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我要飞得更高”——会宁“状元县”教育实录（下）
文字 | 杨茜玥 靖昊 段伊航 卢牧远
图片 | 段伊航 部分源于网络
执行编辑 | 张文飞
责任编辑 | 陈莉红 侯珏昊 李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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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回顾：
以教育立县的会宁，没有支柱性产业，考出去是所有人的梦想。家长为了供孩子读书早早搬进县城，陪读的需求居高不下；复读不稀奇，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考出去是唯一的路，分数是改变命运的唯一筹码，很多人成功了，但一些事实似乎也在提醒人们：考出去只是第一步。
“老百姓看着呢”
考出去只是第一步，考出去以后呢？近年来不断有人提出这一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县城里的教育工作者们不是没有思考过，可经济的落后、资源的匮乏和信息的闭塞，种种外部条件限制，让他们考虑得更“现实”一些——先让学生把高考考好。
一家餐馆内，抱着弟弟写作业的学生
对于这种环境带来的现实差异，二中重点班的吴启明老师举了个例子，他曾看过一篇文章说北京的学校提倡老师爱护自己，该下班下班，该回家回家。他觉得理念很好，但在会宁根本不现实。由于会宁的高中生并没有双休日，大多高三学生只有周日半个下午的休息时间，老师也就跟着不放假。班主任尤其辛苦，平时常常是晚上10点甚至11点才回去，早上6点多又得来学校。“老百姓把孩子交到了你手上，一家子所有的花费都在孩子身上，做老师的能不卖力嘛。”吴启明老师告诉我们，学校一度实行过双休制，没想到才一周家长们就不乐意了，纷纷抱怨孩子们回到家就玩，要求再改回原来的作息，在学校上课。
这种“现实”还体现在老师们的教学上。
最突出的便是英语，这也是宇洋上大学后最头疼的科目。现在四中读高三的李璐楠告诉我们，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初中同桌埋头画了三年的单词，而其实他们根本就不会读那些词。吴启明承认语言教学规律和实际教学压力之间的矛盾，“这就是现实的问题，你没办法。你练了听力口语了，又不考，那肯定是不行。我们没有成本实现这个教学方式”。他看到了学生高中毕业后在英语学习和应用上的吃力，于是建议他们高考完的暑假专门用来练听力口语。至于实际有多少学生照着做了，吴启明心里也没底，不过那似乎也不属于他的考虑范围，考上大学以后就是学生自己的事了。“我的任务就是让他把高中上完，保证他考个大学，先能考出去。”
难以消除的心魔
然而，有的孩子是上了大学，却被心魔折磨着。
“在我手里的时候，他好好的，一上大学就跳楼了。大学里没人关心他。”吴启明老师回忆起自己带过的一个学生，感到十分惋惜。在他印象里那孩子性格很孤僻，上高中的时候就不怎么笑。上了大学以后，由于家里穷，读了一年就辍学了。
这样惨痛的案例让吴启明老师格外关心学生的心理问题。他回忆起2011届所带文科班的一名学生，观察到那名学生的异常后，他给予了更多的关心，想办法让他高兴起来。“他后来还真的高兴了，高三学习也认真了，性格也变了，后来考上了南京财经大学。”吴启明说。
可前段时间他的班上有个孩子又“犯病”了。
“那孩子在晚自习的时候跑了。原因很简单，就是他想看电影，然后他问谁想看电影，（班上）没有人举手，他觉得没面子。”
吴启明老师表示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基本上每个班都有。在他看来这是全国的普遍状况，“我了解过嘛，之前有个报告是说全国有1.7亿左右的人有心理问题”。
而会宁某中学一位心理咨询老师觉得这并不正常。今年他所在学校已知在医院确诊的抑郁症学生就有4名。这些只是医院确诊有抑郁症的主动来找他做咨询的，并不包括那些不说或者不知道自己有抑郁症的学生。“一般的高中生不该有这么多要到这种（需要治疗的）程度的，而且这里来咨询的学生大都是问题比较严重的。”
