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应辉 | 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服务强国战略八大功能与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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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应辉，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华文教育研究院（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基地主任。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国家民委领军人才。担任第三届全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理事，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汉语国际传播研究分会副理事长，《国际汉语教学研究》《世界华文教学》《世界华文教育年鉴》《国际汉语教育》《海外华文教育》《民族教育研究》和Sinologia Hispanica （《西班牙新汉学》）编委。出版《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理论与方法》《汉语教学名家文选·吴应辉卷》《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发展报告（2021）》《东南亚汉语传播研究》等著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一般课题各一项，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重大委托课题一项，国家语委、语合中心等课题10余项。在《教育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主要研究领域为汉语国际传播与管理；国际中文教育教师、教学资源和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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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国际中文教育具有学科和事业二重性。作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新中国建立以来在服务国家外交战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一个学科，“国际中文教育是在理论与实践中最能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之一。”这项事业和这个学科对国家发展究竟能发挥哪些作用却往往不为人所知，或知之甚少，止于感性。因此，国际中文教育在我国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战略体系中的功能定位是一个前人尚未涉足而又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正确认识其功能，有助于争取国家政策和资源投入，推动该项事业快速健康发展，并反哺国家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2020年到2035年“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到21世纪中叶，“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实现上述强国战略，需要各行各业为之努力奋斗。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重要支撑，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也是推动上述强国战略的重要力量。中文国际传播与报告中“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直接相关。中文国际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将直接形成支撑“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自信的软实力。作为中文国际传播重要途径之一的国际中文教育可以在许多方面服务我国强国战略。以往国际中文教育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其内部问题的研究，如围绕国际中文教育的“三教”问题；着眼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方面，探讨学科性质、学科规划、学科理论体系等；还有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因素如何影响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研究；也有少量成果探讨国际中文教育如何服务国家某一领域的研究，但尚未见到探讨国际中文教育如何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战略的文献。国家战略统领各行各业，各行各业应该服务国家战略。本文以“整体系统分析法”为方法论，首次探讨国际中文教育如何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这一重要命题，提出国际中文教育服务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的八大功能及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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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教育服务强国战略的八大功能

（一）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即“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就需要世界各国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5个方面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文化方面，我们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使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合作的前提是彼此信任，而信任的基础是相互了解，要相互了解则需要有共同的交际工具。语言恰好就是这样一个交际工具，它是人们彼此之间交流最简便有效的工具。”“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和工具。文明冲突通常由文化误读导致，而文化误读往往由语言隔阂引起。因此，从文明冲突转变为和谐世界，需要借助于语言作为载体和工具的作用，不同民族才能正确解读彼此的文化，减少误会，避免冲突，和谐共融。”总之，语言在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方面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通过国际中文教育，可以培养千千万万能够使用中文沟通交流，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华文化的各国各界人士，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二）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国际经济合作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2015年3月，中国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重点，已经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从倡议转化为全球广受欢迎的公共产品。”

国际中文教育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共享共建原则与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高度契合，可以在互学互鉴，促进“五通”，尤其是民心相通、政策沟通和贸易畅通中发挥积极作用。试想，如果有一天中国的国际合作伙伴都能使用中文与我国合作机构进行直接交流，不仅交流效率可以大为提高，更重要的是交流的心理距离会大为缩短，交流信息的保真度会大为提升，合作机会也将大为增多。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量将随之同步增长，通过国际中文教育培养大批能使用中文与中国开展经济贸易的世界各国本土人才，将极大地促进中外经济贸易的便利化，从而大大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大批中资企业陆续走出去，而绝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本国劳工就业保护法律，规定了必须雇佣本国劳工的比例，有的国家规定外资企业在本国雇佣本国劳工的比例甚至高达90%以上。如非洲的肯尼亚法律规定，“中国企业应雇佣超过91%的当地劳工。”又如：中国某路桥公司在非洲的一个项目的本地雇员达85%；某保安公司400名员工中，除6名管理人员、培训师为中国员工外，其余均为本地雇员。由于我国部分“走出去”企业的外派管理和技术人员使用当地语言的沟通能力不足，而当地雇佣劳工也往往缺乏中文交流能力，这就需要通过中文教育培养当地雇员的中文交流能力。因此，国际中文教育在服务“一带一路”国家与我国的经济合作交流中，可以发挥独特的本土中文人才培养作用。

此外，国际中文教育作为来华留学教育的先导性和基础性教育，还直接影响来华留学事业发展。国际学生教育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教育产业，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科技教育水平的快速提高，来华留学教育将成为一项重要的教育产业，国际中文教育的广度和深度将直接影响来华留学生的数量和质量，并最终影响来华留学教育的效益。按照国际惯例，外国留学生到一个国家留学通常作为教育出口，列入国际贸易中的服务贸易。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中文教育也具有推动国际贸易的重要功能。

（三）助力我国国际传播本土队伍建设，推动当代中国本土化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要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动，通过多种途径推动我国同各国的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面对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这一重要任务，国际中文教育可以在世界各国高水平本土传播领域的中文人才培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国际传播的主要对象是世界各国各阶层民众。由于中文国际传播的广度和深度都还十分有限，除极少数通晓中文的高端本土中文人才之外，对于各国民众来说，最佳传播媒介还是本国的语言文字。这就需要我们考虑一个问题，谁来将我们需要向世界传播的内容以各国人民最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式介绍给各国民众？不言而喻，最理想的传播者应该是各国有关领域通晓中文的本土学者，因为他们往往具有双语双文化优势，能把所理解的中国有关领域的知识和有关行业的动态，按照本国民众的文化和思维习惯转化成为地道的本国语言文字，使本国受众容易理解和接受。而这类高水平本土中文人才则有赖于国际中文教育的长期培养。通过国际中文教育，我们可以培养大批知华友华、愿意参与我国国际传播工作的世界各国高层次本土人才，推动我国际传播的本土队伍建设。如每年“两会”期间，我们都能看到许多能够熟练使用中文进行采访的外国记者，他们用中文采访，但用本国语言文字通过本国媒体宣传介绍“两会”及中国最新发展状况，展现出本土中文人才在国际传播方面的独特优势。

高水平本土中文专家往往具有通晓中国语言文化和本国语言文化的特点，面向本国民众使用本国语言阐释当代中国时优势明显。如从中央民族大学留学归国的乌兹别克斯坦青年学者吉莉博士独立或参与翻译了《习近平讲中国故事（乌兹别克文版）》《中国文化通论（乌兹别克文版）》《基础教育发展的中国之路（乌兹别克文版）》《孔子古微（乌兹别克文版）》《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哲学（乌兹别克文版）》《跟我学汉语学生用书（乌兹别克文版）》（第3册）等著作和中文教材。吉莉还与其丈夫，同样从中央民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阿兹斯博士一起开办了一个乌兹别克中国新闻网站，专门介绍中国发展最新信息，在面向乌兹别克斯坦民众介绍中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样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的缅甸籍龙威博士参与翻译缅文版《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平“语”近人——习近平用典》《朱子治家格言》《中国百科》（第一卷）等著作；翻译了《金太郎的幸福生活》《婚姻保卫战》《门第》《三国演义》《大唐玄奘》等影视作品；为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翻译过《探访古都西安》《踏足史迪威公路》《我们的邻居——共赢的边贸》等15部纪录片。此外，龙威还在缅甸重要电视台和其他媒体担任专栏主持人，经常介绍中国的经济、文化等发展状况；他还多次担任缅甸国家领导人的中文翻译。龙威在中国求学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已经成长为中缅合作交流的知名青年学者。以上两个案例充分说明，通过中文教育培养高端本土人才，对促进中国在不同国家的本土传播队伍建设，推动当代中国的本土化阐释和宣介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为提高来华留学生面向本国宣传介绍中国的能力，我们应该将“当代中国理解与阐释”作为课程列入培养方案，着力培养来华留学生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各个行业的认知、理解和阐释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引导高层次来华留学生了解并对本国民众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社会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我们应该以多种方式鼓励高层次外国留学生在学期间或学成之后投入到面向本国民众的当代中国阐释工作中来。通过持续努力，使我国国际传播的本土队伍不断壮大，从而大大提高我国国际传播的效能和可持续性。

