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好不好都要挨骂！” | 今年我们依然心好累！

一、被妖魔化的“国企”

当前，社会上有一种思潮，把炮轰国企当成一种时尚，即使国企在获得突出业绩的时候，赢得的不是鲜花和掌声，更多的是不屑、嘲讽甚至骂声。在一些人眼中，国企总是与垄断、低效、腐败、反市场等负面词汇挂钩，甚至那些国企决定不了、影响不了的股市大跌、房价飙升等社会问题的“黑锅”也都让国企背上了。

为何本来是代表全民利益的国企，却似乎成了社会公敌？就连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也曾无奈感叹道，“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我们，现在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李荣融的困惑，相信正是很多国人的困惑。

——引自“人民网”

比如有砖家认为，一个数字表明，在最近的某个年份，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占整个工业企业的比重42%，但创造的产值只占27%，增加值30%。如果这些资产能够更多为民营企业使用的话，国家财富会更高。

类似国企占有资源多，产出少的舆论，国企无用论的描述，国企应该私有化的描述，发达国家发达程度与国企成反比的言论，中国国企抑制了中国生产力的阐述……

这些言论过于强大，过于充沛，国资系统的同志们要么没有自信去与之辩论，要么感觉到好像真的是这么回事，要么总觉得有点不对但说不清到底不对在哪儿。就这样，国企被“屈辱”的标签化了。

截图来自于百度知道

这些困惑值得我们长期思考，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国企屡屡被骂？是什么因素导致国企频繁“背锅”、“抗压”？是什么因素导致国企的成绩总是得不到承认？

二、正确评级国企的理论框架，在哪儿？

让我们试着捋一下，这些困惑源出何方。（以下阐述的是在国企发展与改革进程中某些特定时期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1.创新重要性与短期绩效的倒置

微观来看，时间是有限的，资源是有限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所以大多数员工只能在一段时间内注重手头的工作，致力于完成短期的绩效指标。而从宏观来讲，对于国企这样的庞然大物而言，短期绩效固然对企业的营收、利润、现金流等报表数据有非常棒的美化效果，但因其没有长远眼光、不注重科技创新，而在远期战略备战中处于弱势之地。

随着人们对于“创新”这一评价指标愈发看重，国企在旧有印象中的“守旧”“落后”“传统”等标签导致着国企评价的走低。

很多区域在应对过去一段时间的投融资平台债务高企、金融风险警钟高响、地方基建任务民生任务与国企融资能力落差等问题面前甚至采用了更多的行政手段、行政措施和带有行政思维的非市场化整合做法，这些做法短时间内解了地方的渴、松了地方的绑，但长期来看，这些行政化的冲动和围绕政绩与地方主观争面子工程的做法又回过头来伤害了市场化的改革进程。

2.国企绩效评价与容错机制之间的不对称

创新意味着走别人没走过的路，进取意味着开拓新的荒原与资源。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管理层做出的决策基于理性判断与定量分析，却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无法保证绝对的正确。而潜在的危机与错误在不完善的容错机制面前，在绩效评价中成为影响自己收入的不可控风险因素，掣肘着管理层的开拓与进取。

3.国企战略任务的宏大与领导人任期的不对称

“万里江山万里尘”的故事大家都了解，对于新时代国有企业而言，其使命和任务时间跨度之长、规模是宏大难以形容，而相比较而言企业领导人的任期可谓白驹过隙。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期领导人能否放眼全局，具备长远眼光，既不负前人努力，又能加以改善，把当期工作融入国企的宏大战略中不动摇，是最大的难题。更不提，朝令夕改、现任不认前任的安排等乱象。

除此之外，还有以下问题：区域国资总量与盘活路径之间的不对称、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与社会评价不对称、国企拥有的资源与绩效之间的不对称。

明白存在的问题后，让我们来看站在更高高度上的习总书记，他是如何对国企的作用与国企应注意提升能力方面进行阐述的。

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通过加强和完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

1.使国企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2.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

3.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

4.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

5.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6.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

同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要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推动科学发展的六个能力，为国有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1.提高统筹兼顾的能力，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和处理问题，既统揽全局、统筹规划，又在重点突破中推动工作协调发展。

