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 安康大水灾 ∣ 一座城市的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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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安康大水灾 ∣ 一座城市的灭顶之灾

原创 2016-07-31 木闻小人物大人物

那个七月的暑假，我从安康回到西安。半个月后，在邻居九号爷爷家的西安晚报上见到了这张照片。

照片只有邮票那么大。那时都是传真照片吧，印刷效果也不好。没有细看文字，我已一眼认出这是汉江大桥。

无法理解。也无法想象。

那么高的大桥，汉江河水怎么会与它平齐？

后来，听见到的人说，「汉江站了起来」。

安康人把水灾称为涨水。一九八三年之后，涨水就成了安康人永恒的记忆，伤痛，和思维敏感区。它埋藏在安康人心底，又时时出现在平常日子的言谈回忆里。

我没有亲历那场水灾。那年九月，我插班到西安一所小学。是凭了一张小小的卡片，那上面印着灾民几个字。

父母亲在后来的信中讲述那时的场面：大水袭来前，赶去亲友家帮忙；洪水汹涌到新城的北城门洞口，终于停止上涨；在农牧局楼顶，只见汪洋一片；灾民挤满了大院；母亲不停地烧开水，父亲做了一锅又一锅洋芋米饭……

三十年后，当7·31到来时，我为安康，为那场不曾亲历的涨水，采写下一些文字。一瞬间跃入脑海的，还是这张老照片。

不可磨灭。

这张照片是时任安康群众艺术馆馆长摄影师邱永锡最后撤退时拍摄的。时间是1983年7月31日下午6时30分。汉江水位几乎平了安康汉江大桥。当时大桥已下令禁止通行。洪峰最高水位比桥栏杆高出1.5米。这座通车于1970年的安康汉江第一座大桥历经特大洪水考验，几乎完好无损，至今坚固挺立

邱永锡摄

1983 安康大水灾

①

【毁灭】

一九八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汉江暴涨，洪水越过城堤两米，多处决口，陕南古城安康顿成泽国，全城水毁，遭遇灭顶之灾。官方统计3.2平方公里被淹、870人死亡、经济损失4亿余元。这场三十年前的水灾，是当年唐山大地震之后又一次全国关注的大灾难。

三十年后，当一个崭新的安康城矗立于汉江河畔，重提这段或许已经有些记忆模糊了的往事，犹显必要。

翻开一张张发黄的旧报纸，寻觅一幅幅记录惨状的老照片，倾听一个个亲历者不堪回首的口述，触摸一段逐渐被淡忘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安康“7·31”水灾，是天灾，亦有人祸。今昔对比，惨痛犹存。

这是沉重的灾难留给后人的教训。

一座城市的灭顶之灾

大水在那天傍晚时分，突然就涌进了城。

几百年了，年年夏季，汉江河水就会涨起来。沿河而居的百姓没人怕水，眼看水来了，家家就打开窗户，敞开木板门，把被褥架到房顶去，用一根长绳把桌椅板凳系在一起，再将已经涌进街道的水漾起来，拍湿墙面，这才背起常备的小包袱卷儿，啪嗒啪嗒，踩着水，到高处去避上一阵子。

江边的孩童从小就会唱：“洪水来了不用愁，老小先走青年留。东西捆好搬上楼，坐在房顶看水流。一包旱烟一瓶酒，等到水退再下楼。”

水将要退去时，必须赶紧回来，踩着没到小腿的水，脚不离地，在屋里一圈圈滑动，江水一漾一漾的，沉积的污泥就漾起来，跟着水又退回到江里去了。然后，家家晾晒衣物，重新开始往昔的生活。

但这一次，汉江变成一头猛兽，不再像过去几百年来那样貌似温顺。

1983年7月31日，洪水肆虐，安康老城顿成泽国。

1983年7月31日下午，安康西堤被淹，居民划着自制的筏子转移

洪水即将袭来

电影院还在演《大闹天宫》

洪水袭来的一个月前，安康的街谈巷议都在关注一个小女孩的命运。1983年6月末，当地的党报《安康日报》刊出了一则消息：年仅六岁的小满莉，被亲生父母毒打虐待。党报说，“一对双职工夫妇，竟干出普通公民亦不能干的丧失人性的事来。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决不允许发生的事情。”

