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关键词 | 杨晓霖：自传式批评
摘要：自传式批评，简言之就是将理论阐述者的人生经历融入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当中的一种混合体裁。自传式批评是对传统学院化学术批评和高深理论模式的颠覆，也是文学理论的个人化转向和社会科学的文学转向所产生的一种研究范式。自传式批评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以颠覆传统殖民主义中殖民者和男性作为权力主体、被殖民者和女性作为客体这一权力关系为目的的女性主义倡导阶段，以解构自传叙事与理论论述、主体性与客体性二元对立为目的的自传式批评在其他文学理论批评中的辐射阶段，以及以消解公共/私人领域、主观/客观以及自我/他者等二元对立为特征的自传化叙事深化阶段。自传式批评是后现代范式转移的大地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个人精神和学术话语叙事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自传式批评；叙事化；后现代性
近年来，“自传式批评”（Autocritography）成为文学领域内的中心话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德曼（Paul de Man）或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为典范的高深理论模式（High Theory）倡导的“为理论而理论”（theory for theory's sake）的纯学术口号以及“去人性化”的话语基调已逐渐被“后理论一代”所摒弃。一方面“后理论”学者宣称“宏大理论”已死，另一方面，他们更乐于采用个人化自传叙事模式来阐释自己的学术观点，积极倡导“为审美而批评”（theory for aesthetics or belletrism's sake）。如果说詹明信这一代批评家的座右铭是“总要理论化”（“Always theorize!”）的话，那么后理论一代批评家信奉的则是“总要个人化”（“Always personalize!”）。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对传统学院式学术批评模式的反叛，自传式批评概念应运而生。在某种意义上，自传式批评在各种理论话语中的全面渗透是对高深理论规范压迫的颠覆。
2010年，有西方文论学者发表《学术批评的新模式？》一文，主要对自传式批评的雏形阶段——女性主义个人化批评进行梳理和评介，关注流行于少数群体的批评话语中的个人化批评趋势，但对这一模式的第二阶段发展和第三阶段推进没有后续阐述。有鉴于此，本文将全面评介自传式批评的三个阶段：以颠覆殖民者和男性作为权力主体、被殖民者和女性作为客体这一权力关系为目的的女性主义倡导阶段，以解构自传叙事与理论话语、主体与客体等二元对立为目的的自传式批评在其他文学理论中的辐射阶段，以及以消解公共/私人领域、主/客观性以及自我/他者等二元对立为特征的学术研究自传式叙事全面深化阶段。
“自传式批评”一词最早被盖茨（Henry L. Gates Jr.）使用，为一种将自传写作与社会批评合并一体的跨体裁话语实践（interdiscursivity）。1999年，阿克沃德（Michael Awkward）在《教导之景》（Scenes of Instruction: A Memoir）一书的引言中将该书界定为“自传式批评”。他把这种体裁定义为“一个自我反思、自我意识的学术行为”，通过阐释个人、社会和体制的现状将自己塑造成一位学者。（7）对于非裔文学批评家本斯顿（Kimberly W. Benston）来说，这是一种将个人经历融入对非裔美国文学和文化公共表现行为的阐释中来的体裁。此外，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巴斯（Helen Buss）将“自传式批评”这一术语用于描述一种自我意识的写作形式，批评家在理论阐释中适时地融入关于自我如何形成学术兴趣的自传信息；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崔维新（Wayson Choy）、马拉特（Daphne Marlatt）、克拉克（Austin Clarke）等都可归于她定义的自传式批评模式之下。（Buss：1）许多文学理论家或学术批评家都将自己的著作称作“自传式批评”。这些改用自传作为批评修辞手段的作家大多从高深理论阵营中脱离出来，托戈夫尼克（Mariana Torgovnick）所在的杜克大学代表这一趋势的机构转向，该校学术团队已成为自传式批评的主要据点。