2.提高开拓创新的能力，善于根据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思维创新、方法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3.提高知人善任的能力，善于发现人才，正确识别人才，科学评价人才，合理使用人才，把各方面优秀人才汇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

4.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习近平强调，要善于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科学预判和超前准备，增强临机处置能力，化风险为机遇，化被动为主动。

5.提高维护稳定的能力，习近平强调，要善于见微知著，增强维护稳定的果断性，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

6.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习近平强调，善于正确运用媒体、科学管理媒体，有效引导社会舆论。这个能力的新，就在于中央第一次把媒体提升到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对象的位置。

其实不光是在习总书记的阐述中，如果我们进一步历数中国国家、产业部门、省地市层面主官们的各种主政线索及其阐述，大约都能从中找到一个线索：

国企在中国发展中所承担的责任绝不单纯是市场层面，其承担的责任大大超过市场所涵盖的内容，其所经济社会的发展作用和角色是极其多元的。

但社会上很多机构或个人却偏偏罔顾这个事实，选择去用市场这个线索去评价国企，这就好比，乔丹比起库里三分投射能力显然不足，鲁迅比起梁实秋幽默感显然不足，毛泽东比起胡适国际化背景显然不足，但基于片面视角来对整体进行比较或评价，对吗？

伟人在不同专业上各自伟大

砖家们对国企最大的诟病就是国企不够市场化，破坏与阻挠市场化，扭曲市场化。放在几年前或更早，我们可能真的不觉得这种批评有太大的问题，但今天我们可以自信的判断这种评价有问题。

因为中国方案、中国路径背后，从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方面，我们不再把西方观点看成世界的全部，不再把西式民主看成政治的全部，不再把市场化看成先进的全部，不再把资本主义看成我们可以变通参考的模板，不再把私有化奉为圭臬，不再把自由经济视为发达的充分条件，不再把去政府管制绝对化，不再界定国企只需负责公益民生，不再认为创新的前提是私有化和充分竞争。

中国方案的探索绝不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治理探索，更是中国人真正从心理、文化、信仰上站起来的过程。中华民族的崛起绝不是GDP崛起，而必须是心理和信仰的崛起，当无数国人真的感受到中国方案可持续，可福荫子孙，可映照世界，甚至风景这边独好，时间在我们这边的感觉充盈人心时，所激发的潜力、创造力、爆发力、持续力才是真正不可战胜的。西方恐慌的根本不是中国经济乃至防务的崛起，而是中国方案被广泛接受这一事实。

概括的看，中国方案至少有十二个内涵：

1.国际运作：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外交决定内政+推动新型国际规则+推动多元与平等+化美联俄联东盟联阿盟近欧亲中亚入非联东亚

2.国家治理：五位一体+顶层设计+基层首创+法制进程

3.有为政府：政府职能改革+公共产品供应能力提升+城乡两元体制改革+阶级流动

4.区域规划：一带一路+区域一体化+五个国际城市群+19个中心城市群+多个新区+粤港澳湾区+各省国家战略+城镇化建设+城乡一体化+特色小镇+微中心+田园综合体

5.经济格局：基干产业打造+转型升级+资源定价理顺+国际产业分工角色升级+创业促进

6.金融深改：金融反腐+金融监管改革+资本市场深改+多层次资本市场+互联网金融+大资管驱动+立体金融体系+私募及风投鼓励+小微服务

7.科技体系：科技战略+重大课题+优势缔造+科研体制+产研融合+科技产业+科技服务

8.创新管理：创新资源+创新吸引+创新发现+创新市场+创新可持续+创新服务

9.文化复兴：哲学发展+文化与信仰传承+文化创新+文化外交+文化产业培育

10.新技术革命：互联网技术+智能化技术+新材料革命

11.持续发展：生态环保+公共产品+反腐+吏治+国资国企改革+民企促进

12.内需促进：城镇化促进，乡村振兴，大健康，大体育，大旅游，养老，医疗，保险，信用消费促进，资产性收益，服务业促进

综合这十二个内涵，对比下中国在这些维度的作为，就可以雄辩的证明为什么中国方案傲立于世界制度之林，甚至中国不想主动输出的情况下也有印度，越南，沙特，委内瑞拉等国全盘的部分借鉴式输入。

