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 季思聪&袁立军：女生给男生送饭票被拒之门外
作者简介
袁立军
袁立军，男，1957年生于北京，1976年初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同年3月到延庆县永宁公社左所屯大队二小队插队落户，1978年9月进入北京市建工局机械施工公司当工人，任共青团、工会、行政干部，1993年调入中国唱片总公司任录音师至今。其间经过中国电视大学和传媒大学录音大专班的学习。
季思聪
季思聪，女，生于北京，文革中期进入师大女附中（当时更名为第150中学，现为师大实验中学）。1976年初高中毕业后，到延庆县永宁公社太平街大队插队落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77级，毕业后留校，后考入中国青年报，任《青年参考》部编辑，1989年留学美国，定居至今，现供职新泽西州某公共图书馆。
原题
一样的年代，不同的永宁
——分男女界线的一代40年后的对话
季思聪：
文化大革命开始，整个社会生活越来越军事化了，父母下到干校的生活，都是按照连排的建制，各自住男女宿舍，中学小学里的年级班级都按照军队编制称为班排连营。人的情感需求，心理需求，甚至生理需求，都被最大限度地遏制。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男生与女生之间的交往便被丑化了，不成文地在同学们中间形成男生不应该搭理女生，女生不应该搭理男生的价值取向，同一个班上的同学，在男女之间就划分出互不交往的界线。
这种状态似乎在我们这一届的学生中间尤为严格，“分男女界线”成为当年我们中间的术语，并被多数同学严格奉行。以我们班为例，初中毕业时的全班合影，只有全体女生，而没有与男生一起合照。
150中学初三（8）班全体女生毕业合影，二排左2季思聪
前些年，师大女附中办起了校网，分散多年的同学们在校网的集结下重新走到一起，近些年的微信群，更是把天南地北的很多老同学都联络到一起了。到这时大家才发现，自己和同院的谁谁谁从小学4年级开始就是同班，到了中学的初中又分到了一个班，升入高中重新分班后还是同班，在同一个班集体里生活了七八年，竟然都没有对过一句话，都没有意识到我们是七八年之久的同班同学。
袁立军是我在师大女附中（当年叫第150中学）同年级的同学，我在3班，他在4班，毕业后又都同样下乡到延庆永宁公社，在正常情况下，大家应该彼此熟悉的。但是不论在校内的五年里，还是在乡下的两年中，我和他都毫无交结，肯定是不曾说过一句话的。
我知道他这个同学，是因为他母亲陆青霜在1970年代是著名歌唱家，电影《春苗》和《海霞》中的主题歌都是她唱的，所以无人不晓。而他对我，大概连知道有这么个人都谈不上。我和袁立军真正的认识，完全是拜校网所赐，多年失联的同学们这才在校网上、在微信群的互相对话中逐渐熟悉起来。
大家在谈到共同的插队生活时我才发现，尽管同样是在延庆县永宁公社务农，他们男生的经历和生活，和我们女生的相比，差异真是不小。于是我们就有了以下这些对话：
季思聪：
我们下乡的1976年初，文革已近尾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然还没有彻底结束，到此时也已是强弩之末。所谓插队，也差不多成了象征性的，即不必到边疆去，也不必到任何艰苦的地方去，就在离北京不远的郊区比划比划而已。因为不必到艰苦的地方去，我们的插队生活，与早几年学兄学姐们到云南内蒙古黑龙江山西等地方插队的含义，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袁立军：
