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 叶红：扎根农村小分队，我们成了先进典型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8-31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叶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省情信息工作处原处长，四川省方志馆原馆长，四川省地方志学会原副会长，四川省散文学会副会长。并获四川省哲社奖、四川省散文奖等奖项。

原题

忆当年扎根农村小分队

作者：叶红

自发组织并以“小分队”的名义集体下乡落户，可能是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独特的另类形式。笔者曾是这个小分队的一员。

1975年初夏，高中临毕业。如何面向社会，成为我们这届毕业生和家长最关心也是最头痛的问题。

《北京颂歌》那熟悉的歌声从广播里响起，晚自习开始了。因为毕业在即，考试已过，教室里稀稀拉拉没几个人。我呆坐在座位上，沮丧地盯着空荡荡的黑板，脑子里一片空白。我面临选择下乡的地方，但我不知该在寄读高中的这个丘陵县呢，还是回到我的家乡、自然条件较好的成都平原？家里的意思当然是让我回去。

突然，一个人不知何时出现在我的前排座位上。原来是陈学云（我的同学、也是本校教师子弟），他转过身悄声而神秘地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们一起下乡，我仿佛被人从彷徨中推开了一扇光明之窗。

“他们”，是包括他和我们团支部书记在内的五个男生（有两位是别班的，我不认识）和一位同班女生，“他们”已商量了几次，要以组织的形式，打出“扎根农村小分队”的旗帜，要求到本县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去集体插队，而且此事目前也得到了班主任和校方的热烈支持。也可能因为那位女生需要一个女伴，也可能因为我在学校校医室当了两年卫生员可权充“随队医生”吧，他们选中了我，派他来动员我参加。

“他们”中，除了两位别班同学外，同班的四位都称得上品学兼优，尤其是团支部书记吴德沛，是我素日里很敬重的学兄，年长我几岁，为人沉稳敦厚，学业非常优秀，那位女生董晓蓉，更是成绩优秀，端庄贤淑。如能跟他们在一起，我会觉得有依靠、不孤单。我有些心动，但无法作主，于是回答要问家长。

高中毕业下乡前留影

“家长”是姑母和母亲，分在两处，姑母是本校教师，我寄读在她家中，还有就是我的母亲，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家乡。姑母是一个正直侠义的人，不仅在我父亲落难时援手助我上学，还愿意在她的能力范围内继续关照我，她考虑到参加小分队这种积极上进的行动一定会对我今后前途有好的作用，而且在集体生活中互相也有个照应，遂表态支持，但要我征求母亲的意见。

我被“他们”宏伟的集体主义生活蓝图和“扎根农村”的革命精神所激励，所以在给母亲去信并遭到她的反对后，我决定专程回家做母亲的工作。

母亲坚决不同意女儿去那个比川西平原“苦寒”许多的的地方，但我有千般理由和必去的决心，经过三天的软磨硬缠，再搬出姑母这张王牌，母亲终于含泪同意我去试试。我高兴地飞奔邮局， “他们”在焦急中终于等来了我发给他们的电报，正文只有一个约定的字：“通”，意思是做通了家里的工作。

等我返回校园时，映入眼帘的到处是支持“扎根农村小分队”的红红绿绿的标语，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

在校园的宣传栏上，我还赫然看见《XX同学给母亲的一封信》的通栏标题，内容正是我前些日子给母亲的信！信中删除了我关于自己前途的担忧和思考以及不愿回家乡的内容，剩下的全是参加小分队的革命热情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服务农村的慷慨豪情，原来学校从姑母那里拿到了信的底稿并作为了删节和加工。

原来，小分队已成为县委县政府宣传和表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先进典型！县委书记和宣传部长还亲自看望小分队成员并与之座谈。学校更是对小分队褒奖重视有加，不仅大会表扬，广播、宣传栏整版宣传，还从经济上支持小分队，比如赠给小分队配备有听诊器、消毒盒、注射器、银针和常用药在内的医疗箱，订下了中长期关心帮助小分队成长的计划。

此事客观上对全校乃至全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顺利推进起了积极作用，同时，小分队的成员，包括我自己，一时间，也身不由己地被罩上夺目的光环，俨然成了先进人物。

