语言结构之运用的语言, 既不是反动的, 也不是进步的, 它简直就是法西斯主义的” (Barthes Reader 461) 。这句话可以这样解释, 即语言结构就是权力或者意识形态的产物。因为话语以及文本都建立在语言结构的基础上, 当语言结构变成了权力或者意识形态寄生的温床时, 话语和文本自然也概莫能外。如何瓦解隐藏在文本和话语中的权力或者意识形态呢?巴特认为, 若想釜底抽薪, 还得从破坏语言结构入手。所以, 他从叶姆斯列夫和布龙达尔的语言学中挪用了“中性”概念, 并且将它定义为“破坏聚合关系之物” (Neutral 6) 。具体而言, 就是在两个对立的项次之间插入一个第三项, 由于这个新增的项次不是对前两者的综合或者中和, 而是一个纯粹的差异项, 所以它的介入不仅能够破坏原有的聚合关系, 而且能够消解语义, 并使符号成为纯粹的能指。这一方法确立之后, 巴特迅速将它拓展到文学写作、性别、生存等领域, 在他看来, 这是“一场热情洋溢的、激情似火的活动” (7) 。
中性写作
1945年, 萨特在《现代》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社论《争取倾向性文学》, 主张文学应当介入社会生活, 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态度, 号召作家们要积极团结起来, 努力对当前各种政治和社会事务表态。社论发表后, 立即招致了严厉的批评。纪德就是激烈的反对者之一, 他指责萨特所提倡的是“斗争的文学” (344) 。《法兰西文学》的创办者波朗 (Jean Paulhan) 也批评萨特说:“文学家不是法官:各人有各人的责任, 各人有各人的位置” (维诺克94) 。为了回应各种责难, 萨特很快又写了另一篇文章《什么是文学?》。从1947年2月起, 该文共分六期连载于《现代》杂志。在这篇旁征博引的文章中, 萨特深入阐释了自己的文学主张。
他首先把诗和散文进行了区分, 认为要求诗人和散文作者一样介入是愚不可及的, 因为诗人一旦把自己的激情浇铸在诗篇里, 他就再也不认识他了, 他完全沉浸在这个微观的宇宙里而忘记了外面世界的存在, 越是真正的诗人就越会如此。而散文则完全不一样, 它在本质上是功利性的, 散文作者被定义为使用词语的人, 他指定、证明、命令、拒绝、质问、请求、辱骂、说服、暗示, 等等。在他们笔下, “如同勃里斯-帕兰说的那样, 词是‘上了子弹的手枪’。如果他说话, 他等于在射击。他可以沉默不语, 但是既然他选择了射击, 他就应该象个男子汉, 瞄准目标, 而不是象小孩那样闭上眼睛乱开枪, 满足于听响声取乐” (103) 。由此, 萨特对法国历史悠久的纯文学创作提出了批评, “他们煞费苦心的经营在我们眼里只是一个装饰品, 一个为展开主题而构造的漂亮建筑物, 与另一些建筑物, 如巴赫的赋格曲和阿尔汉布拉宫的阿拉伯装饰图案一样没有实际用途” (106) 。
对于散文作者来说, 为什么要写作呢?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捍卫人的自由。在萨特看来, 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的了。以下这段文字说的更加明确:
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 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保有一个意义。当一方受到威胁的时候, 另一方面也不能幸免。用笔杆子来保卫它还不够, 有朝一日笔杆子被迫搁置, 那个时候作家就有必要拿起武器。因此, 不管你是以什么方式来到文学界的, 不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 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 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你已经介入了。(135-36)
列维 (Bernard-Henri Lévy) 在《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中曾将萨特的“介入”划分为两类:一是文学介入, 一是政治介入, “《什么是文学?》从来没有说文学应当为政治事业和政治斗争服务, 从来没有期待文学产生为正义、真理和善良而斗争的诗歌和小说” (99) 。他说这番话的目的是想撇清写作和政治的关系, 将介入牢牢地限定在文学的范围内, 如此一来, 萨特就显得纯洁了。列维显然歪曲了萨特的意思, 其实在萨特那里文学介入和政治介入是混在一起的。萨特不但要求作家要主动介入文学, 还应该通过文学积极介入政治, 在他看来, “文学并不是一首能够和一切政权都合得来的无害的、随和的歌曲, 它本身就提出了政治的问题” (何林194) 。
