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潘文国：新时代外语学科建设的多维思考

摘要： 新时代的中国外语正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本文从多维度思考的角度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横向上, 建立设置更多的“非英外语” (指英语以外的其他外语) 相关专业, 并将“非英外语”的教学作为一个研究专题进行研究。同时外语教学都应扩大到相应文化, 区分“外文”专业和“外语”专业, 前者要择点增强, 而后者主要是调整英语和“非英外语”的布局。纵向上, 对外语教育的时间跨度要有一个合理考虑, 从一头看, 始学年龄并非越早越好;从另一头看, 博士生也不是招得越多越好。此外, 听说读写译各环节要合理调整, 要重新加强读写译的教学。从教学的根本看, 要处理好理论探索和实践能力的关系。理论要鼓励结合中国实际的创新, 反对“跟着转”。要加强外语专业学生的母语能力——特别是母语的读写能力培养, 从战略上予以重视。最后从新时代的要求出发, 结合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建议大力加强翻译专业的建设。

主题词： 新时代; 外语教学; 非英外语 (FLOTE) ; 中文读写能力; 翻译研究;

作者简介：潘文国,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对比语言学、中国传统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当前我们正处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中国正意气风发地走近甚至已经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我想从三个方面，或者说三个“维度”来谈谈我对外语学科建设在新时代面临的问题的思考：宽度、长度和厚度，或者说横向、纵向和内向。

1 外语学科建设的“宽度”思考

“宽度”有两个方面。一是外语学科外延的宽度，二是外语学科内涵的宽度。

外延的宽度主要是外语语种问题。新时代与之前相比，对外语教育学科来说，最大的区别是以前主要立足于我们自身的发展，学外语的主要目的是“引进来”，新时代要求跟世界人民一起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学习外语的任务就不仅仅是“引进来”，而是在“引进来”的同时还要考虑“走出去”。在“引进来”为主的时代，我们眼光瞄准的是世界先进水平。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经济、科技各方面领先的美国人使用的语言、文化，是我们的主要学习对象。这就是为什么百多年来的外语教学，欧美语言特别是英语独领风骚的原因。中国人更几乎把“外语”等同于“英语”。到了“新时代”，这一格局必然会有所变化。一方面，英语“独大”的局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还会继续，但是可以预见不会永远如此。随着“一带一路”的全面推进，“外语”的外延会变得更宽，外语语种的多样性是必然趋势。我觉得为了推动英语以外的外语的教学和研究，我们可以给它们一个统一的新名称，比方说叫作“非英外语”，英语可以译成Foreign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简称FLOTE），这样便于从总体来考虑它面临的问题。我觉得有两个问题首先值得考虑：一是非英外语的布局，二是非英外语与英语的关系。所谓布局，一指各非英外语语种轻重缓急的排序，也就是国外所谓“关键外语”（critical foreign languages）的等级，二指非英外语的开设布局，包括开设语种（北京外国语大学计划开到100种，别的外语院校以及一般院校不可能也没必要开这么多，但需要开多少、开哪些，最好要有总体设计、通盘考虑），如开设地域（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及其他地方要根据需要和可能有不同的考虑）、开设层次（要不要从中学开始等）。国内的习惯说法是“通用外语”与“非通用外语”，前者包括英、法、俄、西、阿五种中文以外的联合国官方语言加上德语和日语，其余都是非通用语种。但实际上，这些“通用”语种在中国的地位还是“小语种”。用“非英外语”的名称把它们从“通用外语”中分出来与英语相区别，同时在非英语中将它们放在较高的等级。英语独大的局面一时不会变，而非英外语又需要发展，两者关系怎么处理？我的想法是两个字，一方面，英语要“让”，英语专业要精简，砍掉一些，腾笼放鸟，给更多的非英外语专业；另一方面，英语要“领”，在全国外语专业中起引领作用。所谓“领”的意义，一是示范，二是参与。“示范”是尽管各种外语都有自身的教学规律，但英语长期、多层次开设的经验肯定能给其他外语教学提供经验和启示。“参与”亦有二：一是非英外语人才的培养，很可能要走（中、英、外）“三语教学”模式，因为英语在基础教育中开设较早，在非英外语开设时学生往往已经通过英语有过一点学习外语的感受和基础，这样英语的习得优势就有可能在非英外语教学中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作用，包括以英语作为媒介。二是为了“非英外语”专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一带一路”沿线，很可以考虑“中国人学外语”和“外国人学中文”的战略对接，二者同步进行。相关学校可以同时开设非英外语专业和国际汉语教育专业，实施统一协调。这些都将是对我国现有外语教育模式的突破和创新。