夏日的清晨，在披红挂彩的大卡车上，飘着“扎根小农村小分队”的鲜艳红旗。在锣鼓喧天的欢送声中，在校领导乃至县级领导的亲自护送下，我们七个人胸戴大红花站在卡车上，豪情满怀地奔赴全县最偏僻的农村——射洪县四乐公社二大队集体插队，那时的我，16岁半。

依稀记得除了陆路，连人带车还摆了三次渡，最后下车经过很长的山路，我们被集体安置在一个有生产队干部和保管室的四合院里。我和董晓蓉住一间土屋，陈学云、蒋德平住一间，吴德沛和另一个班的巩英平、李学明住一间。

显然，生产队的干部和群众不知道该怎样对待这个由县上领导护送下来的集体。他们对我们是既好奇又有几分客气。生产队的大小事件总是要征求小分队的意见。

我们是以集体户的形式存在的，除了集体出工以外，集体办伙食,人员分成三组轮流做饭，每组一天。连群众送一个大南瓜来也只说一句：“给小分队的！”

晚上在队长吴德沛、副队长巩英平的领导下，还要进行各种学习和讨论，其中也包括对小分队各位成员现实表现的总结和评价，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集体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我们绝不会干有些知青回忆录里常有的小偷小摸的事，因为我们有纪律约束，那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前排右起吴德沛、老师、作者、董晓蓉；后排右起陈学云、李学明、巩英平、蒋德平

我们小分队有四个队员还成了公社和大队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分子。劳动之余，编排了一台两个多小时的文艺节目，经常晚上打着火把走十几里山路给老乡演出。

那时农村文化生活非常贫乏，这样的艺术水准不高的演出也照样受到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扶老携幼，早早就把演出场地周围挤得水泄不通。

现在我还能记得当表现军民鱼水情的表演唱《洗衣歌》，戏里董晓蓉饰演的小卓玛假装扭伤了脚，战士（陈学云扮演）“上当”，被调虎离山，放下待洗的衣服，扶着小卓玛走进后台时，小卓玛娇柔地“哎哟”声声，老乡们会心的笑声阵阵，掌声总在这时雷鸣般地响起；我还记得散场时黑暗中遍布山间小路的火把和那跳跃燃烧的美丽火光，甚至仿佛还能闻到那松枝火把焚烧时独特的芬香……

“小分队”还救过我的命！有一天早上，天下小雨，不出工，我和董晓蓉就相约去赶集。我们已经兴高采烈地沿着山路走了约两里地，忽然被小分队派的人追上了，让返回去出工。我们心里老大不情愿，但被告之今天的活是在屋檐下撕棉花（即把已经摘下的棉桃中未长开的部分撕开，免得发霉），下雨不出工的借口也没有了，我们俩只好悻悻而归。

毕竟年轻，一会就忘了不快，唱起歌来。晓蓉嗓子好，唱的是民歌：“红军格干部是好作风哎，自带干粮去办呀格公，哎呀日穿草鞋分田地，哎呀同志噻，夜打灯笼访贫呀格农。”欢声笑语中，突然传来噩耗：渡口摆渡的木船翻了，除了拿着木浆的船老大和一个死抓住他的女子外，船上几十口人全被淹死了！

我和晓蓉互相呆望着，如果我们去赶集，正是坐这趟船！沉寂了半天，有人说话，好像是生产队王会计：“喊你们转来出工，救了你们的命哟！”是的，小分队这个集体，我们的纪律，救了我们的命！

小分队还喂了一头猪，年底杀了肥猪，打牙祭。晚饭是煮的一大锅红苕稀饭，加有腊肉丁，屋檐下摆着一张八仙桌，回锅肉等菜已端上桌，肉香四溢（乡邻乡亲也都分享了小分队的劳动成果，家家都有肉吃），就等饭熟了。

那天轮到蒋德平和陈学云煮饭，菜是蒋德平的厨艺。在大家的催促声中，陈学云一边拿起铁勺搅动稀饭，一边兴奋地说：“啊，好香啊，饭熟了，可以舀了！”谁知乐极生悲，袖口一扫，灶台上的煤油灯“啪”地一下子掉进了锅里。说时迟，那时快，陈学云居然飞快地伸手，一把从滚烫的稀饭锅里抓出了煤油灯，众人乱作一团，有人赶紧用凉水淋他的手，他却顾不上痛，指着锅急切的喊：“快！快把煤油撇掉，还可以吃！”灶边的人们七手八脚地用勺、碗等从锅里往外舀漂浮在稀饭面上的煤油珠子，经过一番“抢救”，总算保住了一大锅稀饭。