高水平本土中文人才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不可能在亟需用人之际从头培养，而是应该采取相对标准，在各国中文人才中挑选水平相对较高的人才进行高起点、高标准培养。我们应统筹做好此类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针对全球国家众多、中文人才水平差异较大等情况，进行差异化分类培养。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我们应优选中国高水平院校和高水平指导教师，分类因材施教，实施国别化、语别化、专业化精准培养，注重使用本国语言文字阐释介绍当代中国相关能力的培养，如翻译能力，跨文化理解能力，创造性阐释能力、使用新兴融媒体技术等能力。

（四）培育知华友华力量，助力构筑国际统一战线

国际中文教育的人才培养可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国人作为国际中文师资的人才培养；另一类是外国中文人才的培养，对象主要包括来华留学生和海外中文学习者。外国中文人才是外籍民众中最可能成为知华、友华人士的重要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为世界各国培养了大批来华留学生，他们回国后多在本国从事与中国合作交流相关的工作，许多人成为本国的著名学者、企业高级管理骨干或政府官员、有的成为部长级领导，少数中国留学归国人员还成为国家领导人。以北京语言大学为例，该校已经为世界上184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近22万名懂汉语、熟悉中华文化的外国留学生。其中很多校友已经成为学界、政界、商界的知名人士。如现任哈萨克斯坦总统卡塞姆·托卡耶夫，原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特肖梅·沃图，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伊戈尔·莫尔古洛夫，德国汉学家顾彬，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埃里克·康奈尔等知名人士都曾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过。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20～2021）》蓝皮书报告，2018年来华留学生人数为492185人，中国继续保持全球第三大留学目的地国位置。“目前全球有75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4000多所国外大学开设中文课程，2500万人学习中文，4000万人次参加各类中文考试。”中国正快速发展，在未来几年内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国家硬实力是语言国际传播的决定性因素，届时中文将成为世界各国民众主动选择学习的重要语言。语言是开启文明宝库的钥匙，是心灵沟通的桥梁，我们相信世界越来越多的民众将通过中文的学习，感知中国、了解中国、认同中国，成为对华友好的重要力量。此外，我们还应树立阶段性培养与持续性关怀并重理念，不仅要注重外国中文学习者的阶段性培养，而且应该对一些高水平学习者持续关怀，为其提供来华短期进修、访学、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开展合作研究等多种方式的关怀和支持，为其了解中国最新发展动态创造条件，以增强其对华理解和认同，使其自觉为中外合作交流服务。因此，我们应加大对国际中文教育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培养大批知华友华的各国人士，不断扩大我国的国际朋友圈，以构筑更加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五）赋能国际技术人才培养，助推科技与产业国际合作

国际中文教育是来华留学教育的基础。随着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我国在信息技术、航天、高铁、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水电开发、移动支付等许多领域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向中国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需求日益增长，来华留学意愿日益强烈。来华留学生进入我国高校攻读理、工、医、农、教育等门类有关学科专业各层次学位的比例日益提高。在来华留学生学历教育中，我国高校普遍采取中外学生教育趋同政策，即来华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同班授课，同等评价。除部分学校的医学等少数专业使用英语授课之外，绝大部分学科专业的授课语言均为中文。这就要求攻读学位的国际学生需要具备足够的中文水平才能顺利完成学业。而要学好中文，接受系统的国际中文教育乃最佳途径之一。因此，国际中文教育在来华留学生攻读学位前的中文预科教育以及攻读学位期间的专业课程教育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学会中文后再学习某个专业的国际学生学成归国后，会把在中国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传播给本国的学习者或应用于相关行业的发展。许多毕业于中国高校的国际学生归国后，充分发挥自己同时具备的中文和专业技术优势，选择到当地中资企业就职，有的甚至担任高管或本国政府高级官员，积极参与并推动与中国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中文教育也具有直接推动中国科学技术及相关产业向世界的传播，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功能，从而提升我国对世界各国发展的影响力。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国际中文教育助推中外科技与产业合作的重要功能将日益凸显。

（六）改善国家形象海外认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中蕴含文化，文化通过语言载体进行传播，因此语言与文化不可分离。国际中文教育通过向世界各国学习者教授中文的方式推动中文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各国学习者学会中文后，还能向本国民众传授中文，介绍中华文化，从而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人文交流，推动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国际中文教师在中外人文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既包括外国本土中文教师，也包括我国的国际中文教育教师。我国每年培养上万名汉语国际教育本科生，数千名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上百名汉语国际教育及密切相关专业博士生，其中相当一部分以汉语教师志愿者、公派汉语教师或国外机构聘用中文教师等身份直接或间接服务于中外人文交流相关行业。他们通过向外国中文学习者教授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教学内容，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向各国民众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

实证研究表明，国际中文教育具有影响外国学习者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的显著功能。中国、泰国和缅甸的3位青年学者所做的国际中文教育对外国民众中国国家形象认知的实证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中国青年学者王祖嫘2018年对东南亚的泰国、缅甸、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五国的实证研究证明，“东南亚五国汉语传播同民众的中国形象认知整体呈正相关关系,体现在有汉语学习经历的人群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显著好于无汉语学习经历的人群,汉语学习者的学习时长及汉语水平与其中国形象认知呈正相关趋势。”泰国青年学者吴有进2018年研究发现，“泰国汉语传播可为在泰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发挥重要作用。”缅甸青年学者龙威2019年研究发现，“有过汉语学习经历的缅甸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普遍好于其他民众。”上述3位青年学者关于国际中文教育与中国国家形象认知相关性的系列研究得出了相似结论，国际中文教育在提升海外中国形象方面能发挥显著的正面影响作用。

国际中文教育还可以通过教学资源帮助外国学习者构建起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客观认知。按照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要求，我们可以积极引领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建设，努力编写出科学规范的高质量中文教材及其他教学资源，将中国故事、中国声音教学资源化。通过教学资源内容潜移默化地向世界各国的中文学习者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以“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的基调，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我们将中国故事、中国声音转化为国际中文教学资源时，应尽量贴近学习者需求，进行区域化、国别化、语别化深度转化，不断吸收新兴科技成果，进行数字化，智能化开发，以便在信息化时代实现加速传播。

（七）促进人文交流，服务公共外交

目前，全球已有75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4000多所国外大学开设了中文课程，2500万人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学习；学习和使用中文的人数已接近2亿。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世界上每天都有许多各国民众通过学习汉语了解中国，因此国际中文教育的人文交流功能十分突出。

国际中文教育还培养大批通晓中文和中华文化的各国高层次本土人才，并通过他们将中国历史、哲学、艺术、宗教等中国文化翻译成自己的母语文字，在本国或其他使用相同语言的地区和国家传播。例如，历史上欧洲汉学家将大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翻译传播到欧洲并在西方产生广泛影响的案例，充分证明了中文本土高层次人才对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作用。又如我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与多国翻译家将其作品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并在许多国家广泛传播有关。这些翻译家多为通晓中文的本土人士，莫言的文学作品被美国著名学者葛浩文翻译成英文，被瑞典的翻译家陈安娜翻译成瑞典文，被法国的中国语言文学教授诺埃·杜特莱翻译成法文，被日本的井口晃、藤井省三、吉田富夫等译者翻译成日文，被俄罗斯的译者叶戈罗夫翻译成俄文。这些案例充分证明，国际中文教育通过高端本土中文人才的培养，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在推动中外人文交流方面可以发挥独特作用。此外，国际中文教育中重要的中外合作机构孔子学院（课堂）在从事中文教育主业的同时，还举办大量中国文化教学和体验活动，许多当地民众从活动中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在促进民心相通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因此，国际中文教育在促进人文交流，服务我国公共外交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独特作用。