外语学科内涵的宽度指的是外语学科的定位问题，主要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外语毕竟只是交际的工具，文化传播与交流才是学习外语的真正目的。以前我们学的外语以英语为主，涉及的主要是我们目为“先进”的西方文化。新时代的外语教育有新需求，语言的多样性带来的必然是文化的多元化。外面的文化要了解、要熟悉，我们的文化也要交流出去，让外人了解和接受。文化的因素在外语教育中会越来越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国外是有经验可以借鉴的。在许多国家，外语人才的培养有两个途径，一是许多地方称之为“现代语言中心”或“现代语言系”的，培养实际语言能力，尤其是口语和交际能力；另一是国别研究，通常叫“某某studies”。如中文在国外的教学以教语言为主的在现代语言系，在设有孔子学院的更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孔子学院；而国别研究性质的就放在中文系或汉学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它开设的课程其实远比我们国家的中文系要广得多，除文学外还有历史、政治、社会等。而且这些课程往往是研究性质的，基本上是由当地教师用当地语言开设的。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外语教学也有类似的区别：“外语系”和“外文系”，前者学制4年，后者学制5年，前者大致相当于国外的现代语言中心，以培养语言能力为主，后者有点像国外的国别研究，但内容没有国外丰富。现在我们的外语系基本是清一色的语言系，文化文学课多数是点缀，研究性课程更少。新时代“一带一路”建设要做到五个相通，外语教学会面临一定转型，我们需要大力在语言教学的同时加强国别研究。但这需要试点，不宜一窝蜂。建议着重建设一些基础较好的院校，把部分外语专业提升为相关的国别研究专业，再逐步推广与发展。

2 外语学科建设的“长度”思考

外语学科建设的“长度”（或者说纵向维度）也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学习的时间长度，或者说学制。学外语到底学多久比较好，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比较好，真的需要认真研究了。目前英语一家独大的局面，不仅是在横向上，而且是在纵向上，几乎涉及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研究生阶段各个层次、所有学科、所有专业，甚至社会上所有领域、所有行业，在学习时间上甚至还有不断往前推的趋势，从小学前推到幼儿园。这种情况，作为外语人，特别是英语人，照理应该感到高兴，但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这是不正常的。外语诚然重要，而且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而越来越重要，但还没有到完全跟“语文、数学”并重、作为所有人的基本素质的地步。毕竟我们不像欧洲某些小国，出国一两小时就到了国外，离开外语就无法生存。从语言学习的专业角度看，在我国，除了英语，其他外语基本都是从大学阶段开始学习的，法语、德语、俄语、日语等，都是这样，更不要说更小的语种。必须看到，这些语言的学习者中也出了大量的人才，为我国的科技、文化、经济、教育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英语学习时间越来越提前，如果不是明令禁止，从幼小甚至更早开始也不是没有可能。多学了十多年，可是我们的英语人才比其他外语人才高出一大截吗？恐怕不见得。根据几年前一份调查，我国学过英语的人95%并没有派上用处，他们的学习可说完全是在“陪太子读书”。可见英语之“热”，并不真是出于外语学习自身的需要，而是另有他因。种种为之背书的理论，如什么“不能输在起跑线”啦，什么“儿童语言习得有个关键期、最好在七八岁甚至更早”啦等，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譬如儿童语言习得关键期的说法本来并不一定错，但那是针对母语和双语环境下的第二语言的。而同样是这些理论家却在反对中国儿童提早识字！外语教育提得过前的结果必然是影响母语和母文化的学习。在“新时代”，我们对外语的要求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要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那样，守住幼小教育的母语红线，我们外语人尤其要自觉意识到这一点。我的观点：英语学习没有必要开始那么早，在初中普及较好，到了高中，一些“关键”级的“非英外语”可以有选择、有分工地进入不同地区的学校。“长度”的另一端是研究生、博士生的培养。如果把这一端认定为高层次研究人才的话，那么，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数量一定要控制，因为从一个学科来讲，并不一定是高端研究人才越多越好，最尖端的理论研究肯定只需要少数人，不可能也没必要人人都参与。