“如同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 《写作的零度》是对萨特的《什么是文学?》所作出的回应” (Moriarty 31) 。在《写作的零度》中, 巴特显然不满于萨特所提出的介入论的文学, 因为它要求作者不仅要担任政治或者社会事件的目击者, 还要担任判官, 将自己的主体意志强加给读者。
因此, 在一切写作中我们将会发现对象的含混性, 它既是语言也是强制作用:在写作中存在一种根本外在于语言的“氛围”, 也似乎存在一种凝视的重量, 它所传达的并不是语言学的意图。如在文学写作中表现出来的那样, 这种凝视传达的是一种语言的激情;如在政治写作中表现的, 也可能是一种惩罚的威胁。于是, 写作的任务在于一下子将行为的现实性和目的的理想性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何权力以及权力遮护的阴影总是以一种价值学的写作宣告结束, 在这种写作中, 通常把事实和价值区分开来的距离在字里行间消失了, 字词于是既呈现为描述又呈现为判断。字词成为不在场的证词, 既在别处, 又是在辩护。(Writing 150)
总而言之, 这种写作不是为了写作自身而是为了写作之外的其他目的, 这就是萨特所鼓吹的“文学介入”。巴特认为斯大林式的写作和马克思主义写作均属于这种类型。
在结构语言学以及由福楼拜、马拉美、普鲁斯特等人所开创的法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影响下, 巴特提出了一种新的写作类型, 即“中性写作” (the neutral writing) , 又名“零度写作” (writing degree zero) 。和萨特介入论的文学相比较, 中性写作根本上是一种直陈式的写作, 或者说是一种新闻报道式的写作, 这种写作要求作家既置身于各种呼声和判决的环境里却又毫不介入其中, 因此它是一种纯洁的写作或者毫不动心的写作。这种写作既不充当意识形态的工具, 同时又摆脱了道德的负累, 所以它是自由的。以往我们注重的是作品的内容, 而将形式或风格仅仅视为写作的次要因素。在《写作的零度》中, 巴特彻底扭转了这样的关系, 而将形式或风格置于整个写作的中心, 因为中性写作非但不关心作品的意义, 甚至蓄意取消作品的意义。正是在这个层面上, 罗歇 (Philippe Roger) 评价巴特不仅是一个“白色的写作”的诠释者, “在更深远的意义上, 也是一位俳谐连歌的梦想者, ‘意义的豁免’的狂热信徒” (256) 。在写作过程中, 当我们不再需要过问作品的意义、特别是它的社会意义或现实意义, 写作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一种纯粹的语言行为。
巴特之所以推崇福楼拜、马拉美、普鲁斯特等人, 甚至认为他们是“风格的艺匠” (style as craftsmanship) , 主要是因为他从他们的实践中看到了希望, 那就是对文学自身的关注。巴特认为过去数个世纪, 法国作家虽然创作了一系列精美的作品, 但是这些作品关注的并不是文学而是文学之外的其他事物。所以, 与其称它们为“文学”, 还不如称它们为“类文学” (para-littérature) 。仅仅从福楼拜开始, 人们才逐渐意识到文学自身的价值:“它既是对象又是对对象的关注, 既是言语又是对言语自身的表达, 既是客观的文学又是元文学” (Barthes, Critical Essays 97) 。这句话有几层含义:其一, 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开始从“外在”转向“内在”, 即将文学看成一门纯粹的艺术, 它所表达的不再是外在的现实, 而是或者仅仅是其自身;其二, 文学的载体是语言, 所以它关注的对象也仅仅只是语言;其三, 这样的文学可以称之为“客观的文学” (the objective literature) 或者“元文学” (meta-literature) 。当然, 这一转换并不是瞬间完成的, 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首先是文学创作所呈现的那种不辞辛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手工艺匠般的意识 (福楼拜) ;随后, 是将文学和文学理论融合到同一作品之中的可贵努力 (马拉美) ;接着, 就是希望通过不断地推延文学来避免某种文学赘述, 即宣告某人将要写作却又将这种宣告变成文学自身 (普鲁斯特) ;然后, 通过蓄意的、系统的手法来丰富词语的含义, 而不是利用它的所指来测试人们对于文学的忠诚 (超现实主义者) ;最后, 反过来, 削减这些意义, 直到实现文学语言在此存在 (Dasein) 的状态, 即某种写作的中性化 (尽管并不是清白无辜的) :在这儿, 我想到的是罗伯-格里耶 (Alain Robbe-Grillet) 的作品。(Critical Essays 97-98)