（八）促进华侨华人语言文化传承，增强海内外中华民族凝聚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一种语言在世界各国的使用往往能激发该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使用范围越广，程度越深，越能激发该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华文教育是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海外华侨华人子弟中文和中华文化传承教育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通过华文教育，使博大精深的中文和中华文化得以在海外传承，使青少年华裔逐渐构建起中华民族认同感。此外，通过国际中文教育，可以推动世界各国的中文和中华文化传播，为世界各国培养大批服务于各行各业的中文人才，这也有利于海外华侨华人的中华语言文化能力得以发挥，在拓展世界各国华人圈的国际经济贸易渠道方面优势凸显，从而助力其事业发展，并加深中华民族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在重要历史时期往往能发挥重要作用，如在抗日战争期间，国难当头之际，东南亚华侨华人支持我国抗日战争捐款最多，回国参与抗日华侨最多。改革开放以来东南亚华侨华人企业到中国投资的也很多，如泰国华人企业正大集团、马来西亚华人企业郭氏集团等都成为投资中国大陆最积极的一批外国企业。又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海外华侨华人心系祖（籍）国，给国内捐赠防护服、口罩及其他医疗物资；再如新中国成立以来直到今天，钱学森、黄大年等许多各领域的海外华侨华人高端人才放弃发达国家的优厚待遇，毅然选择回国建设祖国，甚至放弃外国国籍而加入中国籍的许多案例，都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关键时刻能转化成为服务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力量。而这种中华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与海外华侨华人的中华语言文化传承密切相关，此乃大力支持海外华文教育的重要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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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教育服务强国战略功能的实现路径思考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已经开启，到21世纪中叶，我国要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际中文教育服务强国战略的独特功能应予高度重视。我们应该为国际中文教育发挥好以上功能积极创造条件。

（一）科学制定国际中文教育发展中长期规划

“国际中文教育事业是助力国家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重要部分，……目前也存在着社会认知边缘化、研究定位细碎化、顶层设计薄弱、战略谋划稀缺的困境。面对当前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诸种困境和挑战，更需要洞见历史的战略定力和系统长远的事业谋划。”我们应该站在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这一宏伟目标的高度，做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两个阶段相匹配的国际中文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从政策标准、体制机制、资源配置、全球体系、区域体系、国别体系、学科建设、师资培养、教学资源建设、新兴技术应用等方面做好规划，指导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和学科朝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

（二）加大力度推进中文课程纳入各国国民教育体系并启动标准体系支持项目

外语政策是影响外语教育在本国发展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中文纳入海外各国国民教育体系是中文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文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重要步骤，对提高中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推动中文课程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事关中文教育在世界各国发展走向。在众多渠道中，通过外交渠道可能是效果最佳的渠道之一。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国家领导人互访、教育主管部门磋商等方式，在教育国际合作交流框架下推动各国教育主管部门将中文课程纳入本国国民教育体系，为本国各类学校开设中文课程提供政策和资源保障。同时，鉴于许多国家中文教育专家缺乏的实际情况，对有需求的国家启动国别中文教育标准体系建设学术支持项目，由我国选派专家与对象国专家合作，研发构建有关国家中文教育标准体系，以引领国别中文教育科学发展。

（三）推动虚拟空间国际中文教育加快发展

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越来越多的新兴科技应用于中文教育，在新冠肺炎疫情下虚拟空间中文教育已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推动国际中文教育从现实空间教学向虚拟空间教学转变，逐步改变中文教学主要靠口耳相传的现实空间中的“人-人”教学，即自然人教师对学生的面对面教学，向虚拟空间多种新兴技术融合的“人-人”教学与“机-人”教学，即虚拟教师对学生的教学等多种教学形式并存的转变，可以解决时空障碍，并最大限度地释放优质教学资源带来的教学效率。借助虚拟空间等数字化教学手段可以使全球中文学习者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从而快速提高中文学习者人数总量，推动中文早日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

（四）加强中文教学资源的精准化、数字化建设

“纵观全球中文教学资源状况可以发现，中国出版的纸质中文教材品种十分丰富，多为‘通用型’，国别化、语别化教材较少。……数字化中文教学资源是推动中文和中华文化超常规高速走向世界的希望所在。”因此我们应该根据世界各国中文教学资源的多元化需求，与有关机构一起合作研发能够精准对接世界各国外语教学政策和标准，服务不同语别、不同国别、不同学段、不同层次、不同类别、不同年龄学习者学习需求的教学资源，尤其要积极研发数字化教学资源，以推动国际中文教育的超常规发展。

（五）加大学科建设力度，着力培养各国高层次本土中文人才

学科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应该进一步加大力度建设国际中文教育学科，构建完整的学科体系。我们注意到，国际中文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即将设置，但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战略对国际中文教育的需求和国际中文教育所能发挥的重要功能，以及世界各国对国际中文人才的多元化需求3个方面来看，国际中文教育应该作为一级学科设置在交叉学科门类之下。在这样一个多学科交叉一级学科平台上培养出的高层次本土中文人才才能适应在本国中文教育和面向本国民众的中国阐释方面的多元化需要。因此，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国际中文教育学科体系建设，以加强高层次本土中文人才培养。培养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中外联合培养是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汉语师资问题的有效途径。鉴于广大发展中国家高层次本土中文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中文师资普遍匮乏的实际，应鼓励我国国内高校与发展中国家高校广泛开展国际中文教育学科建设合作，开展本、硕、博高层次中文人才联合培养，为优秀学习者提供奖学金来华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为海外高校中文教师提供来华访学奖学金，帮助其提高学术研究能力和当代中国阐释能力。通过联合培养，既可为不同国家培养高端中文师资，还可培养一批面向本国民众宣介、阐释中国的本土传播人才。

（六）大力支持海外华文教育发展

华文教育是国际中文教育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国际中文教育包括中国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国外的中文作为外语或第二语言教学和海外华文教育三大组成部分。”“华侨华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华文教育是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华侨华人社会传承中华语言文化的重要途径，是华侨华人社会的共同追求，是广泛团结联系华侨华人的重要平台，是华侨华人与祖（籍）国联系的重要纽带，是为侨服务的重要工作内容。”基于对华侨华人和华文教育重要性的上述认识，我们应进一步明确将海外华文教育纳入国际中文教育范畴，并根据世界各国华文教育的不同类型、特点和需求给予精准支持，提升海外华侨华人的中华民族认同感和祖（籍）国认同感，同时也充分发挥广大海外华侨华人的双语双文化优势，为面向所在国宣介、阐释当代中国、促进中国与所在国经济文化交流，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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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祖国的强大是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坚强后盾，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又能为我国的强国建设做出独特贡献。国际中文教育是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在服务我国的强国战略方面具有多样化、综合性等多种独特功能。本文梳理出的8种功能只是国际中文教育服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功能的一种探索性理论归纳，欢迎学界同仁进一步丰富完善。现实中这些功能往往相互交叉，相互融合，共同作用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这一宏伟战略目标。理清国际中文教育这些独特的重要功能，有利于从国家顶层设计的高度正确认识国际中文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有利于制定我国国际中文教育相关政策，有利于优化相关资源配置，以推动这项事业更加快速健康发展，最终更好地服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文章刊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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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目次和摘要

来源：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22年第3期目录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

陈艳波，王奕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涵

尹占文：中西文化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何与何为

中国边疆学研究

学科主持人： 周琼教授 

罗中枢，胡佳玲：中国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路径探索

丁忠毅，江蓉：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西部边疆地区的空间优势与战略匹配

语言国情研究

学科主持人： 崔希亮教授

崔希亮：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面临新的课题（代主持人语）

吴应辉：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服务强国战略八大功能与实现路径

梁宇：国际中文教材国家形象自塑的二元表达

王祖嫘：中文国际传播与中国形象认知的相关性研究——来自东南亚五国的实证 

乡村振兴研究

彭兆荣：乡村振兴之农业人类学视野

杨临宏，赵申：乡村振兴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的行动逻辑和范式转换——基于云南省景东县“六八四”治理模式的分析

韩博，王丽华：乡村振兴战略下沿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与提升路径

教育学研究

刘春荣，贾铁英：中国共产党创办高等教育的文化自信 ——从湖南自修大学到陕北公学的案例研究

杨燕：“双减”政策执行的阶段性特点及问题分析 ——基于对X省四组关键利益相关群体的调查

历史学研究

吴晓亮，曹宇：民国初年云南验契中的不动产管控问题

李宇舟：大理国时期乌蛮聚落的城镇化

法学研究

郑晨蓉：平台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困境及出路

2022年第3期摘要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

陈艳波，王奕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涵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来看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和所彰显的历史发展方向。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出发，可以更好地揭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资本主义开启了世界历史进程，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但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异化，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扬弃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创造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新型文明，引领世界历史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前进。

尹占文：中西文化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何与何为

现代化是表征人类从传统向现代演化发展的普遍性叙事方式,“轴心期”奠定了演化发展的文明基础。“轴心期”中西文明型塑了具有不同超越视野的文化传统,孕育形成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不同路径。近代以来中国重塑“新道德”再造“新社会”重建“新国家”,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西方的现代化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具有鲜明的特征,是德性和理性、国强和民富、党的领导和人民至上、文明传承和守正创新融合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这条道路不仅改写了现代化的世界版图、为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而且还重塑了现代化的性质和方向，为人类现代化发展拓展了实现途径；更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重估了人类传统文明的现代价值、为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提供了价值引领。

