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马承伟，重庆人，1952年出生。初68级中学生，1969年下乡知青，1971年到四川石棉县农机厂工作。1977年就读成都农业机械学院；1982年考取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硕士研究生，1984年12月毕业去西南农业大学农机系任教。1991年考入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攻读农业生物环境工程专业博士学位。1996毕业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后留校工作，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2年退休。
走出迷茫后的
山乡体验
作者：马承伟
1968年12月22日清晨，位于四川西南大渡河畔的山区小城——石棉县城，大喇叭照例开始了一天的高亢宣传时刻。我和同学们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猛然听到了广播中传来的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播音，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一下子都愣住了。那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三年，也是我们石棉中学初中老三届68、67、66级同学进入初中学习后的第四～第六个年头。经历了大串联和大揭发、大批判，杀入社会，集会、游行、造反、打砸抢抄抓，无数次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已经三年没有正经上过课了。到1968年年底，“革命行动”越来越走入歧途，同学们和社会上的造反派一样，也分裂为不同派别，两大派同学互相攻击、争斗，逐渐发展到了几乎水火不容的程度。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毕业，毕业以后的路在哪里。大部分同学已厌倦了学校的派别斗争，家在农村的同学大部分回家挣工分去了，城镇的同学也大多回家做起了“逍遥派”。近三百学生的石棉中学，只剩下几十位同学继续留在学校中“闹革命”，我就是那其中的一位，那时正与对立派的同学激烈对抗中，已开始发展到肢体冲突的武斗初级阶段。
七十年代初的石棉县城（转自微信公众号《秀美石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如同当头的一盆冷水，浇得我们逐渐清醒过来，明白了再相互斗下去已无任何意义。于是，派性和武斗的局面戛然而止。很快，关于那时在校的“老三届”中学生全部下乡“安家落户”的文件、政策逐渐明了。从1969年初开始，全国各大城市中学生奔赴边远地区的消息不断从报纸和广播中传来，石棉城里也不时有奔赴西昌、大凉山以及云南等地的大批成都知青路过。石棉中学（摄于1998年）左为教室，右为操场、办公室，后面白色二层教学楼为文革后修建
石棉中学初中老三届有近三百位同学，大部分家在本县农村，这部分同学作为“回乡知青”，都直接回到了家所在的公社。余下的近百位家在城镇的同学，都作为“下乡知青”，需要安置在本县农村。1969年年初，石棉县革委会开始进行下乡知青的动员组织工作。现在说起来非常令人难以置信和好笑，这项工作一开始令县革委会主管知青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大为头疼。他们面对的是文革以来被捧上了天、不可一世的红卫兵革命小将，文革开始以来的冲冲杀杀，早已养成了目空一切、横冲直撞的性格。对下乡命运安排的失落，大家也一直有一种想要借机发泄的情绪。所以下乡知青的动员会一开始就难产。到会不到会，全凭同学各自的情绪和兴趣。即便到了会场，也是极不配合，任性地搅合捣乱，一不耐烦，大家就一窝蜂离会上街游玩，无人能管，令会议主持者一筹莫展。但是，大家也明白，下乡是大势所趋，拖下去肯定不是办法。所以渐渐转而关注能下放到哪里，如何安置。终于有一天，在街上游玩的几十位同学突然回心转意，相约回到了下乡知青动员会的会场，令正在发愁的会议主持者大喜过望。主持人抓住时机，立即将会议主题直入如何分配和安置这些大家关切的具体问题。