很同意你的感受，咱们插队这两年多的日子并没有吃太多的苦。知青政策趋于成熟，加上延庆的老乡格外的纯朴，不像近郊城乡结合部的农民有些滑头，我个人感觉那是我最自由自在的日子了。
我们大队是全县第二大村，知青有一百多号。虽然人多，但是很齐心，真正是哥们义气，挥斥方遒。知青队里有几个头头很不错，为人正派，讲义气，而且很懂策略，既维护着知青的利益，又不过分要求。
我们一群人好打抱不平，于是也就经常惹祸。不记得别人，只记得光我就进过三次派出所。但我们经常占着理，就算进了派出所，警察都没办法，只能很快放人。
其实大家在学校的时候多数都是好学生，只是因为生活环境恶劣了些，心态就有些变化，又在十七八岁不考虑后果的年龄。总起来讲，我们知青队有几个头不错，人很正，讲义气，还挺聪明，维护知青的利益，还不过头。
刚开始到农村我们和老乡是有隔阂的，他们的小算计，说下流话，男女打闹都是我们看不惯的，离得远远的，很少说话，关系处不好。可是咱们入乡随俗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没多久，农活干得也行了，下流话比老乡说得还厉害，甚至还开玩笑，强拉着我们队里的记工员、刚从中学毕业回乡的小姑娘，一起到公社登记结婚，因为登记结婚可以多给记半天工分。
和老乡的关系相处好了，也就深深地理解他们了。插队的两年，使我真的了解了中国农村，和占全国80%以上人口的农民打成一片，对我世界观的形成，对我后来的人生道路，都有相当的影响。
女生热量过量，男生营养不足
季思聪：
干体力活、吃粗粮的下乡生活，让女生大多又红又壮，而男生则大多又黑又瘦。在盲从认命的年代，单纯懵懂的年龄，我当时完全不懂何以有如此的差异。现在想来，肯定是饮食中粮食的过多超过了女生需要的热量，而副食的缺乏造成了男生的营养不足。
不管男生女生，当知青的时候总是很馋，我是深有体会的，但他们男生还有断粮饿肚子的时候，我是怎么也没想到的。直至听到袁立军的讲述。
袁立军：
插队的第一年我们还可以吃商品粮，而且，每人的定量从在城里时候的每月30余斤增加到40斤以上。但是由于缺少副食和油水，大家都饭量猛增，尤其是遇见细粮就更能吃了，连我这块儿头的小个子，最多时一顿都能干掉八个馒头，结果第九天就把全月的定量吃光了。
上午在地里干活，想到中午要挨饿了，心里还真有些委屈的感觉。当地老乡把工间休息叫“压地头”，到了压地头的时候，我们抓了几只青蛙，剥了皮架上些干柴烧着吃，结果烤不熟，没法吃；我们又发现旁边地里有没长好的西葫芦，就摘了几个削皮吃，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么。
当地老乡从来不生吃西葫芦，见我们这德行就围了一圈看热闹，那场面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漫画《三毛流浪记》中的一组画面：三毛饿得把腰勒成蚂蚁似的，坐在地上剥树皮吃，旁边围了很多人看。
上午收工后，我们直接向队长声明：中午没饭吃，下午不干活了。回到屋里，二话没说，捂上被子就睡觉。朦朦胧胧好像有人叫我名字，还是女声，同屋的兄弟掀开我的被子兴奋地告诉我：女知青来送饭票了，一大沓子呢！
我坐起来，被一种莫名的情绪充斥着，大声地说：我们不要，让她们走。说完我又蒙上被子躺下了，隐隐约约地听见屋里的兄弟开门重复了我的话，又重重地把门关上。过了一会儿，兄弟又告诉我她们还没走，我猛的爬起来，有点埋怨那兄弟不会说话，想自己去把事圆一圆，推开门，看到她们已经走了。