中国边疆学研究

罗中枢，胡佳玲：中国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路径探索

西南边疆生物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对维护国家安全、处理好周边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现代化背景下的时空压缩、重叠和延伸，增加了西南边疆生物安全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挑战性。当前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存在进出境监测难度大、口岸动植物检验检疫能力不足、生物安全识别体系不健全、相邻国家生物安全识别水平较低和生物安全国际合作不力等困境。西南边疆的生物安全识别需立足时空场域，探索口岸检验检疫场域前置，弥合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短板，构建从“源头”到“口岸”的多级识别体系，增强国际生物安全识别合作力度，着力推进周边生物安全共同体建设。

丁忠毅，江蓉：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西部边疆地区的空间优势与战略匹配

碳达峰碳中和是人类应对气候变暖的主动作为和积极行动。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和负责任大国，致力于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空间是碳达峰碳中和的基础载体，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路径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西部边疆地区因其丰富的能源禀赋特别是清洁能源禀赋和碳汇能力而在国家能源转型、能源安全、碳汇生产、低碳经济中的空间地位日益凸显。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西部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所需的碳排放增量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硬约束之间的矛盾、资金技术人才资源禀赋不足、能源转型的潜在安全风险、顶层设计和宏观政策供给不足，是制约其空间优势有效发挥的主要因素。更好发挥西部边疆地区在碳中和进程中的空间优势，需进一步完善西部边疆地区的安全战略体系，强化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强多元主体协同推动西部边疆地区较早实现碳中和的战略供给。

语言国情研究

吴应辉：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服务强国战略八大功能与实现路径

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在服务我国强国战略方面具有八大功能：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助力我国国际传播本土队伍建设，推动当代中国本土化阐释；培育知华友华力量，助力构筑国际统一战线；赋能国际技术人才培养，助推科技与产业国际合作；改善国家形象海外认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促进人文交流，服务公共外交；促进华侨华人语言文化传承，增强海内外中华民族凝聚力。基于此提出了实现上述功能的6条路径：科学制定国际中文教育发展中长期规划；加大力度推进中文课程纳入各国国民教育体系并启动标准体系支持项目；推动虚拟空间国际中文教育加快发展；加强中文教学资源的精准化、数字化建设；加大学科建设力度，着力培养各国高层次本土中文人才；大力支持海外华文教育发展。

梁宇：国际中文教材国家形象自塑的二元表达

国际中文教材是展现中国形象的重要平台，优塑并传播中文教材的中国形象具有现实意义。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我国中文教材应着力塑造“内刚外柔”的中国形象，即文化自信、科技赋能的“内在刚性”形象与可亲可爱的“外显柔性”形象交融并济，切实提高中文教材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的效能。教材反映中国语言文化的软实力，教材与科技的融合是国家硬实力的体现，进一步增强教材的“软、硬实力”可实现中国形象的内在刚性表达。中文教材需要凸显“可爱”的叙事特点，讲好可爱的中国故事，塑造可爱的中国人物，采取外国学习者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的话语实践，不断完善中国形象的外显柔性表达。

王祖嫘：中文国际传播与中国形象认知的相关性研究——来自东南亚五国的实证

中文国际传播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软实力功能日益受到关注。文章以我国对外传播的核心任务——“中国形象”为切入点，在东南亚五国展开了一项量质结合的实证研究。研究证实，中文国际传播效果与受众的中国形象认知呈正相关关系，中文国际传播影响受众中国形象认知的途径包括：中文传播模式引导中国形象认知；中文和孔子学院形象直接关联中国文化形象；华裔语言保持拉动身份认同；目的语思维转换重构学习者身份和认知。在此基础上归纳了中文国际传播的四大软实力功能：符号功能、交际功能、身份建构功能和思维功能，在新时期均衡发挥各项功能，可使中文国际传播为国家软实力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乡村振兴研究

彭兆荣：乡村振兴之农业人类学视野

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传统，“农本”历来为“农正”的第一政务。今日之乡村振兴仍然继承这一传统。人类学对农业的研究一直是这一学科的重要范式，并形成了反思性价值。从对农业革命、栽培与驯化、食物改变、定居、城市到国家的形成，以及乡土社会的特殊性等，值得特别重视。值得特别提示和提醒的是，在我国当下产业转型阶段，中式定型的传统以及传统中所包含、所延续的核心价值、圭臬提挈、基本形制、重要母题、关键概念等都需要进行认真的整理、评估、传承、创新。不做好这些工作，乡村振兴的推展就会受到影响。

杨临宏，赵申：乡村振兴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的行动逻辑和范式转换——基于云南省景东县“六八四”治理模式的分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必须克服法治乡村建设中系统化体系化不足、缺乏激励机制等问题。为了有效回应这些问题，实现法治乡村建设的目标，云南省景东县构建了“六八四”治理模式，对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的有益探索。该模式的生成机理是制度构建需要适应乡村结构性变化、基层治权下沉的客观现实，注重治理资源的资源整合、多元治理主体法治价值观的融合；该模式的制度架构是围绕法治队伍建设、改进法治宣传方式、构建“梯级”式公共法律服务网络，以嵌入“法治动力超市”为激励平台，实现了乡村治理的“三治融合”，为法治乡村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样本。

韩博，王丽华：乡村振兴战略下沿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与提升路径

沿边地区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点地带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短板地带。基于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对沿边9个省区2015~2020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行量化评价。结果显示，沿边9个省区基本公共服务的总体质量显著提高，同时也存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总量有限、供给结构失衡、社会力量和市场主体参与不足等难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共同富裕背景下，提升沿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应激发基本公共服务多元供给的动力源、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机会的均等化、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监测机制的系统性、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全面发展的精准度。

教育学研究

刘春荣，贾铁英：中国共产党创办高等教育的文化自信——从湖南自修大学到陕北公学的案例研究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创办高等教育的历史进程，体现了我们党充分的文化自信。从湖南自修大学到陕北公学，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高校因其教育救国的价值取向、对时代进步和社会变革的率先响应以及教育理念和方法上的超前性和创新性而独领风骚，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源头。其求实、求进的特征已经融入今天大学的血脉,构成今天教育系统文化自信的基石。对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早期创办高等教育的本土经验进行梳理、阐释，有助于进一步从教育的角度树立文化自信，坚定历史自信，更深入理解和践行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等重要论断。

杨燕：“双减”政策执行的阶段性特点及问题分析——基于对X省四组关键利益相关群体的调查

“双减”政策执行涉及多方利益相关群体，其过程远非监测数据所能表征，亟须加强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但是已有文献总量少且以理论探讨居多。通过选取X省作为调查对象，聚焦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及义务教育段中小学校长、教师、家长等四组关键利益相关群体在“双减”政策执行中的行为及行为逻辑，组织问卷调查并收集有效问卷共计182404份。同时，组织7场专题座谈会，实地走访调研3个城市11所城、乡中小学校。调查发现，当前阶段的“双减”政策执行呈现出强政治势能推动、执行过程高度技术化、阶段性成效显著等特点，还存在适应新要求的师资缺乏、教育观念仍未转变到位、部分政策在执行中与实际脱节等问题。建议从现实条件出发，在师资配备、社会文化和价值取向、教育评价机制和健全相关工作机制四个方面进行调整优化。

历史学研究

吴晓亮，曹宇：民国初年云南验契中的不动产管控问题

民国初建，中央政府以清理清代民间不动产的名义，举办验契，意图通过征收查验费，解决财政困难，增加国家收入。这一举措，是中国现代不动产登记法规形成的预备与先声；通过查验、登记等环节，政府为私人明确了不动产的归属，初步确立产业的权利关系，也完成了对民间不动产清理和掌控的第一步，由此为国家财政提供了征税依据。通过考察云南民间所藏验契文本，可以看到虽然民国初建，政局动荡，但中央政府与云南边疆地方的互动未受阻：一是中央政令通达云南，验契工作可以在腾冲等边地以及镇沅、新平、大理等民族聚居地顺利展开；二是云南地方政府通过验契，对民间原有旧契的土地、房产，以及那些遗失旧契、新建但未登记的不动产开始了初步管控；三是确知地处西南边疆、民族聚居地较多的云南，验契的实施效果基本符合中央欲确定不动产权利关系等要求。
李宇舟：大理国时期乌蛮聚落的城镇化

