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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张亮:农村生活中的大队文艺宣传队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4-04-01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张亮,重庆市忠县人。初67“老三届”。1968年11月上山下乡,与“文革”前老知青姐姐哥哥插队落户在一起。十年磨一剑,1978年考入重庆大学。2011年于四川外国语大学退休。


原题
知青农村生活回忆片段
大队文艺宣传队



作者:张亮


01


1970年的春节,我们三姐弟是一定都不能够回县城过年的了。不但我们三人,而且全大队的知青,都不能离开农村回到父母身边过年。这是为什么呢?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春节的慰问联欢演出。


几年前,各派性组织始则造反派、保皇派,继则砸派、保派,为标榜自己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哪一派都是惯以文艺宣传作为自己争取群众,打开局面的敲门砖的。而今几年过去,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及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已胜利召开,全国人民都在为贯彻落实毛主席“斗、批、改”的伟大战略部署而努力奋斗,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十分需要歌舞升平,展示自己的新面貌新成果。


九大后的第一个春节,也是我们公社和各大队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消除派性,“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迫切需要以文艺的形式联欢庆祝一下。想来是公社革委会将上级春节文艺联欢汇演的要求布置下去了,若不然各个大队的动作也不会这么整齐划一,全都在组织自己大队的青年力量排练节目。


大队组织文艺宣传队,这在农村也是难得一见。首先便是人才的发现、挑选。我们大队宣传队的成员,原则上是全大队的男女青年唱歌、跳舞爱好者,自觉自愿都可报名参加,但关键是要大方,上得台面,不怕笑话;还要得到组织和编导者的认可。大队副书记兼大队长韩国礼亲自召集并出席了第一次会议,也算是成立大会。


二队有个青年人,叫冉启志,他年龄比我哥还大一、二岁,是忠县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当时有一种招生制度叫“社来社去”。大概是农村户口、粮食关系均不发生改变,由哪里推荐上学,毕业后仍回到哪里去,由当地安排工作。冉启志回到贯子大队,一时还安排不上教书工作,暂时接任了大队的文书职(也称大队会计)。冉启志文书人很活跃,爱好文体活动,秉承大队正、副两位书记的意思,具体抓一下大队宣传队的组织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大队的知青嘛——我们3个本县知青加6个重庆知青,基本上互相都不知道底细,但仅凭知青这名号自然也应该是大队文艺宣传队的成员吧。加之韩副书记说了,凡是宣传队的排练演出,一律算做出工,由生产队评工记分。如此不用劳动,只在宣传队混混,却又评上了工分,这等好事岂可错过,所以大队的知青全都参加了。 


我们大队,就数四队的社员最特别,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有一种天然的权利意识,谁也不愿意平白无故受气,哪怕是最强势的队长若无故骂错了人,也要顶撞几句,不像别的队,普遍老实憨厚逆来顺受。


四队青年人中特别又是女青年,更是有几位意识独立,追求个人幸福欲望很强的领衔带头人物,如韩国兰、周广淑、黄道秀等。别的队包括我们队的女青年,全都是羞涩封闭式的,没有半点开放的思想。所以,大队宣传队的成立,全靠四队支撑,特别是女演员,除个别人外全都来自四队。以韩国兰、周广淑两位大姐带头,率领一批年约十五、十六岁的小女青年廖世琼、韩国翠、谭定芬、冉启玉、陈昌淑等,再加上二队的冉华、冉启现,宣传队的女演员队伍就基本成了。


女演员有了,男演员咋办?到宣传队凑数的知青男生倒是大有人在,可是除了我哥哥外,其余包括我本人都是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或许看也不中,唱歌、跳舞特别是跳舞真正是上不得场的。十分宝贵,二队涌现了三位男演员:冉龙伟、冉启国和冉龙德,加上四队还有一个肖异强,这就刚好凑成了宣传队不可多得的四名男舞蹈演员。配合女生四人、六人,或者八人,不就可以舞蹈上台了吗?