据他分析，家长对心理疾病的认识不足是导致学校心理问题严重的原因之一。有的学生没有其他感兴趣的事物，感到压力大、心情不好的时候往往只会抱着手机去看。由于家长缺乏对心理疾病的了解，一般不会往心理疾病上想，以为孩子就是贪玩，不爱学习了，就非常不满，批评孩子。家长诸如“我说你以前怎么怎么样，现在怎么这么不争气，没有良心”之类的话给这些学生带来更大的伤害，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他可能会觉得内心唯一的支持的力量没有了，可能会一时想不开”。据这位老师介绍，他接手的一名学生其实高一就有心理问题，一直到高三才受到家长重视。
他还告诉我们，会宁相较其他县更重视心理健康教育，不仅按照规定开设了相应课程，还专门配置了心理咨询教师。尽管如此，想真正通过他的努力帮助学生保持心理健康并不容易。他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时间集中在每天学生的课余活动时间下午4点50分到5点20分，刨开往返花费的时间，学生真正的咨询时间只有二十几分钟。而几乎每天都有人找他，还往往不止一个。除了时间紧张，家长的不理解也是影响学生心理健康恢复的重要原因。家长往往对于学校心理咨询服务效果的期待过高，指望着通过一两次咨询就解决问题，不愿再多花时间去治疗。
“时代不同了”
许特立现在已经是兰州市一个小学生的父亲了。
他是兰州人，家境优渥。1997年，由于小升初没有进入兰州的重点中学，家里人怕他学坏了，便把他送到叔叔的家乡会宁，让他在那里度过了初高中六年的求学时光。
许特立现在家住兰州市区，在兰州市定远镇某部队工作，每天早上需要赶7点10分的班车去单位。他会在早上6点半在家做好早饭，以保证孩子的营养均衡；晚上下班后和妻子一同陪伴孩子完成家庭作业。在他看来，“陪读”是个体力活，更是个脑力活。硕士毕业的妻子为了更好地教孩子，在孩子上学前两年就开始自学英语。“现在‘家长苦供’应该是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双重付出，这在大城市是很普遍的现象了。”他对会宁家长目前的陪读方式并不认同：“会宁家长觉得我花钱把孩子供到学校，还陪读照料生活（就够了）。他们见了老师说的最多的是‘学的不好就把我娃往死里打’”。
当时一到会宁，他就感到了当地浓厚学风带来的压力。许特立每天早上很早迷迷瞪瞪地骑着自行车到学校，满操场都是念书的同学。“哪怕你拉在一起吹牛逼，也是捧着一本书吹。”那会儿会宁学生给他的感觉是学习比较“轴”，“死磕式”学习。他学累了会很自然地想着休息一下、玩一会儿，而“会宁的学生就哪怕背不进去，也要死磕着背”。许特立喜欢画画，有时候上自习便偷着画，尽管被老师发现了免不了本子被撕掉、挨打、罚站。
二中上晚自习的学生
许特立上学那会儿物质条件艰苦，学校有食堂，但是很多学生吃不起，便搭起了“学生自炊灶”，也就是在平房里搭台子，每个学生用煤油炉子自己煮。学校外面有压面条的店子，勤快点的学生就拿着面粉到学校门口压面条的换面条吃；有的懒的就弄点面“啪”地往里面一放，弄成糊糊就吃了。在许特立看来会宁的“三苦精神”放在二三十年前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家长面临生活窘境，哪怕去要饭也要供自己的孩子。“这是环境所迫。”而许特立觉得，随着时代的变迁，应该对“家长苦供”有全新的理解和更高的要求。
2000年许特立上高中那会儿是个不折不扣的“差学生”，可考上了军校以后，他拿遍了除优秀学生以外（“优秀学生”有成绩要求）的所有荣誉，还挂上了三道杠。
“我深刻地体会到，真正对我影响大的是我的大学时光。”
从充斥着“学习好就是一切都好”“好学生不跟差学生玩”观念的县城考出来之后，许特立在大学收获了久违的存在感。“你在一个被所有人都否定的、感受不到存在感的地方，自己都会破罐子破摔了。而当你稍微被人承认点，你上进的激情就会被带起来。”刚上军校，因为他画画好，画的黑板报被队长表扬了。没想到队长的一句夸奖，让他激动不已，“从高中到那会儿还没人表扬过我”。后来许特立更是如鱼得水，在大学期间光画展学校就支持他办了三四次。