“晚宴”如期开始，只是显得有些沉闷。突然，平时憨厚寡言的李学明来了一句：“沉默是欢乐的高潮！”众人笑了，打破了尴尬的局面，气氛又活跃起来。煤油稀饭的滋味怪怪的，但没有人埋怨、没有人作痛苦状，大家若无其事，说笑中我们把那锅稀饭吃得精光。相信每一个小分队的人永生都不会忘记那种友爱与宽容，不会忘记那锅滋味独特的煤油稀饭！

带去的医药箱也派上了用场，周围的老乡头疼脑热的在小分队拿点A、P、C之类的解热镇痛的药居然很管用。

一本《赤脚医生手册》是我们的良师，有一天晚饭后，李学明突然腹痛难忍，大家都慌了神，作为卫生员的我情急中忽然冒出个念头：“会不会是阑尾炎？”赶紧翻书求教，翻到有关章节，试着照书上所讲，用手指关节叩其右下腹部，果然有书上写的“反跳痛”这个阑尾炎的明显特征。

我赶紧告诉吴德沛：“可能是阑尾炎，赶紧送医院，否则后果严重……”吴德沛当机立断，马上组织人用马架子绑成简易担架，几个小伙子打起火把摸黑十几里山路，终于把李学明送到了医院！经医生确诊是阑尾炎，幸好送得及时，再晚几个小时就难办了。倏忽之间，三十多年过去了，抢救李学明的一幕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记住，但想得起这幕的人，心里一定会回涌起那种别样的温暖和感动！

蒋得平是厚道而细心之人，他负责掌管我们的财务，量入为出，精打细算，是一个红管家。经常有这样的情景：劳作之余，众人嘻笑休闲，他却独坐一旁，在煤油灯下埋头算账，一丝不苟。所以小分队的账目，每个人的收支都能够公平合理，一清二楚（当时的劳动日不足1毛钱！）改革开放后、经济浪潮中，他成了公司老总，如鱼得水就毫不奇怪了。

收花生的季节到了，生产队的新花生需要晒干后再做处理。生产队的干部和群众商量后一致决定将每天收藏保管花生的任务交给小分队。小分队又把这个神圣的使命交给陈学云和蒋德平。于是，两个年轻人每天面临几十筐花生的诱惑。也有人嘀咕：“他们偷吃了吗？”虽然不相信他们一颗未吃，但奇怪的是从未看见过他们丢弃的花生壳。

三十多年过去了，有一天酒桌上我问了陈学云这个问题，正好他喝了酒，红着脸说：“基本上每晚都吃，饿，控制不住啊！但绝对吃得很少，很节制！”又问：“花生壳呢？”他狡黠地笑而不答。这位如今当了地方官的人，只要赴宴，必定嚷着：“来盘花生米！”据说从心理学上讲，这叫“行为上瘾”，但病根可上溯至小分队！

唉，看来当初善良的农民高估了小分队的觉悟。或许他们宁肯让知青娃娃吃一点吧？至少，花生交给小分队，他们是放心的。

下乡半年后，临近春节时，母亲来了，她是来把我转回家乡去插队的，并且已经带来了相关的手续。我不能告诉大家我家里有多么困难、多么需要我回去。于是面对大家的不解甚至诘难，我只有沉默；面对母亲的眼泪和为我转乡所付出的努力，我选择妥协！

终于，在吃了最后一顿沉闷的晚饭后，在大家略含怨尤和不舍的眼神注视下，1975年12月的一个清晨，我和母亲悄然踏上出山返乡的路……

我，成了小分队的逃兵！

随着国家知青政策的变化，小分队终究未能“扎根农村”！多才多艺的陈学云是在我走后第二年底凭着在公社白墙上绘的宣传画被部队看中，点招入伍；吴德沛在恢复高考后以优异成绩被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录取；其余各位或入伍、或招生、招工，也都陆陆续续离开了小分队。

小分队虽然早已烟消云散了，但在小分队的经历却深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并且我相信已然成为我们每一个队员人生路上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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