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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南随笔|师生关系之“三老”:老板,老师,老爷子!



师生关系之“三老”:老板,老师,老爷子

作者:周南


引言

本期我们为大家推送周南老师的一篇随笔。周南老师将师生之间的“缘分”归纳为业缘、学缘、“亲”缘,三者代表的师生关系性质分别为雇用、师生、“父子”,且分别对应了“老板”“老师”“师父”的称谓。文中蕴含了中美文化的差异,也贯穿了周南老师的切身体验,可谓是雅俗共赏的佳作。

今天,我读了一篇关于企业师徒制建设的论文。作者发现,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师父”的职责和角色不同于西方的“导师”。 “师”表示“导师”,“父”指代“父亲”身为师父者,既承担“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职能,也肩负教导徒弟循规、守德的长辈角色。师徒双方形成“长期的关系”。

读完这篇很有见地的“中国企业师徒制”之“建设”的“研究”,我立即提起笔来,想写一些关于“中美大学师生关系”之“异同”的“评论”。

我在中国出生、长大,从上小学开始,就统称学校工作人员为“老师”。“教师”是职业称呼,而“老师”是尊称。老师们各司其职,或兼数职,在课堂内外“教书”与“育人”。他们是辛勤的园丁,浇灌、培育、呵护学生成长。

后来,我去美国读博士学位时,第一次听到有些读工科的中国同学将自己的导师称作“老板”。导师不仅从学术上指导他们,还从课题费中拨出一部分,作为他们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学生协助导师做课题,自己的研究选题也大多来自于其中。这种师生关系,首先是学术专业(Professional)关系,不是那种以盈利为目的的纯粹商业雇用关系,但同时含有“老板”与“员工”关系的一些性质。他们尊重、依赖导师,自然而然地叫导师为 “老板”。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说导师善待他们,有人情味,平时嘘寒问暖,逢节假日与学生外出聚餐,重要节日还邀请学生去家里欢庆。当学生自己或家人遇到困难时,有些导师甚至从经济上帮助他们,可以说是一种个人(Personal)关系。

我读商科,院里给我发助研奖学金(Research Fellowship)。导师不必给我经济资助,只是指导我做研究、写论文。我不像工科博士生那样称呼导师为“老板”。我的导师和其他老师更像是我的"师父"。

当然,由于文化差别,整体看,美国师生之间体现“R型关系”(Relation­ship),“事”在“人”前,“公事公办”的时候多;而在中国,师生关系更多是“G型关系”(Guanxi),“人”在“事”前,许多时候“公私兼顾”。相对而言,在美国,学生毕业后,与老师的来往更多是在“事”的层面,“平起平坐”;而许多中国学生毕业后,与他们导师的关系从“一日为师”之“缘”发展至“终身为父”之“分”,保持“人”的层面的来往。

师生关系,最根本的是“学缘”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根据“事”和“人”之间的差异,可以延伸出“事/业缘”与“人/亲缘”关系。因此,如下表所示,师生之间的“缘分”大致可分为三类,每类中学生对教师的称呼亦有不同。

读完博士学位后,我在加拿大与香港的大学任教时,也用基金聘请学生做研究助理。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高以下为基”(“高”以“下”为基础)(《道德经》三十九章),我从未将自己当作“老板”,也没有将学生当作纯粹的“雇员”,而是把他们作为“课题组成员”。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商业上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是专业上的“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随着岁月流逝,我与一些学生“情同父子”,他们称我为“师父”。几年前,我早年在香港城市大学与武汉大学指导的几位博士生成了博士生或硕士生导师,他们的学生见了我,经常称我为“师公”。在《登山观海:146位管理学研究者的求索心路》与《学问人生:<道德经>的启示》等书的插图中,有我与学生们“师徒三代同堂”的照片,甚至还有我读博士学位时老师白乐寿教授 (Russell W. Belk)与我、我的学生、我的学生的学生“师徒四代同堂”的照片。

2017年摄于香港。我和我读博时的老师白乐寿教授 (Russell W. Belk)一起参加香港理工大学一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答辩。答辩后,曾仕龙(左一,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指导的博士生,现在香港浸会大学任教)带着他的博士生唐漾一(右一)来跟我们吃午饭。师徒四代同堂,后继有人。请参阅本书 1-17 永远向学生学习。特别感谢唐漾一提供照片。

我60岁前后,王新刚、周玲、周元元、张琴、童泽林、张宁、曾宪聚等联系最多的几个学生开始叫我“老爷子”。我是福建人,不熟悉这种叫法,就问他们是什么意思。新刚、张宁和宪聚都说:“在我们河南老家,‘老爷子’是特别尊重的一种称呼”。周玲说:“叫周老师生分了,叫‘老爷子’亲厚些。”后来,彭璐珞在《登山观海:146位管理学研究者的求索心路》书中的一篇文章里(2-35 学问与生命 - 记老爷子的“游学课”),将我 “白纸黑字”地称为“老爷子”,并用括弧补充说明是“周老师昵称”。文中说:我与学生们 “闲话笑谈,更多是切磋学术、探讨研究”。从那时起,“周老爷子”成了我的“正式”称呼之一。

我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没大没小”。《登山观海:146位管理学研究者的求索心路》一书中,有一张彩色插图,旁边的备注说:“2015年,以武大毕业的营销博士为主组成的‘营销武工队’(营销•武大•工作队)在长沙举办名叫‘麓山论道’的学术讨论会,思想激烈碰撞,短兵相接,‘火花四溅’。讨论会结束后,一行人游学岳麓山,在山间饭馆用晚餐。大家将四张桌子拼在一起,从最开始坐着吃、很快变成站着吃、到最后转起来‘抢’着吃,似乎重现了白天开会时‘剑拔弩张’的场面。”仔细看照片,可以发现,我是“抢”得最“凶”的那一个。

从“老师”到“师父”,又到“老爷子”,“老爷子”这顶帽子看来是拿不下来了。与学生们保持“长期的关系”,幸福感很强。


周南老爷子在武汉大学

前排由左至右:黄敏学、汪涛、周南老爷子、景奉杰黄静


周南老爷子在JMS《营销科学学报》创刊号发刊首届中国营销科学博士生学术论文竞赛上与武汉大学的获奖者合影

前排由左至右:彭艳君、曾伏娥、周南老爷子、徐岚、王毅

后排由左至右:苏晨汀、景奉杰、汪涛


2015JMS中国营销科学学术年会暨博士生论坛上

前排由左至右:时任JMS主编北大符国群、周南老爷子、JMS副主编西交大庄贵军和JMS编委黄静


2018年12月30日

 

特别感谢:李苗、丰超

说明:这篇文章定稿后,将收进我的下一本随笔集《千山万水:<道德经>的启示》。敬请指正,欢迎转发。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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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张均燕  审校:张希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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