“长度”的第二个方面是听说读写译的侧重。这本来是五种很可能并行的外语学习能力要求，但《新概念英语》作者、英国英语教育家亚历山大曾提出过一个理论：“没听过的不说，没说过的不读，没读过的不写”，客观上为学习外语的听说读写排了一个先后顺序，因此我们将此也作为一个长度系列。四者之后，在中国还要加上一个“译”，在西方却几乎不提，这也是值得研究的。在听说读写这个序列中，“听说”属于口语，“读写”属于书面语，因此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外语人才的培养究竟应侧重口语还是书面语？最理想的当然是两者并重，得而兼之，但如果不能，那么重点应放在什么方面？有一段时间，我们拼命批评“哑吧英语”，说传统培养的外语人才只有书面阅读能力，见了外国人却开不了口。于是大家拼命强调口语。实践了几十年的结果是口语能力上去了，许多年轻人一口字正腔圆的美音或英音，语音语调之正确令外国人叹为观止，但另一方面，书面语的能力却没有相应提高，甚至出现一写就错、一译就错的局面。一写就错表现在硕士生导师指导学生论文最主要的工作变成语言改错，而且改不胜改；一译就错的表现则是社会上已成为笑话发源地的公示语英译。张绍杰教授把这种口语尚可、读写甚差的现象称之为“文盲外语”，是很准确的比方。现在的问题是，既非“哑吧英语”，又非“文盲英语”，当然是最理想的，如果两者中间必须择一，我们要哪一种？就我而言，我是宁可要“哑吧英语”的，因为以前的“哑吧英语”者毕竟为国家提供了许多精彩而必要的科技文化文献和文学作品翻译，而现在的“文盲英语”者除了自身到国外生活和旅行时可以应付自如外，对国家的文化建设实在没有太大贡献（许多人口语流利，但到了真正的学术交流场合却又说不出来了。因此刘润清教授主张检验口语能力的真正标准应该是能不能在学术会议上与同行进行争论，也是有道理的）。这一事实促使我们必须反思这一教学路子，反思导致这一教学路子的20世纪西方语言学理论。