那时，《邓小平文选》刚刚出版。安康地委正准备搞机构改革，还做出了几条规定，“特别是防止领导干部，利用改革之机，给子女、亲友和其他人违章办理户口、转正、调换工作以及多占住房。”

进入七月，有4.5万名小学毕业生升了中学，近四千人参加了高考。电影院正在上映新片，国产的《扶我上战马的人》，还有美国故事片《爱德华大夫》，颇受欢迎。县城西正街29号新开了一家裁缝店，女裁缝剪裁出的衣服像南方一样新潮。

更多的消息跟雨情有关。

暴雨从六月开始，似乎就没停过，“一些社员的小麦发了芽，已插秧的稻田被冲毁”，从县到乡，党委、政府正在组织生产自救，“发动群众抢收，同时抢种晚秋作物，以秋补夏。”

那时媒体还留有不少鼓劲宣传的痕迹。就在大水袭来几天前的7月24日，《安康日报》报眼刊发了一张汉江大桥的照片，“自七十年代初建成后，经受了多次特大洪水冲击的考验，如中流砥柱，巍然屹立。”

说洪水，洪水真的就来了。

汉江河水不再碧绿，而是黄浊不堪，翻腾着巨浪汹涌而至。但年年汛期都是如此，安康人早已习以为常了。最近的一次大水是1974年，水涨到桥面下一米的地方，人们戏称可以坐在城堤上洗脚。

这一次，有人也并不害怕。一部拍摄于当时的黑白电视纪实片里能看到，大桥头、堤坝上，黑压压一片，打着伞，穿着雨披，都是看水的人。而眼看着江水就要跟大桥桥面平了。

这天已经是1983年7月31日下午。

1983年7月31日下午，抢险队在安康西堤紧张上闸门的情景

安康地、县两级党委、政府从上午就在开会，接连发出命令，要求沿江及地势低洼的河街、东西堤群众，“必须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

这几处地势最低，大水来了肯定被淹，但也仅限于此，更大范围的城区生活依旧，城里几乎所有的商店还在开门营业。当天是星期天，电影院里《大闹天宫》正演得热闹，甚至下午5:40的一场票也早已售出。

大闹天宫！

更为悲惨的一幕即将在这片土地上上演。别说普通百姓没意识到危险临近，就连有些官员也不以为然。有人劝年近八旬的退休老县长早点去高处避一避，老头生气了，我在安康几十年，啥时水进了城？

可就在此时，伴随着越来越猛烈的暴雨，大水逼近了安康。先是淹了河街，继而翻过东、西堤，然后，几处堤坝决口了。

十几米高的恶浪涌进老城

就像汉江站了起来

安康县城当时分为老城、新城两部分，老城滨江，历史上多次水毁重建，新城靠着山，也有几百年历史了，安康人都说“老城不老、新城不新”，还说，“老城怕水、新城怕匪”——安康话，“水”也读“匪”的音。过去，山里常有土匪扰民。如今，水患当头，城里聚居了十万人口，顿成水中一叶。

家住小北街姚家巷的马金勇记得，那天妻子正要生娃，在医院住着。听说涨水了，马金勇跑到水西门去看，好家伙，“汉江水跟个滚子一样，哗哗哗。”他暗叫不好，跑回家把坐月子用的被褥衣物，还有一筐鸡蛋，拉到新城高处的母亲家。等他准备再拉第二趟时，街上已经到处都是准备避水的人和架子车了，根本走不动。

马金勇急忙折回医院，拽起妻子就走。医生说，马上要生啦，不敢走，水进不了城。马金勇说，今晚水不进城，明天我们还来。

这时大概是下午四五点，有些地方已经积水了，没了脚面。马金勇扶着妻子走了一会，折回去拉车，结果找不到人了。

妻子马义莲一手打伞，一手护着肚子，独自慢慢地走。雨下得很大，“地上仿佛就看不见水，满地都是砸起来的一个个水泡泡。”当她终于蹭回到家，丈夫后脚也跟进了门，急得声音都变了，人呢，人呢。母亲说，人在屋里呢。马金勇一下就软在地上了。

