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被拐卖，不是她遭遇的最可怕的侮辱

成哇 2023-07-10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海边的西塞罗 Author 海边的西塞罗

家庭啊，家庭，有多少罪恶正假汝名以行之。

‍‍‍‍各位好，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特别不愿意跟别人写撞题的人。所以本来真的不想再谈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丰县案子了，但无奈此事老出奇葩的新动向，那就再写一篇吧。

昨天看到一个网友转丰县有关部门的最新回应，说网民们现在关心的杨某侠结婚证照片与铁链女相貌不一致的问题，当地已经注意到了，正在组织进行调查。

怎么说呢？看来，当地有关部门眼并不瞎，还能看出这两个人相貌是有出入的。

但奇的是，这么明显的问题，为什么非要等到“网民提供线索”才能进行查证到呢？

我们按常理设想一下，这个事儿曝出到现在已经有半个多月了。如果调查组走的是常规调查思路，那么他们第一时间赶往董某家，八成会质问这个姓董的：“网上说你用铁链把一个女人拴起来了，关在小黑屋里虐待，让她生八个孩子，这事儿有没有？”

那个董某一定会狡辩：“我俩是两口子，我们领过结婚证的。”

那么调查人员就会反驳：“领了结婚证你就能把老婆锁起来吗？！……这样，你先把你说的结婚证拿来给我们看看！”

于是董某就会被迫把他那张不知真假的“结婚证”拿出来。

这时候当地有关部门派的那个人只要眼不瞎，一看之下就会发现猫腻：看看铁链女，再看看证上那个杨某侠，这真是一个人吗？

如果剧情按照这个常规套路来发展，丰县在一份案情通告里，就应该把这个蹊跷事好好说道说道。而不会斩钉截铁的说“不存在拐卖”，甚至到了第四份通告里还在只讲“杨某侠”和“小花梅”。

所以我们只能推论，当地有关部门，至少一开始不是这么按正常套路查的，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查的？到底

最善意的猜测，可能是当地在舆情初起的时候，当地应该是觉得：这不就是董某自己家里那点事儿吗？不好管啊。

这个思路其实在第一份通告的行文中有了非常鲜明的体现：

调查人员只是听了“家人和邻居的反映”，得出了“杨某侠经常无故殴打老人和孩子。”就觉得可以结案了——怎么管“媳妇”，人家的家务事么，我们这些外人管个啥，散了吧散了吧。

这样的“调查”方式，让我想起了电影《盲山》中的那个片段：女主白雪梅被拐卖到盲山，也是被铁链拴在一个小黑屋里。某天，当地有干部上门去收税，白雪梅敲着窗大声呼救“救救我！”

“买主”在一旁慌忙解释“我老婆犯神经了。”

而那个干部怎么答的呢？他对到底咋回事儿本来心知肚明，却只是冷冷的喊了一句：“这你家的事，我管不上！”

是的，“这你家的事，我管不上”，这话点破了很多中国人对待此类事情的心态——明明是拐卖、拘禁、虐待、强奸，但因为施害者说了一句“她是我老婆”、“她犯神经了。”原本应当刚强的法制顷刻间就疲软了。

由此想到，这两天还有网友扒出，丰县当地法院曾“调解”过多起被拐妇女起诉的离婚案，当地法院经常驳回了被拐妇女的离婚请求，而理由除了“夫妻双方感情牢固”之外，最常见的就是那个——“家庭为重”。

是的，丰县法院这两起案件的判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倒置的古怪逻辑——法院优先保障的，不是被拐妇女作为公民的自由和合法权益诉求，而是那个“家”的完整。总想把被拐妇女和买她们的男人强行赶回一个“家”中。至于这个“家”里在发生什么，他们就管不着了，因为那又是“你家的事”。

其实这样令人无语的“家庭为重”的逻辑，又何止只发生被拐女性身上呢？记得去年，打拐电影《亲爱的》的原型，苦心寻子十四年的孙海洋总算找到了自己的儿子。可是对于收买孙卓的那家人家，不仅法律没有给予及时、应有的追责，甚至还被社会所宽恕。被拐14年的孙海洋的儿子孙卓话说的非常漂亮：“我收到了两边家人满满的爱，亲生父母找了14年很辛苦，但是养父母14年的亲情也无法割舍。两边都是我的家。”

而一些媒体也对“都是家人”这个概念大肆宣扬。硬要把受害者和窃人子女者拉在一起“阖家团圆”，全然不顾那对可怜的父母被毁掉的生活。

是的，家，这个让中国人最认同、最亲切的字眼，但在拐卖妇女儿童这种事情上，却总是被最丑恶、最恶心的滥用。

那些拘禁、奴役、强奸、虐待、窃占他人的女儿和儿子的人，只要跑到这把保护伞底下躲上几年。他们的罪行好像就可以洗白了，他们的非法占有好像就能变得合法化了。他们还可以堂而皇之的顶着丈夫、养父母的头衔，大言不惭的讲述自己的伟大、正能量，甚至教训受害者“以家庭为重”。

你看，直到丰县铁链女案被曝出之后，网上还一度有人公然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董某这么干，肯定有他的不得已……”“人家自己家的事儿，你们管这个闲事干嘛？”

