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兹华斯《荆树》

英国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曾当上桂冠诗人。其诗歌理论动摇了英国古典主义诗学的统治，有力地推动了英国诗歌的革新和浪漫主义运动的发展。他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最重要的英语诗人之一，其诗句“朴素生活，高尚思考（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被作为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的格言。

华兹华斯是“湖畔诗人”的领袖，在思想上有过大起大落——初期对法国大革命的热烈向往变成了后来遁迹于山水的自然崇拜，在诗艺上则实现了划时代的革新，以至有人称他为第一个现代诗人。

他是诗歌方面的大理论家，虽然主要论著只是《抒情歌谣集》第二版（1800年）的序言，但那篇小文却含有能够摧毁十八世纪古典主义的炸药。

他说，诗必须含有强烈的情感，这就排除了一切应景、游戏之作；诗必须用平常而生动的真实语言写成，这就排除了“诗歌词藻”与陈言套语；诗的作用在于使读者获得敏锐的判别好坏高下的能力，这样就能把他们从“狂热的小说、病态而愚蠢的德国式悲剧和无聊的夸张的韵文故事的洪流”里解脱出来；

华兹华斯认为“所有的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emotion），主张诗人“选用人们真正用的语言”来写“普通生活里的事件和情境”，而反对以18世纪格雷为代表的“诗歌词藻”。他进而论述诗和诗人的崇高地位，认为诗非等闲之物，“诗是一切知识的开始和终结，它同人心一样不朽”，而诗人则是“人性的最坚强的保护者，支持者和维护者。他所到之处都播下人的情谊和爱”。

鸦片战争诗潮的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

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近体律诗，长于抒情、内省，而短于叙事、写人。当战争的风云吸引着诗人的目光，激发其创作的热情时，抱定以诗写史、描摹时变的诗作者，将写史的意识渗透在艺术构思和审美创造的过程中，这就使他们的视角与表现热点聚集在处于战争风云中心地位的事件与人物之上。诗人们急切地把自己对这场亘古未有之变的所见所闻及感受写入诗中，希望为将来与后人留下一部诗的信史。这种以诗写史的自觉意识和行为，给诗坛带来了诸多变化，表现自由、篇幅较长的古体诗增多，以适应战争场景、事件及人物的描摹；不论古体诗还是近体诗，大都有本事可寻；近体律诗趋于组诗化，便于以连诵连唱的形式，集中而淋漓尽致地表现某一主题、某一事件和某种感受。这些变化表明，历史意识向诗美意识的渗透，无形中向古典诗歌提出了强化叙事功能的要求。

与诗歌叙事功能强化的趋势有关，鸦片战争诗歌所表现的艺术形象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是诗人不约而同地选用相似的物象构成作品中意蕴相近的意象，形成跨诗人、跨作品的意象群；其二是在古典诗歌常见的诗人抒情主体形象之外，出现了数量不少的客体形象。

意象是诗人主观情感和客观物象的结合体，是一种以物象的形式出现，而饱含着诗人思想情感的艺术形象。意象的孕育，有赖于形象思维的催化，而意象的生成，则使诗人的主观情感借物象而昭彰，而原来并无生命和情感色彩的物象，经过诗人情感生气的灌注，而获得真实的艺术生命。意象的生成，是以情感为基础的。战争诗潮的情感流向既有迹可寻，相同与相似的情感基础，促使繁富纷纭的意象，自然归属为相同的群类，这便是意象群的形成。

中国人对于战争对手的认识，是从鸦片贸易和炮火硝烟中开始的。英军残暴的侵略行为，给人们留下狰狞可怕、杀人嗜血的印象，而人种、面貌、语言各方面的差异，更使中国人以异类视之。因而，在战争诗歌中，凡言及英人处，诗人们总是选用犬羊、鹰狼、鸱鸮、碧眼鬼奴、鲸鲵等物象来构成意象，以表达痛恨与不共戴天的情绪。“犬羊自古终难驯”（朱琦《关将军挽歌》），“犬羊性狡恒无定”（陈文田《书事》），犬羊所构成的意象具有反复无常狡黠贪婪的含义。“是谁开馆纳鸱鸮”（张仪祖《有感五首》），“全开门户容蛇豕”（鲁一同《重有感》），“野鹰海西来，凹睛绿眼性雄猜”（萨大年《题林芗溪射鹰图》），鸱鸮、蛇豕、鲸鲵、野鹰所构成的意象，具有嗜血成性、狂暴肆虐的特点，表现了诗人对侵略者本性的认识。“碧眼鬼奴出杀人”、“金缯日夜输鬼国”（朱琦《吴淞老将歌》），鬼奴、鬼国所代表的意象，带有对非我族类的蔑视与仇恨。此外，“蚩尤”、“颉利”、“楚人”等对中国历史上开化较晚民族的称谓，也常常被用来指代英人。又因英人来自海外，故而诗人描述战争，常用“涎雨腥风”、“腥涎毒瘴”一类的词汇构成意象，以表现海国征战特有的氛围。

