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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艾略特诗6首

英国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T.S.爱略特(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是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他的代表性诗作《荒原》展现了现代心灵的困顿，《四个四重奏》则让他以“对于现代诗之先锋性的卓越贡献”成为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四个四重奏》是艾略特创作成熟期的作品。全诗由四首长诗组成，分别为《燃毁的诺顿》《东库克》《干塞尔维其斯》和《小吉丁》，每首诗又分为五个部分。西方传统的二元论思想是《四个四重奏》的哲学背景，艾略特在诗中呈现了有限与无限、瞬间与永恒、过去与未来、生与死等一系列二元论思想，试图找到解决二元矛盾的途径。借用“四重奏”这一音乐学概念，他将诗与乐完美结合，在他笔下，词汇化成一个个灵巧的音符，诗句长短的变化激发出音乐的节奏感。

从《四个四重奏》到《荒原》，艾略特经过长期实验，完成了诗歌革新，丰富了英诗传统。正如加德纳指出的，艾略特作为诗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接纳了所在时代的语言，用于诗歌创造性的转化。他通过听觉想象力穿透思想和情感的意识层面，使每个语词充满活力，“将过去被抹杀的意义、陈腐的意义、当下的意义、新奇的意义、最古老的意义和最现代的意义熔为一炉。”从而将诗歌语言化腐朽为神奇，创造了不同于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全新诗体。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几位著名的文人即是诗人又是文艺评论家，T.S.爱略特就是这样的一位人物。在某些方面爱略特胜于庞德，可以说在二十年代是爱略特开创了新文学的潮流，创造了新的文学理论。早在本世纪初爱略特就已经成为令人喁目备受尊敬的大诗人了，他的文学评论有很大的影响。《荒原》是他最有影响的代表作。

爱略特本人是十九世纪末一位态出的新英格兰家族的后裔。他出生于密西西比州圣路易斯。其祖父是个牧师，创办过一所大学，自任校长。他父亲是个商人，母亲早年写过传统的宗教诗。爱略特的家庭一宜保持着新英格兰加尔文教派的传统，新英格兰的宗教、哲学、文学传统是爱略特的一个思想渊源。童年爱略特进入波士中学，大学就读于哈费，学习文学和哲学。在校时崇尚古典主义和新人文主义者欧文。当年哈费大学有一伙人推崇伊丽莎白时代与詹姆士一世时期的文学，推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印度的玄学，爱略特深受影响，曾担任过《倡导杂志》的编辑。爱略特早期的创作效仿法国的象征派。离开哈费之后。爱略特去欧洲完成他的博士论文。在英留学期间研究布拉德的哲学。布拉德认为“实践是有限的……人是残缺与幻象的堆砌物。人的感受是形式的，缺乏统一，思想与灵魂互相排斥，思维与存在井不统一”。所以当时爱略特的博士论文命题就是“意识的孤独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爱略特不得不滞留在伦敦，无法回哈费参加博士答辩。定居伦敦，他在中、小学中任教两年(1915-1917)，后进入伦敦一家银行做了八年职员(1917-1925)。1917年爱略特与庞德结识，以后不久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普鲁福罗克暨其他》。后爱略特又担任《自我》杂志的编辑，发表过《传统与个人才能》等重要文学评论。其次爱略特还担任《评论员》杂志编辑，通过该杂志爱略特发表了早期许多评论文章和重要观点。1922年他发表了长诗《荒原》以就给该报主笔庞德。《荒原》确立了战后诗的基调，主题抨击现代西方文化的没落，抒发现代人的幻灭感。除主题之外，该诗也反映了爱略特个人生活的倾向和精神的自我解救。其后他写过一些宗教和政论诗。1927年爱略特加入英国籍，改信英国天主教:从一个世俗主义者变成了一个禁欲主义者《四重泰四阒》写于1936-1943年，是诗人表现宗教主题的最主要的诗，探索个人与大众，超尘脱俗寻求永恒的安慰。