后半夜，马金勇的女儿出生了。母亲找了把剪子，开水一烫，把脐带剪了。娃她爷给娃起名叫涛洪，纪念当年“逃洪水”的这一幕。

但很多人没能逃过这一劫。东关石坊街居民马义平记得，那天，哥哥原准备结婚的，水来了，哥哥跑去救灾，刚跳下水救出一个看门老汉，人就不见了。大水从喇叭洞决了口，哥哥连张照片也没留下。

亲眼见过洪水的安康人都记得，恶浪从决口处涌进老城，“浪头有十几米高，就像汉江站了起来！”离着房屋还有二三十米远，猛听玻璃一阵炸响。一瞬间，很多人就被卷入浪中。成群的人被水追着拼命往前跑，只觉得身后是呼呼的风声，一眼也没敢看。

安康地区科委在1984年编辑的一份资料显示，“安康县城区死亡800人，下落不明220人，另外临时流动人口无计。”2004年10月出版的《安康地区志》记载，城区有870人遇难。“这些人大多是年轻人，刚转移了家里的老人，再折回去，就……”时任安康县长张子美向我回忆，其中本县户口为805人，外地65人，有19名遇难者漂到了湖北丹江水库。

也有非常罕见的幸存者：建筑女工张昌娣被洪水卷走，夹着一根木头漂了十多个小时，一夜之间被冲到五百多里外的湖北郧西县，浑身撞伤，耳聋喉哑，幸运地被当地农民段光山四兄弟救起。

大难不死，遂成新闻。这件事刊登在1983年8月16日《陕西日报》头版头条。

1983年7月31日，安康汉江大桥南桥头。眼看洪水就要越过桥面，抢险队在洪水来前抢上闸门

“洪水来了！

大家丢掉坛坛罐罐，快逃命吧！”

要说都对大水麻痹大意，也不尽然。此前的7月21日，政府已经预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将东坝和河街的居民疏散，22日凌晨4时，这两个地方果真被淹，但无一伤亡。

86岁的张子美老人回忆，他于7月30日下午签发了抗洪紧急通知，并由县广播站分三次连续播放了八遍。当时的播音员戎美玲记得，那份紧急通知“请居住在汉江两岸、东西二关以及东坝大队的居民群众、机关单位，尽快做好搬迁准备。”

第二天，安康县、安康地区先后召开了防汛紧急会议。两个会议加起来从上午十点半，持续到下午快两点。作家和谷在《安康城沉浮记》中说，“会开的够认真，也够疲惫了。”

后来，上级追究起这次会议，认为“作为一级党组织的安康地委，在紧急防汛会议的要害性议题上，已得知当晚汉江洪水将达到三万立方米/秒以上的消息，”（城堤当时的抵抗能力只有两万）从中午的紧急会议至当晚洪水进城前，至少有五六个小时，但“议来议去，却未能做出老城群众全部撤离的关键性决定。”

当天上午，时任陕西省省长李庆伟在西安主持召开紧急防汛会议，副省长徐山林几次给安康打电话询问情况，要求“组织强壮劳力上城堤防水进城，加快撤离，不准死人，死了人要追究责任。”

形势已然越来越紧迫，尽管地区专员、县长几次跑到广播站发布命令，可当时的设备条件落后而短缺，广播不能被每一个人听到，就算后来赶紧调来一辆架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在城区里到处跑着广播，也往往是刚播出前半句，车子就拐进另一条巷子里了。

此时已经是安康城的最后一天。还有人并不忙着撤离，继续在城堤上看水。时任安康地区公安处治安科科长蔡鸿恩记得，当时他与在东堤负责指挥的公安处副处长胡志力，强令五百多人上船。

后来，东堤决口了。

看守所也忙着转移78名在押嫌疑人，洪水来了，一个个扶上梯子，全都上了三楼。还有30名人被行政拘留，怎么办？警方决定先放回去，水退了再回来，有参加抗洪立功的，将来可免于追究。水退后，都回来了。武器也没有丢失一枪一弹。