许特立在大学被充分给予自由和认可，这让他发展了自己的综合素质，也使他哪怕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也积极面对。毕业之后，他被分到了青海的一个小山沟里。冬天大雪封山，车进不去，他和战友在里面只能吃咸肉泡菜过日子。零下三四十度的天，他最开心的事情是烧锅炉。因为能获得很多人认可。“哎，排长你今天锅炉烧的行呀！”，这样的夸赞能让他高兴好久。“环境真挺苦，但就很开心。你知道，人开心的时候干什么都能干得很好。”
这些经历也让他反思中学阶段所受的教育。
2019年白银市及各县区高考成绩
他觉得在那种环境中，好学生永远是好学生，差学生永远是差学生。因为好学生就一直被鼓励，被认可，他们在学校可以趾高气扬的。“考量一个地方教育好坏，不是说你把一个好学生培养成了好学生，而是你把各种不同的人培养成了人才，这才是好的教育。”
新
在宇洋的记忆里，假期基本都是在补习班度过的。他从小学开始补课，一直到高中。“一到假期，早上八点你就看那街上全是去补课的学生，有的才小学，背个大书包。”而宇洋发现近几年有了些变化——街上的学生开始有人背着吉他了。“像其他的兴趣培养的、那种全面发展的基本上前几年是没有的，这两年就慢慢兴起了。”现就读于兰州大学的本科生王默也说道。
下补习班的学生
在各类补习班里，最具争议的还是“王后雄教育高考特训基地”。机构里放着七八十台电脑，供学生听网课。机构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双师同教”。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性地听网上名师的录播课，线下的老师则进行针对性辅导答疑。学生通常是下了晚自习以后来这里学到晚上11点半。而让机构负责人秦女士哭笑不得的是，尽管该机构已经在会宁办了两三年，还是“几乎所有家长来了都会问这是不是网吧”。“在这儿上课的百分之八十的是城镇的学生”，秦女士介绍道，一来是普通课一小时近四十元的学费在会宁偏贵，二来是许多家长的接受程度依然有限。
校内的课堂中同样涌现着新的元素。
据李璐楠回忆，一些初中于2012年前后开展了“高效课堂”。教室里学生不再都面朝黑板，而是6个人一组，桌子围成一圈，面对面坐，便于开展课堂讨论和小组合作。李璐楠不大喜欢这个尝试，因为在她们班这种形式上的变化并没带来热烈的学习问题的讨论，反倒出现了“对面的同学都在学习，人家不跟你说话，搞得你压力更大，也开始闷头学”的尴尬情况。从金色会宁教育信息网上发表时间显示为2016年9月9日的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县高效课堂建设的补充意见》中也可以窥见当时改革探索的曲折与艰难——“如有的教师上公开课前询问校长：今天用传统方式上还是高效模式上？死板教条程度可见一斑。”第十条对存在的形式主义现象做了这样极其细致的剖析。《补充意见》中还指出县上将拿出40万元，对高效课堂建设优秀学校、校长和教师进行奖励，其重视程度和改革力度可见一斑。
李璐楠高中班上的语文老师在高一高二坚持开展课前演讲活动。演讲的内容和主题没有限制，任学生自由发挥。然而这次尝试并没有受到学生的欢迎。“太浪费时间了。”李璐楠告诉我们，根本没有人会提前准备，都是临上台的时候就找本作文书照着念。直到有一次，一位男生在台上用书挡着自己的脸，声音还特别小，老师便要求之后的学生全部脱稿演讲。“从那以后我们都结结巴巴的要说不下去了。”她舒了一口气，有些兴奋地告诉我们，那位尝试组织课前演讲、锻炼学生表达能力的老师，高三时被调走了——“我们终于不用演讲了”。
准备离开会宁时，我们意外地发现一中后面的山上有两个七八岁的孩童在放风筝。他们站在半山腰上，手里牵着的粉色的风筝随风摇曳。那粉色点缀着土黄中夹杂着浅绿的山和紧凑排列着的陪读出租屋，添了几分生气。
（文中吴启明、宇洋、许特立、李璐楠、王默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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