后来大队通知我们可以预支下月的粮食，算是解决了燃眉之急。
150中学延庆永宁插队男生在宿舍前，后排右1袁立军
季思聪：
那几位女生送饭票之举让我动容：第一，在饭票如此宝贵的时候，能拿出来贡献给别人，真是很仗义；第二，要跨越男女界线去面交这个贡献，这就更英勇了，需要更大的勇气。换成是我，肯定做不到——就算我有那么仗义肯拿出饭票，也决没有那个胆量给男生送去。我问袁立军，还记得送饭票的那几位是谁吗？
袁立军：
是我们左所屯二小队的女生，张芳杰、周嘉丽、谭光霞、徐方明、李红、许京霞。
季思聪：
这几位中间我和谭光霞最熟，就去问她，可否记得这件事？谭光霞为人爽快，直言仗义，人称“大侠”。听我问到这事情当时是怎么个经过，她照例快人快语，说，“也没什么复杂的，他们那几个，个子不大可忒能吃，可能是无聊吧，半个月没到就把一个月的粮食定量吃完了。收工回家的路上就听他们喊饿，“饿呀！饿呀！”喊了一路。
我们几个女生回到宿舍就商量给他们凑些饭票，记得好像是每个人5斤，大概凑了30斤。京霞是我们中的老大，带着我，好像还有一个谁，嘉丽？我们一同给他们送去了。到了门口喊门，“有人吗？”里边王左答话“谁呀？”京霞回说，是给他们送饭票来的。王左一句话“不用！”把我们给拒了。
我们转身就走，再也没理他们。”你看是不是？当年女生要给男生送东西，那也得好大勇气、下好大决心呢，不意外地遇到这一闷棍，肯定除了转身就走、再不理他们，没有第二个选择。”
袁立军：
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不能释怀，一直觉得挺对不起她们的，实际上直到现在也想不清楚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让我拒绝了女知青的饭票，委屈、怨恨、要强、自尊……反正绝不是冲着女知青的，因为在我的心里真的是深深地感激她们的。
150中学延庆永宁插队女生合影，后排右2谭光霞
对农活的体验各不相同
季思聪：
插队的两年里，男生女生同样视为畏途的农活，莫过于春季的薅地——就是用小锄给玉米间苗。那活儿干起来简直就是地狱里行走：头顶烈日，蹲在地上全身一叠三折，一边间苗一边向前进，两里长的垄沟一眼望不到头，站着走下来都不轻松，何况是蹲着向前走。
直到今天，我看见玉米地的长垄还能联想起当年那种恐惧。和我住在一个宿舍的张京，蹲到后来腿出了毛病，走不好路了，十分吓人，回到北京一检查，确诊为“腓总神经损伤”。
当时我们都啥也不懂，现在查到百科知识上说，“腓总神经损伤常因外伤引起，主要表现为足下垂，走路呈跨越步态；踝关节不能背伸及外翻，足趾不能背伸；小腿外侧及足背皮肤感觉减退或缺失；胫前及小腿外侧肌肉萎缩。”
薅地虽然很遭罪，但其实还算是轻体力活。重体力活中有一项叫耪大地，据说能把男劳力都干到趴下，用永宁的话说叫“干的草鸡了”，当年曾让我闻风丧胆。幸亏我所在的太平街三队从来没有派女生干过这活儿。
除了薅地，我印象里就没有什么干到体力受不了的活儿了。我总的感觉，北方农村的庄稼活儿，花样不算多，体力上也不算最累人。而袁立军对当年农活的回忆，就比我丰富多彩多了。
袁立军：
薅地对每个知青来说都是考验。刚下乡时知青干不了复杂或要力气的活，只能随着妇女们去薅地。蹲在一望看不到头的垄沟里，手拿薅锄一点一点地间苗，这一蹲就是七八个小时，两三天下来，从来没受过这种苦的知青实在吃不消呀，能坚持出工的大多也都是爬着干活了。有些知青后来查出得了静脉曲张。
