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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面对

徐敏 青衣仙子的一维空间 2022-07-24
他将一个秘密隐瞒了几十年

© 徐敏|文


英若诚


这个人,将一个惊天大秘密,隐藏了几十年,直到临终,他才用英文吐露了真情。6年后,这一秘密终于被世人所知。

原来,在他翻译家、演员的外衣下,他还是一名间谍。早在1952年,他就接受了一项任务,为组织做搜集情报的工作,他后来用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瞒着家人和亲朋好友,上演了一部真实版的“潜伏”。

70年前,一桩富布莱特学者间谍案,轰动了大洋两岸,导致一对美国夫妻被捕入狱。这个案件的关键证据,就是他私下向警方提供的。

01

1949年深秋的一天,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钱钟书,把大四年级的测试考卷带回家中批改,12岁的女儿钱瑷在旁边给爸爸登分。

突然,钱瑷指着两份卷子说:“这个英若诚跟这个吴世良要好,他们是朋友!”钱钟书问女儿:“你怎么知道的?”钱瑷说:“全班人都是用蓝黑墨水答题,只有他俩用的是紫墨水!”

钱瑗的推断没有说错,英若诚和吴世良确实是一对恋人。1950717日,两人在北京登记结婚。

1952年,北京市长彭真找到英若诚,交给他一项任务,利用自己的身份,了解西方动向,为组织搜集情报,同时他被获准可以阅读大量英文读物。16年后,文革降临,他于1968年因“美苏双重特务”的罪名被捕入狱,经过多次审讯,他才发现自己被捕的真实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因为被打倒的彭真。彭真倒了,他当然就有问题了。

他在北京、河北等地的几座监狱熬过了3年的牢狱生活。他的妻子吴世良在他被捕的第二天也被抓了。他们16岁的女儿英小乐被送到内蒙插队,7岁的儿子英达先是跟奶奶生活,后来被迫流浪街头,夜晚睡在下水道里,白天在街头要饭吃。

当年关进监狱后,英若诚亲眼看见有的犯人疯了,有的自杀了。他便暗暗告诉自己:身处同样窒息的环境,我不能重蹈他们的覆辙,我要把监狱当作学校,在这儿学习有用的东西,靠自己的智慧和技能生存下去。

他先是学习制作勺子。他做成了。之后,又开始制作毛笔……

监狱中不乏能人,他虚心向他们请教,学习他们各自擅长的技能。

有位从香港来的工程师懂电,他就从他那里学习怎样发电,怎么储存所发的电能,怎样在没有现代设备的情况下建造浴室。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他变得几乎无所不能。

监狱长会经常把犯人集合在院子里,这是因为,监狱也会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事,需要求助于会某样手艺的犯人。

有次,犯人被集合在院子里,监狱长问:“你们当中谁会干水泥活?”

英若诚第一个举手:“报告监狱长,我。”

不久,犯人们又被集合在院子里,监狱长问:“你们当中谁会做腌青椒?”

又是英若诚第一个举手:“报告监狱长,我。”

监狱长很是惊讶,问他:“这你也会?”

英若诚说:“我会!”

最终,他做的腌青椒很不错,不但供管理人员吃用,还改善了监狱食堂的伙食。

通常,监狱需要什么样的手艺人,他总是第一个举手。

02

说起来也是轮回,他的祖父英敛之,生活于清朝光绪年间,最初也只是一个摇煤球的旗人。因为长得机灵,被一个道士诱拐为徒。那天,恰好遇着一位教书先生,觉得道士不靠谱,就把英敛之拦下。英敛之后来做了教书先生的书童,陪同先生给皇亲家的千金上课。时间长了,书童和皇亲家的千金就好上了,最终居然成了爱新觉罗家族的乘龙快婿。

英敛之只活了59岁,却干了三件大事:一是创办《大公报》;二是创办北京辅仁大学;三是创办香山孤儿院。

1902年,35岁的英敛之创办《大公报》时,他给报名赋予的寓意是:“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宗旨,“提倡变法维新,反对顽固守旧;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敢骂酷吏、不避权贵”的理念,成为中国报人的一面旗帜。

晚年的英敛之,意识到办报固然可以开启明智,而教育更是不可或缺。他于是上书罗马教廷,获得许可,创办了亚洲第一所天主教学校辅仁大学。校名是英敛之根据《论语》中的“会友辅仁”取的。