从福楼拜到马拉美, 到普鲁斯特, 再到超现实主义者, 最后到罗伯-格里耶, 他们所开创的是一种独特的文学传统, 朗西埃 (Jacques Rancière) 将它概括为“沉默的文学” (51) , 而巴特的“中性写作”就是这一传统的产物。
雌雄同体
在解释“中性”的含义时巴特举了一系列例子, 譬如在词性上, 中性词汇既非阳性, 也非阴性;在植物学上, 中性的花朵没有生殖器官, 无法授粉;在动物学上, 工蜂介于雄蜂和雌蜂之间, 无法交配;在物理学上, 中性的物质既不带电, 也不导电;在化学上, 有一种中性盐, 它既非酸性亦非碱性。由此, 巴特得出结论:“中性的基础显然还是和性别 (gender) 有关” (Neutral 8) 。何种性别呢?那就是介于阳性和阴性、雄性和雌性之间的“第三性”, 在《米什莱》中巴特又称之为“超性” (173) 。当它从一般领域挪用到人身上, 就是“雌雄同体” (Androgyne) 。
因为巴特本人就是个女角的男同性恋者, 在那本流传甚广的自传中他曾自喻为“H女神” (H是Homosexuality的首字母) , 所以他对这种“怪异”的性别充满迷恋, 甚至认为这是世间存在的“最完美的性别” (Neutral 192) 。他崇拜作家米什莱 (Jules Michelet) , 因为在米什莱的身上, 他看到了两种性别的融合:
米什莱本人既非男, 亦非女, 他只是一道目光;他接近女人的方式不要求有任何雄性特征。恰恰相反, 出于某种遗传方面的禁忌, 男性通常头一个被要求远离女人经血, 米什莱因而竭力去掉自己的生殖器官;而且, 既然这一来潮只在其他女人、女伴、母亲、姐妹或乳母那里才形成景观, 米什莱于是把自己也变成女人、母亲、姐妹、乳母和妻子的女伴。为了以观众的身份而非拐骗者的身份制造女眷聚会的效果, 老狮子穿上了罗裙, 凭着一种地道的女子同性恋, 含情脉脉地跻身于女人世界, 他甚至认为婚姻不过是姐妹之间的事情。(《米什莱》142)
“米什莱注定要以知己而非劫掠者的身份接近女人。因此, 他只能一身兼具男女两性。实际上, 他把亦男亦女视为理想的性别, 把女性化的男人视为完整的人” (164) 。通过米什莱以及米什莱笔下的英雄人物, 巴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没有女人, 便没有阳刚之气;然而, 没有几粒雄性的火星, 也绝不会有女中豪杰。才能的定义是:既是男人, 也是女人” (167) 。
在法兰西学院的研讨班上, 他还从史学和民俗学的角度考察了人类原初的雌雄同体现象。《旧约·创世纪》第一章第24—27节, 上帝在创造出牲畜、昆虫、野兽等各种活物之后, 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巴特认为, 既然上帝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 那就表明上帝是雌雄同体的。《创世纪》第二章第18—25节上帝在造出了亚当之后, 害怕他在伊甸园里孤单, 又从他的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由此可见, 亚当作为人类的始祖, 也是雌雄同体的。还有日耳曼人的神灵杜伊斯科 (Tuisto) 、埃及人的月神海尔梅斯 (Hermes) 、罗马人的神灵雅努斯 (Janus) , 他们都是男儿面、女儿身。霍克 (Gustav RenéHocke) 是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 他指出“在原始民族的巫术表象以及历史久远的民族那里, 双性人是一个宇宙秩序的原型。自然的生命传奇般地聚合了雌雄两种元素” (qtd.in Barthes, Neutral 254) 。通过这些记载以及相关论述, 巴特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观点, 那就是“雌与雄的融合, 因而也是对立面的结合, 那是理想的完美性, 简直完美无缺” (192) 。