城镇建置作为大理国“郡县制”文化的实践单元，政治军事的职能属性始终伴随着其自身的建设发展。由于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白蛮贵族们的割据自固，客观上造成了大理国各个军政区划的治所城镇数量增加。同时，大理国各个民族之间的社会发展依然极不平衡，白蛮与乌蛮的社会发展程度差距依然较大。通过“以县为部”“谓笼为城”，大理国把更加广泛的乌蛮系统民族纳入王国的区划统治体系当中，造成了众多乌蛮部落向基层行政单元的转化，出现乌蛮聚落城镇化的倾向，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宋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初级统一体”的形成，加速了西南边疆乌蛮系统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法学研究

郑晨蓉：平台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困境及出路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型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涉嫌垄断、泄露用户信息、侵害消费者权益等突出社会问题，不同程度地暴露了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立法及监管的缺位。平台型企业具有企业与市场的二元属性，营利性加之经济权力的膨胀使其社会责任承担于传统理论框架下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平台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路径建构应分别考虑其二元属性，基于其市场属性确定积极的社会责任，通过设置内部特殊治理机构充分发挥平台型企业市场监管的社会责任，辅助行政机关执法并形成有效的自我监督机制；基于其企业属性确定消极的社会责任，通过规制企业的私权力运用使其逐利行为合乎商业道德。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不收取任何形式的审稿费、版面费；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唯一投稿途径为云南师范大学官网学报编辑部https://xbbjb.ynnu.edu.cn/zsb/CN/1000-5110/home.shtml。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全文链接

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

中国边疆学研究

学科主持人：李治亭教授

语言国情研究

学科主持人：赵守辉教授

人类学研究

法学研究

教育学研究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不收取任何形式的审稿费、版面费；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唯一投稿途径为云南师范大学官网学报编辑部https://xbbjb.ynnu.edu.cn/zsb/CN/1000-5110/home.shtml。

外一篇：

尹占文 | 中西文化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何与何为

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尹占文，法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发展中心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曾获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各一次，被评为2018年度山西省“三晋英才”支持计划拔尖骨干人才，2020年9月由山西大学引进到云南大学工作。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观察与思考》《广西社会科学》《河北学刊》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人民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一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和省级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项目、省级研究生教改项目等6项，其中论文《中国人为什么接受马克思主义：发生学的再思考》获山西省第九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专著《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发展与范式转换研究》获山西省第十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引  言

现代化是表征人类从传统生存方式向现代生存方式演化的历史性跃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趋势。但相比西方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具有鲜明的“中国式”特征,鉴于此,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伟大命题。就中国式的现代化,当前学界的代表性研究集中体现在：一是“特征”导向的阐释性研究,以“中国式”作为立论基点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特征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二是“战略”导向的实践性研究,以现代化作为中国发展战略分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领域从中国现代化指数和指标评价来衡量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发展状况；三是“范式”导向的理论性研究,以史论结合作为研究方法从宏观史学角度把中国现代化纳入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整体性视域创立现代化研究的中国范式。另外,学者于歌用韦伯理论从四个现代化范式的角度解读500年大国崛起的精神动因，其中一章专门讨论了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属于应用“范式”的研究。上述成果都从各自独特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式现代化做了深刻的探讨,为我们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展现了丰富的内容。但综观当前研究,从经验事实出发进行理论阐释多而从文明传统出发进行逻辑论证少,从时间关系出发进行继起性研究多而从空间关系出发进行比较性研究少,从局部视角出发研究独有问题多而从整体视角出发反思共有问题少。本文认为,现代化进而中国式现代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历史性跃升,其重要意义在于：现代化内嵌“承载着人类文明形态的创新”这一基本内涵。因此,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本文秉承整体性视角以人类文明统领现代化发展作为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思路,通过探讨现代化进而中国式现代化的“为何”来论证中国式现代化的“何为”,在方法论上这一思路必须体现大历史观视野、文化比较学方法以及重视人类文明传统。这是因为：文明传统是各民族自身存在以及进一步演化发展的根据,无视传统最终必会落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缘由是孕育现代化发展的中华文明传统,现代化是普遍叙事,而“中国式”和“西方式”都是现代化的一种实现方式,我们只有正本清源地理清人类现代化“为何发生”以及“如何展开”,才能真正返本开新地说清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些基本问题。

    一、“一体多用”的现代化:人类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究竟什么是“现代化”？当前学界除了阐述原发国家的“工业化论”和后发国家的“追赶先进论”外,还有“产业化论”“社会剧变论”“文明形式论”“社会现代化论”和“四个现代化论”等。尽管众说纷纭,但殊途同归的是：现代化具有表征社会转型的内在规定,意即从传统社会的不发达状态向现代社会的发达状态转变。综观当前关于现代化的研究,我们发现：“我先故我是”的欧洲中心主义一直以来成为现代化叙事的逻辑定式。因此,关于现代化的欧洲式起源、先发性标准和西方化视角成为人们描述现代化现象和揭示现代化规律的公式化框架,这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大历史观视域下“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客观事实和普遍规律。实际上,现代化作为表征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转型的理论范畴和叙事方式,揭示的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以唯物史观的洞察力指出：人类所能够解决的“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因此,不论是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任务都是在“能够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提出来的。不仅如此,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现代化是由传统社会、传统文明向现代社会、现代文明转变的世界历史性过程和趋势,这是“存一”的“体”层面意义上的现代化。但另一方面,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提出和解决现代化任务,由于各自的先天禀赋、物质条件、历史契机和利益期许等方面不尽相同,因此就存在不同的现代化实现方式,这是“趋多”的“用”层面意义上的现代化。一句话,我们必须结合普遍性和特殊性、从体用结合的整体性视角来把握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用”任一方面都不能偏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以更加全面且接近事实真相的叙事方式打破西方现代化的独断论神话。鉴于此,我们认为：以人类发展的现代化叙事来解构现代化发展的“唯”西方叙事,是当前深入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论前提。在这一点上,本杰明·史华慈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参考。
本杰明·史华慈基于“有一个共同的人类经验世界的信念”的假定,本着“跨越语言、历史和文化……的障碍”的致思取向,认为“在轴心时代从……诸文明的一些共同文化方向中出现的东西,不是单方面的回应,而是共有的问题群”。更为重要的是,他赞同“存在的问题是普遍的；为成为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则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史华慈秉承超越性的视角肯定了“轴心时代”和“共有问题群”的概念和探索价值,也赞同“存在问题”的普遍性和“解决问题”的多样性,是“一体多用”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的确,反观历史我们发现：处于轴心期的所有开化民族由圣贤开引都经历了一场总结性和反思性的精神革命,先哲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整体性、自身的存在及其限度,几大文明都从社会环境的主体叙事中围绕“人”建构起了信仰体系,这是轴心文明“共有的问题群”,这一时期开出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成功地推动了文明形态的自我更新。金观涛先生也指出：基于大历史观的视角,人类文明中存在着不同基本类型的终极关怀,这就是超越视野,希伯来的救赎、古希腊的理性、印度教的解脱和中国的道德是超越视野的四种类型,超越视野对社会的塑造形成轴心文明,现代社会是轴心文明演化融合的结果。日本作家堺屋太一也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新的中世纪式的社会”,“后现代”有些方面与“前现代”相通。但与此同时,由于应对生存环境和主动反思建构的方式不同,不同文明在后轴心时代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模式,西方是“神-人”模式,是神学语境下“人的世俗化”进向,中国是“天-人”模式,是天人语境下“人的人文化”进向。那么,我们不禁要追问：为什么要从轴心文明说起呢？这是因为：只有正本清源地回到轴心文明,回到中西文化初具分野的思想原点,才能返本开新地理清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脉络,也才能真正做到解构现代化发展的“唯”西方叙事。
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史的事实已经表明：所有文明社会无一例外都脱胎于原始社会,人类文明起源以来,世界文明的几大发源地都是并驾齐驱、齐头并进的,人类的生存实践并无本质区别,尽管地理环境有别位置不同且彼此阻隔,但是直观性和神秘化的精神活动以及简单性和仪式化的习俗活动,体现了人类原始文明都依靠简单再生产和惯性心理维系的共同特征,愚昧、直观和“顺天而生”的自然崇拜,在本质上都“缺乏任何特殊的历史活动”。但是轴心期人类的精神生产活动具有总结、反思和“逆天而活”的意义建构,虽有基本的文化分野但无实质的优劣高下,生存实践空前绝后的巨大突破从此开启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纪元。人类文明的本质在于对生存实践进行文化的意义建构,尤其是圣贤们开引并型塑的思维重心和奠定的文化倾向——西方重在思考人与自然秩序的关系、印度重在思考人与超验世界的关系、中国重在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历史及其展开模式,“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想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历史几乎也就是沿着轴心期文明开出的路径演化发展的。因此,轴心期以来中西不仅都形成了各自的传统,而且都在按照各自独特的演化路径展开历史发展模式,甚至还都是在“能够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关键时期,提出和解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现代化任务。