有一天薅玉米地，好不容易干到地头了，谁想那队长又来查我们的垄，硬说不合格，要重新返工。哇塞！哥几个快要崩溃了，情急之下，我们这六七个知青就去查队长的垄，查得比他还细，结果可是查出了不少问题，大家也逼着队长返工，他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可是在事实面前也没办法，草草地薅了几锄就让我们歇了。玉米地、高粱地相对还容易薅一些，要是赶上薅谷子地就更惨了，半天挪动不了一点，各种姿势都得用上了，说是连滚带爬毫不夸张。
刚下乡时正赶上春播，我第一天干的活是“帮篓”，篓是一种播种工具，由我牵着牲口拉着篓，老乡在后边扶着篓犁地撒种。那拿篓的老乡是队里的车把式，嘴里一直在不干不净的骂着：这个畜牲，抽死你！我一开始还忍着，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摔了缰绳，冲着那把式不依不饶起来：你丫骂谁呢！
车把式在生产队里也算个大拿，通常队长也不惹他，被我这么一反扑，吓得够呛，脸涨的通红，不知所措，队长过来打圆场，车把式才缓过神来，连忙道歉说：不是故意的，口头语，赶车时骂惯了，绝不是骂你……
听他们这么一说，我也给了个台阶，继续干活了。俗话说不打不成交，后来那车把式成了和我关系最好的老乡，评我当头等劳力时他最积极。
150中学延庆永宁插队男生在地头，右2（坐着）袁立军
季思聪：
我们女知青就比较安分，从来没有跟老乡对骂过，更不曾跟队长叫过板。只有一次，妇女队长训我捣粪干得太慢，我不服，和她理论了几句，自己气得哭。但后来发现我的确是比她们干得慢太多了，妇女队长训几句也是她职责所在，并没有专门跟我过不去的意思。
袁立军：
村里一位五保户去世了，生产队要为其办理后事。早上队长来到我们宿舍问：“今儿发送老吴头，找几个抬棺材的，你们愿意干吗？”我们琢磨了一下，觉得挺新鲜，还不用下地干活，就跟队长讨价还价：给我们算一天出工，队长答应了。老吴头已经在棺材里停了几天了，几位老者把盖子钉好，又帮我们搭杠子、穿绳子，我们七个知青加上队长一共八个人，前后各四人。
拾掇好了正准备棺材上肩，妇女队长来了，挎了个篮子，里面有当贡品的烟、酒、点心，还拿了块白布。她把白布撕开分给每个人当孝布，我们哥儿几个有系在头上的，也有围在腰上的，真成了笑布了，有吃有喝有乐，都觉得这活干的值了。
“上肩 ！” 一位老者一声喊，我们扛起棺材。我靠！真他妈重啊，每个人都像挑了一担水似的。就这样，步伐统一不起来、还披麻戴孝的八个人扛着棺材说说笑笑晃晃悠悠地向坟场走去。地里干活的老乡见状全都笑翻了，也有人质问队长：童蛋子不能抬棺材……我们才不管他，有吃有喝还挣工分，何乐不为呀。
来到墓地，坑已经有人挖好了，我们把棺材放下去，又堆了个坟头，哥几个围坐在一旁休息，妇女队长拿出了贡品，可是不知为什么，看见刚才还直让我们流口水的点心，此时却没有一点想吃的感觉，甚至还有些恶心，大家只抽了根烟就走了。两个多小时挣了一天的工，也算是“俏活儿”（轻活儿）了。
秋收之后，地里基本上没活了。当时有话叫“变农闲为农忙”，上级号召农民搞“大平大整”，也就是把沟沟坎坎都修成平地好种庄稼，让土地连成片才好耕作和灌溉。大队进行了动员，连老乡带知青都上阵了。
平整土地当中的障碍，主要就是各家族的祖坟。我们生产队姓吴的是大户，队长就是吴家的后生，那个革命的年代他也只能拿自己家族先开刀了。全村男女老少扛着搞头、铁锹浩浩荡荡直奔吴家坟。知青干这活心中最无顾忌，觉得很得心应手，结果得到队长的表扬，几天下来好几处坟地就平得差不多了。