那时的农村文艺宣传,限于水平和各种条件,主要形式就是唱歌、跳舞,而我们宣传队的歌舞编导全靠我姐姐和哥哥。姐姐是宣传队的大姐,她身边团结和带领着韩国兰、周广淑等四队一帮子女青年。她虽没亲自上台表演,但可以筹划组织节目、教唱歌及编排舞蹈。哥哥中学时代就曾经是忠县城关初中校舞蹈队的男演员,他的笛子吹奏技巧也具备校级水平。这时他的文艺细胞和才华又得以激活和彰显,我真没想到连女生的舞蹈动作也都由他来编导。一支高亢的笛子,生生扬起了宣传队的精气神。加之我还有一支笛子,再配以冉启志的二胡和他借来的手风琴,以及大队村小旧有的锣鼓、碰铃和木鱼等,宣传队的行头也算多少有了几件。


我和大队其他几个重庆知青差不多,天生缺乏文艺细胞,或者腼腆上不了台面,生怕现丑。只是中学时受哥哥影响,也学着吹笛子,有了点爱好,下乡时还带着笛子。这次也真真是滥竽充数,派上了一点小用场,可以帮一下哥哥,壮大声势,也可以让他有时稍稍缓口气。再说,一点都不“充数”,我真真也是不好意思在队里混工分了。


其实青年人到宣传队主要是凑在一起好玩,评工记分和尽义务也是一半对一半。上午参加队里劳动,下午参加排练,只得了队里不足4分工分——因所有宣传队员除冉龙德外,都不是生产队全劳力,全劳力下午才4分,加之晚上全都是义务排练,冬闲下雨天也是义务排练。所以对于确实排练了节目的青年,队里评记那么2、3工分,也不算白给。


但是,如果一个节目也没上,一点力都没出,队里真是白给工分那也不好交差了。为此,我们几位男知青自告奋勇凑了一个节目:样板戏《沙家浜》唱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说到样板戏即所谓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这是江青等人插手一批文艺作品,打上“江”记封号,以此宣称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中国文艺被赋予的一个革命的特殊标记,毛泽东主席先后多次率政治局成员出席观看,给予强力的政治支持。因此,当全国各地自上而下各级革命委员会,为表现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展示胜利成果,各层次的文艺汇演必定是缺了样板戏这“红萝卜”不出席的。


我们唱段的剧情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十八位伤病员驻留沙家浜,与敌顽周旋斗智斗勇终获胜利。其唱词: 

要学那——
泰山顶上——
一青松——”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挺然屹立傲苍穹。
八千里风暴吹不倒,
九千个雷霆也难轰。”
……
最后两句是:
“俺十八个伤病员
要成为十八棵青松!”


我们大队九位知青,除姐姐是女性没参加外,其余八人精神抖擞,全数整整齐齐造型姿态亮相,气势还是有点雄壮的,——重在参与嘛,别的大队还都没有办到这一点呢。


正月初一是在本大队慰问演出,同时也是庆祝大队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慰问全大队及各生产队干部、军属,和广大贫下中农社员。年前大队早已是通知下去了。是的,节目水平无论高低,确实也是应该慰问一下,一年到头社员群众太辛苦了,也没有谁给他们演出过节目。


演出会场设在新建不久的大队村小。这里是一个天然的演出场所。下边一排溜几间房屋:正中是木楼板戏台,不演戏(文艺演出农村也通称为演戏)时,还可放电影,可作社员大会主席台;右边是一间土墙大教室,可容纳五十多位学生;左边紧邻是教师住宿兼办公室,摆有两张木床和两张办公桌;再左边紧靠着的偏屋就是老师的厨房了。戏台下面及左边的教师用房,包括厨房都是翻砌的石单墙。这就是从我们一队碉楼旁搬迁下来的,国家投资的公办贯子村小,就只一个班。


这一排溜房屋正北面对一徐徐上升的斜石板,长约二十米、宽约十五、六米。斜坡下方砌了半人高堡坎,以沙土填平,形成约三米来宽的跳高、跳远跑道及沙坑,这就是小学的运动场地了。大队看戏、看电影和开大会都在这里。


初一这天,宣传队的队员比一般群众早些,但我估计也是约莫九点多钟了,集合整齐,做些准备工作。慢慢地附近二队、三队就有人搬来木长条凳和独凳子,安放在戏台对面的沙土平台和石坡上,占据有利看戏位置。然后慢慢地四队、一队,甚至较远处各队都陆续有人来了。