汉江一浪高过一浪，抢险队在大桥堵闸门，甚至搬来了面粉和包谷袋子，但水泄不已，哪里堵得住呢。有人劝张子美撤吧。张子美说，我不能走。他一直守在县政府。

下午六点，洪水从西、北、东三面灌入老城。张子美蹚着齐膝的水又一次跑到广播站，没有讲话稿，他是喊了起来，“我是安康县长张子美！大水来啦！大家丢掉坛坛罐罐，快跑吧！”

1983年7月31日下午，安康县县长张子美在县广播站播音室发布撤退命令

朱群茂摄

在《安康城沉浮记》中，写到这一段的时候，作家和谷的笔触悲戚至无力——“安康城这条船，要翻了，翻了。”

“泰山”向“黄河”喊话

建议直接向党中央呼救

1984年，作家路遥、和谷他们去安康进行文学讲座，到当地一个作家家中做客。水灾都过去一年了，“她家徒有四壁，锅台就在地上用几块砖搭着。”大伙聊的话题还是大水。

和谷就想写写这场水。

他借用圣经里关于大水的描写，又在“沉”、“浮”每个章节前引述一段：“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涨……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

三十年过去，当我钻进陕西省图书馆地下室，翻查当年的旧报纸，发现早于洪灾发生前的1983年5月，当时的水利电力部召开了防汛会议，强调必须对特大洪水的袭击提高警惕。

1983年7月11日《陕西日报》头版头条消息，“省政府要求各地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做好防汛工作。至今，有些地方的领导对防汛工作仍然限于发文件、发号召上，实际行动缓慢，这是十分危险的，是不能容许的。”

就在洪灾发生的几天前，陕西省委、省政府连夜召开防汛紧急电话会议，指明当前防汛工作的主要问题，是“思想麻痹，警惕性不高，缺乏防大汛、战大水的充分准备。”

就在这种情势下，安康遭遇灭顶之灾。

水很快淹没了整个城区，一般水深七八米，低洼处水深达十几米。那时，安康最高的楼也不过四五层。后来，有人统计，城里仅有的几十栋三到四层的楼房，拯救了被洪水围困的两万多人。还有电线杆、大树杈，也有人抱着、站着，抱不住，就眼见着被水卷走了。

只有三层半的县政府办公楼也挤满了人，不少跑不及的群众也上了楼避水。张子美一直守在这里。专员张如乾等官员转移到了邮电大楼，只有少部分官员安全撤离到军分区。

当晚10时发出的《安康洪水险情第三次简报》称，“洪水已进县城，地区专员被水困在邮电局，多名副书记、副专员失去联系，不知所在。全城停电，处于十分危急之中。”

停电是由于电石厂爆炸，第二天油库又发生大火，安康劫数不断，水火如炼狱。

八月一日十时左右，油库着火浓烟全景

此前，军分区派了一名报务员到安康县，确定了代号是“泰山”，而地区的代号“黄河”。当时，长途电话中断，直到当晚近十时，安康城的呼救声才传到西安。

李庆伟和副省长白纪年、徐山林连夜紧急召开救灾会，决定徐山林次日乘空军直升机去安康，各相关单位“负责同志昼夜值班，随叫随到”。

困在一片漆黑的洪水中，“泰山”张子美向“黄河”喊话，建议打破常规，直接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呼救，安康十万人在呼救！

8月1日天还没亮，接到回音的张子美站到楼顶，向着远处尽力大声喊话，他要让活着的安康人都知道，党中央听到了安康遭灾的求救声，就要空投食品和救生物资，徐省长也要来了。

唐山地震救援部队赶来救灾

徐山林肝肠欲断，安康是他的故乡，省政府派他到安康救灾，可恶劣的天气迟迟不能起飞。徐山林焦灼万分，要乘汽车赶往灾区，可公路有多处坍方中断。那时候从西安去安康，铁路得绕宝鸡、阳平关，近20个小时，公路得翻秦岭，路况复杂，随时会被困在路上。