1900年,英敛之33岁时,儿子英千里出生。英千里11岁时,辛亥革命发生。

第二年,12岁的英千里被父亲托付给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带到英国。12年后,英千里从欧洲回国成亲。英敛之为儿子挑选的妻子,是北洋大学的创始人、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蔡儒楷的女儿蔡葆真。两家看人的标准是:门当户对,文化联姻。

婚后6年,英千里仍然生活在欧洲,只偶尔回国探亲。英敛之这时才意识到,儿子虽然精通西学,在全英注册考试中名列第一,拿下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学位,却写不好中国字,说不好中国话,更不能指望他参与时政,推进社会变革。这种反省意识,使他重新审视了当年“全盘西化”的主张,决定创立以中西兼收为宗旨的辅仁大学。

英千里回国后,有段时间,同时担任辅仁、北大、北师大三校的教授,薪水最多时每月一千块大洋。当时北京城里的福特汽车,不超过20辆,其中一辆就是英千里的。每到暑假,英千里会带着全家去京郊别墅度假,平时一家人则住在晚清重臣庆亲王奕劻的府邸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女主人蔡葆真相夫教子,奉行的是“树大自直”的教育理念,给予子女最大的自由空间。英千里即便给孩子立规矩,也“总是很绅士”。英千里有三间书房,里面堆满了各种书籍,任随孩子挑选阅读。晚上空闲时,英千里有时会把孩子召集起来,给他们讲述希腊神话。孩子们如果迫不及待想要早点知道后面的故事,就自己去读。

后来,抗日战争爆发,让英家失去了昔日的平静和快乐。

沦陷后的北平,抵抗运动仍在继续进行。英千里和辅仁大学的一些爱国人士,秘密成立了地下抗日组织“炎武学社”,由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任主席,英千里任书记长,直接接受国民政府的指示,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思想,鼓励学生投身抗战。

19411230日,日伪特务翻墙进入英家,带走了英千里。母亲蔡葆真对12岁的儿子英若诚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抗日积极分子的名单被你父亲夹在一本书里,得在日本人发现之前找到它。

在英千里被囚禁的三个月中,英若诚不断往返给父亲送吃的送穿的,他记住了父亲在日伪监狱里的囚号770,并终生不忘。日本人用尽了各种招数,包括酷刑,想知道抵抗运动的秘密,最终却一无所获。

1944年,英千里再次被捕,生死不明。国民政府以为他已经英勇就义,在重庆为他举行了追悼会。直到日本投降前两周,英千里才在社会各界的营救下释放出狱,一夜之间成为大家奔走相告的英雄。

194812月,北平被解放军围城,英千里作为国民政府“人才抢救计划”中的重要人物,和胡适等人从北京东单机场匆匆飞往南京。动身前,正在清华读书的儿子英若诚,特地从清华大学跑回城里,劝说父亲留下来,不去台湾。英千里问儿子说:“我的宗教信仰怎么办?”

来到台湾后,英千里除担任台大外文系主任外,还在多所院校任教,并与
辅大校友一道,共同促成了辅仁大学在台北复校。有人说,当年台湾地区所有初中一年级到大学四年级的英文教材,均出自英千里之手。晚年的钱锺书说过,全中国真懂英文的,加起来只有两个半,一个是他,一个是英千里,还有半个在复旦。担任过蒋经国英文秘书的马英九,英文就是英千里教出来的。

也是无巧不成书,英千里儿子英若诚的英文,是另一个真懂英文的钱锺书教的。

03

英若诚没随父亲出走,选择了留在大陆。但他的婚姻,依然延续了父亲的模式,他选择的女友吴世良,同样出身名门。吴世良的父亲吴保丰,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电机硕士,属于民国初年第一代留美归国的知识分子,是中国无线电领域的奠基人,长期担任交通大学的校长。

1950年,英若诚和吴世良在北京结婚,双方家庭都有深厚的文化背景,所谓门当户对,堪称佳偶天成。两人因为同样酷爱戏剧,从清华毕业后,便一起进入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为曹禺院长看重的演员和助手。

在台湾,英千里恪守着天主教徒的生活准则,洁身自好,一生没有另娶。而大陆这边,他的七个子女只能与他划清界限,放弃了原有的宗教信仰,积极向组织靠拢,但因海外关系复杂,大多被组织拒之门外。惟英若诚比较例外,他的家庭身份因彭真市长的原因被淡化,他的多才多艺在北京人艺得到了充分发挥。

1958年,因为出演话剧《茶馆》里的刘麻子,英若诚一举成名。此后由话剧而电影,他出演过《白求恩大夫》、《小活佛》、《末代皇帝》等影片,其中参演的《末代皇帝》还拿下了奥斯卡奖。