贝鲁贝（Michael Bérubé）认为“自传式批评”与自传批评（autobiographical criticism）、告白批评（confessional criticism）等说法基本同义。（185）实际上，与“这一概念相关的术语远不下十个，其中包括美国女性主义学者米勒（Nancy Miller）的”个人化批评“（personal criticism）或”自我文档“（ego-document），哈桑（Ihab Hassan）的”超批评“（paracriticism），辛普顿（Ashlee Simpton）的元批评自传（Metacritic antobiography），杨（Vershawn Young）的”表现式写作“（performative writing），海伦娜（Helena Miguélez-Carballeira）的内省式元批评（introspective meta-criticism），以及海丝（Douglas Hesse）等人的”新纯文学批评“（The New Belletrism）和托戈夫尼克等人的创作式批评或作者式批评（creative criticism or writerly criticism）等。（Williams：47）由于这一策略或模式同时打破了文学与理论、虚构和真实之间的界限，也有理论家、尤其是加拿大学者使用”生命文本“（biotext）、”虚构分析“（fictionalysis）、”戏剧转型“（theatrical transformation）以及”隐秘虚构“（cripto-fiction）等术语来描述这一越界话语。（Egan：14-15）本文认为以上加拿大文学理论中的多样化表述可用自传式虚构批评（Autobiografiction criticism或autocriografiction）来概括。虽然针对这一趋势的术语令人眼花缭乱，但本文采用自传式批评（autocritography）这一概念，而非”个人化批评“或其他术语，原因在于这一自传话语批评模式既包括”个人化“话语形式（auto-autographic criticism），又涵盖群体自传话语形式（auto-phylographic criticism）；既表现在文学批评中，又显见于历史文化哲学和自然科学当中；既具有叙事性，又具有表现性，并且模糊了虚构与现实、诗化语言和科学语言之间的界限。相比而言，自传式批评这一说法似乎更具包容性，更能概括这一模式的诸多特点。
布朗（Gillian Brown）在《批评的拟人化》一文中对忏悔或自我剖析式批评冲动的根源做出了最好的诊断。他认为对人文学科中的立场性的迷狂状态激发了个人忏悔批评模式的冲动。（103）后理论一代将个人经历和体验加入理论著作的观点建构之中，并试图用个人性与群体性来区分新旧个人主义写作形式。拉普珀特（Herman Rapaport）就曾以威瑟（H. Aram Veeser）的《批评家的忏悔》（Confessions of the Critics，1996）为文本，讨论了新旧形式的个人主义的异同：旧式的个人写作强调个人面对独特的情境所展现出的独特人格，而新的个人写作形式则关注作为典型或群体化主体的自我。（36-49）本文认为传统的个人批评主要展示理论写作者异自传层面的（idio-autobiographical）事件，而新个人主义批评主要通过元自传层面（meta-autobiographical）（Maldonado：19）对读者或理论阐释者产生影响，修辞意图主要在于学术理论的接受，而非凸显个人化生活事件，这是自传式批评与传统形式的个人化批评迥异的地方。理论或批评写作通过借助叙事策略，创造出具有说服力的故事，可以弥合读者的现实经验和作者试图表达的经验之间的距离。传统观念中，理论批评家、叙事批评家与自传作家这三个身份概念总是被严格区分，但自传式批评叙事却揭示了三者之间相互交织的互语境性关系，开创了一个自传作家、批评家和理论家合而为一的多面空间。
雏形：女性自传批评
这一阶段的自传式批评可以更准确地被称作女性自传批评（autogynographical criticism或者autogynocritography）。汤普金斯（Jane Tompkins）1987年发表的《我和我的影子》（"Me and My Shadow"）一文被公认为标志着个评（"Per. Crit."）或忏评模式（"Con. Crit."）的诞生。文章对受哲学律法机制束缚的理论驱动式批评进行谴责。汤普金斯的另一篇标杆性文章《让我们迷失》（"Let's Get Lost"）作为压轴之作收录在威瑟的《批评家们的忏悔》一书中，确立了她作为这一体裁的开山鼻祖地位。但明确提出”个人化批评“这一概念的是米勒（Nancy K. Miller）。