收尾阶段，我们挖到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的“康德”多少年什么的，记不清了，觉得是满洲年代的，当时的想法估计埋的是个“汉奸”吧，哥几个平了坟还有劲没处使，就继续往深处挖下去，挖出了一具骷髅，还带着几丝头发呢。
当年是个全民皆兵的年代，每年的民兵训练是必搞的，插队时也不例外。秋收刚完，全大队的基干民兵训练就开始了。第一天是练投弹，大队民兵队长把我们带到小学校的操场上，投弹之前大家先热热身，活动活动筋骨。
校园里有个平压操场的大石磙子，村里上来几个壮劳力，谁都没能把它掀起来，但是上来几个知青，结果出乎意料，谁都能掀起那大石磙子。也许是相比之下城里孩子爆发力好，有一股猛劲，而老乡干农活用的是巧劲儿和慢功。
投手榴弹可是要用爆发力的，小学校操场六十米见方，一般村里民兵训练投弹老乡们最远的投个三十多米，这个操场当然就足够了，没想到今天是一群从上中学起就练过投弹、而且爆发力极好的知青，第一轮投过去，就听见乒乒乓乓响个不停，第二轮投过去又是如此动静，那民兵队长一看傻眼了：小学校窗户上的玻璃和房顶上的瓦片被我们砸碎了一大片！没法子，就连我这样瘦小枯干的都投了五十多米，那帮壮点的人人都是六七十米呀！民兵队长垂头丧气地停止了投弹训练，估计要挨大队骂了。
怕狗与养狗
季思聪：
谈到插队生活，养狗的话题是不能少的，因为当地老乡很多人家里都养了狗，那是当时城里所没有的生态环境。恐怕再没有比养狗还是怕狗更能彰显男生与女生分属两个世界了。女知青中间很多人怕狗，而男知青中不少人喜欢养狗。
我正是怕狗一族，尤其怕大型、黑色的狗，因为在初中下乡期间，曾被一只大黑狗追得吓破了胆，落下了恐惧的病根。到了插队的时候，怕狗是不行的，因为狗是贫下中农养的，这里边有个阶级感情的问题，所以我是不敢怕狗的。
平时免不了到老乡家去串门，一进门就遭到看门狗放声狂吠的迎接，震耳欲聋的敌意让人免不了魂飞魄散。通常我都是跟在比较胆大和自来熟的女生后边，老乡的孩子们都会马上飞奔出来掩护我们，大妈大婶们也会厉声把狗喝住。
当年队长的妹妹箭步横在狗窝门前，挡住它看到我们、和我们看到它的视线、直到我们安全进屋的身影，至今还留在我脑海里。不过，虽然安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在所有大狗面前却一直没有放松过紧张戒备，更不要说跟它们朝夕相处了。
袁立军：
我从小就很喜欢狗和猫一类的小动物，但当时北京城里一律不准养狗，养狗的心愿到了插队才得以实现。我们下乡没几天，就让老乡帮着找来了一条刚断奶的小狗，全身黝黑，只有鼻梁和四脚是白色的，非常漂亮。我给它取名叫“艾尼”，那是朝鲜故事影片《火车司机的儿子》里边，美国大兵养的一条狗的名字，电影里那条狗后来是被小孩子毒死的。
袁立军在左所屯插队时养的狗，艾尼，它的结局是进了其他男知青的肚子
我们左所屯大队每个小队的男知青都养过狗，我记的很清楚：一队养的狗叫丽达 ，我们二队是这只艾尼 ，三队的狗叫鬼斯，七队的狗叫斯盖丢 。起这些名字是哪来的灵感都忘了，只记得养狗给我们排解了很多忧烦。
知青养狗和老乡家养狗完全不一样。老乡家的狗是看门用的，放养，没有人喂，狗儿自己找吃的。那时候哪有那么多吃的东西，它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就是各家的厕所，所以有俗话说狗改不了吃屎呢。我们养狗是养宠物，首先，让狗自己找食甚至吃屎，是我们坚决不能容忍的，我们会喂狗，我们吃啥狗就吃啥，有时甚至在当时很奢侈的肉也有狗一份儿。
其次，我们的狗不能在外面瞎逛，都去上工时，就把狗锁屋里。功夫不负有心人，艾尼长得很快，几个月就长成一条大狗了。每次收工回来，都能受到它摇头摆尾的真诚欢迎。带它出门遛弯，它总是一路撒欢野跑，甚是可爱。
