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爆戛纳的导演手把手教你怎样才能写出牛逼的剧本
作者 | Isabel Stevens
翻译 | 李思雪
审读 | vivi
编辑 | 凯琳
德国喜剧《托尼·厄德曼》（Toni Erdmann, 2016）今年早些时候在戛纳首映，赢得满堂彩。在此，本片的编剧兼导演玛伦·阿德(Maren Ade)剖析了自己的创意过程。
对于玛伦·阿德来说，“写作是个永不间断的过程。”这名一丝不苟的德国电影人，几十年如一日地写作剧本，研究编剧，她的作品大多从人物出发。阿德最初在慕尼黑的电视电影大学学习电影制作，因为她觉得导演太难了。但是后来她意识到自己真正热爱的是讲故事，于是改变想法，转系去修导演课程。
她的第一个剧本拍摄成了毕业作品，《育树之林》（Forest for the Trees，2003）。该片于2005年获得了圣丹斯评审团特别奖。《完美第二对》（Everyone Else，2009），她的第二部作品，全程都是一对夫妇在银幕上的交谈。对于她而言，角色是她剧作的出发点。
阿德的新片，《托尼·厄德曼》，一部讲述父女关系的悲喜剧，作为《视与听》杂志的特别推荐，在本届伦敦电影节与观众见面，并且2017年年初将在英国公映。我们不想提前剧透，破坏影片精心布置好的小惊喜，但是却忍不住分享一些阿德在BAFTA演讲中提到的编剧建议，由此，可以带领读者走近她的创意视野。
很简单，写写自己。我的电影都不是自传式的，但我会写我了解的东西。只是把它们的概念扩大，或者让情节更紧凑。剧本写作一般都是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你会担心是否这样过于私人化，别人会不会不感兴趣。我的建议是，不必太担心，也不要急于放弃萌生的念头。我通常都是深呼吸，然后尽可能多地把我知道的事情放到剧本里。
总结出一部电影的中心思想是个好事。我会找个地方写下来“我想拍一部像……那样的片子；这部电影要说的是……”只是为了可以在写作过程中回过头来参考：我是否像自己最初设定的那样进行下去？是不是很接近预想的样子？同时，我也会写出来到底哪些念头吸引我：情感方面的，政治方面的，对于这些议题我个人有什么样的观点。
我通常试着写两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我不给自己限制，只是尽情头脑风暴，随性而至，不让任何技巧准则限制我。我让情感肆意跟着话题流动，并且试着写下所有浮现在脑海的东西。
我喜欢在写作时候听点口水歌。当你必须在大清早进入思考状态时，听音乐有助于激发情感。
在我写作的第一阶段，剧本还没完成时，我一般都找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朋友，然后亲口把故事讲给他们听，这很有帮助。当你口述一个故事的时候，你能立即感受到哪里很蠢很尴尬——这时候你就会想快点讲过去。你也能观察到别人是怎么反应的。
这个头脑风暴的过程很快就会过去。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乏力了，感觉自己已经被掏空。下一阶段就是要正式写作了。我会跟自己说，这是一个将要维持6-7周甚至更长时间的过程。当我陷入混乱时，我会反复琢磨。我坚信你读一段对话的次数越多，你会将对话变得越精彩。我所有剧本的创作周期大概都是1-2年。
我想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尽可能丰富我的人物，尽可能地理解他们，从他们的视角出发看待世界。写剧本的好处之一是，你可以让自己住进角色身体里，即便他只是个配角。在特定的场景下，替角色思考他们的所需，即便这些举动在表面上可能并不直接服务于情节。
我从不用剧本来选角。我觉得这很危险。演员们为了视镜可能会有不同的准备方式，对于我来说，他们最好的表现就是发散式地自然反应。我一般会写剧本之外的新桥段用以选角视镜。
拍摄过程中我会继续写剧本。我不是很享受这个过程，但是对创作很有帮助。那时候你就知道哪里需要缩减。我一般不会用最精简的剧本版本拍摄：通常剧本都比成片要长一些。我坚信在片场你会有新的想法。正因如此，我会试着给自己留一些空间和可能性。
然后我会在拍摄期间的晚上删减剧本。确定演员之后，我会给他们的角色写人物小传，尤其是那些我还没来得及仔细斟酌的角色。我写下他们的工作、出生地，等等。即便是那些在片中只有一句台词的角色，我也要这么做。我觉得丰满一个角色的内在很重要，每个角色都有自己背后的故事。
剪辑是创作过程的最后环节。拍摄完之后你得到一大堆素材，像个资料馆一样。但是在剪辑过程中，你得以让影片成形，也弥补一些导演时未实现的地方。另外字幕也是剧作的一部分。你不能完全交给别人做字幕。《托尼·厄德曼》的英文字幕我弄了四个礼拜，最终效果很好，很接近德语原版。但是为了精简文字，难免会丢失一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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