其实当时有知青接收任务的各公社领导或主管人员已经就在会场。于是，大家同学开始三三两两与各公社到会人员接触了解。几经组合选择，我与同班要好的李志华、王克新同学三人最终走到了一起。我们是石棉中学68级1班的同班同学，当年都只有十七岁。全县16个公社（乡），选择下放到哪里？安乐、蟹罗、草科和田湾等，太远了，不想去。余下稍好的、稍近的地方，可能想去的人较多。特别是作为城关镇的农场公社，就在县城附近，条件相对最好，但可能竞争激烈。正在举棋不定之时，不知是谁，给我们介绍了擦罗公社。我们虽然觉得条件好像不是太好，但介绍的人不断地讲那里如何不错，说着说着，擦罗公社到会的一位姓黄的武装部长来到我们身旁。这是一位身材健壮、性情豪爽的退伍军人，他的热情友好的态度令我们大为欢心。一同下乡擦罗公社的知青同伴。左起：马承伟、王克新、李志华我们还在最后的犹豫之中时，这位黄部长从座位上站起来，大步走向附近的一部电话机旁，要通了擦罗公社的电话。他在电话中，大声要求公社要做好迎接知青的各种准备。这样的热情让我们大为感动，事情已到了不容犹豫的程度。好啦，擦罗，就是那儿啦！就是这样，这位黄部长用他热情友好的独特姿态，赢得了我们的心。这样，我们三位，连同一位有亲戚在擦罗的女同学，成为了擦罗公社文革后第一批下乡知青。其实，在擦罗，还有三位石棉中学回乡知青同学，以及汉源高中的一位当年回乡的知青，当年我们之间形成了一个亲密的知青社交圈子。1969年4月21日，动身出发的日子到了。从县城到各公社的知青安置点，步行一般也就半天一天的，乘车则只要半小时到一个多小时,都不算太远，需要的话，随时可以回家。所以出发的时刻完全没有亲人离别的那种伤感气氛。车队、欢送的人群，锣鼓和标语，倒是一番轰轰烈烈的热闹景象。我们擦罗公社的下乡知青四人，连同公社的人员和一些送别的家人，乘上一辆解放牌敞篷货车，告别了县城。1969年4月21日石棉县城欢送本县知青下乡（转自《雅安知青史料·石棉卷》）从大渡河与支流南桠河汇合处的石棉县城出发，往南沿着南桠河一直往上游（冕宁、西昌方向）走，经过洗马沽（迴龙）、凉桥、南瓜桥等地，就到了擦罗公社（乡），这里距离石棉县城三十多里地。南桠河滔滔河水的两岸，是耸立着茂密树林的绿色群山，低处的山坡上是长满绿色庄稼的成片坡地和层层梯田，一派相映成趣的山野和田园的混合风光。
擦罗公社留影，上图马承伟，下图李志华，穿过门洞的远处为龙家沟、老街子
当时擦罗共有五个生产大队：上里、福龙、山河、晏如、海洋，晏如和海洋位于较高的山上，彝族住民较多，翻过那里下去就是那个著名的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安顺场，据说当年红军就是沿着福龙、晏如、海洋的路线到达的安顺场。我们被分配在福龙一队，那里地名称为“龙家沟”，是一个一百多人的生产队。龙家沟位于南桠河的西侧，村落和土地大部在比河岸高出一两百米的山坡上和山沟中。与擦罗公社的其他地方一样，土地主要是山坡，村子里甚至没有一个较大块一点的平地集中建房，全村的民居分散在方圆一公里左右范围的五六处地方。全生产队大约三百多亩耕地，水田只占一小半，其余为坡地、旱地。所以，社员一年的粮食，大米只占较小的一部分，大部分粮食为产于旱地的玉米和少部分小麦。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我对该生产队最不满意、最遗憾的事情。对于一直在南方城镇中以大米为主食的我们来说，一年之中以玉米为主粮的日子，天天吃玉米面做成的那种“玉米沙沙饭”，是我们感到最难以接受的事。但是时间一长也就适应了。与福龙大队其他生产队相比，龙家沟最有利的条件是公路穿村而过，交通方便，擦罗供销社、医院、以及公路道班房都在公路旁。公社驻地本来在公路上面的山坡上的福龙二队（老街子），后来也移驻到龙家沟来了。
在供销社背后是生产队的保管房，我们知青的住房是紧挨着生产队的保管房建起来的二层夯土楼房，屋内大概有二十多平方米，一层是堂屋和灶房，人住在楼上，楼面用一根根竹子平铺编排而成，人在上面一走起来会嘎吱嘎吱作响。住房条件虽简陋一点，但这是新建的房屋，屋内干燥、清爽，而且供销社就在旁边，生活购物、交通方便。我们到来之时，龙家沟社员、福龙大队和擦罗公社的领导，供销社的工作人员、公社医院的医生、小学的老师都一起前来迎接和看望，让我们感怀不已。从那以后，在擦罗公社的二年劳动生活中，时时处处感受到擦罗各方人士对我们的厚爱和给予的关照，生产队的二位曹队长、大队罗支书、公社的白书记、黄部长、蔡乡长等领导，都给予了我们热情的关心和帮助，至今仍历历在目，终身难忘！