雌雄同体者, 即中性之谓也。巴特之所以盛赞这种性别并非为自己辩护, 而是为了消解传统的性别对立, 即“非男即女”“非女即男”的二元论思维, 这种思维本身问题重重。其一, 它将人的生理性别自然化为社会性别, 片面强调两者的同一。其实,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不管生理性别在生物学上是如何不可撼动, 社会性别是文化建构的”, 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即使我们暂时假定二元生理性别具有稳定性, 也不能因此断定‘男人’这个建构绝对是男性身体衍生的自然结果, 或者‘女人’只能体现女性身体” (巴特勒8) 。其二, 这种性别建制是规范性的, 福柯称之为“规范性的理想” (History 11) , 可是对于男女之外的其他性别来说, 它却是性别的囹圄。在编辑出版巴尔宾 (Herculine Barbin) 的日记时, 福柯揭露并批判了传统的性别管控策略, 因为在身体上巴尔宾是双性人或者我们俗称的“阴阳人”。可见, “跨性者”的存在已经成为不可忽略的社会事实, 而他们显然不能被既定的性别框架所吸收。由此, 巴特认为“性别对立不应该是一种自然法则;所以必须解除所有的对峙和聚合关系, 从而使意义和性别变得多元化” (Roland Barthes 69) 。
在《S/Z》 (S/Z) 中, 巴特通过对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的重写实施了他的解构策略。作品的主人公之一赞比内拉既不是男人, 也不是女人, 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阉歌手。“在语法上, 何种性别适用于阉歌手?可能只有中性” (209) 。在小说中, 他/她通过身份的 (即便是被动的) 频频变换彻底搅乱了既定的性别秩序, 使每一个与之接触的对象都产生了性别反转。于是我们在朗蒂夫人、罗什菲尔德夫人身上看到了男人的质素, 而在叙述者、萨拉辛、朗蒂伯爵以及他的儿子菲利波身上却看到了女人的质素。这种不合常规的变化就是僭越, 而赞比内拉——这个“中性之物”——无疑是始作俑者, 他促使这些人物迅速穿过了性别对立之墙, 跨越到了性别的另一边。由此表明, 社会性别并不是恒定不变的, 而是一种自由流动的表演。在观念上, 巴特虽然还没有激进到像巴特勒那样主张取消性别, 但是他已经充分认识到性别的解放必须实现双重跨越, 即性别对于因二元论而引起的政治的跨越以及性别之间的相互跨越。
个体生存的乌托邦
晚期巴特还将“中性”挪用到个体生存领域, 并且通过对一些日常生活空间的再现和模拟, 构建了个体生存的乌托邦, 这便是《如何共同生活》 (How to Live Together) 的中心内容。
在这本书中, 巴特首先从宗教史的角度描述了公元3—4世纪基督教士们的隐修生活, 其中包括两种不同体系:一是安东尼 (Antoine Le Grand) 体系;一是帕科姆 (Saint Pacöme) 体系。安东尼是古代英雄式的沙漠苦修者, 早期修道运动的典范。埃及亚历山大城主教阿塔那修 (Athanasius) 在他死后搜集大量材料, 撰写了《安东尼生平》。根据他的记载, 安东尼本是一位年轻富有的庄园主, 他后来在《福音书》的启示下散尽家财到卡拉尼斯沙漠隐居。那里不仅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而且时刻还要防范内心的魔孽。二十年后, 他离开沙漠, 又隐入深山。当安东尼的事迹在民间传播开来, 立即引来了一批又一批的追随者。这些修士分散在他的周围,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棚屋或者洞穴, 彼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帕科姆出生于一个异教家庭, 年轻时曾服过兵役, 参加过许多战斗, 后来在神灵的感召之下加入基督教。和安东尼不同, 帕科姆年轻时就立志为大众服务, 当他皈依基督教后身边很快便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 并且创办了基督教历史上首座公共修道院。在他的修道院里, 教士们按照严格的管理制度生活, 在公共餐厅吃饭, 在集体宿舍就寝, 定时在教堂聚会, 每个人都必须遵从教规, 否则就会遭到严惩。
如果说安东尼体系的突出特征是个人苦修, 那么帕科姆体系的突出特征就是聚集修道, 巴特在分析这两种体系时认为它们都是极端的隐修方式。前者虽然能够使每个个体摆脱权力的干预, 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生活,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是自我禁闭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孤独。在安东尼体系中, 不仅在生活上, 而且在心理上, 每个人都是无助的。相比较而言, 后者更不值得推广, 因为在帕科姆体系中每个人都会受到权力的驱使, 被迫遵从各种清规戒律。可是当这两种方式均被否定之后, 个体该如何共同生活呢?
