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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万水|周南随笔:道德经的启示

周南

随笔

文章 · 学问 · 思想


写文章,做学问,出思想


我住的小区,离香港中文大学本部不远。这两年,我有时趁周末校园人少,从家里沿着大埔公路慢跑20分钟经崇基学院校门进校,走走看看。几乎每一次,都想起曾在那里任教的前辈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严先生对于治学具有深刻的见解,我不仅将他的思想用于指导自身,还经常与同事和学生共勉。



严耕望(1916—1996),安徽省桐城县人,历史学家,1941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历史系,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78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治学严谨,说要“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

 

我从未见过严先生,也没有读过他的历史研究著作,仅从他的《治史三书》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了解到他的治学理念与做法。“三书”中,一本叫《治史经验谈》,审订时间是1980年,那年他64岁。

 

2012年,我初读先生的这本书,时年60岁。

 

在该书的《论题选择》一文中, 先生将一个人的学术生涯分为三个“时代”(“阶段”):“[一个学者的]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题,但不得已可大题小做。”

 

这三个“时代”各有什么特点,为什么 “题”的“做”法有“大”有“小”?严先生自有解释,我也有所体会。

 

类比先生的说法,我将自己的学术生涯分为“写文章,做学问,出思想”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30岁开始读硕士算起,35岁获得博士学位,算到45岁左右;第二个阶段大约是46岁到55岁,其间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56岁至今算第三个阶段,其中,56岁至65岁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65岁从香港城市大学退休,后加入深圳大学。

 

为什么青年阶段要小题大做?先生解释说:“学力尚浅,但精力充沛,小问题牵涉的范围较小,易控制,不出大毛病,但也要全副精神去大做特做。这样可以磨炼深入研究的方法,养成深入研究的工作精神,为将来大展宏图做准备。若走上来就做大问题,大问题要写成长篇大论并不难,但要精彩则极难。自己学力未充时就做大问题,结果往往大而无当,并无实际成就,久而久之,习以为常,终至永远浮薄,不入门径!”(严耕望,《治史经验谈》,第54页)

 

我读硕士与博士时,“精力充沛”,虽初生牛犊不怕虎,但在许多方面力不从心,“有想法,无办法”。于是,我老老实实跟在老师后面,“全副精神去大做特做”;读完博士,“翅膀硬了”,开始尝试“两条腿走路”,独立做研究,同时继续与老师合作,发表了几篇质量较高的论文。

 

后来,我经常对学生们说,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求学阶段,“依靠”与“借力”老师,做些“抓得住头,收得了尾”的、“小而美”的研究,比较实际。不图惊世骇俗,避免好高骛远,切勿 “浮薄”,而是通过渐修,慢慢进步。

 

为什么中年阶段要大题大做?先生解释说:“见闻已博,学力渐深,或可说已入成熟阶段,而精神体力也正健旺未衰;换言之,已有做大问题的基本素养,又有大规模辛勤工作的体力与精神,这是一位学人的黄金时代,所以他可选择重大问题,做大规模的深入的研究工作,到达既博大又精深的境界,为学术界提出他可能做的最大贡献。” (严耕望,《治史经验谈》,第54页)

 

先生说得在理,可是我当年没有抓紧。1997年,我45岁,作为项目负责人获得了香港研究资助局的一个50多万港币的基金项目,研究中国消费者行为与市场营销,收集了来自9个城市(按经济发展程度分为3类,每类各3个)、180家企业(每个城市20家)的3960个职工(每家企业22个,包括1个营销管理人员、1个人力资源管理人员、10个基层管理人员、10个基层职工)的数据,可以说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数据库。正好那年年中,我开始主持年初才建立的香港城市大学市场营销学系的工作。万事开头难,我将主要精力放在系里的工作上, 1998年与1999年连续两年没有文章见刊。

 

与其将收集来的数据束之高阁,不如分享出去。校内外都有同事将这批数据用于合作研究并发表论文,这些论文,我或者做次要作者署名或者不署名。直至近年,仍有同事用这批数据做研究。2019年3月,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纪念创刊50周年,我被授予作者贡献银奖,是为数不多的获奖华人学者之一。该奖的获奖条件是必须在该刊上发表过五篇或以上的论文。我发表的这些论文中有些使用的就是该基金项目的数据。我感谢当年的研究合作者,觉得自己离先生说的“为学术界提出他可能做的最大贡献”差得很远。

 

为什么老年阶段可以大题小做?先生解释说:“学识已达最高阶段,但体力精神却渐衰退,很难支持大规模而且精密的繁重工作,所以只能小规模地做工作,写札记式的论文,最为切当。因为他学力深厚,不妨就各种大小问题提出他个人的看法,是否有当也不必认真提出实证。我常常奉劝老年学人,不必写繁重的研究性论文,只作语录式的笔记,最为轻松,而可把他一生数十年中对于各种问题的想法写出来,留待将来研究者作参考,纵不能代为作进一步证明,也或许有启发作用。薪火相传,成功不必在己!”(严耕望,《治史经验谈》,第54页)

 

从大约56岁开始,尽管没有在学术论文止步,但我在学术论文的发表上逐渐“减产”。多年的系行政工作与EMBA教学,使我转向思考中国文化与哲学问题。

 

我在60岁时读到先生64岁时的上述见解,发觉寥寥数语却字字见骨,于是将他说的挂在嘴边,并身体力行。我的确“体力精神却渐衰退”,因此做了一些先生说的“就各种大小问题提出他个人的看法”与“把他一生数十年中对于各种问题的想法写出来,留待将来研究者作参考”。

 

我经常到内地的大学演讲,并指导了大量来自内地的博士生,近年还参与营销武工队举办的年度“论道”学术研讨会和 “智回母校——营销武工队珞珈山学术论坛”。

 

“代表作”应该是2011年在《营销管理学报》上发表的回顾文章《三十年营销学旅反思:“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和2017年在《管理学报》上发表的前瞻性文章《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回头认爹娘》。另外,迈入花甲之年至今,已出版了4本书(3本独著,1本主编)。营销学界有些同仁认为,这几本书中,有些地方体现了扎根于中国文化的一种品牌阴阳思想

 

按孔子的说法,60岁叫“耳顺”,我对严先生的见解颇有共鸣,仍在躬行。

 

老子说:“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道德经》第三十四章)这句话,用在这里,我理解为“老年大题小做,反而更有贡献”。年龄与我相近的学者,可能也有相似的理解。

 

人生不可一日无书,我要继续用功。

 

2019年6月9日



出处:周 南 (著) :《千山万水:道德经的启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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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李一鑫  审校:张希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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