一般一天中的劳动时间分为二段。早饭前，天一亮出早工，大约二小时左右收工。早饭后则一直干到傍晚收工。具体时间由生产队长掌握，农忙时节出工早、收工晚。生产队里没有钟表，所以出工和收工的时刻早晚是不讲钟点的，全凭生产队长的感觉。同时，生产队里也没有广播，所以出工的信号，全凭那位生产队长站在山梁上，朝向两侧山沟中扯着嗓子吼叫。要知道龙家沟的社员住户可是分布在方圆一公里左右范围内的，生产队长呼唤出工的吼声要传遍各家各户，嗓门要多大？也许山沟里开阔，声音传得远，但无论如何回想起来还是难以想象。刚下乡时，我们什么农活也不会。在农村的二年中，我们在学会了一些农活的同时，也体验了农活的辛劳。什么农活最累、最苦？那些农村的青年伙伴们告诉我们，锄玉米二遍草和插秧等农活最累、最苦。锄玉米第二遍草，石棉当地称为“薅二草”。之所以说这是最苦的活，是因为那个季节已进入盛夏时节，太阳毒、气温高，而玉米在那个时刻，已长到一人多高，除草钻入玉米丛中，闷热难耐，但又不敢露出胳膊和腿，否则玉米叶片边缘锋利的锯齿，会在皮肤上割出一道道伤痕。又热又累，而防护也不可能严密，一天下来，汗水湿透全身衣裤，脸上、手上和腿上，还难免会伤痕道道。至于插秧，辛苦之处在于是一直弯着腰干，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为了要将秧苗插得一道道笔直、整齐，需要把腰弯得较低，头尽量贴近水面一些，以便用眼瞄直秧行。这样一天下来，尤其对于年纪稍大一些人，腰背会酸疼得直不起来。佩服农村里一些插秧高手，能把秧行插得笔直端正，横行竖列规规整整，像用直尺画出来的一样，一眼望去令人非常赏心悦目。插秧时会让这些高手在田里插出几道作为样板的秧行，然后其他人一字排开，挨着那些秧行插下去。但对于体力单薄的我来说，最具挑战性、最累人的是背和挑一类的农活。这些负重的活路，最消耗体能。尤其是在山区，山路崎岖，负重上上下下，是最累人的。往往令人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干活最累的时候，就觉得时间过得真慢，非常难熬，就盼着生产队长发出收工的信号。一天下来，累得回家就想躺倒，但还得做晚饭。晚上一觉会睡到第二天早上，直到听到生产队长出工的呼唤时，还困得起不来。那时候，早上听到下大雨是最快乐的事，因为可以不出工了。这种对下大雨的良好感觉和条件反应，竟然维持了一生。我现在早上听到下雨声依然感觉心情非常愉快。但是干这些农活对我们其实是一个难得的锻炼，对我们体质、体能的提高，说起来是受益终生的事情。在农村那二年，皮肤晒黑了，肌肉变得结实了，身体明显变得壮实了。记得秋收时，我有时把分得的玉米、南瓜或土豆等农产品背回家里孝敬父母，能够背着几十斤重的背篓，连续步行三十多里地回到县城的家里，如此好体力，令父母惊讶不已。令他们惊讶不已的，还有我那一顿饭可吃下一斤多米饭，或一斤多面条的饭量。但是我在农村的二年，没有体验学会干更多的农活，因为我到农村还不到一年，就被公社选派到了另一个岗位。但我在那里，更体验了另一种农村人认为更苦、更累、并充满危险的一种劳动——进深山砍伐竹木和水利工程修建。这些工作的劳苦和经历的风险，正是本文后面要呈现给读者的主要内容。擦罗下乡是我们三人离开家庭、走向社会独立生活的开始。一方面，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不但要开始自己承担洗衣、做饭，以及打米、磨面等日常家务，从生活上自己管理自己。另一方面，要从经济上独立，尤其是，在农村，要自己解决一些生活所需物资，例如蔬菜、肉、蛋等副食以及柴火等的需求。许多在家里、在城里根本不用自己操心的事情，在乡下，都是需要“自力更生”，自己动手解决的。应该说相当不易，但在生产队群众等方面对我们的关怀下，一步步走来，逐步适应，回顾起来，令人感慨。按当时对知青的安排，在下乡的最初一段时间内，是有粮油、副食供应的一个过渡期的。刚下乡的一个较短的时间内，我们是在农民家里搭伙。但很快就自己独立开伙了，我们三人分工协力，学着做饭、做菜。那时一些住在附近的村民，老的少的都有，喜欢到我们知青房里来串门，遇上我们做饭的时候，就成了我们厨艺的热心的指导。所以我们在自己开伙方面，似乎没有感到有什么困难。我们的蔬菜消费，刚去的时候，是住在附近的村民，这家给一点、那家给一点就解决了。当然这不是长久之策，实际上，我们也和社员们一样，每人分得了1.7分自留地，我们三人合起来就是半亩多地，这就是我们的蔬菜供应基地。