当我们正眼看西方，发现社会发展之道居然并不是完全由市场经济主导的，经济无外乎是如何创造价值，转化，实现价值活动的综合管理。不管是什么经济体系，都只是针对这些活动的不同管理方式，不存在唯一最优，只存在多元相对合适，这个社会学通识应该同样适用于经济，可是一段时间我们被市场经济搞昏头，居然被洗脑了。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人造经济、数字经济（互联网及物联网经济）等多种经济体系综合作用于今天的全球各国是个不争的事实。

互联网使得计划经济得以满血复活，按照李肃的说法是五个要点：

1.互联网的大数据时代，形成了信息对称的计划经济之势。

2.互联网的个性化时代，形成了供求统一的智力劳动之道。

3.互联网的高信用时代，形成了金融创新的消灭资本之法。

4.互联网的社群化时代，形成了生产生活的自由交往之术。

5.互联网的自由人时代，形成了物质丰富的按需分配之力。计划经济不再被哈耶克是个很大的讽刺。

人造经济不仅缔造了拉斯维加斯、马歇尔计划、亚洲四小龙、深圳、迪拜，更成为运用新型科技和生态系统打造进行区域和产业重构的利器。

数字经济，裹挟着互联网乃至物联网优势，不仅缔造了各种杂七杂八的说法，诸如共享经济、良治经济、个体经济、粉丝经济、精确经济、社交经济、平台经济、智慧经济、即时经济、模式经济、融合经济、圈层经济、简便经济、体验经济，未来数字经济的爆发将不可想象。

不仅除市场经济之外的各种经济体系广泛存在与各国，使得各国的经济体系其实都是多元化的，只不过西方就是极力鼓吹有助于西方制度及产业优势最大化的西方定义的市场经济，从而来打开其他诸国之门并奴役之，符合西方最大化利益。

我们来看看美国，没有美元、美军、美媒（媒体及文化输出）、美规（规则）、美智（科技及创新产品）组成的军工体制为核心的美式军事帝国主义，就没有美式霸权。研究美国经济体系就会发现，真正的美式大杀器诸如互联网、隐形飞机、GPS等百万亿美元级创新都是DARPA（美国国防部高级计划研究局）研究出来的，全美研学融产体系使之放大产业化而已，不是大众喋喋不休的硅谷，而是顶层设计的产物，市场经济在其中起的成色几何，你们只能呵呵呵呵了。德国、日本、法国、以色列，包含最近不太牛了的英国都是类似的情况，笼罩在市场经济的大概念下，挂羊头、卖龙肉，外称我们搞市场经济，内部来看最核心的驱动与控制力仍然是在多种经济体系的综合作用之下，政府强力部门的干预与主导行为绝没有后退，不信去看看空客，国有中的国有，比中国国有企业还国有，谁说了不字？伽利略系统为什么没搞好，还是多国的主导意识共识没上来，在关键环节上想让市场这个著名的临时工来顶缸背锅的一念恍惚。

明明中国就不是纯的市场经济，非要讲要把国企市场化，明明国企不仅为效益负责，非要用效益评价国企，明明国企管理者是一种特殊的多职能履职者，偏偏要讨论他是不是个企业家，明明国企绩效是多元绩效，非要用经济类指标来考核。

这一连串偏执的扭曲背后，难道没有之前缺少四个自信的偏颇，迷信，被洗脑作祟？试问各地，哪怕是各地主政者当中，一段时间因对国资国企的作为和价值缺乏自信，改光卖光送光的地方到底有没有，有多少，你我心知肚明，就不多说那些不好意思的过去了。

三、而今迈步从头越

有一段时间，我们觉得国企就是一条路，市场化、市场化以及市场化。

但时间和事实越来越证明国企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与民企外企集体企业很好的形成了一种角色互补，这种互补绝不是某个人设计的产物，而是在运作过程中，围绕着国家战略和发展改革难题，多方力量耦合出来的结果，其中国企的缺位补位，自觉承担早期任务，自觉去填补空白，自觉去做社会资本不愿做、不能做、不敢做、没有动力做的事情的特征十分明显。国企在新时期承担的角色大约可以分为六个：

