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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 | 夏玉和:“黑帮”群落里的少年时代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4-16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夏玉和,湖南人。当过知青,77级本科生,后到北京读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住得宽敞些的
原来都是黑帮




作者:夏玉和



小时候,我家住在湖南益阳行署机关家属区,就是那个刻在我记忆深处的“山上”。


“山上”有三栋红砖平房,理论上住了十二户人家。


几年前,我去了一趟老益阳地委的院子,看到了残存的两栋和“山上”一模一样的红砖房。当时,这栋房子住两户人家,职位至少是地委副书记或者是后来的地革委副主任。


而在“山上”的这栋房子,要住四户人家。两户住半栋:一户科级(如今的处级),一户普通干部。科级干部住一个套间,外加隔壁的一个大单间。而普通干部,无论家中几口人,就只有一个套间。


“山上”的三栋房子都长成这样,台阶这部分就是半栋房

 

受山势地形的限制,我家住的一栋比二栋和三栋要短,少一个套间。严格地说,只住了三户半。这就是我为什么上面说“理论上住了十二户人家”的原因。


我家有一个单间,另与山下的文叔叔家分享一个套间。从房间数来看,我家比别的科级干部少一间,但总面积又比普通干部要多一些。这样既照顾到了我爸的职位,又考虑到我妈的情况。公平尽显。


文叔叔住套间朝南的那间,我家住北房。中间隔墙上开了一个水泥预制板的花窗,任何风吹草动,两边清清楚楚。只是那么多年里,谁家也没说过不方便,或者想要把这个窗子封起来。


后来,地革委取代地委行署,不少地委大院的人家搬到了行署。山下有一栋粉墙黛瓦的二层楼,想必也是解放前挪威教会所建,木楼梯,房间里铺着木地板,很是讲究。少达家,小老虎家,群子家都住在这栋楼里。其实要进这栋楼,得是原来的地委书记或副书记,行署专员或副专员。


上面这些个道道,当年大人们玩的游戏,愚钝如我,年届花甲时才悟出来。
 
岁月静好

那时的山上山下,住了几十户人家,共用两个水龙头。洗碗洗菜,洗衣洗尿罐子,全都在这儿。夏天用水量大,压力不够,水上不了山。经常会听到有人喊:山下的关下水咯,先让山上接点咯!“山上”水龙头前经常有水桶、脸盆、钢精锅、甚至洗澡的大木盆排成的接水长龙。一栋有一个愣小子,仗着比我们年龄大,个子高,根本不排队,来了就直奔水龙头。谁要说什么,他就飞起一脚,把谁的桶呀盆呀的踢得滚下山坡。

公共厕所也是山上山下各一个。“山上”的在三栋的西头。早上这儿最热闹,解内急的,倒尿罐子的。这里也是郊区农民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背着箢箕来偷粪。如厕时,有时会有粪扒子突然伸进来,能把里面的人吓一大跳。

家家倒尿罐子活儿基本都是女孩子做,我家也是。倒完后去水龙头冲洗,我会从小娅家门口过。只要看到她,我就高喊“鸭(娅)婆子”。她很不爽,但从不跟我急,只以坚决不理睬作为回应。我俩是“砍了脑壳共得疤”的好朋友,其实与小娅的高风亮节密分不开。

我们放学回家后,就是各种玩。女孩子跳房子、跳绳、跳橡皮筋;男孩子打弹子,拍香烟盒;还有的学着样板戏里的翻跟头,最终还真翻成了地区文工团的正式演员。晚上,高挂的水银灯亮起,山上山下的小孩子聚集,开始一场“官兵抓强盗”的大战。


“山上”时的我和我家老二

 
除了机关里面的灯光球场,这一片没有这么亮的路灯。但好景不长,灯越来越暗。不是一点不亮,而是一团幽暗的光,像鬼火。不知谁说的,踢电线杆子,灯就会亮。于是,不分男女老少,只要这盏灯作昏昏欲睡状,就会上去踢一脚。有时还真被踢亮了,有时脚踢得生疼,一点动静也没有。那根电线杆子真坚强,那么多人踢,被踢了那么多脚,居然没有倒下。