    二、现代化发生的“大前提”：中西不同的文明传统

以上论述得出基本结论：轴心期文明反映了人类复杂且有规律的历史文化现象,型塑了中西文明各自的超越视野,中西文明传统本无高下优劣之分,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是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传统是传下来、统一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观念,甚至我们的制度、语言里面去的东西。顾名思义,文明传统就是指其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有其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活力。换言之,它是历史的生命所在。每个国家与民族,在不知不觉中,无不在“传统”驱使下,各自循着自己的轨迹而前行。马克思也曾讲到：人类社会是在“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不断发展进步的。因此,轴心期形成的不同文明传统是人类现代化发生的历史“大前提”。那么,中西方究竟有着怎样的文明传统呢？这要从中西不同的轴心期文明系统及其独有的文化基因说起。
古人云：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从民族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讲,一个民族所赖以生存的“根”莫过于既可以标识最大的“我们”又可以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各种他们”的传统文化。梁漱溟先生也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人之于世,无非三事：活着、动着、说着。人做三件事又必须依凭三种方式。“活着”依凭生活方式观照现实问题,“动着”依凭行为方式反映处事逻辑,“说着”依凭思维方式体现运思规律。三件事三种方式统合起来就是“文化”。人类文明的本质在于对生存实践进行文化的意义建构。发生学意义上,谋求生存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方式,解决生存所需的食物来源是所有人类文明的首要问题。人类在经过长期的采摘、狩猎之后,迎来了“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尤其是农业革命从真正意义上解决了人类的食物来源问题,剩余食物乃至剩余产品的不断积累又促进社会化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于是,有人开始专门从事精神生产活动便引发了人类的认知革命,语言和文化正是认知革命的主要成就。认知革命以后人类就生活在客观存在的生存实践和文化建构的生存实践双重结构当中,通过纯粹的精神活动总结经验、解释现象、反思意义,摆脱世界通过意识真实地想象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不断的生产积累、认知积累、经验积累、知识积累甚至很大程度上的想象积累,在轴心时代形成历史合力,集中大爆发,突破了人类长期固有的被动想象和盲目理解的生存方式,从此开启了人类的主体叙事模式。
最新的考古学研究表明：早期人类文明的起源具有同质性,人类在狩猎采集时代的二元观念存在于共同的祖型文明——萨满文化中,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不同文明对环境的适应情况而发生了中西文化的分野。西方随着信仰《旧约》的一神教将阴阳观念异化为二元对立,中国则继承了主根文明的阴阳观念。同样也有研究表明：关系是中华文化的独有性格,实体则是西方文化的独有性格,前者在关系中理解事物,后者在实体中建构关系。在实体中建构关系,意即因实体的独立而区别和对立。鉴于此,我们认为：关系性是中华文化的基因,实体性是西方文化的基因,植根于各自的文化基因,前者内化为阴阳关联思维,后者内化为二元对立思维,前者外化为重结构、重功能的系统论“关系”行为模式,后者外化为重元素、重实体的机械论“因果”行为模式。与此同时,以关系性为文化内核,中华文化传统形成以群经之首《易经》为代表的文化框架和“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维倾向,以实体性为文化内核,西方文化传统形成以两希经典为代表的文化框架和“信仰-理性分离共存”的思维倾向。
以两希文化为根基的西方文化,其超越视野是希伯来的救赎和希腊的理性。出于对生存实践超自然力量的信奉,希伯来文明的信条是神灵救赎,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并将其普世化为慈爱,希伯来传统围绕救赎形成以罪为经、以爱为纬的宗教文明体系。有别于宗教的救赎,古希腊萌发了理性精神。认知理性把追求知识作为终极价值,通过严谨的逻辑思维和表达程序认识世界的本质和本原。根植于实体性的文化基因和二元对立的思维特质,西方文化的核心主要是处理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基督教就是希腊的唯灵主义哲学精神借助于希伯来的圣教历史形态的自我实现。与此相适应,古希腊的移民社会主要由自耕农经济、移民商业经济和城邦政治构成,罗马占领希腊后,依托星罗棋布的城市形成奴隶制商品经济,传统的市场经济社会结构初步孕育了契约关系,契约精神内嵌的文化基因就是“实体性”,尽管那时还是比较简单粗糙的“个体独立”。所以,西方的实体性文化基因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注定信仰和理性不能从根本上实现融合,但是二者在传统社会也不可能完全实现真正的分裂,理性精神必须要通过信仰体系反映出来,否则,就会发生严重冲突,苏格拉底之死就是例证。所以,理性精神受到信仰的限制是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
中华文明的超越视野以道德为终极关怀,重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倾向和家国社会服务功能。基于关系性的文化基因和阴阳关联的思维特质,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处理“道”和“德”的关联性并合而为“道德”的问题。“道”与“德”是中国道体哲学思想中最为根本的两个范畴,道是万物的本原,具有普遍性,是关于体的范畴；德为万物的本性,具有特殊性,是关于用的范畴。义理上二者应该是以“道”统“德”：“道”之为用则有“德”,“德”之归本则为“道”。哲学理念上的“德者道之用”伴随着“道术裂变、方术一察”在政治实践领域被实质性地演绎为以“德”驭“道”的行为模式,尽管中国的道体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出现过不同的“以X解道”模式,但究其本质还是充当了统治阶级维护家国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工具,陈鼓应先生“落向经验界的道,就是德”可谓一语中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视儒家伦理为“大道”,儒家伦理就是政治倾向非常明显的“德性”伦理,以“礼”为思想原点扩展为具有等级观念和道德约束力的“三纲五常”和“忠孝两全”的家国一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更是提高到了绝对的地位。当然,支撑德化政治长期维系的社会基础是农耕文明的小农经济以及简单再生产的农业生产方式,结合周孔之教和周秦之制,三者形成道德渗透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有机体。张光直先生提出文明的连续性,以及道德维系、以德驭道、政统主导、超稳定结构,这都是在说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其绵延几千年的根本原因。