1.针对盲区的先锋，引领，稳定作用

2.针对改革的突破，探索，引路作用

3.针对创新的开创，试错，开辟作用

4.针对民生的承担，兜底，保障作用

5.针对市场的补偿，调节，补充作用

6.针对引领的错配，前瞻，布局作用

有人会说，既然是耦合出来的，那是不就是市场经济通过自由竞争，开放自组织形成的吗，那还不是市场经济吗？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关键，是市场经济主导，还是市场作为其中的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在某些环节，某些时刻起作用，是完全不同的。

在这样一种大的论断之下，我们会骤然发现再单纯采用市场经济导向的经济效益评价国企显然不行了，就得要按照国企做什么事儿来评价它。

西方不傻，大约搞明白了中国这种多种经济体系并存结构的厉害，所以有各种方式渲染国企（尤其是央企）威胁论，抹黑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一直怂恿中国国企的市场化改革，乃至于私有化。并在中国新旧常态转换，中国GDP增速下降的大背景下，唱衰中国与歌颂印度比翼齐飞，降评级并降低展望一色，企图看到这个并存结构崩解。

而西方想不通的恢复的韧性其实来自于国企，国企在这个结构中的真正作用是来自于其角色进退可调，具有极强的调整幅度，进可以做市场型高盈利企业，退可以做算大账算长帐的前期培育市场的自我牺牲式哺育角色，左可以密集做基建做重资产推进区域成熟，右可以做亏本式招商和生态营造，只为实现企业目的，赚钱国企不可虑，只有本级政府最终实现区域发展战略即可。

这种进退自如的调整资本主义看了只能哀叹，低动员能力政府只能认输，所谓国企市场论直接被弱智，西方本指望在经济增速降低中中国经济阵营自乱阵脚，没想到恰恰是国企非市场化角色带旺了中国方案，也启发了国资系统的工作者们重新审视国企的角色，重新思考除市场化这个很轴的维度以外，我们到底该从哪些维度去客观、真实、深入、有洞察力的去评价国企。

这个探索和思考的过程其实很复杂，过程我们就不赘述了，我在这里我仅仅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解决之道做个阐述，希望由此破砖引玉，引发对国企评价这个问题的再认识。

我的建议是至少我们要从五个维度：国家（区域）战略绩效、产业绩效、政治绩效、社会绩效、经济绩效等维度来综合、立体、认真、真实、确切、到位地评价国企。换言之，经济绩效只能是其中的一块而不能是全部。

第一个绩效维度——国家（区域）战略绩效。可参考的核心指标选取范围：国际规则制定权，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国家竞争力，国家品牌，软实力优势，企业文化优势，管理模式优势，创新优势，企业家优势，企业意识形态优势，国家安全，国计民生。

说的简单一点，没有国企，国家有没有话语权，我们不能想象中国一行三会，没有北斗和量子通讯，没有航天科工和航天科技，没有探月的嫦娥，没有高铁，没有华龙核电，没有智能坚强电网，没有中航工业，没有中国船舶和船舶重工，没有兵器工业和装备，没有中科院，清华的大背景下，即使GDP世界第一又如何，即使阿里腾讯占据世界又如何？很多人甚至说一个大型国企二十五个上市公司总市值还不到茅台的一半，有什么用？悲哀乎，用市值而不是国家战略绩效来评价这些真正支撑中国方案，四个自信的国企时，所谓的科学评价居然会如此的滑稽和猥琐。

第二个绩效维度——产业绩效。可参考的核心指标选取范围：可集合中国优势，形成产能与技术国际合作的产业（如高铁，华龙），可以形成国际优势的高带动力产业打造（如北斗），中国可以弯道超车的若干新技术驱动的产业重构（如电动汽车），中国资源，能源产业安全解决方案，中国被卡脖子的产业关键环节的突破，影响中国产业安全的环节的解决与突破，造成中国产业自主性缺陷的环节的解决与突破，形成中国式技术路径创新，绕过世界产业壁垒的突破。