对于战争总局，诗人常以“残棋”为喻。“闭关就使交能绝，已是残棋被劫初”（张仪祖《有感五首》），“纷纭劫局一枰残，班草欷歔泪暗弹”（陆黻恩《感怀史事》），“十行劲旅归杨仆，一局残棋付弈秋”（无名氏《粤东感事十八首》），“残棋”所体现的意象，寄寓着诗人叶落知秋的惆怅，它形象地说明了清王朝在战争中难以挽回的失败困境。在咏史感事类诗中，诗人常常运用历史典故构成意象。这些历史典故所构成的意象，一方面为诗之本事带来一种历史对比；另一方面，典中之意与诗人之意的重叠融合，也使诗味显得更加深沉厚重，耐人咀嚼。“宋家议论何时定，又报河冰冻合时”（魏源《秋兴后》）；“议战议和纷不定，岳韩忠勇竟何成”（张仪祖《读史有感》）；“江东设醮酬苏轼，海上投兵哭李纲”（张仪祖《咏史十首》）；“一时主战惟宗泽，四海惊心罢李纲”（陈文田《书事》）——上述四联诗中，除“江东设醮酬苏轼”外，均运用南宋典故。前两联以宋南渡后偏安江南，年年高喊收复失地，但黄河冰封几回，却不见王师北上的历史事实构成意象，暗藏讥锋，讽刺清王朝和战不定、空喊抗敌的行为。后两联以南宋主战派终遭贬谪的悲剧命运构成典故意象，诗人在对古人的凭吊中隐含着对今人的同情。

意象是诗人情感与物象有意识的结合。意象的形成过程，即是诗人情感物化而成象的过程。不同的诗人选用相同的物象构成作品中意蕴相近的意象，形成跨诗人、跨作品的意象群，这是战争诗潮中的一大景观。对这一景观的形成唯一而合理的解释，便是诗人情感基础与审美体验的相似或一致。张维屏“风人慷慨赋同仇”（《三元里》）的诗句，正是对这一景观形成原因的最好注脚。战争使国人面临着共同的困境。民族生存的指令，在对一切民族行为都产生巨大支配力量的同时，也影响着诗人的情感流向和审美选择向整齐划一方向的调整。在这种调整的氛围中，相似的情感和认识基础，相似的生活与审美体验，共同构成了意象群生成的必要条件。

与意象的成象方式不同，诗歌中客体形象的成象，主要是通过对冲突、细节和人物行为的具体描述、刻画而完成的。这使诗的记述与史书的笔法更为接近。

为国捐躯者是战争诗潮着意表现的第一类形象，一首首对死难者的颂歌，交汇成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张维屏的《三将军歌》分别描写陈连升、葛云飞、陈化成抗敌死难的壮烈情景。其中写陈连升道：“凶徒蜂拥向公扑，短兵相接乱刀落。乱刀斫公肢体分，公体虽分神则完。公子救父死阵前，父子两世忠孝全。”写葛云飞道：“夷犯定海公守城，手轰巨炮烧夷兵。夷兵入城公步战，枪洞公胸刀劈面。一目劈去斗愈健，面血淋漓贼惊叹。夜深雨止残月明，见公一目犹怒瞪。尸如铁立僵不倒，负公尸归有徐保。”写陈化成道：“以炮击夷兵，夷兵多伤摧。公方血战至日旰，东炮台兵忽奔散。公势既孤贼愈悍，公口喷血身殉难。”朱琦写关天培道：“将军徒手犹搏战，自言力竭孤国恩。可怜裹尸无马革，巨炮一震成烟尘。”（《关将军挽歌》）写朱桂道：“枪急弓战万人呼，裹疮再战血模糊。公拔靴刃自刺死，大儿相继毙一矢。小者创甚卧草中，贼斫不死留孤忠。”（《朱副将战殁，他镇兵遂溃，诗以哀之》）诗人饱含激情，用诗的语言雕塑起英雄的群像，其搏战、进击、杀敌、死难，一举一动，历历在目，浩然正气与英雄行为赖诗篇而万古不磨，长留人间。