    三、两种类型的趋现代文化：中西现代化起源的不同路径

综上所述,现代化是表征人类从传统向现代演化发展的普遍性叙事方式,而不是西方社会的独有属性。但我们也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西方的现代化起源确实有着不同的演化路径,既有时间上的先后之分,又有方式上的内外之别。有学者指出：内源式现代化是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历史背景和传统下孕育成长起来的,外源式现代化尤其是晚近的外源式现代化大多发生在非基督教文明地区。显然,这是有充分历史依据的。这里的“内源式”和“外源式”是就引发现代化起源的决定性因素相对而言的,事实上一切成功的转型发展过程无不是外部和内部、传统和现实、思维和行为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西方文化助推现代化的起源蕴含着“分”逻辑。由“实体性”彰显的极端、排他和扩张的“唯一性”,使得理性和信仰彼此具有独立倾向并最大程度地发挥主导性作用,理性启蒙和宗教改革不仅打破了西方世界信仰与理性的统一,还带出了17~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随着1780年代左右爆发的“双元革命”对欧美社会产生的巨大推动和冲击作用,西方世界率先开启了现代化历程,文化推动现代化起源体现为“活着”“动着”和“说着”的展开方式。
“说着”依凭思维方式体现二元对立的运思规律。理性受到信仰的限制是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西方社会获得现代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就是理性要真正突破信仰的限制,由二元分离状态发展为彻底的“二元分裂”状态。这是因为理性和信仰二者都自视为“唯一”,“唯一”的本性就是极端、排他和扩张,非此即彼深深扎根并支配着西方人的思想与行为,近代西方随着理性精神的不断彰显,理性逐步挣脱信仰的羁绊并获得独立发展和自由生长的空间,于是执着于理性的路向最终发展为文艺复兴运动,虔诚于信仰的路向直到引发宗教改革运动。更为重要的是这两股力量又都强调通过试验的手段来认识世界,试验和实验的方法催生了科学精神,科学的世界观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共同推动了17世纪的科学革命,工具理性的普及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英国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由此奠定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产业基础。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彻底的二元分裂提供了现代化发展的必要思想条件。
“活着”依凭生活方式观照人的世俗化问题。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创世”和“原罪假定”共同演绎了基督教文化关于人与神、人的前生与后世之间的机械论“因果”思维和行为模式。整个中世纪教权和王权之争弥漫西方世界,现实世界中人的存在价值在于神灵救赎和自我救赎,这一时期完全沉浸在“教皇国王”框架下关于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通过人的生存方式落脚在对“上帝”和“凯撒”两个实体之间关系的处理上。随着近代启蒙思想家“人权意识”的高扬,教会被逼出权力体制的核心,个人从教会的控制下解脱出来获得自由,信仰退回到纯粹的精神领域,于是曾经在教权和王权之间的对立转变为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对立。如何有效维护个人权利不受侵犯是西方现代化发展的核心问题,也即是说有效解决从“神”到“人”的世俗化问题。
“动着”依凭制度化方式反映处事逻辑。西方的实体性文化基因秉承“个人单子论”假定,近代以来的发展趋向更是必须承认个人的独立存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则要求在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划出界线,这一观念的主要源头是基督教的精神遗产：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近代西方启蒙运动的主题是“人”,文艺复兴运动“以复古为解放”,新教改革既促进了个人权利的扩展又推动了国家权力的扩张,现代化的政治发展就是如何进行制度设计防止权力越界的问题。事实上,基督教文化中的原罪学说和罪感文化经过近代启蒙思想家的阐释发展,成为宪政民主设计中制度设防的重要依据,自然法理念和社会契约论思想产生和发展的主要根据则是实体性文化基因的发挥和机械论“因果”思维模式的制度化运用,自然法理念和社会契约论思想对于制度设计所发挥的核心理念就是个人作为社会实体地位的承认、巩固与制度性保护。
相比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早发型内源式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危亡之秋”启动的,属于典型的外来异质文明冲撞导引的后发型外源式现代化。后发现代化的优势在于可以模仿学习,近代中国依靠传统政德伦理维系的中华文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的现代化起源必须处理古今、中外、传统与现代、学习与创新等一系列关系,文化助推现代化起源贯穿“合”逻辑,体现为“活着”“动着”和“说着”的展开方式。
“说着”依凭思维方式体现“通变”的运思规律。《易经》中的阴阳思维以及阴阳互动形成的“通变”之道,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明的文化格局。近代中国在民族危难之际又一次启动“道德价值逆反”机制,在比较试错中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科学之“道”,把传统社会颠倒了的“以德驭道”的“道”“德”关系重新颠倒过来,重塑“新道德”再造“新社会”。发生学意义上,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思想中“求变”思维的契合。那么如何解决中国与外来“道出于二”而“道通为一”的“合道性”问题呢？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通过批判旧世界来发现新世界”,近代中国凸显“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于是中华文明“穷变通久”的文化基因被激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把中华文化“大道之原”《易经》中的“通变”思维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改变生存现状的“革命大道”。
“活着”依凭生活方式观照人民群众的生存诉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经济盘剥和政治压迫的全部统治的基础,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推动社会进步、引领中国的现代转型,必然要落脚到唤醒现实的社会结构中大多数人的生存诉求得到最大程度满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土地私有制是“三座大山”压榨盘剥人民的制度性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顺应广大农民“穷则思变”的心理,思变求变、以变治变,把变更土地所有权深深植入中国革命,开展土地革命,使农民迫切成为土地的主人和以使农民成为革命的主体浑然融为一体。总之,通过彻底变革社会结构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新社会结构所赋予的权力和社会地位,是中国推进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所在。
“动着”依凭行为方式反映“再造社会主体”逻辑。中国的传统社会“以农立国”和“以士治国”紧密结合,近代虽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根深蒂固的“重农抑商”传统使得社会结构仍以“士农”二民为社会主体。中国古代历史上“改朝换代”者多而“改政换道”者寡,近代以来不论是洪秀全的“农民造反”还是孙中山的“秀才造反”,都是“援西入道”,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人的解放学”,中国共产党融合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整合“农民造反”和“秀才造反”,把“求变”思维植入农村社会,通过彻底变革社会结构的民主革命运动,真正实现“人”的解放。所以,“人的现代化”首要解决的便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入口问题,当然这也是新的社会主体实现结构性再造的必要环节。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早期人类文明的起源具有同质性,后来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和人类生存实践的拓展,逐步呈现出了地域性特色,尤其是轴心期以来中西文明系统型塑了不同的超越视野,超越视野塑造传统社会推动人类现代化起源形成不同类型的演化路径,这是人类文明演化的客观规律。迄今为止,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发展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具体实现方式,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不论是西方式的现代化还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本质上都是如此。