农闲的日子是比较懒散些,更何况还是一年中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又过了一阵子,大人和孩子来了大约百十号人,包括一些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杨书记、韩书记及新升任的谷达山大队长也到了,零零散散还有人在过来。杨书记简短讲了几句话后,演出就开始了。


条件有限,演出当然不能夸大其辞地说如何如何地精彩,但我的评价却也是不错的。总之,宣传队有几处亮点是值得提及的:首先,女歌舞队员除冉华和冉启现外全是四队的青年,她们很努力,很有敬业精神,其艺术才华在农村来讲也属上乘,特别是她们思想上的开放,给全大队其他女青年树立了榜样。


其次,几位男演员很是难得,表演也不错。他们的特点是豪放,手舞足蹈,有农家男子汉大咧咧的气质。只是动作有些大,跺跺脚,戏台楼板都震动得发抖。


再有,哥哥的笛子,清脆嘹亮,婉转悠扬,众多社员开了眼界;冉启玉的独唱也很大方,精神可嘉;知青全体出场,得到好评。当时流行歌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歌曲,仅改唱了两句歌词:“大队成立革委会,精华山下红旗扬”,让杨书记、韩副书记、谷大队长等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很是开心,大队的新鲜事,一下就上了唱词了。先别说水平的高高低低,仅凭这本土的,自己的宣传队,自己的节目,道声“慰问”,就让大家由衷地高兴了。


全公社各大队的文艺宣传队,除在本大队的慰问演出外,再就是全公社统一安排的联欢汇演。从正月初一开始,在公社完小戏台各大队轮番上场。


初一晚上精华大队宣传队首先亮相。我们贯子大队很多社员,主要是青年人都带着向日葵火把杆去看演出。宣传队的队员大概全都去了,因为明天即初二晚上就轮到我们自己了,总是该去观摩一下人家,学习学习吧。


精华大队宣传队的节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别是他们的样板戏《白毛女》片段还真有点精彩。两个农村青年扮演了地主黄世仁和穆仁智,忠县知青朱世伦扮演杨白劳,重庆知青杨冬芳扮演喜儿。


黄世仁和穆仁智就不说了,反正是反派角色,怎么丑化都可以。而高中毕业的朱世伦扮演的杨白劳则是可圈可点。他本来身材就有点瘦,贴上花白胡子,穿上破旧棉袄,扮演杨白劳形象还真象。我心里想,朱世伦家庭成分是地主,好在是让他扮演贫下中农,若让他扮演黄世仁,他肯定不干。


重庆知青杨冬芳扮演喜儿本来不是很协调,因为她身材并不苗条。但是她扮演的角色却很出彩,她的表演技巧,特别是她那仿芭蕾舞式的踮脚尖,就那么跳两三次各三、四秒钟或四、五秒钟,便赢得了现场观众满堂喝彩,——农村人还真没见过能用脚尖跳舞的。


精华大队宣传队的最大特点是知青出大力。重庆女知青喻全珍起编导作用,加之还有忠县知青朱述川的笛子伴奏。


乐观大队的演出我们也去看了的,也都是知青起主要作用。记得忠县的高中毕业知青艾和平出场有表演。重庆知青李永辉等人上台搞笑一通,没留下多大印象。可惜哥哥的好友杨靖寰没有参加。


全公社似乎各大队都有宣传队登台表演了的。但其他如白鹤大队、阳坪大队、沿河大队及青苔大队等,我都不记得什么。我们贯子大队宣传队,以其自己的亮点及特点在公社社员群众,特别是青年人群中获得了好评。虽然知青中我哥哥、姐姐特别是哥哥,在编导和伴奏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宣传队仍然是以本乡本土男女青年为主,充分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我认为这是很好的。

02


1971年春节前,大队的重庆知青大部分都已回重庆父母身边过年去了。姐姐也回了县城。这年公社革委会没有布置各大队搞文艺汇演的事,所以大队领导也就没再来组织。但大队文艺宣传队以冉启志牵头,决定继续排练节目,即使没有补助工分,凭着一群年轻人自身的热情也要做。