来了炸米炮(爆米花)的,我们会把装着糯米的大脸盆放在米炮机旁边,排队。第一锅米炮开炸,就像每天隔壁军分区的起床号,响彻山上山下,招来炸米炮者无数。

炸好了的会端着满满的一盆米炮,让还在排队的伙伴们抓一把先尝尝。大家一边吃,还一边探讨,自己的那一炮是不是该加几分钱,放点糖精。排在后面的得等很长时间,但总有吃的,直到自己那一锅炸好。

小孩子见了大人,都是叔叔、阿姨地叫。一些叔叔阿姨(一般是那几户科长副科长)家请了保姆。依照当地习惯,我们都叫这些保姆“伯伯”。像湘平家的蒋伯伯,小娅家的李伯伯,还有黄力家的刘伯伯。有人家没请保姆,但有祖父母辈的老人帮着照顾孩子,做家务。我们就会跟着家里的小孩叫嗲嗲(爷爷)娭毑(长沙话的奶奶)翁妈(益阳话的奶奶)奶奶,外公外婆。不过,前面会加一个姓,以示区别,比如“郭家娭毑”“肖家奶奶”“黄家外婆”,等等。不过,小丽家是例外,她老家是河南的。于是,我们随小丽,喊她外婆“姥娘”,还带着河南拖腔。前面也不加姓,和蔼的小脚老人便成了大家的姥娘。
 
大人干仗

“山上”祥和的日子很短暂。准确地说,大人们的世界变了。六户科级干部都前后被打成了走资派。造反派和保皇派干仗时,为了壮大实力,会让这些走资派选边。一不小心,他们又站错了队。整个一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所以,像我爸这样的,很快被关了起来,回不了家;能每天回家的,也是灰溜溜的。

普通干部是革命的生力军。二栋的一个叔叔还成了机关造反派的司令。

先说湘平家吧。她妈妈汪姨是地区财政局局长,是行署少有的担任正职的女干部。她爸爸郭叔叔,在地区外贸局工作,也有官职,好像没有汪姨的大。

汪姨被揪了出来,批斗不断。中午晚上回家,也必须一路挂着牌子。记得她的牌子上写的是走资派,还有什么资产阶级臭小姐,有时还会是阶级异己分子。直到今天,我也没搞懂汪姨到底异己了什么阶级。

按照造反派的要求,到家后,汪姨必须把牌子放在门外,继续示众。一天中午,从我家后窗,我看见湘平的姐姐把牌子拿进屋里。很快,汪姨出来,重新把牌子竖在了外面,还使劲把大女儿往屋里推。尽管说不清为什么,我觉得难受。但好像也能明白汪姨为什么这么做,她家对门住的是造反派司令。

还有,郭叔叔在外贸局遭到毒打。他原本挺拔的身板走了形,弯腰弓背,露在外面的手呀腿的,几乎都是紫猪肝色。大人们悄悄地出主意,要用什么办法治伤。一个方子是,跌打损伤,尤其是内伤,得喝童子尿。于是,好些天,“山上”的小男孩们都给郭叔叔送偏方。司令的妈妈还挺善,据说她也叫她的小孙子做了一份贡献。

山上山下的小朋友:(从左到右)湘平、熊有亮、铁娅、小丽、小娅、三三(湘平的妹妹)和筱芳
 
汪姨靠边站后,造反派勒令她家腾出那个单间,不能让资产阶级臭小姐继续过优裕的日子。她家只好把单间的东西,全搬到隔壁的套间里。一家人一声不响地搬,邻居们也默默地看。想帮忙,又不敢。似乎谁要上前帮一下,她家人会更加难受。也许,看的人在想,今天她家腾房,下次是谁?