没有带着国家意识和中国方案优势的国企的龙头作用，中国作为跟在西方先发者屁股后面的赶超力量，充其量就是个比较优势的发挥者。

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国家顶层设计下国家意识与国家机器作为，国家资源与能力作为，国家内部市场能级与孵化能力作为，三个方面的统筹作为，才有可能突破西方这种全系统霸权。简言之国家想狠，资源要牛，内部市场要大三个因素可不好凑，俄罗斯国家狠但国家资源与市场弱，凑不出来产业优势，沙特富但国家不狠内部市场太弱，也走不出来。

印度总理莫迪虽然没看过这篇文章，但他也大约悟出来了这个原理，所以他耍狠（废钞、税改、出兵洞朗、不参加一带一路峰会）。

相比之下，中国基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而拥有的动员能力太大了，大到甚至中国砖家们都看不懂，至少全球没有第二个如此强势，所以中国资源、市场背后的政治动员优势是重要保障因素，而非可有可无。

全球来看，也就中国才能干成很多大工程。所以中国国企的产业绩效如果不进行明确的界定，中国的崛起就是一句空话。有人说产业绩效是不是该放到战略绩效中去，这不对，要清晰、准确的把产业责任、国家命运托付到企业手中去。

比如中国电子行业最近刚感到被西方挤压难受雄起要做内存，三星等企业就开始打价格战。刚要做芯片，西方就搞收购壁垒；刚要做液晶，西方就控制高级产品制程和技术来中国，甚至关键重要设备都被垄断被限制。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越是对国家有贡献的国企，一段时间里其财务绩效越会不好看，越会被法务碰瓷，被规则误炸，被阵营做局，被西方式知识产权和贸易规则切香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给企业做主，不是客观、公正的评价，而是去搞所谓的管资本，不是很好笑，很符合西方利益吗？尼克松之流所言的不战而胜难道正就是这种做法吗？

第三个绩效维度——政治绩效。政治研究的是组织中设各阶层的作用与责权，以及各阶层关系与最大化利益之间的关系，国企的政治绩效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企在其中协助各种有益的政治力量所发挥的作为。

可参考的核心指标选取范围：

• 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 落实国家战略部署的责任

• 贯彻中国方案

• 实践和体现中国制度优势

• 强化企业文化

• 宣传中国国企的特殊价值观

• 张扬国企在国际化发展中的共建共富共享共荣的特殊做法

• 张扬国企在国内发展中与社会资本携手

• 与生态携手的特殊做法。

高举党建探索旗帜，锐意改革，积极探索国资国企改革。尤其党建要探索在把党建嵌入到公司治理中的过程中，党委怎样更好的代表国家、社会、顾客、员工等多方利益，与董事会、经理班子主要做代表的股东利益之间做好平衡，最终做到国家、社会、顾客、员工、股东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短期平衡化，长期化共同最大化。

短期来看这种政治绩效追求会降低公司财务绩效，但所有的均衡利益培育出的强大社会最后会数倍的迸发共同进步为依托的富裕、文明、自信、进取而导致的消费能力、创新能力、理想主义。

获取一个不同于西方商品社会，物质主义社会的中国进步社会，高道德感社会，其综合利益一定不会输给西方的纵欲泛民主商品经济，这应该是中国国企自觉追求政治绩效的出发点和回归点。

在经营发展中自觉体现国家意志，从全局和长远需要出发，这样更利于克服单纯市场调节的局限性。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多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率先恢复向好，与国有企业勇挑重担，自觉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应对危机的“一揽子”措施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公有制、没有国有经济，任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都不可能站在整个社会利益上来看待企业的自身发展和利益问题，这是由企业性质所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它是中国国家制度的核心部分，是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核心组织者与追求者，更是人类命运，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主动领导者，所以中国的政治的人民利益的代表性、广泛性、长期发展的保障性追求，综合发展的根本性追求是其最大的特点，国企的政治绩效绝不是小团体小利益小格局的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国企应该抓住的长达百年的大机遇带，国企必须领会中央的意图，理解国家的产业政策，与伟大祖国的发展同频共振，这是最大的商道。