有一次收工回来，发现艾尼不见了，兄弟们都很着急，找出去好几个村，到处打听，也没有结果。三天过去后，大家都不抱希望了，都十分沮丧。谁料想第四天收工快回到宿舍的时候，远远地听到院子里狗叫声，我熟悉它的叫声，是艾尼！我三步并两步朝屋里走，艾尼肯定是听到了我的脚步声，疯狂地从院子里冲出来，一下子扑到了我身上，伸出舌头拼了命地舔我，还尿了我一身尿。我啥也顾不上了，只是亲昵着抚爱着它。那一刻真是永远的记忆！
那只叫斯盖丢的狗结局很不幸，它被当地小伙子偷去杀了吃了，我们哥儿几个气得够呛。过了些天后，哥几个想报复一下，商议好也去弄他们一条狗。平时和老乡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不能明抢，只能晚上偷，让他们即便知道是我们干的也没证据。于是探好了点，目标是一条很大的黄狗。
这天夜里，几个人来到目标地，一个人自告奋勇潜入院子，本想偷出那黄狗，不料它开始狂叫，只能当机立断由偷改为抢了，一铁锨拍晕了那狗，扛起就跑。当时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哥几个扛着那狗故意在村外绕了一大圈，才回到宿舍。中途那狗苏醒，还咬破了扛它那哥们的裤子，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制服了它。
那时候的社会氛围比较暴戾，人的文明程度也不像现在，缺肉吃的时候就去吃别人的狗。当时公社里也时不时地就因为狂犬病等原因组织民兵满地杀狗，我参与过的这类事件就有七次之多，真是不说也罢。
艾尼的下场也比较悲惨，因为我们当时太缺肉了……它的肉，我连闻一下都没有。自那以后，我再没动过养宠物的心思。这番话说出来以后，我今晚能睡个好觉了！昨晚梦里全是那狗……
150中学延庆永宁插队男生不少都养了狗
父母的心情
季思聪：
我真是替你们的父母着急，这么淘神的孩子，在乡下成天闯祸，他们知道了会多着急？女生就安生多了，我尤其是个让大人很省心和放心的孩子。当时我爸的态度是赞成我下乡去劳动劳动，体验一下农民生活的。
为了方便我挑水，他把自己在干校期间精心做的一条扁担送给我带到乡下去。那扁担做工精细，不像周围老乡的扁担木制粗糙，拿出去很得了些老乡的惊赞。对于我们宿舍几个人的用水，这根扁担带得很实用呢。
我爸和同屋胡晓玲的爸爸还来乡下看望过我们一次，看到我挑起水桶腾腾地走过来，惊叹“真的成了个乡下丫头啦！”我夜里被灶火烧了褥子那次，自己倒没有太多感觉，但事后听到同院的一位阿姨告诉我，我妈在跟她说到这事的时候忍不住哭了，才知道父母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对下乡的孩子其实是很熬煎的。
听朋友告诉我，教英文的汤一雯老师，文革中间独子到偏远的地方去插队，让她思念得很痛苦。我很想知道，你父母对你插队是什么态度呢？
袁立军：
我父母是把一切都交给党的那种人，在他们的信念里，党能安排好一切。他们对我插队是支持的，听说我学会抽烟了，我妈还专门托人给我带了几条烟。可后来他们逐步也认识到，完全靠政府也不行，于是就教我弟弟学习音乐，考了音乐学院，从此他走了音乐的道路，而原来他们是坚决不让我干这行的，因为他们自己干这行深知这行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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