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肖斯塔克维奇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六日，对肖斯塔克维奇而言是重要的一天。他在一个奇怪的电话中被告知：“别挂断，斯大林要与你通话。”开始他以为这是恶作剧，但马上就意识到没人敢拿自己的命开玩笑。果然，片刻窒息的沉寂之后，电话那头传来斯大林的声音。就在斯大林张口的那一刻，他明白了这一电话的由来。当时的苏联，流传着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问，会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答，不会，但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会毁灭一切。随着二战结束，西方世界与苏联的反法西斯同盟作废。斯大林以“和平”牌打响了历时四十年的冷战。唱“王大妈要和平”那会儿我还小了点，但“战争贩子杜鲁门”却是儿时最阴毒的骂人语汇。箭拔弩张之中，四九年在纽约召开的“世界文化科学和平大会”就是一次“为了和平不惜战争”的大会。肖斯塔克维奇是当时苏联惟一在西方享有盛誉的艺术家。原因有二：一，斯大林亲自发动的对他的批判反使他在西方名声大振；二，他的第七交响乐被认为是为苏联卫国战争而作。此后他头戴钢盔的画像刊登于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旗帜。派他去和美国叫板，再合适不过。
《时代》封面
可有着几分傲骨几分呆的他却不领情。在以“身体欠佳”为由拒绝了邀请之后，便引来了斯大林的电话。领袖以详和的威严问他为何拒去纽约。他如实说，我的作品目前在苏联还被禁演。“有这种事吗？”电话里传来斯大林惊奇的声音，“可我从来也没下过这个命令呀！”放下电话，斯大林立即做了两件事，派医生给肖斯塔克维奇检查身体；签署解禁肖斯塔克维奇作品的命令，并严惩下达禁令的人。当然，就连白痴也知道，没有斯大林的授意，没人敢下这个禁令。替罪羊被领袖玩弄于掌心。当肖斯塔克维奇真的傻乎乎地把并不乐观的体检结果通知克里姆林宫时，他从斯大林的秘书那儿得到了这样的信息：马上闭嘴，给斯大林写封感谢信，然后乖乖地去纽约。
斯特拉文斯基
这样的纽约之行注定是极不愉快的经历。一下飞机，肖斯塔克维奇就受到了一群崇拜者热烈的欢迎。可他却完全没有心情，躲都来不及。他深知此行他所担负的重要使命。可怜了那些把他当纯艺术家欢迎的天真的热情人。
比崇拜者难对付得多的是被惯坏了的记者们。“苍蝇”样的记者把他的到来看作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可他们却不知如何下嘴。一个记者逮住肖斯塔克维奇缠着他问：“请问政府与党对您的批评真的对您有帮助吗？”肖斯塔克维奇略愣了一下，马上把头点得像鸡啄米：“是！是！当然是！对我帮助太大了！太大了！……”那个傻得可爱的记者一转身，他立刻愤怒地骂出了声音：“混帐！问我这种问题。让我说什么？我可能说什么？！”
作为“迎战”一方的美国，派出了年轻的音乐才子伯恩斯坦。把这二位放在一起给人的全部感觉是滑稽。一个是饱经风霜的斯大林运筹帷幄的一枚棋子，一个是颇似格什温笔下逛巴黎的花花公子。虽然他们都是世界一流的作曲天才，虽然音乐语言本没有国界，但你没法不怀疑他们是否能互相听懂一个字。有趣的是，伯恩斯坦的家喻户晓的名作，被称为现代“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音乐剧《西部故事》，就酝酿于那一年。管他外面是“热战”还是“冷战”，纽约的少爷们懒得听太高深的语言。和肖斯塔克维奇相比，他们幸福得无法理解苦难。
“不愉快”的高潮出现在木偶般的肖斯塔克维奇起身发言的那一刻。他表情呆板而僵硬，用略有些发抖的声音，在世界的目光下低声读一份克里姆林宫为他拟好的谴责“战争贩子”的声明。话音未落，另一个具有官方背景的苏联作曲家纳波科夫马上跳起来发问：“请问你本人是否同意《真理报》对西方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等人的批判？”肖斯塔克维奇再次慢腾腾地站起来，像烤肉架上的羊腿。他满脸通红，眼睛看着地，用嘟囔似的声音说：“是的，我同意。”纳波科夫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十三年后，当已完全属于西方的俄国流亡作曲大师，“帝国主义的走狗”斯特拉文斯基回到阔别五十多年的苏联时，肖斯塔克维奇与他，两个互相崇拜的二十世纪的作曲巨人见了面。他们俩同是波兰后裔，又同在列宁格勒成名。几乎很少看得起什么人的刻薄的肖斯塔克维奇从小就对斯特拉文斯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甚至认为斯特拉文斯基是本世纪惟一称得上“伟大”的作曲家。而此刻，他俩四目相对却无话可说。坐了好一会儿，还是斯特拉文斯基首先打破了沉闷：倒霉的普契尼！有口难言的大师绝非是和你过不去。这是谈话的开端，也是终结。就是最没想像力的人也不难揣测肖斯塔克维奇的那一刻的心情。被人逼着向自己所敬佩的无辜者身上泼脏水，这一痛苦永恒。
纽约之行前后，大概是肖斯塔克维奇一生中情绪最低落的阶段。他不得不抹去自我，弯曲着身子卷入“意识形态”。除了傀儡样地代表官方露面，就是写像“森林之歌”和“阳光照耀祖国”一类的音乐。尴尬的是，他总通不过“马列主义”的理论考试。这个在音乐上聪明绝顶的天才却在政治上少根弦。为此，他不得不请家庭教师为他补习。 教师进门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批评他家里没有斯大林像。他像犯错误的学生样地检讨，表示一定改正。口是心非、光说不练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从来也没把“神像”挂起来。 最精彩的一次“补习”是他们谈论起去纽约之前斯大林来的那个电话。教师两眼发光，满脸生动：“想想吧，你在和谁说话？——半个世界的主人！虽然你也很有名，可和他比起来，你算什么？” “虫子。” “完全正确！虫子。” 教师没法听懂肖斯塔克维奇鼻子里哼出的嘲讽，他不知道有这样一首讽刺歌曲： “我仅仅是个虫子，和这样的人相比。他，无比卓越！” 多年之后，当肖斯塔克维奇谈起这个“笑话”时，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被问起为何如此严肃，他沉思了片刻，说： “我们人民中的百分之九十竟由这样的傻瓜组成。” 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说，这委实是个过于乐观的数字。想想中国的文革吧，这样的“傻瓜”何止百分之九十？直至如今，人们仍未走出文G的阴影。其实，我们中的大多数，不都在生命的某一个时刻心甘情愿地当过“百分之九十”的人？来自那样一个时空，我们是“笑话”的见证。
纽约之行的痛苦伴随了肖斯塔克维奇的余生，然后在他死后的《见证》里还原成了“百分之十”的沉重。
今天，把肖斯塔克维奇烧烤了一生的那个政权已不复存在。
我们，何时才能百分之百地告别昨天“百分之九十”的噩梦？
苏联解体了，但很多人仍然是“苏维埃人”，他们永远的和“苏联观念”“绑在一起，这是什么样的人群？他们是如何被苏联塑造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二手时间》告诉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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