抗敌将领如高山屹立，而抗敌兵士则如万峰攒动，他们同样是视死如归，争赴国难。王之春写沙角炮台之战云：“大鹏将军振鼓鼙，部卒无多步伐齐。生持利剑呼斫贼，死守函关誓化泥。殷天炮雨挟雷吼，赤弹飞穿山石透。众志虽坚能成城，孤军无援难御寇。同仇敌忾心如铁，裹尸何处觅马革。……吁嗟乎！壮夫义气须求伸，从来为国不顾身。海滨是为成仁地，又见田横五百人。”（《登沙角炮台展忠义墓》）朱琦咏宁波收复之战云：“回军与角者为谁，巴州都士幽并儿。手中剩有枪半段，大呼斫阵山为摧。”（《狼兵收宁波失利书愤》）热血男儿，为国前驱，杀敌捐命于疆场，诗人笔下的群英形象，更是雄伟挺拔、气度非凡。

国难在即，走卒贩夫，亡命之徒，也知以身报国。贝青乔《咄咄吟》记宁波之战，有谢宝树者，本官府欲捕之人，谢窜名乡勇籍中，思立功赎罪，战斗中被炮击伤，临绝时大声语与同伴道：“宁波得胜仗否？夷船为我烧尽否？我则已矣，诸君何不去杀贼耶？”诗人闻此，潸然泪下，作诗赞曰：“头敌苍黄奋一呼，飞丸创重血模糊。怜伊到死雄心在，卧问鲸鲲歼尽无。”张维屏的名篇《三元里》，描写了广州郊区民间（自发）反英斗争：“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乡民妇女，都成为英勇杀敌的勇士。在这些普普通通的英雄形象身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可贵的牺牲精神和不甘屈辱的民族气节。

与表现英雄形象时庄重肃穆的情思不同，诗人以嘲讽、揶揄的口吻，刻画了怯懦无能、畏敌如虎的文臣武将形象。他们坐视山颓海崩，而无所措其手足，官居高位，却无异于行尸走肉。1841年1月，英军提出割让香港的要求未被立即应允，便攻占大角、沙角炮台。道光帝盛怒之下，由主抚转向主剿，派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率军赴广州作战。但清政府“痛加剿洗，聚而歼旃”的作战决心，不久便被广州被占的失败冲得烟消云散。无名氏所作的《广东感时诗》以广州战绩为三将军画像。其谓奕山道：“山河不顾顾夷蛮，百万金资作等闲。辱国丧师千古恨，待人犹说为民间。”谓隆文道：“隆隆势位说参谋，无勇无才死便休。城下兵临犹醉卧，全凭奸抚作和头。”谓杨芳道：“杨枝无力爱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功。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三将军身负重托，慷慨出师，却一败涂地，落得个辱国丧师、割地赔款的结果。尤其是原为湖南提督的杨芳，竟想出以粪秽破敌大炮的主意，如此愚蠢无用之辈，怎能指望他们赢得战争呢？

贝青乔的《咄咄吟》写在随扬威将军奕经进剿宁波英夷的途中。诗里记述了军中许多可怪之事。奕经将军挺身南下，踌躇满志，开兵前十日，命幕中文人拟作露布。露布或详叙战功，有声有色，或洋洋巨篇，典丽矞皇，将军得意洋洋评点甲乙之，大有不日取胜、凯旋之意。但战火一起，清军节节败退，将军闻风后跣足而走，其战中怯懦与战前骄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奕经所任命的前营总理张应云在战斗中更是迂腐无用，洋相出尽。《咄咄吟》记张应云事云：“瘾到材官定若僧，当前一任泰山崩。铅丸如雨烟如墨，尸卧穹庐吸一灯。”“帐外交绥半死生，帐中早贺大功成。赫蹄小纸尖如匕，疑是靴刀出鞘明。”前诗写炮声四起，前营总理烟瘾方至，不能视事，结果是大误战机。后诗写帐外激战正酣，一人误报前队大胜，夷船烧尽，帐中文武随员闻讯争入拜贺，纷纷于靴桶中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纸条，谓有私亲一二人，乞附名捷秉之中，张应云一一应允。不久败信至，众皆颓然。诗人笔下，描绘了一幅活生生的冒功求赏、误战误国的群丑之图。

鸦片战争诗歌中的客体形象，大都是有事实根据与生活原型的。但作为一种艺术形象，它又是经过诗人艺术加工和融入诗人情感的。诗美意识与历史意识的重合，产生了诗人笔下的艺术形象。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又通过艺术形象获得了和谐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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