精华山上有个四川省劳改农场。经与山上驻军3075部队联系,约定正月初二宣传队上山去部队慰问演出,人员和节目基本都还是去年那些,只是稍微做了些增减。 


大年三十天就说好的,正月初一要继续排练。这天早晨,我和哥哥一起床,两人就忙活着包汤圆。这是传统节日的习俗,虽是身在农村,我们哥俩也不能太亏了自己,总还得为自己求个圆满吉祥。今年的汤圆面不是用糯米做的,为了节约只是用糯玉米做的,——近两年都有农民这样做,汤圆芯子就是包上一些甘蔗熬的红糖。


我和哥哥几乎是比着吃。总共72个大汤圆,哥哥吃了37个,我吃了35个,这就是我们年轻时吃汤圆的最高纪录。须知,那时农村的汤圆,比现在人们看到的超市里的大汤圆大多了,完全能一个顶两个。


吃了汤圆后,我和哥哥一道,从附近四队下去,沿途邀约着宣传队的人员去村小排练。这年,冉启志自告奋勇上了一个独唱节目。独唱的歌曲题目是:《苏联人民永远想念毛泽东》。


这题目当时我听着就有些别扭,苏联人民怎么会永远想念毛泽东呢?只好自圆其说地说服自己:苏联共产党变修了,但苏联人民还是好的,他们转而寄希望于中国的列宁——毛泽东。现在还记得几句歌词:


“乌云遮住了克里姆林红星,
苏联人民永远想念毛泽东。
毛泽东是人类的救星,
毛泽东是当代的列宁。”


这只是其中一段的唱词,别的唱段我已不记得了。这是一首比较简短的歌曲。冉启志之所以自告奋勇独唱,他也是情有独钟的,平时就常见他哼哼,有那么点低沉雄浑的味道。现在想来,此歌实在是无稽之谈,开国际玩笑!人类救星是那么好当的?


初二上精华山慰问部队,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空气是那么的清新,鸟儿在林间叽叽、啾啾,跳跃,一群男女青年行进在山间小路上,嘻嘻哈哈说说笑笑,开心极了。


我们进入营区,部队敲锣打鼓欢迎我们。在军人礼堂,虽有军纪约束,战士们一个个军姿端坐,但可以想见,久住山上的部队原本就相当寂寞,确实盼望我们这样的女青年多,代表当地贫下中农的宣传队慰问劳军。


慰问演出很成功。中午,享受到了节日的盛宴。说是盛宴一点不为过,首先是部队干部、战士们的盛情。更重要的是,饭尽管敞开量来吃,还有炒粉条、炒木耳、竹笋炒的肉和萝卜炖的汤。满满一桌菜(当然这只是当时的八人方桌,八、九个或十来个菜,绝非当今的饭局)我也记不清了,就这已经够了,已经是盛宴了。生长在农村的年轻人,平素哪能见到什么粉条、木耳、竹笋呢。


饭后,应连队之请,增加了一个联欢项目——篮球友谊赛。这可让我们抓瞎了,我们毫无准备,连人都凑不齐。不过冉启志也是一个球迷,不管三七二十一答应了下来。


除我和冉启志外,再无一个爱好者,只好哥哥和八队知青张林,二队青年冉龙伟一起上场。冉启志有球瘾,爱饿球,即总是爱自己上篮;张林身材很是单薄,在球场上一碰即倒,惹得场外观众笑声一片;哥哥和冉龙伟动作也不熟练,不协调。我自己个子既不高大也不魁梧,倒是奋力拼搏,有一次中场意外的漂亮投篮,但也无济于事。结果我们大败亏输,只是娱乐、友谊。若是八队知青大佘在,四队知青赵有富、七队知青李学刚在,那恐怕就是另一种场面了。


慰问了,吃饭了,娱乐了,心满意足了。告别欢送的部队官兵,大家又是嘻嘻哈哈说说笑笑,下山回家了。至今,当年四队那些比我小四、五岁的小小女青年廖世琼、谭定芬、冉启玉、陈昌淑,还有二队的冉华等都还让我时常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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