奇怪的是,湘平家退出的房,没有人住进来,连隔壁的司令也没去享用革命的果实。那间房一直空着,钥匙还在她家。

很快,这里成了“山上”小孩的室内多功能娱乐厅。下雨时,外面没法跳房子,我们就转战到这间房子里面。湘平、她姐姐,还有三三,也都加入其中。

那个全国最大的“叛徒内奸工贼”的老家就在我们地区的宁乡县。他人在北京,老家的革命群众斗不着他,那就斗他的家人。革命群众要去花明楼开批斗会,不能只干喊口号,斗争方式得丰富多彩啊!于是,造反派给年龄大的机关子弟下达任务:排几个节目,在批斗大会上表演。大子弟立马召集小子弟当演员,他们当编导,而湘平家的这间房成了革命舞蹈排练室。

这次批斗会留给我的最深记忆就是晕车晕得一塌糊涂。到了花明楼公社后,马上来了精神,在台上又唱又跳,彻底打倒刘邓陶。台前跪了一个穿黑衣的老头,那便是最大走资派的老兄。对了,这个哥哥跟已经被批倒批臭的弟弟长得可真像,尤其是鼻子。

“山上”那么多的叔叔阿姨,可以同时用“郎才女貌”和“郎貌女才”来形容的恐怕要首推黄力的爸妈。

黄力妈妈蔡姨也是一个了不得的女子,卫生科副科长。黄力说过,她妈是大学生,上过湘雅医学院。外公本是江苏蚕丝商人,家境富裕,在北平都置有产业。跑日本时,一家人来到了外婆的老家湘潭。

小学毕业时的黄力
 
蔡姨这种剥削阶级的家庭背景,被打倒再正常不过了。黄力爸爸地主出身,武汉大学毕业。解放前,他就是组织的人,还听从组织安排,到三青团里潜伏。可在这场革命中,黄叔叔不光是地主崽子,还成了叛党投敌的历史反革命,更在打倒之列。

一天晚上,隔壁的司令带领手下,把黄力家给抄了。蔡姨这个资本家的臭小姐,有不少父亲留给她的珠宝首饰。司令下令,全部抄走,从此不知去向。黄力爸爸曾经是公安,配过枪。司令发现了两颗子弹,黄叔叔新添一个私藏枪支弹药的罪名。

当晚,司令带走了黄叔叔,转而交给了一家地直企业的造反派。毒打之后,被关了起来。黄叔叔从此落下病根。大革命结束后,黄叔叔用各种偏方疗伤。不料,伤未治好,肝脏受损,没等到全面拨乱反正,他就去世了。
 
小鬼当家

革命一开始,我妈就丢了工作。我们因祸得福,亲妈管着一日三餐,随季添衣减衣,基本做到了衣食无忧。而请了保姆的科长副科长家就惨了。造反派说,请保姆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剥削劳动人民,应该把她们解放。于是,蒋伯伯,李伯伯,还有刘伯伯,翻身做主人,回了农村老家。

湘平的娭毑来了。这是一个温和清雅的老太太,皮肤白皙,说话轻声柔气。郭家娭毑的讲究和利索很快显现出来,家里收拾得比蒋伯伯在的时候还整齐干净。还有,从郭家娭毑衣着,我知道了有一种高级料子叫香云纱。后来,不晓得是身体的原因,还是因为没有本地户口,郭家娭毑回湘潭了。湘平家就开始由她姐姐掌管,我们去她家腾空的房子里玩,就得找她拿钥匙开门。

刘伯伯获得解放走了,可黄力的爸妈都被揪斗,没法回家。十二三岁的黄力哥哥成了大拿,管他自己和弟弟妹妹的日常生活。黄力的头发没人梳,长成了草;弟弟的衣服脏了也不换,脸上还挂着大鼻涕。有时菜下了锅,她哥才大声呼喊着冲到我家,雷姨,雷姨!这个菜怎么炒?