8月1日中午，徐山林终于乘飞机抵达安康。后来，他写了一首诗：“夜半恶涛压城摧，惊闻桑梓陷重围。猝睹劫后生死状，相逢未语泪先飞。”徐山林在灾区连续工作13天，老照片上常能看到他挽起裤脚，指挥救援。

1983年8月5日，时任陕西省副省长徐山林在安康张岭灾民集中区慰问灾民讲话

当日上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致电陕西：“中央领导同志对安康的水灾很关心，已经责成有关部队参加抢险救灾。要迅速安全地撤退被水围困的军民群众，千方百计避免受灾群众伤亡。有紧急情况要立即向中央汇报。”

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当日上午指示兰州部队和陕西省军区，“随时做好救生器材和防寒衣物的空运空投”。

洪水袭来时，驻守安康的解放军五九一九五部队首先投入抢险，战士们乘车冒险进入老城，两次往返抢救出9户群众的财产，又把80多名群众安全转移，第三次又去老城把困在水中的十几人救出来，返回途中还多次停车救人。可洪水来势凶猛，汽车被巨浪推翻，刘生荣、李成泉、董永峰、张仁家、张悦五位同志牺牲，如今长眠在安康烈士陵园。

五位在抗洪中牺牲的烈士长眠在安康烈士陵园

更多的救援部队纷纷赶来。8月1日凌晨7时，总后驻陕某工程团涉水通过大桥，在老城齐腰深的洪水中救人。下午，兰州、武汉军区的飞机空投救生橡皮筏，西安、郑州的多架飞机空投食品物资。后来，参加了唐山大地震救援的解放军部队也赶来救援。

这天中午，汉中地区组织了一万多公斤食品送往安康，西安运来5万公斤饼干。安康县城周边的五里、关庙、恒口等乡镇，10天接纳疏散的城区灾民4.9万人。很多孩子得到了一张红色字体的卡片，上面印着“灾民乘车证”几个字，盖着行署的公章，就能免费乘车，疏散到外地。

至今屹立不倒的大桥

洪水到了8月2日才从老城退却。此前的繁华地段老城大街和红卫路上，几百家商店和仓库里的电视机、自行车及布匹、衣物等各种物资堆积在淤泥里。负责清理的解放军战士秋毫无犯。

但有人趁灾打劫，装成灾民或救援者盗窃贵重物品。《安康日报》当时有报道，“安康县共进公社的张礼成，趁水退时窜进县城，从死者手腕上摘取了三只手表，当场被抓获。”

1983年第37期《陕西公安简报》记载，自8月1日至16日，警方共收容审查各类犯罪分子54名。6日上午，安康地区汽车站售票员潘某某，伙同他人用架子车将本站价值500余元的一桶机油盗走，判处有期徒刑12年。盗窃犯郭某某趁洪水暴涨，盗窃安康电站电缆线52米，被判刑4年。

丑恶的行为更有甚者。8月初，部队到安康县火葬场联系火化两位烈士的遗体，火葬厂临时负责人谢俊山先说没电，后来又提出要带两包烟来。晚上11点，部队经办人买了一条金丝猴香烟给了他，谢收烟后分文未付。

中共安康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当即调查，“鉴于本人认错较好，已主动登门向部队赔礼道歉，退回香烟，决定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这些都是洪灾暴露出的人性弱点，没有影响救灾的推进。城区里的淤泥还在清理，不过进展有些缓慢。9月6日的《安康日报》报道说，在城堤修补加固工程工地的五里公社基建队十多名工人害了红眼病。其实，大灾过后，很多安康人都得了眼病，还有人得了肠道传染病，但幸亏没有更大的疫情发生。

道路、水、电、广播、电话，都在逐步恢复中。10月下旬，城堤的6处缺口全部封堵。全国人民热情支援安康灾区的捐款达52万元、粮票410万斤，还有衣物40多万件。中央投入一个亿重建安康。

如今，高楼林立的安康城内曾被水淹的建筑物已经不多了，唯有那座竣工于1970年的汉江大桥每天依旧车来人往。1965年，时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到安康视察，说，汉江没有一座桥，群众太不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