米勒引用瓦莱里（Paul Valery）的”所有理论都是某个小心保存的自传片段“这一论断，提出”在批评行为中公开加入自传性表演“（1）这一新的模式。该模式具有”告解式、在地性、学术性、政治性、叙事性、趣轶性和生命主体性等“特征，（2-3）透过个人叙述，作者向读者打开了一扇得以透视其”原生态“生活的窗口。与传统的自传批评不同的是，这一模式并非把自传作为批评的研究资料，而是要在学术批评中直接放入个人的声音、经历、思考，甚至情感。（戴从容：110）这一模式很大程度上根植于七八十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实践中，如批评家迪普莱西（Rachel Blau Du Plessis）在《为了伊特鲁里亚人》（"For the Etruscans"）中蒙太奇式地插入包括自传在内的各种话语形式，又如强调”要把自己写进文本“的西苏（Hélène Cixous）在《美杜莎的笑声》（"The Laugh of the Medusa"）中回肠荡气的”个人化乐调“等都预示着女性自传批评时代的到来。这一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女性主义理论著作中得以延续。
女性批评式自传已成为在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批评理论的十字交叉路口思考写作这个议题的特定和优先的地点。（Smith：5）女性主义批评家反对启蒙认识论传统提倡的普遍主义”宏大叙述“，主张只有让女性同时在小说和理论中都成为叙事主体和叙事中心，让女性发声，挣脱被叙述的境地，摧毁男性写作的霸权，才能颠覆殖民者和男性作为权力主体、被殖民者和女性作为客体这一权力关系。历经后现代洗礼、解构论辩之后，女性主义论述和运动打破了单一、白人中心的取向，发展出黑人、移民和第三世界等弱势群体的女性运动，激荡出第三波后殖民女性主义。少数族裔的个人化叙事批评，如林玉玲的《月白的脸》（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1996）和莱蒙斯（Gary L. Lemons）的《黑人男性局外人：一本回忆录》（Black Male Outsider: a Memoir，2008）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渗透：文学和艺术理论的自传转向
王尔德曾强调”批评的最高形式和最低形式是自传式批评“。（Finkelstein：xi）文学评论者事实上也是”躲在衣柜里不愿现身的自传撰写人“。（Olney：5）当代文学批评图景中最具代表性的批评家当属侯兰德（Norman Holland）。他的著作《批评的”我“》（The Critical I）强调”'我'这个主体在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中所起的作用“，阐明文学批评是”当前批评、批评实践和理论的一个关于'我'的批判进行时“。（xi）在《岩石城》（Fargo Rock City，2001）的序言里，克罗斯特曼（Chuck Klosterman）写道：“我的理论总是认为批评本身就是蒙着面纱的自传；遮遮掩掩的自传；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人在创造艺术作品，他们都在写自己。”（i）克罗斯特曼之言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王尔德的说辞：文学批评家就是将他印象中的美丽事物用另一种方式进行翻译和转化的人。无论是王尔德的个人经历还是克罗斯特曼的“自传”，都贯通在批评家或者作家的写作之中。也许克罗斯特曼想告诉我们的是每个批评家或作家实际上在一部接着一部地写自传。
我们将各种以自传形式暗含作者自传理论阐释的作品称为元自传，或者虚构性元自传，（Thomsen：297）如巴特的《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by Roland Barthes，1997），罗斯（Philip Roth）的《事实：一个小说家的自传》（The Facts：A Naelist's Autobiography，1997），埃尔诺（Annie Ernaux）的《悠悠岁月》（Les Années，2008）以及奥斯特（Paul Auster）的《玻璃之城》（City of Glass，1985）等。埃尔诺的《悠悠岁月》可谓一部“个人经历的20世纪法国文化编年史”，而奥斯特借此自传阐明连续统一的自我形象只是一个自传幻觉（autobiographical illusion），自传是活着的自我以不断分裂增生的面具回应生命各种分身的策略。