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超龙：隋炀帝墓所涉吴公台、雷塘与西陵考

乐艺会 2021-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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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墓所涉吴公台、雷塘与西陵考
朱超龙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大业十四年（618）三月，隋炀帝于江都被弑后，先是“萧后与宫人撤漆床板为小棺，与赵王杲同殡于西院流珠堂。”[[1]]其后有两次改葬记录，第一次是大业十四年八月，隋将陈稜将隋炀帝葬于吴公台下。[[2]]第二次是武德五年（622）八月，李唐平江南后，又将隋炀帝改葬雷塘。[[3]]令人意外的是，2013年，隋炀帝墓在江苏扬州曹庄被发现，[[4]]墓中出土了一方墓志，志文上记载，贞观元年（627）对隋炀帝还有过一次改葬[[5]]。

关于三次改葬的地点，已形成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吴公台、雷塘和曹庄实为一处，武德五年与贞观年间的改葬都是在原地进行；[[6]]一种认为吴公台和雷塘是江都宫西同一地域的两个相邻或相近的地点。[[7]]本文对此有不同意见：吴公台炀帝陵即雷塘炀帝陵，武德五年的改葬是在原地进行，贞观年间的改葬为迁葬。

詹啸拍摄以下隋炀帝墓葬出土文物资料皆为詹啸拍摄

一、吴公台

《元和郡县图志》上说：“（吴公台）在县北四里，宋沈庆之攻竟陵王诞所筑弩台也。后陈将吴明彻围北齐东广州刺史敬子猷，曾筑之以射城内，因号吴公台。”[[8]]隋代江都城是在六朝广陵城的基础上修筑，两城西城墙至今尚存。[[9]]作为弩台，吴公台的地望也就只能在西城墙以西有限的范围内寻找，大业十四年陈稜将隋炀帝“改葬于江都宫西吴公台下”，[[10]]也说明吴公台距离西城墙并不很远。而用谷歌地图测距功能大致测算，曹庄隋炀帝墓东距西城墙的直线距离约1.7公里。若将隋炀帝墓一带视作吴公台，弩台与城池这样的距离，恐怕难有实际效用。

北宋开宝年间，魏丕曾对床弩作了一些改进：“旧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令丕增造至千步。”[[11]]按宋尺，千步也就是1800米左右。《文献通考》上则是“矢及三里”[[12]]，也就是1620米左右。这是中国冷兵器时代弩箭能够达到的最高射程。而沈庆之和吴明彻时的弩箭，应该就是《宋史·魏丕传》中提到的“旧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也就是1260米左右，距离蜀冈西城墙还有相当的距离。况且曹庄隋炀帝墓与蜀冈西城墙正东之间还有蜀冈中峰（平山堂）相隔，其建筑攻城设施的可行性如何，作为军事将领，想必沈庆之和吴明彻应有起码的常识。

詹啸拍摄

在西城墙不远范围内的高地，围绕西城墙的土垄为南宋攻城时人工堆筑的“长围”，[[13]]可以排除。这样，就只有城外西南的平山堂，也就是蜀冈中峰最有可能成为具有实际效用的军事要地。一个例证是，唐代诗人刘长卿有诗《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他在诗题中提到：“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寺即陈将吴明彻战场。”[[14]]唐时平山堂上正有大明寺，为江南名刹，唐代鉴真大师渡海前曾是该寺住持。北宋庆历八年，欧阳修在寺侧修平山堂，[[15]]盛名之下，因以为名，吴公台与平山堂的沿革开始不被后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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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因该处为距离扬州城最近的高地，军事地位重要，唐光启三年（887），毕师铎曾“趋广陵，营于大明寺。扬州大骇”。[[16]]南宋时李庭芝又以“平山堂瞰扬城，大元兵至，则构望楼其上，张车弩以射城中”，乃“筑大城包之”，[[17]]称“平山堂城”。可见平山堂于扬州城的军事意义是一以贯之的，历代对此都有认识，这也可以为吴公台与平山堂的沿革关系提供参考。

