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婉茹·纽约日记 I 假如我妈还活着 I 6月1日
编者按
一
我妈去世七年了。这七年里，我经常想起她。
最近我的想法突然有一个闪念：也幸亏她去世了。
幸亏她去世了，不然我们估计免不了争吵吧，而且多半不会为了豆浆甜咸、粽子荤素这样原则性的大事，可能会为了美国到底安不安全、上街游行到底是好还是坏。
在生死面前，对我们母女关系而言，这都是不值得的事。
我妈关心我。二十年前我从上海搬到广州工作，我妈马上一个电话打过来，说她听说广州很乱，街头有人拿着艾滋病的毒针见人就打，太危险。我妈住在哈尔滨，当时她还没去过广州，她对于广州这个城市的所有了解，都来自报纸和电视。我妈文化不低，钢琴弹得不错，手风琴和二胡都拉得好，她唯一的弱点，可能是太过在乎她孩子的安全，导致对所有问题都一叶障目。
我当时年轻，说话比现在还不招人待见。当年初到广州，妈妈好意打来电话，我竟没等她说完话、没等她“数落”完广州的混乱和罪恶，就打断她说：妈，大街上打毒针是件小概率的事，不是我一上街就能遇到的；其次，这件事能报道出来让全国人民，包括你，都知道，也正说明了广州的开放和自由，这是好事；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这回事，开放和自由当然有坏的一面，可是大是大非你要明白——如果因为有人街头打毒针就说广州太危险、不值得去那生活，这个逻辑，是跟把孩子和洗澡水都一起泼掉一样啊。
我也真是够自以为是，够“刚”。照这个路数，我和我妈就一直怼了下去，只记得我和我妈当时打的那个电话，对白越跑越偏，终于不欢而散。我太过年轻气盛，还是个“吾爱吾娘，吾更爱真理”的死脑筋。
现在我也没改多少。年纪大了以后，更加无意于讨好，还在天远地偏、坚持不懈地讨人嫌。在我妈去世之后，七年之间，我对我们母女之间发生的很多事，也有不少事后的英明和无用的悔恨，但也许本性难移吧，谁让她的女儿天生是“nerd（呆子）”，就是不会违心地讲好听话。好在苍天不曾饶过谁，我如今也有了女儿，我女儿今年十岁，她拿戳心话一句句噎死我的日子，还很长。
好在我妈已经去世。二十年后的我，不会像二十年前那么顶她了，她现在要是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她听说美国现在很乱、到处都在烧杀抢劫，我一定跟在后面说她说得对，全美国都遭透了，就她闺女是安全的，不仅安全，还每天院子里鸟语花香，吃香喝辣。她老人家说的话都是对的，这个世界就是按照她的愿望，每天哼哧哼哧运行的。
二
顺着我妈说话不难，难的是不能一味敷衍，还得有技术含量。这个要命。以我这个脾气，估计刚开始顺着忍着，半小时以后就原形毕露、故态复萌、变本加厉了。
不能一味敷衍我妈。我应该对我妈说：对，美国很乱，纽约刚刚宣布今晚开始宵禁了，好危险，可是你女儿我一定会把我自己保护得好好的。我住的地方挺安全。你放心吧。
可是我妈会就此放下一颗慈母心吗？二十年前我也是这么安慰她的：妈我在广州住在天河北，是很好的地段。天黑我也不出门。
但“炫富”这招儿对我妈没用，她没来过广州，不知道什么是“天河北”。她拥有的只是无穷或者说“没边儿”的想象，她所获得的信息和经验告诉她，她的女儿在广州只要一出门，就会遇到扎针的、卖毒品的、抢包的，广州人的生命安全是基本没有保障的。而她对广州的印象，百分之百都是错的吗？并不是。广州的治安并不好。我当年在五羊新城上班，南方报社的好几个同事都被抢劫过。广州当时还发生过一起举世闻名的案件：有一个外地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走在广州的大街上，因为没带身份证，被带到警局，最后在收容人员救治站被打死了。
2003年4月，南方都市报曝出孙志刚在广州被打死的报道，最终促进了收容制度的废止。
就因为“广州到底是好还是坏”这个事，我和我妈当年经过了多少场面难看的争执。我记得当我抛出一句“这是广州自由和开放的代价”，我妈说的是“治安不好还谈什么自由开放？”，我说“混乱才是一个社会、一个有机体最大的稳定”，我妈就差点儿说我有病，她当时忍了好半天，然后以沉痛的语气告诉我：我不管什么长期和短期，我认为乱就是不好，就是吃眼前亏；如果要乱，让别人乱，别的地方去乱，都别乱到我女儿头上好吗？
二十年后我还被我妈对我实话实说、赤裸裸的爱所打动，也深深感慨于我们中国人在政治上，就只有“只要让我稳定，啥权利不权利的”这点要求，以及凡事爱搭顺风车这点“鸡贼”。
事到如今我更感慨的是，当年我妈劝我的这句话，放在美国各地骚乱四起的今天，好像一个字都不用改，全都可以重复说一遍。
三
我记得当年我给我妈打电话说起孙志刚案，其实也就是闲聊，当时手机话费那么贵，我还跟她发表了一通情绪饱满的长篇演说。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妈在我话音刚落的时候，就弱弱地顶了我一句：孙志刚这个人，他毕竟是没带身份证啊，他有错。