第四个绩效维度——社会绩效。可参考的核心指标选取范围：国际责任承担，国际援助，积极参与和推动五位一体型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及积极促进技术转移，积极协助和推动产业链和生态链企业共同进步与富裕，公共治理参与，政府交办任务，重大活动保障，社会秩序维护，拥军拥政，生态保护，环境保护，遵规守法，良序公俗维护，精神文明弘扬，社会公平，管理民主，员工关爱，消费者保护，民生保障，抢险救灾，社会公益，扶助弱势群体，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等。

越是企业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五位一体型社会发展才越有盼头。而社会绩效的获取其实也是会损害经济绩效，使得财务报表不好看，资本回报不好看，保值增值率不好看。面对绩效悖论和困境我们到底怎么办，是采用一种任由雷锋吃亏，社会责任虽然作为国企在履行，但那是作为国企应该的，其绩效不作数（客观上也较难考核），这种很可笑的简单粗暴做法。还是事实求是，按照社会绩效履行多寡深浅好坏强弱长短宽窄来评价呢？

不担心以这样单枪匹马的一篇文章为出手的挑战，要面对整个社会的市场化市场化以及市场化的喧嚣，胜算到底有多少，好在我的背后，总算有个重要的支持者——强大而普遍无法遮掩的事实，或者说是数以万计的有困惑，要表达，低话语权或者在强大的伪市场化的政治正确下忍气吞声的违心附和者们。我坚信好在历史总是人民创造的。

第五个绩效维度——经济绩效。这个维度就不多说了。我们用了各种预算手法，用了各种绩效评价手法（包括其实不太适合于非市场形态的国企尤其是央企的平衡计分卡），甚至连本质上其实是西方惯用的调账工具的EVA都拿来，品牌及无形资产评估，市值管理都进来了，可以说是一骑绝尘。

为什么经济绩效评价走的很远，而其他四个绩效没有纳入到评价视野，即使有些定性的评价纳入了这四个维度的部分，往往也是站在布置战略任务，企业定位与资源配置变化、重大整合、干部调整或评价等触发性事件时，才有那么一星半点的评价，与经济绩效之发达，之庙堂显贵相比，就是无名的乡下阿牛。

无论如何，我们之前仅只评估经济绩效，其他绩效只是个笼统的责任，没有指标，没有评价，没有奖惩倒也罢了。即是没有评价，但该干的还得干，老一辈国企管理者们这点胸怀和理想主义倒也还有，但是由此造成的一个很坏的事是：社会上不理解国企在其他方面到底干了什么，干了没有，干了多少，国企的委屈说不出不说，社会和砖家还觉得国企无用，占有资源多，产出少，国企被妖魔化的脏水就是这么来的。

可是越研究就会越清晰的感受到，战略绩效、产业绩效、政治绩效、社会绩效恰恰是中国优势，中国四个自信的源泉。

四、新时期要有新思维更要有新作为

当然不是所有的国企都在战略、产业、政治、社会、经济等五个绩效维度齐头并进，在不同的国企里面，这五个方面有不同的轻重大小深浅安排，这即是国资系统安排使然，其实也是国有企业选择使然。

国有企业领导人不都是焦裕禄、雷锋、钱学森，既然承担看不见的这前四个绩效没有显性评价，没有标准，没有奖惩，那么就自然而然出现了少数革命靠自觉现象，出现了差不多就行了主义，出现了本企业就这点能耐多了接不住思想，出现了国家的事又不是我们一家公司的事儿流派。

少数紧紧抓住保值增值、财务收益、总净资产回报率、利润率的企业好过了那些承担更多元责任与义务的企业，更在下一步的国资重组，结构调整上占了先机，这该不该？

于是少数国企在承担前四个绩效上就空转、打滑、拉肚子、掉链子、溜肩膀、甩责任。

再客观一点说，哪怕是省地市按照商业一类、二类、公益类进行分类(央企理论上还应有国家战略类，其实没有)，其实在所谓市场化的商业一类国企里面，仍然有程度不均的前四类绩效的追求任务。但是还是那句话，履行到什么程度，这就不好说了。