曹庄隋炀帝墓、蜀冈三峰与隋江都宫·唐子城位置示意图

二、雷塘

雷塘是古代扬州地标，关于它的沿革和位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三有详细介绍：

府西北十五里，亦曰雷陂。汉江都王建游雷陂，即此。唐武德五年，改葬隋炀帝于雷陂南平冈上。贞观中，李袭誉为扬州长史，引雷陂水筑句城塘，灌田八百顷。贞元中，杜佑节度淮南，决雷陂以广灌溉，斥海滨弃地为田，积米至五十万斛。《志》云：雷塘有二，上雷塘长广共六里，下雷塘长广共七里。自宋以后，日就堙废，民占为田。明屡经修复。今繇淮子河引流济运。[[18]]

据清初钱谦益《扬州石塔寺复雷塘田记》：

隋高祖分布舍利，命天下三十州同时起塔。扬州于西寺起塔。今石塔寺，其故址也。……近寺有雷塘田一千二百五十五亩，寺僧开垦，作常住田。[[19]]

隋时西寺即大明寺，[[20]]寺僧所开雷塘田应即宋以后雷塘逐渐堙废形成，原应是唐时雷塘所在。大明寺在蜀冈城址西南，雷塘在府西北十五里，那雷塘田就只能在大明寺也就是平山堂以北。是知唐时雷塘在平山堂北，顾祖禹说“唐武德五年，改葬隋炀帝于雷陂南平冈上”，两处地望正相符合。

其次，据《北史》和《隋书》，改葬雷塘是在“大唐平江南之后”。[[21]]所说李唐平江南指的是杜伏威归唐，此前杜伏威“尽有江东、淮南之地，南接于岭，东至于海”。[[22]]李世民击徐圆朗时，“下十馀城，声震淮、泗，杜伏威惧，请入朝。”此时已是武德五年七月了。[[23]]入朝事在武德五年七月丁亥，改葬隋炀帝事在八月辛亥，其间只有二十四天时间。以隋炀帝墓的规模[[24]]，不可能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完成迁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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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理解，改葬的含义实际上很丰富，张学锋在《六题》中也提到，改葬不等于迁葬，[[25]]炀帝死后初殡西院流珠堂，临时停丧，五个月后，陈稜正式发丧葬隋炀帝，史籍中也作“改葬”。[[26]]可见武德五年的改葬，应是在原有的丧仪、陵园建筑等方面重作安排，迁葬的可能性很小。

综上，武德五年的改葬是在原地进行，“吴公台下”与“雷陂南”实为一地异名，今曹庄隋炀帝墓与吴公台炀帝陵、雷塘炀帝陵不在一处。

将隋炀帝改葬前后的吴公台、雷塘与曹庄视作一处的学者，所举的理由有三个：一个是方志中关于雷塘方位的记载；一个是隋炀帝墓的墓室用砖与隋江都宫的用砖形制相同；一个是“隋炀帝墓如果是异地改葬的话，那么多王公、宗室、外戚的墓葬很难想象都会与炀帝墓一起异地改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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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点，史籍中对方位的记载相对宽泛，对里数的记载也只是取其约数，“雷塘有二，上雷塘长广共六里，下雷塘长广共七里”，而雷塘炀帝陵相对来说只是一个点，二者很难直接对应起来。关于第二点，张学锋《六题》中提到的隋炀帝墓的墓砖规格是34.5×17—7厘米，而在正式发表的简报中，公布的墓室用砖的规格实际上是两种：长方砖34.5×18—6.5厘米、斜面砖34.5×18.4—7.4厘米。而两文中都有提及的江都宫城用砖，有四种规格，其中绳纹条砖三种：36×18—8、35×16—5.5和35×14.5—4.5厘米，斜面砖一种：35×17—7厘米。[[27]]其实是一目了然的，这样的差别用“相同”来定义，甚至将隋炀帝墓用砖直接视作江都宫城用砖的方法，本文当然是不认同的。

况且墓室用砖规格有两种，与隋代用砖都是有差异的。关于第三点，是说在隋炀帝墓与萧后墓封土的东北侧和西北侧发现了大量的墓葬迹象，总数达136处之多，这些墓葬中可能有大业十四年与隋炀帝一同被害的隋代宗室墓葬。这个意见本文是认同的，《简报》中虽然说“目前在勘探范围内没有发现陵垣、神道、兆沟等陵园现象，也没有发现与M1、M2相关联的陪葬墓。”