巴特在阅读法国作家拉卡里埃 (Jacques Lacarrière) 的作品《希腊之夏》时发现有一种特别值得推介的生活方式。公元10世纪前后, 在位于希腊东北部的阿索斯山上除了建有一些聚集修道的修道院外, 还有一些“个人节奏性” (idiorrythmie) 的修道院。在这些个人节奏性的修道院里, 每个教士都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除了一些特殊的宗教节日需要聚集在一起之外, 他们平时都可以在自己的住处祈祷、诵经、用餐、歇息, 甚至还可以保留许愿前的财产。当他们感到孤寂的时候, 还可以相互串门, 集体讨论。巴特将他们所表征的生活方式概括为阿索斯山体系, 该体系最大的特征就是个人节奏性。所谓个人节奏性, 就是在群体生活中每个人又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生活。和安东尼体系相比, 它在保证每个人的独立性的同时, 又免除了内心的孤寂;和帕科姆体系相比, 它又避免了各种教规或者权力对日常生活的干预。所以, 在巴特看来, 在这两种极端的隐修方式之间, 阿索斯山体系是一种中性的体系, 同时也是一种田园诗般的形式。
在将视角从宗教领域扩展到世俗世界的情况下, 巴特并没有直接去讨论日常生活, 而是选择了“故事模拟” (novelistic simulations) 的方式, 即利用纪德的《普瓦捷被非法监禁的女人》、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帕拉德 (Palladius) 的《修道院的故事》等经典作品来谈。为何要这样做?这和《如何共同生活》一书的主题有密切关系。在该书中, 巴特想探寻的是一种中性的生活方式, 即个人节奏性生活的乌托邦。在西方思想史上, 柏拉图、培根、康帕内拉 (Tommas Campanella) 、赫胥黎、傅立叶等人虽然设计了形形色色的乌托邦, 但是巴特认为他们所构建的乌托邦都是社会性的, 目的在于创造一种理想的社会组织, 即有效的权力管控方式, 而他所构想的个人节奏性生活的乌托邦最根本的目的就在于让个体彻底摆脱权力的束缚。
然而, 大家知道, 权力无所不在, “它不只是出现在国家、阶级、集团里, 甚至出现在时尚、公众舆论、娱乐、运动、新闻、家庭和私人关系中, 甚至还出现在企图对抗它的各种形式的解放活动中” (Barthes, Barthes Reader 459) 。福柯说:“权力不是一种制度, 不是一种结构, 也不是某些人生来就拥有的某种力量, 它是大家在既定的社会中给予一个复杂的策略性处境的名称” (History 93) 。只要存在人际关系, 权力就会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巴特知道自己的构想在日常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实现, 所以将目光转向了文学。在巴特看来, “唯有书面形式才能够表达这种——如果你乐意, 也可以称之为——假想行为。只有写作可以汇集这种极端的主观性, 因为在写作中表达的间接性与主体的真理能够产生协调” (How 131) 。因此, 无论巴特在该书中采用何种方式展开, 符号学的或者百科全书式的, 都改变不了它本身的乌托邦性质。
结语
和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 巴特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在自传里, 他在回顾自己的工作时并没有把自己视为符号学家或者哲学家, 而是一名作家。桑塔格 (Susan Sontag) 在为《巴特读本》撰写的序言中说:“就其精华而论, 他一生活动的领域仍然是文学” (qtd.in Barthes, Barthes Reader viii) 。对文学的痴迷, 使他的写作甚至包括理论建构都具有假想的性质。不过, 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作为一个理论家、思想家的价值。“他总是不停地写作, 总是全神贯注, 热情洋溢而又不知疲倦。这种令人晕眩的创造似乎并不是巴特作为一位有识之士、作为一个作家的关键所在。其中, 似乎包含着一种近乎立场的东西——这好像是一切批判性话语所必须拥有的” (viii) 。那就是对意识形态或者权力的反抗。从《写作的零度》开始, 一直到他的晚期研讨班, 巴特从未放弃这一基本立场, 而“中性”就是他展开批判的理论武器, 在他卷帙浩繁的作品中, 我们都可以窥见“中性”的踪迹。
然而这一理论本身也有缺陷:在面对彼此对立的矛盾冲突时采取“非此非彼”的态度, 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解决矛盾, 而是避开冲突。所以, 德里达在《多重立场》中指责巴特说:“如果人们迅速进行中和活动, 但在实践中却留下了先前未被触及的领域, 没有抓住先前的对立, 那么就会失去任何有效地干预该领域的手段。我们知道什么是直接跳过对立和用既非这个又非那个的简单形式进行抗争的实际结果 (特别是政治结果) ” (48) 。它必然导致思想上的妥协以及行动上的软弱。后来, 当巴特将“中性”和古代怀疑论以及东方的禅道哲学结合起来以后, 其思想解构的锋芒也就日渐黯淡了。在左派的阵营中, 他逐渐蜕变为一个寂静主义者。
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原文请见《外国文学》2017年第4期，侵删。
【作者简介】金松林，安庆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西方现代美学、比较文学和艺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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