下乡没多久，我们也开始在自己的自留地里辛勤劳作，不久就实现了蔬菜的自给自足，甚至，后来还出售过一些！解决蔬菜我们还从农民那里学到一个好方法，就是在房前屋后种一些南瓜，这些南瓜也不需要特别专门的管理，待它们的蔓藤在房前屋后爬得满地满坡以后，就开始结瓜了。在做饭时，出去转一圈，总能摘上一、二个来做菜。有时也有好玩的事，在出早工的时候，生产队长布置的生产任务竟然是，各家自己到生产队的地里去摘嫩胡豆或嫩豌豆，能摘多少就算多少，自己拿回家做菜！蔬菜解决了，肉食怎么办？在老乡们的鼓动下，我们自己动手养了一头猪！这样，到野地里打猪草、煮猪食就又成为了每天的家务。但是这头猪养得不是那么成功，因为没有经验，精饲料喂的过早、过多，因此猪被“养腻了”，结果食欲差，不长个、不长肉。老乡们说，开始不应该喂那么多精饲料，应该多喂猪草、粗饲料，称为“吊架子”，待猪体格大起来后，再增加精饲料。但这头猪，还没等到它出栏，我们就离开那里了，走之前把它卖给别人去继续喂养了。那时在农村的生活，有苦有乐，现在回忆起来，真有点别样滋味。我们三人那时在一起生活，家务上共同分担，生活资料共有，经济上完全融为一体，没有产生过争吵之类不和谐的事。这在全公社的群众中传为美谈，都说亲兄弟还会有不和的时候，夸我们“比亲兄弟还亲”。后来的我们，虽然走向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工作岗位，但下乡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建立起来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今。在那种贫困的年代，与城里人相比，乡下老百姓的贫困更甚，可以说是赤贫。那种贫穷是现在时代的年轻人所难以想象的。就拿农村人的劳动所得来说吧。那时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核算体制，各生产队社员的劳动所得，采用“工分制”来计算。一个青壮年全劳力，一天的工分为满分 —— 十分，记为一个劳动日，其他人，妇女、老人、少年，出一天工的工分会低于十分，由生产队全体会议评定。一个劳动日的报酬是多少？由于是以队为基础的核算，不同生产队有所不同。就石棉县的情况而言，各地大多在每日0.1～1元之间。我所在的福龙一队，我们去的第一年，每劳动日值0.4元！但在全县范围来看，尚属中等水平。这是一个青壮年全劳力一日劳动所得，其他人还达不到这个水平。即便以当年的物价水平，这种收入，如何不贫困！老百姓的家庭经济如何安排？可想而知吃穿住行会是个什么样。我们下乡之前就听说过，农村里的有些社员，一年劳作下来，到年终分红时，不但没有收入，还要倒补生产队的钱。当时听了觉得不可思议，觉得这怎么可能呢。可是在下乡的第一年，这就是成了我们自己的亲身所遇，年终核算的结果，我们三人共计要倒退还生产队四十多元！在年终宣布分红方案的生产队会上，当我听到生产队会计宣布时，简直怀疑是不是耳朵听错了。这下乡的第一年，我们不是勤勤恳恳、坚持出勤、辛苦劳作的吗？怎么会是这个结果呢？但经过再次确认，结果无误！生产队会计是个对人很亲和的人，他下来给我们做了仔细分析和解释。生产队工分值低，是一个原因。而我们上半年来时虽晚，但赶上了当年5、6月份的小春粮食分配，年底的大春粮食分配不用说也是得到了的。就是说，作为生产队最主要的小春、大春的粮食实物分配是没有少得的。但我们四月底才到来，缺少了前几个月的工分，才至于是这个结果。也就是说，我们大半年的劳动所得，还不能够买回我们全年的粮食。这位会计鼓励我们，明年好好干，一定会拿到年终分红的。他的话没错，第二年果然如愿，虽然也仅是微薄的分红收入，这是后话。但想起来还是挺令人悲哀的，当时农村人一年辛苦劳作，一年的收入竟只能主要用于解决一年的粮食所需，其后余剩无几，其他开支从哪里来？不贫困往哪里去！我才明白了，为什么全生产队，不管队里还是个人，连一个可以用于劳动管理计时的时钟都没有。如此，农村还怎么有能力建设和发展。四十年后重回当年知青房前留影。左一为王克新，左三为李志华，左四为马承伟但是，在那里的劳动报酬、待遇等方面，我们对生产队社员的关照还是心存感激和感到不安的。我们作为刚下乡的中学生，劳动能力不用说与农村青年是不能相比的，尤其是刚下乡的时候。但是那时根据上面的精神，为了鼓励知青下乡，所有知青无论体力强弱，劳动技能高低，工分必须按满分的最高分评定。因此我们一直得到最高工分的待遇，我不知道当时农村社员如何看待这件事情，但我们确实没有听到过任何不满和抱怨。