爱略特后一段时期主要从事散文和剧本的写作，他渴望自己以此返回现代舞台中来。爱略特的第一个剧本是《教堂里的谋杀者》(1935)，当时获得一定的成功。此后相继问世的剧本有《家庭重逢》(1939) 《鸡尾酒会》(1950)、《虔诚的职员》(1964)和《政界元老》(1958)。虽然爱略特写的是剧本，但字里行问依然散发着抒情诗的韵味。

爱略特本人具有强烈的反浪漫主义的倾向，这在他的论文集的《圣林》(1920)中昭然若揭。他极力抨击十六-十七世纪英国古典作家。他创立了释义诗-……即新哲理诗。爱略特的文学观点造就了一个丹尼，也影响了英美现代诗的风格。1948年爱略特荣唐英国骑士勋章和诺贝尔文学奖。可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爱略特的声望开始有所下降，但他的一些主要作品当今在世界文坛中仍享有盛名。尤其是《荒原》，依然是对本世纪诗歌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一部伟大杰作，依然拥有它的思想和文学价值。

艾略特在他的早期创作中善于把自己藏匿在诗句背后，不断变换面具和语气。诗中的“我”大都是戏剧人物，不是直抒胸臆的作者本人。但是总的看来他偏爱一种萎靡不振、无可奈何同时又不失幽默的声音。这一特点确实使一般读者难以理解艾略特的早期诗歌。艾略特的诗作往往没有通盘谋划好的思想脉络，他数次开玩笑地引用拜伦《唐璜》中的诗行为自己辩解：“我当然不敢号称我十分懂得/当我想露一手时自己的用意。”在论文《玄学派诗人》里他还表达了这样的高见：当代诗人的作品肯定是费解的，我们文化体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必然会对诗人的敏感性产生作用，“诗人必须变得愈来愈无所不包，愈来愈隐晦，愈来愈间接，以便迫使语言就范，必要时甚至打乱语言的正常秩序来表达意义”。

艾略特认为，在诗歌创作中有种“想象的秩序”和“想象的逻辑”，它们不同于常人熟悉的秩序和逻辑，因为诗人省略了起连接作用的环节；读者应该听任诗中的意象自行进入他那处于敏感状态的记忆之中，不必考察那些意象用得是否得当，最终自然会收到很好的鉴赏效果。表现这种“想象的秩序”和“想象的逻辑”最为充分的大概就是奠定艾略特现代派主将地位的《荒原》。

《四个四重奏》是探讨永恒和时间的哲理诗，但是诗人并不使用纯粹抽象的概念，他带领读者在具体的历史中探索永恒与时间的辩证关系。《四个四重奏》的用语普通正规而又十分精确。对语言异常敏感的艾略特常会词不达意，他在《东科克尔村》里把写诗比为“与词语和意义的难以忍受的扭斗”。艾略特对自己的信仰和创作始终不敢心安理得，他担心语言会因使用不当而退化，这必然会影响到我们思想感情的品质。

T·S·艾略特曾经将自己概括为“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的英国国教高教会派”，这三个标签简明易懂，并不需要详细说明，因为它们都指向保守主义。他的保守主义实际上又根源于他思想深处相当严格的“确定论”，以及个性上过于诚实的自我意识，他不会轻易地接受混沌、朦胧和不可知的事物。从这方面说，保守主义代表着他与崇尚自由的现代价值体系保持的距离，一个不亢不卑的距离。

他的批评在一种谦逊的外表下包裹着不容反驳的结论，非常地言之有物、条理分明和实用有效。任何读者通过他的批评都能学会理解一首诗或一篇散文——哪怕是自己不喜欢的诗或不喜欢的散文。他的批评很少掺入个人感情，他为诗人分类用的是“大和小”，而不是喜欢和厌恶。他在批评上的功绩就在于建立起一种非常客观和可靠的鉴别标准，使现代批评迈上能够对一切进行量化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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