在米勒的女性自传批评模式的带动下，自传式批评模式在一系列著名学者的论文集中得到了迅速呼应，如《亲密批评：自传式文学评论》（The Intimate Critique: Autobiographical Literary Criticism）、《野兰花和托洛茨基》（Wild Orchids and Trotsky）以及《批评家们的忏悔》等。此外，一系列学术元批评自传的出版，如费伦（James Phelan）的《终身教职之外》（Beyond the Tenure Track，1991）和胡克思（Bell Hooks）的《热情之伤：写作的一生》（Wounds of Passion: A Writing Life，1997）等都让理论的自传化或个人化叙事更加昭然若揭。洛佩特（Phillip Lopate）已成为当代个人散文的代名词，他于2004年出版的与米勒同名的文集《个人化》，就是一部典型的自传式批评著作。
谢林汉姆（Michael Sheringham）认为自传是后殖民写作中一种硕果累累的文类，自传作家在写作中不仅必然谈及自我，并且必然谈及不同形式的他者，所以提出自传形式的异质性和混杂性的问题。（Kelly：11）自传论及自我和他者的观点提升了这一文类的革命性特点。“在殖民与后殖民的语境下，自传也被称作一种'思维去殖民化'（decolonizing the mind）的工具。”（12）哈桑（Ihab Hassan）的批评著作虽然兼具理论深度和学术高度，却倾向于以融入自传元素的个人口吻来陈述观点，充满自我指涉，逾越边界，打破体裁之间的壁垒。萨义德的《格格不入》（Out of Place，1999）和爱拉（Carlos Eire）的《等待哈瓦那的雪》（Waiting for Snow in Havana，2003）这两部流浪他乡者的学术自传经典都出自美国著名大学的知名教授：哈佛大学的萨义德和耶鲁大学的爱拉。上述三位作者就是不断地把对故土的记忆和乡愁翻译成新的内容，作为个人身份的组成部分，构成自传写作的叙事策略以及价值观与责任感的象征。朗兹曼（Claude Lanzmann）的《巴塔哥尼亚的野兔》（The Patagonian Hare，2009）不仅叙述自我在半个世纪中所经历的种种故事，还展示了自我与他人，如与德勒兹、萨特、德·波伏瓦等人的关系以及对犹太人后裔身份的思考。实际上，第一人称语态近年在批评话语中的爆棚既不局限于女性主义理论，也不局限于文学批评。（Bernstein：120）世界文学，乃至整个思想界的大潮批判和拒绝“宏大叙事”，流行对启蒙思想的怀疑和解构，文学将目光转向精英之外，寻求普通人、下层人、非主流人群的眼光，展现他们眼中的世界，发出他们的声音，亦即约翰逊所谓的“平民自传”（plebeian autobiography）声音，这一现象在近20年来流行的艺术家生命虚构叙事当中尤为突出。通过艺术家身边的边缘人物的自传叙事，作家传达的是自我对艺术历史和理论的批评式阐释。（杨晓霖：2014）
渗透：科学理论话语的自传叙事转向
尼采在《超越善与恶》（Beyond Good and Evil）一书中提到所有哲学都是“某一哲学思想创立者的忏悔，也是一种不自觉和无意识的自传”。（10）而自传理论家奥尔尼将自传之网撒得更宽广，在他看来，康德主义者（而所有人或多或少是一个康德主义者）都坚称所有神学、哲学、物理学和艺术都是自传，正如瓦莱里所断言：“没有一种理论不是某种精心准备的自传的某个片断。”自传是一套关于自我的隐喻，是关于自我的科学话语与诗意化的文学话语的完美结合：“在自传里生命科学家与诗人、自然科学家与神学家，关注科学的西方甚至与注重精神的东方和谐共存。”（21）
上个世纪90年代被称为身份构建的十年（identitarian decade），而人类都有讲述自己的经历、把它演变成故事的渴望，书写自己的人生，寻求身份的建构是一种强有力的人性需求。就像女性自传式批评挑战第三人称叙事权威是为了建立性别身份理论，而自传式族裔批评（auto-ethnocritography）是为了追寻种族身份的话，那么自然哲社理论的自传叙事批评转向则是为了构建各个学科的理论学者的学术身份（pro-fessional identities）。如果说历史叙事主义哲学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话，那么西方理论中到目前为止最主要的理论形态仍然是以个人文学化叙事为主要特征的自传式批评模式，它已成为多元且内涵丰富的学术范畴。对个人化叙事过程的学术兴趣和热情近年在除文学理论之外的不同学科，如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生态学和语言学等领域已经明显高涨。（Lamarque：406）