但据媒体报道，当时的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束家平在2014年10月22日举办的“隋炀帝与扬州”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经透露，在隋炀帝墓的西北角发现了一座同时期的砖室墓，长度大概在五六米。[[28]]这样的时代、位置和规模，该墓为隋炀帝墓陪葬墓的可能性很大。不过规模大并不能成为否定隋炀帝墓与其陪葬墓是一起迁葬的理由。李世民即位之初便对隋炀帝进行改葬，应与李世民贞观前期采取一系列措施构建自身正统，以应对“玄武门之变”后的统治危机有关。

而且李世民即位之初就诏修新礼，新礼虽于贞观十一年（637）颁布，但在此之前是新礼的探索阶段，一些新的丧葬礼制已在酝酿之中，隋炀帝墓正是贞观初期摸索新礼制的第一次实践。[[29]]而对前代帝王再行改葬，本身就是国之大事。这些因素作用下，对隋炀帝的改葬理应是较为彻底的。

在《唐传奇》中收录有一则故事，其中提到主人公“后至广陵，访得吴公台炀帝旧陵，果有宫人赵幼芳墓”。[[30]]唐人对炀帝陵到炀帝墓的迁改还是比较清楚的，不然不会有“旧陵”一说。所谓“炀帝旧陵”，当指迁葬前的吴公台或雷塘炀帝陵。[[31]]

詹啸拍摄

三、西陵

大业十四年陈稜葬隋炀帝时，史有明言：“取宇文化及所留辇辂鼓吹，粗备天子仪卫，改葬于江都宫西吴公台下，其王公以下皆列瘗于帝茔之侧。”[[32]]陵墓显然是经过一定规划的，而且当有基本的帝陵配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将曹庄M1、M2称之为“隋炀帝墓”，而将大业十四年和武德五年的改葬称之为“隋炀帝陵”。既如此，吴公台炀帝陵当有专称，本文认为应当就是墓志中提到的“西陵”。我们看这部分的墓志内容：

惟随大业十四年太岁戊寅三月十一日帝崩于杨州江都县……于流珠堂其年八月□□□□□□西陵荆棘芜……永异苍悟……贞观元年……

志序起首便云隋炀帝死葬事，“其年八月”之后虽因志石残泐较甚不能释出，但按行文体例，下文当言及大业十四年八月陈稜葬隋炀帝的日期和地点。从文字布列间距来看，大业十四年八月与西陵之间至多只有六字的空间，没有更多叙事余地，西陵即指吴公台炀帝陵。

传说隋炀帝下扬州时，将宫人集中葬于山冈南侧斜坡上，后世称之为“宫人斜”，由上引《唐传奇》，其地即在吴公台炀帝旧陵附近。又杜甫诗《解闷》（其二）云：“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是知西陵有驿楼。权德舆《宫人斜绝句》：“一路斜分古驿前，阴风切切晦秋烟。铅华新旧共冥寞，日暮愁鸱飞野田。”又知古驿附近有宫人斜。西陵地望与吴公台炀帝旧陵基本相合。

准此，西陵即为吴公台炀帝陵。

四、小结

大业十四年隋将陈稜将隋炀帝改葬于吴公台下，六朝隋唐时期的吴公台即宋以降平山堂；武德五年李渊对隋炀帝又行改葬，所谓“改葬雷塘”只是在原有建筑和丧仪基础上重作安排，并没有迁葬；隋炀帝墓志中提到的西陵是指吴公台炀帝陵，其地望在今平山堂北不远的平冈上。

新王朝对前朝帝陵两次改迁，目前来看只见隋炀帝墓一例，尤其是贞观元年的改葬史载无征，其对隋唐嬗代之际历史细节的反映是值得深入挖掘的，希望本文的考证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基础性的参考。