其实不只是劳动待遇这一件事，在我们在农村的二年劳动生活中，处处可以感受到各级领导、社员和各方人士的热心关照。我们居住的二层夯土住房，是生产队动用队里的劳力和财力，为我们专门突击建造的，无偿使用。而国家发给知青的不多的安家费，几乎全部用于购置家具、炊事用具和各种生活用品。供销社方面，在当时物资供应紧缺的情况下，在油、糖、肉食等生活紧缺物资方面，给予了我们优先的照顾。说到这里，我联想起了一件别的事情，使我了解了当时农村社会的另一个方面。当地农村做饭用的是在较远的山林中砍伐的木柴，近处的山林在当时是采取“封山育林”的做法。因此老百姓生活用柴，必须去远处山林，砍伐以后背运回来，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我们的做饭，刚去的时候，灶前早有已劈开备好的堆着的一大堆青杠木柴。这些木柴，我们只知道是生产队给准备的，如何准备的，我们也没有能多想。不用说，我们刚去时是没有能力自己去远处山林砍柴的。一天，我们看见一个老者，背着一大捆木柴，到了我们住处的门前，把木柴卸下就走了。一问旁边的人，被告之那是本村的地主，按生产队的要求，每户要给知青送一百斤木柴，是无偿的。本村地富家庭大约有四五户，我们的柴火就是这样来的！虽然在文革中，我们已经习惯了有一点无情地对待“阶级敌人”的坚硬心肠，但这次我还是感到了一些怜悯和不安。脑中一下涌上来“剥削”二个字眼，这样合适吗？时间一久了，我们还了解到，不止于这件事，无偿地让地富送柴火，以至于征用他们的劳力或其它什么东西，不是个别情况。后来我还亲眼所见，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几十人几天会议在公社伙房开火，那使用的柴火，也是征用了地、富的劳力。我还亲眼见到戴着白色袖标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在村前站成一排，听干部训话的场面。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些遭遇，那些“四类分子”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在那个“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年代，这些被看成理所应当的事。后来在农村的劳动、生活中，我们接触到更多的地富以及他们的子女。这些地富分子本人，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有些已经是风烛残年的古稀老人，岁月和农村的劳作，已经无情地塑造了他们的佝偻的身躯和枯老的面容。他们的子女，也都是强壮能干、热情向上的青年，在农村生产和建设中，也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们无法摆脱家庭出生的阴影，他们小心翼翼地处世、生活和劳作，参军、提拔、上学和招工等方面，没有他们的份，他们受到了太多不公正的对待，个人没有好的发展机遇和政治前途。因此，我要说，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后，决定为“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富、反、坏家庭出身政策的英明和公正。据说全国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包括其子女在内的数千万公民不再被贬为“贱民”，打入另册。但是，与贫困相比，在我们下乡那年，龙家沟还遇到了一个更大的危机：饥荒。这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更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危机。以下我在农村难忘的、一些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也就是本系列回忆文章后面将要叙述的内容，主要就是围绕农村解决这个危机所发生的事件，以及我们参与其中的记录文字。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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