他演出的电视剧有《马可·波罗》、《围城》和《我爱我家》,在其中塑造了一批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

他还是一位优秀的话剧导演,先后导演了《上帝的宠儿》、《家》、《芭芭拉少校》、《十五贯》等中外名剧,并与美国当代戏剧大师阿瑟·米勒共同执导了《推销员之死》。

同时,他又是兼职的剧作家和戏剧教授,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开设了一门中国戏剧课,由他担任终身教授。

比起上面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经历,他最令人看重的,是他的翻译家身份。他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他的英语地道、流利,甚至对英语中的美国音、黑人音,以及许多方言俚语都了如指掌。

他运用自己娴熟的英语,先后将莎士比亚、费尔汀等人的著名剧作译成中文,像《推销员之死》、《哗变》、《请君入瓮》等西方大师的话剧都是由他翻译,然后引进中国的。同时,他也将我国著名作家老舍和曹禺等人的剧作译成英文,推向世界。

04

如果不是文革,他的演艺生涯将是一帆风顺。事情发生在1968年,他突然失踪了。妻子吴世良第二天也被抓了,16岁的女儿被送到内蒙插队,8岁的儿子英达先是跟奶奶生活,后来被迫流浪街头,晚上住下水道,白天在街头要饭。

那段时间,英若诚的母亲蔡葆真因为有个跑到台湾的丈夫英千里,自己又懂法文,被安上了“法国间谍”的罪名。造反派把她隔离到一间只有7平米的矮房子里,不许她跟子女同住。原本她在照管的孙子英达,也被赶出家门到处流浪。

英若诚被关在监狱中,对家里的事一无所知,其实就是知道也没办法。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光。三年后,因认罪态度好,积极服从改造,他被释放出狱。出来时,整个人都变形了,瘦得连亲朋好友都不认识。

好在他很乐观,对生活仍然充满信心。等到文革结束,他又能重新登台演出。

但他不知道的是,当他在狱中关押的第二年,也就是1969108日,父亲英千里因为肺癌在台北耕莘医院病逝,享年69岁。临终前留下遗嘱,将公教保险费新台币13.8万元全部捐给英氏奖学金基金会。这是他的最后一笔款项,连同以前的捐款,一同用于嘉奖优秀青年。

最初,英千里离开大陆后,和妻子蔡葆真还有书信往来,也常汇款回家。到1950年后,通信受阻,发出的信件都下落不明,家人与英千里从此失去联络。

英千里逝世十年后,英若诚访美,才从白先勇处得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05

1986年,英若诚从一名股级干部,一跃而为中国文化部副部长,主管艺术院团和艺术院校。老领导曹禺送给他一幅字:“大丈夫演好戏当好官,奇君子办实事做真人。”没有人知道英若诚为何一下子像坐飞机,会升得这么高。

1993年,在英千里的学生马英九的帮助下,64岁的英若诚来到台湾,替父亲扫墓。他在墓碑上看到了父亲的照片,想到1948年底父亲与他分手时的情景,英若诚说:“样子比我记忆中要衰老。”

这是英若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父亲扫墓。

晚年的英若诚,因为肝病受到病痛折磨,医院曾多次下达病危通知。

躺在病床上的他,利用生命的最后时间,口述了一本自传,英文版叫《Voices Carry》,是“人已去,声宛在”的意思,中文版的书名是《水流云在》。这本自传由美国人康开丽根据英若诚的英文自述整理而成。

在英文版的《Voices Carry》“前言”中,英若诚向康开丽坦陈,不愿在传记中讲述自己曾经做过的情报搜集工作。

这是他心中难以面对的一个结。

康开丽在“后记”中曾经记叙说:“他有时会把医生们当作外国间谍,当英达进病房时,他会说:‘唉,你来救我了,他们都是间谍。我跑不了,他们把我的裤子拿走了!’”

英达对此也曾表示过,父亲在他的自传里,“还在为他认为值得维护的东西说假话,比如他说监狱里不打人,顶多就是罚跪。但是他的难友们跟我提到过,我父亲挨过很重的打,多数还是为别人,有些刑罚可以说是惨绝人寰。”

也许,英若诚不愿坦诚面对,有他难言的苦衷,他不想因此而毁灭自己所有的记忆。所以,他留下了真实,也带走了一些真实。

资料来源:
知乎《英达的父亲——传奇英若诚,集间谍演员为一身》
群学君《斯文与侮辱:一个中国文化世家的传奇》
百度百科《蔡葆真》《英敛之》《英千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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