长此以往，前四个绩效只能是做到表面过得去即可，可怕啊，但这就是所谓的制度使然。中国多种所有制所形成的并存结构，及这个结构最大的优势，恰恰是国企多重角色的有效发挥，但如果这四个绩效的发挥没有规划，没有指标，没有评价，没有奖惩，中国方案还会一直厉害下去吗。

这仅是国资系统绩效评价的不公平让部分国企吃了亏，让部分国有企业管理者受了委屈这种级别的事，甚至是影响到中国路径、中国方案的实现级别的事。不能再靠国企管理者们的情怀、理想主义、追求、中国梦来摆平这里面巨大的不公平，评价失序，资源配置失序，后续奖惩失序，个人长期发展失序，企业发展空间失序。顶层设计应该有能力、有胸怀、有眼光、有胆略解决这个问题。

但如果建立这四个绩效的考核，并与经济绩效形成一个辩证关系，在每个企业内，五个维度指标形成合理的权重组合，将会达到以下效果：

1.真实地表达国企干了的事。进一步来说，这种评价能够把真正发挥了国企角色的苦干实干者，以及几头之间来回讨巧的虚干假干者识别出来。真正把能够有助于中国方案的骨干力量组织起来，对其付出进行更全面的评价，一定是有利于我们各层次事业蓬勃开展。

对战略绩效、产业绩效、政治绩效、社会绩效、经济绩效的有效评价能解决国企做了很多不被认可，非经济类的事儿不管做了多少最后都得要经济绩效说话的心里苦，委屈说不出的问题，算明帐，打开天窗说亮话。

2.不同企业，这五个绩效维度权重不同，不要把中航工业、中国商飞、东航、中航油搞成同一个格局，显然这几个企业在这五个维度。也有些国企前几个绩效根本不承担，只承担经济绩效。也有些国企几乎不承担经济绩效，大家各走各路，不能硬性比较，放在一个框架里比拼。

3.哪怕是承担政治绩效、社会责任，也不是谁都可以上，也得讲个专业化。战略产业不是多少干点、干多干少都算成绩，是要有规划、有标准，大家心理都有本帐，如果不算战略绩效、产业绩效账，即使一汽东风长安三家合并成中国神汽，把电动汽车的标准给它了，也解决不了战略不突破问题，产业无控制的根本问题。

4.尤其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身份太复杂，做的事太多，如果不引入类似多维度标准来评价和引导，恐怕投着投着就成第二国资委了。

5.在商业一类、商业二类、公益类国企这种分类基础上，进一步理清具体企业承担哪些角色，不承担哪些角色。有助于企业轻装上阵，有助于企业摆脱若干行政指令干预。

6.即使主要承担政治绩效、社会绩效的国企，也因有相应的资源投资、专业建设、工作标准，不能无限承担。国企不仅在市场上应有边界，在其他角色的扮演上也应有边界。

无论什么方案，都应站在更准确目标，更准确的动力驱动，准准确配置资源，更准确的能力建设，更准确的评价与管理的角度上进行管理，不是只有挣取利润的行为才需要管理。

同时，我们更应看到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号角吹响，也带出了五个绩效维度全新的挑战和管理视野。

第一，战略绩效管理需创新：日本在国家软实力改善上全国动员，通过各类协会的积极作为来打通国家和私人企业之间的关系，从而协同运作，不仅日本汽车、家电、料理、空手道和漫画都形成了推广体系，连在国内寻找浪漫的旅游景点都形成的绵密的组织，从此次阻挠中国把南京大屠杀资料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记忆库时所发生的动员我们必须看到宽维度绩效评价的紧迫性。

下一步中国产业、科技，包括一带一路会面临的各种明暗不等的使绊子、下钩子、阻挠、蚕食会层出不穷。各种力量会构成一浪接一浪的阻挠来消耗我们的努力。越是这时候，越是深刻发挥中国方案的核心力量——国企的多角色优势的时候到了。美国对中国制裁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直指“中国制造2025”！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暗流激荡尤其船舰强大，系统动荡更要柔性冲浪。