呸！这都是些什么鬼逻辑！“一家人”就可以这样干了吗？一句“人家自己家的事儿”就可以屏蔽一切道德与常识了吗？那些用铁链把买来的“妻儿”拴住，打骂、强奸、虐待他们的愚夫愚妇，他们有什么资格以受害者的丈夫、父母自居？你看他们的结婚证，明明都是假了。

法国大革命时代，吉伦特派的女领袖罗兰夫人，在看到雅各宾派的罗伯斯比尔假自由之名倒行逆施、滥杀无辜的恶行之后，曾经说出那句千古名言：“自由啊，自由，有多少罪恶正在假汝名以行之！”

而丰县的这些案件，让我们则不禁要感叹一句相似的话：“家庭啊，家庭，有多少罪恶正在假汝名以行之！”

是的，法国人最崇尚自由，中国人最推崇家庭，于是这两个字眼，不约而同的都被骗子和流氓拿来滥用，作恶。

在中国，家庭因为被过度尊崇，成为了很多恶行的庇护所。不仅仅是在拐卖妇女儿童当中，甚至在看似正常的家庭关系里，很多犯罪者也打着“家”的名义，行使着让人发指的罪恶：

一个丈夫虐打、强奸妻子，若换在陌生人之间，肯定要负刑事责任。可是妻子报警，警察来了，丈夫一出示结婚证，警察一般就没脾气了，充其量也就只能口头“教育”几句。等警察一走，被害的妻子还是无处可逃。

还有一些父母，在不同子女之间厚此薄彼，甚至逼迫“樊胜美”们无限度的“借钱”给她们的弟弟，让她们被迫“扶弟魔”，这本来该算是赤裸裸的敲诈与吸血，可是因为有了“家”这层关系做幌子，这一切干起来都那么顺理成章。

我们似乎总在说着“家和万事兴”，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说“家丑不可外扬”。而为了践行这些看似很“正能量”的词汇，我们又祭献多少人原本不应被侵犯的权益？这没人能算清。

“家”成似乎为了中国人必须无条件维护的绝对正确。很多时候“家”成了一个小黑屋，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公权力介入不了，社会舆论也不能监督。中国人在家里和家外似乎永远运行着两套截然不同的处事逻辑，努力给“家庭内”的所有行为，都披上了一层合理化的外衣。这在世界各文化中，恐怕都算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

而更要命的是，在中国的家庭体系当中，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恰恰又是极不平等的。就像古代帝王对他的国家一样。父亲、丈夫、长辈，对儿女、妻子、晚辈，也曾具有不被制约的绝对权力。《曲礼》曰：“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也就是说即便父母、丈夫要做违背道德和法律的事情，儿女和妻子也只能受着并“随之”。

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极大的权力诱惑。如果有人靠正常途径找不到妻子，生不下孩子。无法延续香火，无法在家庭中执行他们至高无上的父权与夫权，那怎么办呢？他们就会铤而走险，去抢、去拐、去买、去“捡”一个妻子或儿子来。

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把被拐的妇女儿童弄进家门，饿一顿、打一顿，把她们摁在那个家庭逻辑上驯化个几年十几年，原本说不通的逻辑，慢慢就都能说通的了，他们的恶行就被他们所处的文化所洗白、宽容和接纳了。他们从犯罪者变成了“丈夫”、“父亲”们。以后想对被害者再干什么，别人都管不了，也不想管。弄不好还会夸他们有本事。

这是一个极端类似于“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强盗逻辑，但它在我们的历史上源远流长。也让无数向往夫权与父权的流氓们趋之若鹜。于是，为了明天能理直气壮地喊上一句“这是俺家的事儿，你管得着吗？”很多人不惜在今天干尽一切令人发指的兽行。

只要绑回自己家里，“捂“一段，一切就都合法了。

所以你看那个董某，他最初是怎么评价铁链女的？

他说：她是我们“家”最大的功臣。

你看，家，这个词儿在这里被他用的那样理所当然而又触目惊心，他成功的用这个词儿吞噬了那个被他用铁链拴住的女人。

在丰县案当中，有一个初看起来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那就是这个自古以来就盛行拐卖妇女的地方，其实并不是什么偏远地区。恰恰相反，这里甚至算得上是我们文明的中心腹地——你在地图上量一量，会发现丰县距离曲阜孔庙的直线距离，不多不少刚好是100公里。

那么问题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按说应该最早受到我们文明教化的地方，居然世世代代保留着如此骇人听闻的习俗呢？

理由也许很简单，任何一种理念，如果讲过了头，就往往不再是一种美德，而会成为一种偏激。就像被亚伯拉罕三教共同奉为圣城的耶路撒冷总是遭遇极端宗教分子的恐怖袭击一样。儒家文化的重家、重宗族的思维如果被讲到极致，也出现偏激执拗的恐怖分子。而丰县现在被抖出的事件，就是这种人对现代文明社会的一场“恐怖袭击”。

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应说，够了，不要再惯着这种陈腐的思维模式了。

“家”不应该是流氓、窃贼、强奸犯与施暴者逃脱法律制裁的保护伞，

“延续香火”“给人留个后”也不应当是公然实施犯罪行为的托词，

“乡里乡亲的，不好管”“清官难断家务事”更不应该是地方公权力推卸责任，对恶行放任纵容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