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观察丨 谁该为“房租暴涨”买单？
政治学人
学术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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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意大利罗马LUISS大学获政治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代表性专著为《积极自由的悖论》，在政治哲学、伦理学领域学术成果丰富。
近日，“房租暴涨”成为京城最热门的话题。据水木社区的一个帖子披露，房租暴涨的起因是一个房东想要出租心理价位在7500元/月的房子，结果经过自如和蛋壳两个中介机构的哄抢，最终签约的房价居然高达10800元/月，一下子将房租推高了44%，而这些推高的租金最终都会转嫁到租房者身上。
在北京房价逼近10万元一平米的背景之下，租房中介高价争抢稀缺出租房源的行为，就像推到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迅速导致京城租房市场的震荡和房租暴涨。据贝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以2018年8月6日至12日的整租租金为样本量，北京的整租平均租金同比增长了15.5%，部分小区从去年年末一路走高，截至7月30日涨幅已近40%。
暂且不论“房租暴涨”的根本原因是资本炒作，还是市场供应量确实不足，仅从其结果来看，“房租暴涨”必然导致巨大的分配不正义。
简单来说，市场原则、按需分配和应得原则是现代社会中对公共资源进行社会分配的三种重要原则。首先，市场原则遵循自由交换的规则，使资源和人力在人们的自愿交换中得到最好的配置。第二，按需分配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分配原则。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当生产力增强、物质极大丰富时，人们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社会主义现阶段，人们还做不到对所有社会资源进行按需分配，但对于满足人们“基本需要”所必须的社会资源，则应做到“按需分配”。因此，按需分配原则要求国家和政府通过再分配等行政手段满足公民在食品、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基本需要，以维护人们的生存权和“体面生活”。第三，应得原则多应用于对于各种机会、奖励、岗位以及酬金等的分配。该原则要求依据人们在某方面的优秀品质而分配有限的优质资源。例如，依据高考分数分配高等教育资源，依据能力大小而分配就业岗位，等等。
住房是一种商品，同时也是人们的基本需要，其分配与市场原则和按需分配原则都相关。每个人或者每个家庭都必须在北京拥有一套房子，这种说法显然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但每个在北京生活的人都必须有地方住，这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在房价推高已达天价的情况下，让每个生活在北京的家庭拥有一套房子，已经不太可能了。但是，让每一个在北京生活的人都有地方住，却是国家和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可以这样来分析这个问题：一方面，住房的租售应遵循市场原则；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必须有地方住，以满足基本需要，这是按需分配原则向国家和政府提出的要求。因为，在对于基本需要的分配中，适用的不应再是市场原则，而应该是“按需分配”原则。否则，人类社会就将演化成“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动物世界，而弱者只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任其自生自灭。
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在《正义诸领域》一书中指出了市场原则对于公共资源之分配的局限性。沃尔泽认为，一个政治共同体，远不止是一个“互利俱乐部”，并非所有的供给都是互惠性的。在某些情况下，提供供给的人并不能得到接受供给的人的回报。例如，对丧失劳动力的残疾人的基本需要的供给，就很难得到他们的回报。那么，这种并非互惠互利的转移支付为什么是正当的呢？为什么一些人的辛勤工作总是被用于补贴另一部分人的生活呢？
沃尔泽站在契约论的立场来考虑这个问题。沃尔泽认为，当人们缔结社会契约，一致同意联合起来建立政治共同体的时候，“目的是为了应付我们独自无法应对的困难和危险。因此，无论何时，只要我们发现自己正面对那样的困难和危险，我们就寻求共同体的帮助。”沃尔泽对社会契约的理解与卢梭的理解是一致的。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论述到：“人类曾达到过这样一种境地，当时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在阻力上已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力量。……所以人类便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自存，除非是集合起来形成一种力量的总和才能克服这种阻力，由一个唯一的动力把它们发动起来，并使它们共同协作。”按照这种说法，人们进入政治共同体，并不是为了通过相互的利用而获得更大的利益。与合伙做生意有本质的不同，政治共同体的确立是为了以共同的力量让所有成员都能够生存下去。当然，在这里沃尔泽比卢梭走得更远。沃尔泽认为，既然政治共同体的目的是让所有成员都得以生存下去，那么当某些政治共同体成员生活不下去的时候，就有理由寻求共同体的帮助。
在沃尔泽看来，对于社会契约的准确解释是：“它是一个对成员的资源进行再分配的协议，它依据的是成员们对其需要的共识，随具体的政治决定而变化。”也就是说，社会契约是一个关于如何分配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的约定。在共同体成员对何谓“需要”达成共识的条件下，这一种社会分配必须首先满足每一个政治共同体成员的需要。在沃尔泽看来，社会契约不是简单的每个人在“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的理性选择之结果，而是一种道德约束，“它将强者与弱者、幸运的与不幸运的人、富人与穷人联系起来，创造出一个超越所有利益差别的联盟，从历史、文化、宗教和语言等等中汲取力量。”而满足所有人需要的公共供给则是在最深层次上，“对这一联盟的阐释”。
人之为人，必须维持一种“体面的生活”。人们也正是为了这种体面的生活，才聚在一起、共谋福利。实现某种“体面生活”的先决条件则是基本的物质保障。衣、食、住、行，医疗、教育，如果这些普通人方方面面的基本需要得不到适当满足，或者需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才能满足的话，人们是不可能过上体面生活的。目前，在房租暴涨的情况下，在北京工作生活的大批年轻人，如果要住在合理面积的、合理距离内的公寓里，就必须付出其工资的绝大部分，或者干脆就支付不起。而那些他们能支付的住处，不是距离工作地点太远，就是面积极为狭小。据说，有年轻人每天要花4小时往返于工作地点和住处，有年轻人住在仅有5平米的狭窄空间中。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人大多是大学毕业、有正当工作的年轻人。如果连这些优秀的“北漂”们的“基本需要”都得不到满足，都无法在北京实现“体面生活”，那还有多少人正处在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挣扎之中？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然而，正因为“住房”是人们的必需品，所以才每每成为炒作的对象。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逻辑就是追求最高的利润，资本运作本身似乎是一匹野马，朝着利润最大化的方向狂奔。然而直觉告诉我们，这匹野马必须被套上人类社会价值判断的缰绳。因为，人类社会的目标显然并非利润最大化，而是生命、健康、平等、友爱……这些多元共存的价值。在所有不同的价值追求之间，一个政治共同体首先要维护的，是所有成员的生存权。政府和国家应竭尽全力满足每一个共同体成员的基本需要，只有在每个人能够实现一种体面生活的条件下，才可能谈得上真、善、美，这些更高的道德追求。
“房租暴涨”或许是资本运作的正常现象，反映的供需关系的不平衡；然而，个人没有能力也不应该为暴涨的房租买单。因为，基本需要的满足正是我们构建共同生活的目的。
责任编辑：小庭白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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