用诗意的科学连接艺术与科学，不仅符合日益增长的人类理解的认识论需要，而且符合构建读者与理论者之间的同情和同理的伦理需要。（Freeman：389）自传式批评正是这样一种诗意的科学模式，它以理论的故事讲述取代理论的真理诉求（truth-claim），这种文本应该被更科学地界定为一种自我表达的文学策略，而非体裁范畴。哈拉威（Donna Haraway）试图引导我们抛弃关于科学、真理、客观性的主流话语和成见，将科学的神圣性解构成为一种“叙述策略”和意识形态斗争。另外，哈拉威认为科学是负载故事的（story-laden），就是说科学是通过复杂的、历史上特定的故事叙述实践构成的。“事实负载着理论，理论负载着价值，价值负载着故事。因此事实在故事中才有意义。”（吴小英：131）而摩丝（Pamela Moss）则更进一步提出地理学、人类学和其他科学领域的理论都负载着理论家个人的生活叙事，理论只在有意义的生命故事中才能得到最本质的阐发。（7-8）鉴于此，科学是现有社会和文化图式所决定的故事叙述，不同图式所建构的故事并非同样好，科学论述之间的竞争就是建构好的故事的竞争关系。个人的生命故事拥有本体论的地位，自传式批评是作为自传作家的理论家自我的展演性行为。数学家哈尔莫斯（Paul R. Halmos）的《我想成为数学家：一部数学自传》（I Want to Be a Mathematician: An Automathography）以及文化和符号阐释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两个国家、四个十年、一个人类学家》（Two Countries, Four Decades, One Anthropologist，1995）就是很好的例子。
科学知识话语的自传叙事转向与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哲学等学术领域对主体性和叙事性的重视密切相关。对于个人化批评或自传式批评概念是否适合于自然科学知识话语这一问题，传统学者一直心存疑虑，因为客观性、内在逻辑性、普遍理性等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考察科学和科学知识的最基本的信条，但随着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哲学话语的个人化叙事转向，人们认识到所谓日常语言与科学语言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假设的那么清晰和明显，恰恰相反，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相似性和关联，也就是说隐喻在科学描述和理解中起重要作用，科学的语言描述和观念叙述都根植于隐喻。这些隐喻提供了观察自然的不同框架，并导致研究领域的观念更新。因此，科学并非价值中立的“自然之镜”。（Keller：234）在社会学领域，弗雷德曼（Norman L. Friedman）的“自传社会学”（Autobiographical sociology）是社会学自传式批评的雏形，他认为社会学家至少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趋势，就是社会学家必然将自己的个人经历讲述与理论阐释融合在一起，这一趋势体现在伯托克斯（Daniel Bertaux）和邓金（Norman K. Denzin）的社会学著作里。弗雷德曼之后，肖斯塔克（Arthur B. Shostak）使用私人社会学（private sociology）理论表达了类似观点。在伦理批评领域开展研究的人，如布斯（Wayne Booth）、牛顿（Adam Zachary Newton）、费伦（James Phelan）、格雷戈里（Marshall Gregory）等的理论都已阐明个人叙事产生的效果。（Charon：48；杨晓霖：13）阿弗拉米（Einat Avrahami）在《入侵的身体：阅读疾病自传》（The Invading Body: Reading Illness Autobiographies，2007）中提出疾病自传是对个人与疾病关系的反思，不仅发现意义，更建构更深层次上的意义。此外，利科（Paul Ricoeur）的叙事主体性和叙事认同也消解了个人和公共领域的边界，对学术著作的范式转移做出了贡献：“如果'我们是谁'的意识产生于叙事交互中的想象空间，形成于我与他人之间的叙事空间，那么主体意识与集体意识都对诗意的再想象开放。”（Venn：99）