之前韬光养晦的中国藏在美俄之争等主要矛盾之后，中国也因国运的宏大多次赢得战略性机遇。但一带一路与“中国制造2025”这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话语权争取之举使得中国不得不作为靶子直面竞争的聚焦，顶层运作下多层次多方位化解及驾驭由此带来的冲击势必是中国的选择，而国资国企改革作为其中的重要篇章，必须发挥好传统优势，还有创新和发挥新时期优势。这就要求国企的战略绩效评价要走到全新的高度和视野上去。

第二，产业绩效管理面临全新挑战：中国企业从老二、追随者、模仿加创新者、比较优势反超者等比较取巧的位置，突然跑到了第一，前面没人了，进入无人区了，这时，企业同时要在前瞻、科技、管理、产业、标准、伦理、国际运作上玩前无古人的孤胆游戏了，越是这时候，越需要站在更高的人类格局、全球格局、产业进步格局、文明格局、政治进步格局、命运共同体格局来引领善良产业、人性产业、文明产业、进步产业、赋能产业、去垄断产业，不争一时一地之得失巧拙，而是站在历史上，为明天负责，才有可能把产业格局拉高，因此产业绩效面临全新挑战和悖论。

第三，政治绩效管理面临全新挑战：十九大和世界政党大会后，全球政治高度就在中国了，而中国的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到底是怎么个实现法，中国长长的边境线沿线和平问题怎么解决，如何与周边邻国形成共创共富共享共荣，国企在其中的角色可谓越来越重。

这是一场探索全球命运一体化的硬仗，这是体制优越性的硬碰硬比较，中国已经被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国企作为这场决战中的微中心，主力部队作战单元之一，到底扮演何种角色，恐怕又是一个新课题。

第四，社会绩效管理也有重大课题：中国最大的不均衡是城乡不均衡，最大的不充分是乡村发展不充分，这个矛盾被揭示出来后，就要有效解决，自然也会加在国企本已经不轻的社会责任中：城市化率提升，东西部平衡，南北平衡，东北振兴，西北振兴，决胜小康社会，精准脱贫，乡村振兴……就没有什么容易的事。

第五，经济绩效评价的创新挑战：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打造一批全球格局的科技创新的领头企业，打造一批产融结合和科技投行型企业，打造若干具有世界级先进产业集群，打造一批国际化的先进企业，打造一批强势现代服务企业集群。

其中地方国企还要重点打造一批对区域发展具有重大贡献的强势企业，一批能对地方优势与禀赋进行积极经营的企业，一批驱动地方创新发展的优势企业。这些要求，将会前所未有的挑战之前的认识和制度积累。

没有关系，这些挑战都是幸福的烦恼，没有这些烦恼，中国怎么去争取全新的胜利和在全球的恰当地位呢？

五、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作为一个完整的评价体系探讨，肯定要讲人的问题，可是人的问题太复杂，带着太多情绪和矛盾，我们不多展开，就说一下国企领导人的评价问题吧。

我们之前花了将近二十年时间去争论国企领导人到底是不是企业家这个问题，基本认识是国企领导人是被任命的官员，不是企业家。不应该领市场化薪酬。

可是从劳动强度、工作技能、身心压力、管理事项、学习与变化适应、新技能掌握、综合事务处置、变革压力、市场压力、融资压力等方面来评价的话，至少有一部分国企管理者的付出是不低于（乃至高过）民营企业家的，但任期制使得他只能被动而仓促的做力所能及的事，这也是应该的吗？

尽管大家都不说，但大家都知道，前几年因种种原因，国企里流失了很多人才，之所以其后果还没有严重显现，一方面是阶段性的基金热、创新热、证券化热掩盖了问题，一方面是我们国企的人才储备量比较大，流失的人才没有对国企造成重大冲击是不幸中的万幸。

但下一步呢？

二十多年前读到一首写给杨虎城将军的诗，最后一句很震撼，大约是：中国人，小心你的背后！！！

与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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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配图源自Pexels与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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