我记得我当时因为这句话脑袋“嗡”地一下，我说其他的道理都先不讲，就算他错了，就算他犯了法，就可以这样残忍地打死他吗？
然后我妈就纠结在“他犯了法”。然后我那个月的电话费就打爆了。更不值当的后果，是最后她也没改变我、我也没说服她，我们两个相爱的人，花了不少钱、费了好大力，就光白白伤害了一通对方。
回想起来，“吾更爱真理”的我，作为女儿，还是感到不值当。跟自己的妈争什么呢？难道我们母女之间，隔了南北中国几千里的距离，唯一该说的话不就是“我爱你”吗？
我妈现在要是还活着，我估计她又会把美国想象成民不聊生的水深火热：一出门就火光冲天，华尔街早熔断了，大桥下住满了穷人，总统是弱智，警察就会下跪，纽约市长的女儿都不学好、跑出去抗议还被抓了，火箭还没发射就掉下来了。中国的媒体都是这样报道的。而我为了安慰她，恐怕又得跟个神经病似的跟她“炫富”：你的女儿我，住在美国......的地方，比......美国人都要过得好，美国私人公司的火箭都成功发射上天了，美国已经又开辟了一个后来者只能跟随的新领域了，您老人家就等着跟我哪天移民火星过好日子吧。
我估计连我家邻居漂亮的草坪，我都会拍给我妈看——就是为了让她放心，让她跟她的邻居说，她的女儿过得好。
按照我对我妈的了解，她也仍然还会对美国现在的“暴乱”表示极大的担忧和不满，跟当年质疑孙志刚一样，她也多半还会“质疑”在明州被警察暴力执法致死的黑人佛洛依德，“有人说他是吸毒死的”，“听说这个黑人不学好”。
而以我对我自己的估摸，如果我妈光说“佛洛依德这个黑人不学好”，我可能还能忍住不说“你这是典型的’完美受害人’想法，他吸毒不吸毒，都不该受到这样的暴力执法”，然后打个哈哈把这个话题混过去，可是以我妈的性格，她保不齐会说“黑人多半都不学好”，那我一定忍不住，一定会“纠正”她。
这么一“纠正”，伤感情的话，保不齐就擦枪走火。
我不知道我妈会不会支持川普。她并不关心政治。在她的概念里，她女儿在美国的“好日子”，就是搭顺风车，不要出头，管他谁当总统。奥巴马长得帅，我妈可能喜欢，但如果她意识到黑人的地位提升可能威胁到白人的统治地位，她估计不接受—— 她宁愿她的女儿生活在白人的统治（她认为完全等同于保护）之下，黑人，他们怎么行？
更直接地，我妈会问我：你出国，就是为了让黑人统治你吗？
作为一个资深轴人，我又一定会辩驳她说：如果我不接受黑人的“统治”，难道不就是堵死了华裔自己的道路？认同川普的“白人至上”，对黑人平权不以为然，指望在白人的“领导”之下，得到白人的青睐和认同，获得地位提升，却在黑人身上找虚幻的优越感，这简直是在做梦—— 在白人眼里，如果系统性的偏见不被纠正、种族平等的概念不“一平到底”，亚裔和非裔、西裔，不论深浅，在白人眼里皆为有色，哪有什么本质不同？但凡有色，全部都将遭遇全方位的社会偏见，“有色”之间，又哪有高低之分？以华人为例，就在1964年《民权法案》颁发之前，拒绝雇佣、拒绝租房、拒绝提供公共设施给华人的行为，还是社会上很常见的，甚至对于土生土长的美籍华裔公民，都受到如此的对待。如果没有黑人的平权斗争，如果没有马丁·路德·金取得的历史性的胜利，华人直到今天，连在白人社区花钱买房住的资格都没有。
伟大的马丁·路德·金
这么说下去，我怕我和我妈又会越说越激动，好在现在打电话都不要钱了，不然这个越洋电话，还不得打得我破产。
想着想着，我忽然看到一条刚刚报出来的新闻：“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 周一，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家人下令进行的独立尸检初步结果显示，弗洛伊德的死亡’是由颈部和背部压迫导致血液无法流向大脑而造成的窒息’。”
乔治·弗洛伊德并非死于之前盛传的“吸毒过量”。“吸毒”，这个本来对于这个案件的根本性质并不构成影响的事实，在弗洛伊德遇害后，曾被多少人以“事实反转”的口气报道和强调过。
乔治·弗洛伊德，又引起了我对往事多少的回忆和感慨。荒谬的是，我最大的欣慰，竟然是假如我妈还活着，我们之间又少了一个无谓争执的理由。
可叹的是，我和我妈明明相爱，竟然都爱得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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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晚报参见今日推送第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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