（补记：文章发表后，笔者又找到一条史料，扬州大学图书馆藏有清抄本《扬州赋》一卷，是宋人王观所撰，他在文中引唐佚书《燕吴行役记》说：“炀帝陵高五十余尺，后齐王暕、赵王果、其孙燕王倓，三陵东西罗列，各高二十余尺。”这是晚唐的史料，距离唐初已经很遥远了，因为贞观年间的改葬于史无征应该是有意为之，那么晚唐的这则史料记录的就不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曹庄隋炀帝墓，而是更早之前的武德五年雷塘炀帝陵。“三陵东西罗列”的话，那么将西陵等同于隋炀帝陵的意见就不够准确。以方位命名陵墓在中国古代有很多例子，比如清代的东陵和西陵，是我们比较熟知的，北魏也有西陵，它们都包括不只一座陵墓。所以隋炀帝墓志中提到的西陵，应该是以隋炀帝陵为中心，包括齐王暕、赵王果、燕王倓等陵墓在内的陵区。）

[[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高祖武德元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782页。

[[2]] （唐）魏征等：《隋书》卷四《炀帝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3~94页；《隋书》卷六四《陈稜传》，第1520页；（唐）李延寿：《北史》卷七八《陈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45页；《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高祖武德元年条，第5807页。

[[3]] 《北史》卷十二《隋本纪下》，第471页；《隋书》卷四《炀帝下》，第94页；（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页；（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页；《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高祖武德五年条，第5953页。

[[4]] 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江苏扬州市曹庄隋炀帝墓》，《考古》2014年第7期，第76页。

[[5]] “贞观”下一字仅存下半部，目前对其考释尚存争议，有“九年”和“元年”两种看法。气贺泽保规和张学锋主前说，他们都是从政治背景入手，认为贞观元年是政治变动、经济待兴的时期，没有余力修建大型墓葬。“元年”是发掘者所作考释，后余国江通过与同时期书法作品进行比较，认为应该是“元年”。本文认为余国江的考释理路更为科学，而且从李世民建构政权统治合法性的需要来看，风云诡谲的贞观元年反而是重新定义隋炀帝的最佳时期，正统性危机已过的贞观九年是没有必要再对武德五年已经改葬的隋炀帝墓再行改葬的，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讨论。气贺泽保规：《隋炀帝墓志的发现及其意义——兼论墓志铭复原案》，冬冰主编：《流星王朝的遗辉：“隋炀帝与扬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9页；张学锋：《扬州曹庄隋炀帝墓研究六题》，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二十一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73~76页；余国江：《隋炀帝墓志释文补正》，《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9期，第107~108页。

[[6]] 张学锋：《扬州曹庄隋炀帝墓研究六题》，《唐史论丛》第二十一辑，第76~78页。

[[7]] 顾风：《扬州曹庄隋唐墓葬的发现与隋炀帝多次改葬之谜》，《流星王朝的遗辉：“隋炀帝与扬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0页。

[[8]]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阙卷逸文卷二《淮南道》，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73页。

[[9]] 蜀冈城址的西城墙保存较好，上世纪80年代曾在西城墙和西北城角解剖过两条探沟，发现了战国、汉代、六朝、隋代、唐代、五代至宋代的城墙夯土。扬州城考古队：《扬州城考古工作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第42页；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1~27页。

[[10]] 《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唐高祖武德元年条，第5807页。

[[11]]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七〇《魏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277页。

[[12]] （宋）马端临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第8册卷一六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826页。

[[13]] 朱超龙：《“长围”与羊马城、一字城、护门墙——南宋时期扬州蜀岗城池的攻防体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第2期（页数待定）。

[[14]]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496页。

[[15]] （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四四《淮东路·扬州》“平山堂”条：“在州城西北大明寺侧。庆历八年二月，欧阳公来牧是邦，为唐于大明寺庭之坤隅。”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794页。

[[16]] 《旧唐书》卷一八二《毕师铎传》，第4713页。

[[17]] 《宋史》卷四二一《李庭芝传》，第12600页。

[[18]]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122页。

[[19]] （清）钱谦益著，（清）钱会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013~1014页。

[[20]] 陈从周：《扬州大明寺》，《文物》1963年第9期，第21页。

[[21]] 《北史》卷十二《隋本纪下》，第471页；《隋书》卷四《炀帝下》，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