山上山下的小朋友:(前排左起)筱莉、筱芳;(后排左起)铁娅、黄力和我
 
黄力哥哥还在家里备战备荒,他把地砖刨开,深挖洞。好长一段时间,开门见坑,一屋黄泥巴。至于防空洞,那就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了。

小娅爸爸是统计科副科长,住着三栋西头的两套房。她家的保姆李伯伯走了之后,她姨来家打理了一段。小娅说起这个姨,总是“liang姨娘”长,“liang姨娘”短的。我妈听见,批评小娅,你个女伢儿,怎么总是讲痞话?小娅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我讲什么痞话了?我妈说,你怎么把“X你娘”挂在嘴边?小娅笑得肚子疼,说,雷姨啊,你搞错哒呢。“liang”是安化话,“liang”是“小”的意思。“liang姨娘”就是小姨娘。好险,我妈差点诬陷小娅,搞出一桩冤假错案。

Liang姨娘没待多久,回去了。小娅家又来人了。这次是一个十一二岁的漂亮小姑娘。小娅说,这是她姐姐,叫小兀(写这篇文时,小娅告诉我,姐姐的小名取自父亲名字中的“光”字,上面的“小”,下面的“兀”)。“山上”的大人小孩一直以为她家只有三个孩子,小娅是老大。小兀长得也不像小娅,白白净净,文静腼腆。她怎么可能是小娅的姐姐呢?可小兀就是李家大女儿,连小娅都说是,我们说不是也不管用啊。

小娅和同住在三栋的白蓉
 
小兀从小在安化乡下外婆家长大,说一口的安化话。她费了多大劲才适应“山上”的城里人生活,只有她自己知道。由她来掌管这个她根本不熟悉的家,还有三个很少在一起生活的弟妹们,这活儿不好练。连我妈都说,娅子(小娅)那么顽皮,小兀怎么管得住呀。无论管得住还是管不住,小兀都必须管。小兀很快和我家老二成了好朋友。她俩性格很像,都属于斯文秀气型,深得父母的信任和喜爱。她俩的友谊和我跟小娅的友谊一样,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顺便说几句题外话。小娅爸爸是地下党,解放后在外乡搞土改,给别人划成分,忙个不亦乐乎。没想到,自己的父母却在老家被划成了富农。等他得知后想去做些补救,已回天无术。

爸爸被打成黑帮和富农的出身,让在家不用管事的小娅,也变得心事重重。一天,她飞跑到我家,兴奋地高喊,“雷姨,雷姨!告诉你咯,杨子荣家也是富农呢!跟我们一样,都是富农!”我妈一惊,问,杨子荣,那个京剧里的解放军吗?你怎么晓得的?小娅道:“是少剑波唱的,‘他出身富农’,还本质好!”这回轮到我妈大笑,“娅子,你搞错哒,少剑波唱的是‘他出身雇农’呢!”小娅不解,说,不是贫农吗,怎么又来个雇农?妈妈告诉她,雇农最穷,比贫农还要穷!小娅愣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红军赋闲


我家西头住的科级干部,换过几家。最早住那儿的姓孙,他家小孩年龄大,跟我们玩不到一起。


这家走后,便是小丽家。小丽长得好看,秀气,穿着打扮洋派。夏天长裙短裙,冬天外套大衣,还有漂亮的围巾帽子。她能歌善舞,去过伟大的首都北京,加上姥娘无微不至的照顾,小丽成了我们心中的小公主。她家孩子少,只有兄妹二人。爸妈都是上过朝鲜战场的转业军人,经济条件算是“山上”最好的。


从朝鲜回国不久的小丽爸妈,大约是1953年

 

小丽看上去娇气,但喜欢跟我和小娅两个女张飞玩。我俩经常去她家翻看她爸妈的戎装照,她爸那叫一个帅,她妈那叫一个飒!


她还找出她爸从战场带回的美国军用望眼镜,让大家过瘾。几个小姑娘站在山上,用望远镜看山下机关大门口来来往往的行人。还学着电影《上甘岭》《奇袭白虎团》里的情节,大喊“敌人来了,瞄准,开火!”


