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疚

他欠学生一笔心债

© 徐敏｜文

钱端升

1982年，82岁的钱端升不顾年迈体衰，执意要参加一场追悼会。了解内情的人知道，他这是在偿还一笔心债。

1948年，钱端升到美国讲学，许多人劝他留下来，胡适也劝过他，但钱端升还是放弃了优厚的生活待遇，回到了国内。不仅他回来了，还说动他的学生田保生，带着妻子一同回到了大陆。

田保生毕业于清华大学，是钱端升的得意门生。他参加了第一届高等外交官的考试，录取后在国民政府外交部欧美司工作，与外交官凌其翰是同事。1940年代末，田保生在联合国办事处工作，环境安定，生活无忧。此时，钱端升找到他，希望他回大陆参加建设。在田保生心目中，已经享有国际声誉的老师，就如同引路人一般的存在，他没有多想，便毅然放弃了在联合国办事处的工作，带着妻子胡芳奔向新中国的怀抱。回国后，田保生被分配在外交学会担任国际法的编译。据凌其翰回忆，置身于新岗位的田保生，“埋首苦干，举凡奥本海国际法巨著，希金斯和哥伯斯合著的海上国际法等英文原著译成中文，都有他一份辛劳。”

让田保生没想到的是，他后来和老师钱端升一样，都成了右派。

1957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册子，名称叫《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集》，记录了钱端升和他的同事在整风运动中的发言。钱端升在发言中提出，大学里书记和校长到底谁负责的问题；同时还表达了对“旧法教授”被弃之不用的惋惜。

田保生具体说了什么，没查到相关资料。总之，师生二人同时被划成了右派。

引蛇出洞的鸣放结束不久，钱端升就在北京市人代会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检讨，然后就消失了。

后来的日子里，他一直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经历过那种学习的人形容说，他们的生活就是每天开“神仙会”，大家没事在那里闲聊，也基本上没什么劳动任务，管理比较松散。

相比文革中的遭遇，这样的境况简直有点优哉游哉，很类似于神仙。但钱端升却感觉十分苦闷，没事干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痛苦。这位曾经的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客座教授，就这样开了15年的“神仙会”。

田保生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文革刚一开始，1966年的8月28日，他就被一伙歹徒打得“体无完肤”，受尽凌辱，夫妻双双羞愤自杀。田保生当年遭受毒打的场景，他儿子田中行，至今还记得一清二楚。领头的那个暴徒，名叫党小池。

田保生后来获得平反昭雪，但人死不能复生。钱端升每每念及学生的惨死，总是深感痛心，追悔莫及。“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这种歉疚，一直伴随至死。

钱端升命长，整整活到了90岁。他的后半生，与学术无缘，与事业无缘，与知识无缘，所求不过“饥即食、病即医”，已经无暇顾及知识分子的尊严和体面，为了改善处境，他不惜认错、忏悔，卑躬屈膝自我否定。

即便如此，他也很感谢一个人。据他的后人讲，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由北大、清华、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法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合并组建北京政法学院，钱端升被任命为首任院长，是毛泽东亲自签发的任命书。但另外一个职务，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钱家人相信是周恩来决定的。当时，新政权和许多西方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与这些国家的往来都是通过民间组织——外交学会来进行的。那段时间，钱端升被安排经常出面接待外宾。

1956年美国人伊顿邀请中、美、英、苏四国的科学家在加拿大聚会，外交部接到邀请函后，认为我国没人可去，就将邀请函压着没有报告周恩来。这件事被周恩来知道了，说：“怎么没人可去？钱端升就可以去嘛！”钱端升动身时，担心有人不放心让他独自出国，就请示周恩来要不要带秘书？周恩来说：“就你一个人去。”钱端升为此感动了很久。

第二年，还沉浸在感动中的钱端升，因为说了几句心里话，竟然被打成了“右派”，顿时心情压抑，终日郁郁寡欢。周恩来听说了这种情况，知道李四光和钱端升私交不错，就让李四光找钱端升谈谈，代他安慰安慰钱端升。那段时间，钱端升非常苦闷，也希望找个人诉说。两人相约在颐和园见面，没想到李四光不是一人来的，身边还跟着秘书，两人走到哪，秘书就跟到哪。结果临到分手，钱端升也没能把心里话讲出来。但即便如此，钱端升仍然感受到了来自周恩来的安慰。

1960年，正是全国上下陷于饥饿的时候，有天，钱端升带了全家去政协礼堂改善生活。饭后，钱端升一家正在二楼的大厅里休息，突然几个警卫走了进来，催促大厅的人赶快离开。钱端升一家正往外走，“突然电梯门开了，只见周恩来大步走来，口称‘端公’”，主动同钱端升握手，并停下脚步，安慰了钱端升一番，鼓励他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并对在场的钱氏家人，也都一一问及。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出现建交意向。但建交必须首先解决涉及双方的资产问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的外交政策全面倒向苏联，冻结了美国在中国大陆的一切财产。现在两国准备建交，当初冻结的资产怎么解冻。对外交部来说，这是个难题，中方以前没有碰到过，一时有点束手无策。周恩来指示说，可以去找钱端升。于是立刻将钱端升借调到外交部条法司，负责研究档案资料，确定依据哪些条文来进行谈判。那段时间，外交部特别给钱端升派了辆车，每天专门接送这个72岁的老头。

事情结束后，周恩来忙于处理政务，日理万机，钱端升又闲在一边无事可做。1973年8月，周恩来会见并宴请缪云台，再次想到了钱端升，特地邀请他出席作陪。此后直到周恩来去世，两人再无见面机会。

多年之后，钱端升在回忆文章中，对1960年和1973年周恩来两次给予他的鼓励和关心，心存感激，在他的客厅中，一直只挂周恩来一人的照片。钱端升说，在那检讨不起作用，实事不能求是，呼吁不获同情，妻儿不能幸免的多灾多难的岁月里，我之所以能坚定地生存下去，是与周恩来的开导分不开的。

其实，周恩来替钱端升还间接做过一件事。文革开始后，钱端升的四合院老宅，被北京政法学院的一伙职工霸占，住进了很多人，变成了一个大杂院。钱端升一家只能住在几间小屋子里。钱端升直到晚年，对此都守口如瓶，只敢说是被一伙红卫兵挤占的。

1971年，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前，周恩来要求乔冠华动身之前，再到钱端升家商讨一下。乔冠华根据周恩来指示，专程拜访了钱端升。他走进钱家，看到的情况使他非常吃惊，忍不住问：“你家怎么成了这个样子？”钱端升自我解嘲说：“门户开放了嘛。现在是门户开放政策。”乔冠华说：“这怎么行，请他们回家。”乔冠华离开钱家后，院子里的人很快就搬走了。

这件事严格讲，周恩来是不知道的，是乔冠华看不下去了，主动出面帮忙解决的。

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钱端升》

罗美兰《被误解的钱端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