    四、中国式的现代化：人类通向文明进步的中国叙事

上文通过中西文化比较从方法论、历史前提和起源路径3个方面对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做了深入探讨。由客观规律得出推论：中国的超越视野改造传统社会推动人类现代化发展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演化路径,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具体实现方式。因此,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人类通向文明进步的中国叙事。
（一）中国成功地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相比西方“启蒙新思想——开通新航道——发现新大陆——开出新产业”的集成性扩张性现代化发展道路，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遭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不断冲击,传统政治内外交困、帝国将倾,家国体系难以为继、道穷政息。轴心期中华文明形成的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超越视野塑造社会的逻辑依然存在,这是大历史观视域下中国之为中国的基本依据,但中国唯有重塑“新道德”再造“新社会”重建“新国家”才能完成现代转型。不论是“中体西用”框架下的“变器”还是“变法”,都在试图改变中国的“德”用“道”体关系,也都未曾脱离以“德”驭“道”的窠臼,只能是谋求现代化发展的历史预演。实践已经证明：唯有“新道”塑“新德”,以“道”统“德”,中国才有出路。即是说,要用真正“革命的主义”推动“主义的革命”,此乃“新道”,要用真正“革命的政党”推动“政党的革命”,此乃“新德”,前者为马克思主义,后者为中国共产党。“新道”的“新”在于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新德”的“新”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现代政党,以“新道”统“新德”的“新逻辑”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摆脱了亦步亦趋模仿西方的现代化之路,从此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以领导“新革命”再造“新社会”为主题开启了现代化发展的新道路,以建设“新国家”再绘“新蓝图”为主线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任务。
“新国家”的成立和“新制度”的建立,不仅第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而且还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直接成果就是新中国成立并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全面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基础上,1953年开始进行以实现国家工业化为目标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提出“一化三改”的过渡总路线,1954年党的一大通过的《宪法》明确规定：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一五”计划的目标是：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56年党的八大把“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作为国内的主要任务,同时把四个现代化写入党章。1957年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新理论时指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建设“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思想。1964年底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宣布“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这一战略未能全面如期付诸实施,尽管如此,1975年四届人大会议周恩来再次提出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总的来说,重塑“新道德”再造“新社会”重建“新国家”再建“新制度”,这一系列的伟大成就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新道路”的开辟和“新战略”的制定,不仅又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而且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深刻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伟大转折。1979年邓小平就郑重指出：我们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正是本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定力,此后一直到党的十七大的四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根据世情国情党情发展变化的新要求,一以贯之对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战略做出全面部署,不断建立健全符合时代要求和充满生机活力的体制机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推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有研究显示：按照购买力评价,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了,而且中国实现GDP翻一番只用了12年,英国却花了164年、美国花了53年。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新时代”的开启和“新任务”的部署,不仅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而且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提出了“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任务,“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四个全面”以及“两步走”战略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的战略安排,当然,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时代的接续发展,也是“以道统德”逻辑展开在新时代的接续发展。这是因为,进入新时代,我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的中国是各个历史时代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在“站起来”的时代,“以道统德”逻辑展开主要体现为包括立国思想和立国战略在内的“立国论”；在“富起来”的时代,“以道统德”逻辑展开主要体现为包括富国思想和富国战略在内的“富国论”；而在“强起来”的时代,“以道统德”逻辑展开主要体现为包括强国思想和强国战略在内的“强国论”。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使命,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主旨。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具有鲜明特征的人类文明进步之路
相比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分权型或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的现代化发展类型，中国式现代化有其鲜明的特征。
一是德性和理性的融合发展。如前所述,德性和理性对中西社会的现代转型具有决定性影响作用,中国属于典型的后发型外源式现代化,其优势在于可以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德性和理性更确切地说是德性政治和理性战略的融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德性政治的基本要求就是保证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和周恩来从国家战略高度强调四个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相互促进关系。1987年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党的十三大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直指引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统领新时代发展的鲜明主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说德性政治事关现代化的发展方向,那么理性战略则事关现代化的实现步骤。1964年底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走”战略,但因“文化大革命”而未能付诸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十三大制定了两个十年和一个五十年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五大对实现第三步目标做了具体规划,提出了两个十年和一个三十年的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明确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提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两个十五年的“两步走”战略。由此可见,理性战略不仅体现长线思维而且还体现短线思维,英国学者休·佩曼认为,阴阳概念具有长期和短期的维度,可以在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中互相补充、相互支持和相互转换。因此,德性和理性是具有阴阳概念的中国式现代化思维元素,“一阴一阳之谓道”,德性和理性相互融合,方向与步骤相得益彰。
二是国强和民富的融合发展。“国弱民穷”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谋求现代化发展旨在实现“国强民富”。在以“新道”统“新德”的逻辑框架下,所谓“国强”就是以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指向的国家富强,“民富”就是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指向的人民富裕。强国必先立国、富民必先立民,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探索通过工业化和现代化来实现“国强民富”,1955年和1964年分别提出了实现“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和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尽管未能如期如愿,但也充分彰显了实现“国强民富”的根本宗旨以及“国强”和“民富”之间的统一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四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紧紧围绕“国强民富”的目标,把理论层面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和深化分阶段有步骤地转化为实践层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举措,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经济总量、外资流入和商品消费居世界第二大国,制造业、货物贸易和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大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稳步增强的历史性突破,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出了国强民富的时代最强音,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夯实了基础,尤其是“两个一百年”的战略规划更是加速了国强民富的进程,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国强民富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因此,“国强”和“民富”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二者统一的基础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三是党的领导和人民至上的融合发展。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历史命运、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关键在于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发展不仅具有目标规定性、战略稳定性、政策连续性等叠加优势,更重要的是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至上”的决定性优势。习近平指出,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人的现代化”。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是具备彻底的唯物史观思想基础和战略眼光的现代政党,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把人民根本利益当作尺度,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党的领导的叠加优势和人民至上的决定性优势有效融合和无缝对接的关键环节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相比资本主义制度以“物”为至上逻辑,社会主义制度是以“人”为至上逻辑。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以不断优化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以举国之力推进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法宝之一就是最大程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意志和协同行动。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最大的优势。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四是文明传承与守正创新的融合发展。没有文明的传承,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文明历来秉承穷变通久、天人合一、协和万邦的文化精神和生存理念。英国学者休·佩曼引用达尔文的名言“存活下来的物种……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物种”来类比解释“中国巨变”的原因。的确,近代以来中国以革命求得了解放、以改革促进了发展,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机制、以推进自我革命铸就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坚强领导核心。所有这些充分证明：变革的中式思维是一种与21世纪接轨的非常理性的方法。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之本、文明发展之根,随着人类对自然改造能力的逐步增强,生态环境对人类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越来越凸显出来。生态文明是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成果,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传统理念,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突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汲取中华文明精髓。习近平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造就金山银山、低碳发展、绿色环保,成为新时代中国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主基调。中华民族历来秉承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文化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准则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交往之路。新时代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自身发展带动周边国家和平发展、共同进步。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仅传承中华文明精髓,而且还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市场经济就是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动并最终形成的。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化就是从土地文明向市场文明的跃进。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现代化发展的“必修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依托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实现了“制度有方向”“市场有活力”“政府有作为”的有效融合。总之,中国既传承人类文明精髓活化传统,又适应国情回应时代要求守正创新,有效融合古今和中西的现代化元素型塑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
现代化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具体实现方式。因此,正确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贡献,需要“大历史观”的视野。所谓“大历史观”的视野,是要我们本着一种整体化的人类文明思维和历史发展意识,在时空、内容和价值等维度运用比较来把握事物本质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方法。

从时空维度上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改写了现代化的世界版图,为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全新选择。人类现代化是包括必要前提条件、思想启蒙、理论准备、产业奠基、制度创新等多个环节发生根本转变的集成性系统工程。西方的现代化从15世纪后期到18世纪中期,在经济、政治、思想和国际上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为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引领规模空前巨大的现代化大转折奠定了必要的前提条件。相比西方经历了500年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国的现代化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被迫启动算起,也还不到200年的时间,如果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算起也就是100年的时间。再从人口规模上来看,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和也比我国的人口总数少很多,中国的整体现代化推进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也就是说,中国用更短的时间实现比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人类现代化发展,而且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成功地避免了食利致衰的“奥尔森陷阱”、结构失衡的“中等收入陷阱”和公信失力的“塔西佗陷阱”,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中国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为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全新选择。
从内容维度上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重塑了现代化的性质和方向,为人类现代化发展拓展了实现途径。人类现代化包括实现转变的领域、转变方式以及付出的代价等内容。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都是通过对外掠夺、殖民扩张甚至发动战争来开拓形成的。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化发展伴随的是殖民地人民和本国劳动阶级数以万计的生命耗费和财产消耗,所以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有学者总结说：西方文明在崛起的过程中通过对东方资源的传播、吸收和殖民掠夺奠定了西方文明起源的重要基础。尤其是过度发展和超负荷的工业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问题和人类发展难题。而与西方血腥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相比,和平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显著特征,是一条性质上属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人类文明进步的新路,在方向上属于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及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人类共同命运的文明进步新路。这条道路在引领中国发展的过程中既没有造成国力耗散的“保罗·肯尼迪陷阱”、国强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以及文明冲突的“亨廷顿陷阱”,也没有掉入发展失衡的“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增添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以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拓展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实现途径。
从价值维度上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重估了人类传统文明的现代价值,为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提供了价值引领。工业时代是西方基督教社会内部一系列漫长而艰难的经济变革和文化变革的结果。尤其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对西方世界进入工业时代具有奠基性和转折性意义,这3件大事从文化源头上都可以从基督教文化结构中找到直接的根据。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裂导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实体性文化基因本身具有的“唯一”本性所反映出来的极端、排他和扩张，导致地理大发现后的殖民扩张以及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贪婪和扩张背后的统一逻辑是“以物为本”,“以物为本”是典型的重占有的生存方式,“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是从私有制派生出来的”,最后的归宿必定是“死于过度”。即使是西方极力渲染的所谓自由、民主和人权的现代价值也是根植于特殊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具有根深蒂固的“物本性”原则和“拜物教”逻辑，既不是普世价值，也不是普适制度。而且,西方文化从思维方式上来说也缺乏长线思维，不足以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向，这些问题如果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都可以归根于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而中国关系性的文化基因和“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思维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元素,诸如“民为邦本、政在养民”的政治观、“道之以德、以德化人”的道德观、“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生态观、“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国际观、“蓄德贮宝、德行天下”官德观以及“任法去私、不殊贵贱”的法治观,能够在21世纪唤起人类对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思考方面表征世界文明新方向。正如汤因比所讲的那样,人类未来的希望在于东方世界,中国将在人类未来生存方式的创新上发挥主导性作用,要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有益资源以推动世界转型发展。人类在经历了技术理性支配的时代以及反思单向度的“进步”所带来的发展难题,有必要该是进入价值理性支配的下一个时代了,要拯救道德沦丧、信仰疲乏、精神空虚三大生存危机,也唯有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文明寻求生存智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是带着五千年伟大文明并汲取了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之长而重新回到世界中心的。一句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归根到底是中华文明的逻辑发展，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在对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反思中走出来的,又是在对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未来期许中提出来的；既深刻阐述了现代化发展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性问题,也深刻阐明了不同国家和民族通往现代化的道路选择性问题。即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源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源于过去更属于未来,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也必将继续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文章刊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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