我们玩过的美式望远镜,Nash Kelvinator M13 6X30(1944年出厂)。郭伟供图

 

小丽爸爸的历史简单清白,很快被分派去了一家工厂当领导。她家搬走了。


三伢子家搬来了。


三伢子家很有来头。他爸爸马伯伯是老红军,行署里数他的资历最老。但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时,没有处理好,成了右派,降了好几级。到“山上”时,他只有一个地区农科所所长的虚职,实际上什么也不让做。


三伢子的妈妈赵姨是山西人。“山上”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马伯伯当年在山西抗日,被日本兵追得快没了活路。赵家人把他藏在粪坑里,然后蹲在上面假装如厕,骗过了小鬼子。因为这救命之恩,马伯伯娶了赵姨。


传说是真是假不重要,关键是马伯伯把赵姨从山西带回了湖南,有了五个孩子。孩子们的名字,姓马是铁定的,五个娃全是“晋”字辈,以纪念这千里姻缘。只是最后的名又回到了湖南,“马晋”之后,全是湖湘地名。


听到大人们跟马伯伯聊天,说,赵芸她娘家人真好,把你救了,是你的大恩人呢。马伯伯点头称是,但马上说,那赵芸如今认的字还是我教的呢!


赵姨,在湖南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山西人

 

他家三男二女,老大和老二是女儿,三四五都是儿子,以三伢子最为调皮。


三伢子跟我一般大,可他五岁发蒙,和我家老二同班,都是学校田径队的,几乎每天都到我家来点卯。三伢子声音脆亮,人未到,“平平”的喊声早就进了门。他俩一直同学到高中毕业,我家老二一直是他的班长。老二跟三伢子说过好多次:在学校,你莫喊我的小名,喊名字。三伢子麻溜地答应,要得(好)!可一到学校,有事没事,他还是大呼“平平!”根本不把班长当干部。


小丽家住在隔壁的时候,很安静,好像没人大声说过话。当然,姥娘喊小丽和她哥回家吃饭时除外。


自从三伢子家住过来,每天晚饭后,我家这边都能听见马伯伯骂人,还有像是鞭子抽出的“啪啪”声,有时鞭响后,会有哭声。


每天如此,连我妈都好奇。趁着三伢子来家,妈妈跟他说,你们听点大人的话咯,莫天天惹你爸爸生气。三伢子很委屈,说,雷姨,恩楞嘎(您老人家)不晓得呢,不管我们万冒万(犯没犯错),爸爸每天都要训我们。五姊妹从大到小站成一排,从老大开始训,一直训到五伢子。还拿皮带吓我们。我跟四伢子要真的万哒皮(做了错事),爸爸就会拿皮带打。我们疼得哭,姐姐她俩也吓得直哭。


没见过马伯伯挨批斗,好像是因为造反派没有资格动他。当时有这么一说,马所长的问题是中央管的。被打成右派后,他去过北京好多回,找帅大姐。


这个帅大姐挺厉害。我爸的同事,中山大学毕业的地下党,右派摘帽后受到不公正待遇,也找了帅大姐伸冤。后来听我爸说,帅大姐全名帅孟奇,老革命,马伯伯的汉寿老乡,中组部的大官。


看不出中央和帅大姐给马伯伯带来什么好处。只是别人都去五七干校,马伯伯不用,待在“山上”,和留守的小孩和家属为伴。他总是表情严肃,既不会凶我们这些小孩,也不怎么逗我们玩。走路时,低着头,背着手。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我常想,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晚上训崽抽皮带吗?


他家五个孩子还都挺好,看不出天天晚上都被老爸严厉地敲打过。只有三伢子在我家讲过这么一件事。晚上睡着了,他会爬起来,到外面去跑步。跑一会儿后,再回家一觉睡到天亮。他爸妈发现了,问他搞什么鬼,可他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这也太神了吧!我们听了都不信,觉得他是在吹牛皮。


好久好久后的一天,老二(好像她已经上高中)跟我说,还记不记得三伢子讲他晚上睡着了觉跑步的事?可能他没有扯谎,那叫梦游。

 

随着地直机关“五七”干校的开办,改造过的干部们一批批地获得“解放”,“山上”的十二户人家各奔东西。一些叔叔阿姨,还有那时的玩伴,我再也没见到过。


几年前的春天,我和小娅,黄力,还有山下的筱芳,一起回到了“山上”。物不是,人亦非。但没有想到的是,我们遇见了赵姨,就是三伢子的妈妈。她告诉我们,她是唯一还住在这里的“山上”老人。还有,她眼里闪着泪花,说,这两棵梓树,是你们的马伯伯种的。


马伯伯种下的两棵梓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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