人文地理学创始人段义孚的自传《我是谁？一部情绪、思维和精神的自传》（Who Am I?: An Autobiography of Emotion, Mind, and Spirit，1999）横跨少年到老年的整个人生经历，并引出他的十部地理学著作，从审美、情感和精神等角度切入，把空间和地方等关键地理要素纳入这一过程，变诘屈聱牙的学术语言为引人入胜的文学语言，形成了本质意义的理论话语。索尔特玛希（Rachel Saltmarsh）的《自传之旅》（"A Journey Into Autobiography"）和巴茨（David Butz）的《自传、族裔自传和主体间性》（"Autobiography, Autoethnography, and Intersubjectivity"）也探讨了地理学家自传与人文地理学理论结合的众多例子，女性主义地理学领军人物芒珂（Janice Monk）的《许多路：女性地理学家的个人和职业生 涯》（"Many Roads: The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Lives Of Women Geographers"）也为自传渗透理论做出了阐释。
生态学方面，戈尔（Al Gore）的《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2006）和巴斯（Rick Bass）的《我为什么西行》（Why I Came West，2008）堪称自传式生态批评（autoecography）之典范。巴斯2013年出版的《托承我们的大地》（All the Land to Hold Us）更是将他对生态写作和理论的阐释融进了第三人称自传式叙事里，将生态学术话语个人叙事化策略推向极致。通过元自传虚构叙事和隐喻策略，该作品在揭示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共生互动关系等生态哲学思想的同时，也表达了巴斯对生态话语元策略的深切反思。
自传式批评的后现代性阐释
自传式批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受到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其他文学理论家的追捧，并在新世纪保持强劲势头，在很大程度上为西方自传理论“从边缘进入主流”，成为富有开放性、前沿性和持久生命力的学术领域做出了贡献。但自传式批评并非后现代新现象，19世纪中叶前并不乏自传轶事风格的传世之作，如《房龙地理》（Van Loon's Geography）等延续了这种纪元前风格，只是在理论的大地图上覆盖全局的仍然是纯理论式的学术著作。以女性主义的个人批评为契机，这一自传理论模式才蔓延式地朝更大范围的文学理论和其他学科理论辐射渗透。因而，自传式批评的发展不是直线型和绝对阶段式的过程，自传式批评是后现代性范式转移的大地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个人精神和学术叙事话语转向的自然结果，是对绝对和高深的科学话语矫枉过正的复位革命（科学话语长期以来背离19世纪上半叶之前的叙事传统，脱离了本该关注的现实生活经验和原貌）。可以说个人化叙事取向的理论话语是一种回归原始的冲动，是原始与先锋的复合体。
理论话语中的自传批评与一般的自传和回忆录叙事的分水岭在于前者以讲述学术故事或理论问题为目的，它们是学者撰写的关于个人的学术经历和理论成长的著作，既是自我职业化修炼过程的展演，也是传播理论或科学知识，与读者互动的空间。自传式批评包括三个方面特征：一是个人叙事化，二是文学审美化，三是对话性。
自传式批评话语中充满利奥塔所推崇的后现代质疑权威的小叙述，充分演绎“微小”（minor）的形式与概念，表现语言中的细微与断裂，将理论置于当下情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自传理论家依金认为“自我”不仅不是一种本质存在，而且只能通过个人化叙事才能体验。理论家的自我也是一样，自传叙事批评既具有“叙事性”，又具有“表演性”（performativity）。叙事化既是一种认知/表达模式，也是一种生活/行为模式，普遍存在于生活原貌之中。从这点出发，能够“变成叙事”的，其本身必是一些尚未被察觉和表达出来的东西，所以叙事化需要一种对认知世界的重新认识和发掘。叙事化的另一含义是“去琐碎化”。在诠释过程中，被弃之不提的往往被认为是琐碎而理所当然的事物，它们被视为过于琐碎，无助于表达，故被摒除于理论之外。然而，自传式批评有意识地把这些原被视为琐碎的东西表达出来，使其成为理论的一部分。自传式批评巧妙运用“叙事化”手法，从叙事层面否定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并突出叙事权力主客体之间的辩证性，揭示权力关系中权力主体内部的复杂纠葛。这种透过主客体融合进而颠覆的书写策略，有助于破除各种学术藩篱，包括专业领域的隔膜、学者间的疏离、怀疑，甚至利于剔除学术研究中的偏误。
个人化批评的一个重要修辞意图就是邀请读者，甚至潜在读者参与正在进行的对话。（Caws：2）自传式批评试图重建理论与读者的交流，传达出种种后现代思想。后理论一代借助文学形式充实理论话语可以消除“前人理论难以超越”的焦虑，同时也是对千篇一律的规范和抽象的理论的反叛，借由文学的特殊性可以超越理论的单一性。当詹明信等学者声称理论正远离文学成分时，当今理论界实际上却出现了“后现代文学性统治”趋势，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中，文学性已经无处不在。（Culler：289）在学术大众化的语境下，这种诉诸于个体和审美感性的东西已经逐渐在学术当中泛化开来，这就是学术后现代。（王岳川：11）自传式批评模式传递给读者的真实的精神感召力所产生的审美体验是枯燥晦涩的学术话语难以企及的。在创作或论述理论以寻求“真理”的过程中，自传式批评所具有的文学话语的精神指向性、超越性和审美的当下性特征凸显了它的建构性，强调了真理的相对和暂时性（provisionality）。自传空间是一种对现有的公共和私人空间领地进行解构后的新型科学话语空间，因而科学话语中的自传式批评是一种跨界的修辞空间。它能让科学重新找回生命感觉，重塑科学话语的想象空间，甚至重拾被学究的科学话语无偿抹去的自我。
自传式批评从读者理解和参与的角度来说，更接近诗性，而非其自传性或虚构性。自传式批评通过个人叙事化元素，给予理论家和批评家的生活细节最大化的关注，并寻求一种方式将这些生活细节跃然纸上，这种模式更迎合和贴近读者对人类内心深处共鸣的探究兴趣。
后现代理论倡导多元混杂，肯定读者的参与与主动性；而自传论述与后现代理论结合，打破了封闭的文类界限，从边缘突围，让弱势和少数群体发声。自传式批评在这种理论环境中活力十足。作为将个人故事公共化的文类，自传式理论批评的繁荣是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划分理论导致文化范式从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转移和个人化批评话语趋势的结果。（Miller：1）学术研究的个人叙事化转向激起了强烈反响。一些学者不认同这一模式。批评家帕蒂（Daphne Patai）将其贬为“新唯我主义”（Nouveau Solipsism）。（A52）针对负面评论，汤普金斯认为将在理论中融入个人鲜活经验与以个人为中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自传式批评并不倡导“以人为中心”的自恋式写作。威廉姆斯则进一步阐释自传式批评模式并非畸形或自我迷恋的理论形式，而是一种创造性、实验性、交叉学科式以及公共化的理论形式。这一转变标志着理论的读者不再局限于少数专家和学者，而是扩展到不同学科之间的学者，甚至扩展到普通民众。在这一模式影响下，不同学科的学者可以实现多元文化和多学科交流，理论不再是让普通人望而生畏的曲高和寡的学问。这不仅是对学术基本原理的修复式反拨，而且引起了教学领域的全面革新。（Williams：415-23）亚裔作家张岚出版的《一切皆已淡忘，什么也不曾遗失》（All Is Forgotten Nothing Is Lost，2010）和莱蒙斯（Gary L. Lemons）的《黑人男性局外人：一本回忆录》（Black Male Outsider: Teaching as a Profeminist Man: a Memoir，2008）将日常教学感悟和经历融入学术著作之中，就是最好的例证。
总之，自传式批评模式转向抛弃了以高深理论对个人情感进行无情压制的“紧箍咒”，使批评摆脱了条条框框的束缚，从它的陈窠昔臼中解放了出来，就像理论在自由修辞中曾经超越标准和规范的限制一样，自传式批评声称解放了批评家并跨越了理论的制约。21世纪也是学术和教育博客飞速发展的时代，学术网络化不仅以学者更快捷地发声为目的，而且以阅读者的普泛化以及学者与读者的即时交流为追求，在这一新形势下，自传式理论模式的魅力和优势更加得以凸显。
注释和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参阅《外国文学》2014年第6期。
【作者简介】
杨晓霖：任职于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英文叙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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