“译”是更高层次的要求，我们放到后面专门谈。

3 外语学科建设的“厚度”思考

“厚度”也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其二是外语学习的真正底气问题。

其一，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我对当前的理论过热有点隐忧。目前高校的管理体制是科研（尤其论文）为重。其压力已由教授、副教授、博士生、硕士生传递到教学人员。对此我们没法反对，但想提请注意两个问题。第一，各学科不应一刀切，特别是对于一些以应用和能力为主的学科，从事理论研究的应该是小众。对外语人才的培养来说，理论和实践究竟哪个重要？说到底，外语只是一种交际工具，所要求的是能力和效率，而能力和效率来自大量实践，不客气地说，语言学理论对外语学习的作用是有限的。20世纪索绪尔以来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在对语言的哲学探索上很有价值，但对语言教学的实际意义却很有限。当代最负盛名的语言学理论大师乔姆斯基早就说过，他的理论不是为教学服务的，他甚至认为，对英语教学最管用的，其实还是传统语法。而一个多世纪来英美学校的语言教学实践也是如此。至于语言教学法，其实除了孔子提出的“因材施教”这一根本原则外，更不可能有定于一尊、普遍适用的方法。20世纪以来西方的语言教学法研究可说不断翻新，你方唱罢我登场。所有的理论都说得头头是道，但作用都有限。最新的发展是“后方法”，也就是没方法，一切由教师视学生的具体情况而定（也就是回到了孔子的“因材施教”）。回顾这段历史，可以使我们明白很多东西。第二，理论的创新问题。对于博士生和具有高级职称的教研人员而言，理论研究当然是必需的，但理论研究最可贵的是创新，我们也天天在号召创新，但这些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成果却很少，尤以外语界为最。为什么这么说？这跟指导思想有关。在外语界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有的地方对硕博士论文是硬性规定），即论文必须要提出一个理论依据，而这个理论又必须是外国理论。我们对外国理论有一种莫名的崇拜，而对中国本土的理论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一种外国理论出来，甚至在其本国都还未得到充分证明，我们就赶不及要介绍、要引进，而且迫不及待地要用汉语事实来证明；而一种中国理论的萌芽刚冒出，有人根本不看也不想看，就马上表示质疑。三十多年来这似乎已成了我们“理论研究”的常态，吕叔湘先生把这现象叫作“跟着转”。这个心态问题不解决，理论创新就无从谈起。如果在以前中国作为一个在追赶“西方先进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这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这就成了要必须解决的问题。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自信心越来越强，我们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都在弯道超车，从跟着跑、并着跑到领着跑，这对文化和教育的发展是有启示的，对外语学科的科研尤其有启示。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摆脱言必称外国的局面？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提出中国特色的语言理论、文学理论、翻译理论、教学法理论？我们已经在“追赶”中度过了几十年，似乎忘掉了“创新”的责任，甚至误把追赶当作创新。站在新时代思考，我们不能再把这些问题留给下一代。

其二，学好外语的底气是什么？就是说，学好外语最需要的基础是什么？我认为是中文和中国文化。若干年前我曾提出过一个命题，母语能力是外语学习的天花板，许多人赞同，也有人不理解。我们看古今中外真正外语学得好的人，都具有坚实的母语母文化根底。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早期来华传教士，能用中文著述，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作出了巨大贡献，许多人没注意到他们在来华前已经具有了卓越的西方文化素养，这些人如果留在欧洲，他们的贡献恐怕不会低于莱布尼兹、笛卡尔等人，他们只是以另一种方式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近代的马建忠、严复、林语堂，当代的许国璋、王佐良、钱锺书等也是如此，在学习外语之前，他们无不具有深厚坚实的国学根底。但是近几十年来，出现了吕叔湘先生批评的中、外文“两张皮”现象，搞中文的不关注外语，搞外语的对中文知之甚少。吕先生这个问题提出已有四十多年，但在外语界至今没从根本上解决，造成外语专业培养的学生知识面狭窄，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一知半解；即使外语学好了，但在对外交往时没有底气。新时代意味着中国怀着强大的文化自信走向世界，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迫切，学好外语必须懂中文和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更必须自己首先真懂中国文化。要真正解决“两张皮”问题，外语教育必须在总体设计上作出调整。

4 外语学科的“超维”——翻译专业的建设问题

上面说了“三维”，其实“三维”之外，还有一维，也许可叫“超维”吧，这就是翻译问题。它是既在外语专业之中，又超出了外语专业之外，原来是个附庸，只是外语教学的一个方法和需要培养的能力之一，但现在“附庸”蔚然成了“大国”。

前面提到，西方人讲外语能力，通常只讲听说读写，好像不包括“译”，但中国人学外语却非讲“译”不可。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是因为中外语言差别之大，要远远超过西方主要语言之间的差别，因此在别人看来不是十分重要的东西，在中国看来就特别重要，必须要花专门气力去对付。以前由于没有专门花气力去对待，结果造成了两种错觉。在社会上，将学外语和会翻译等同起来，认为学过外语的就必然会翻译。这是现在翻译质量不高，社会公共场所外语标识语有较多错误的原因。在学界，我们也没有真正将翻译专业作为一个不同于外语专业的专业来建设。表现在翻译专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之后，但从其课程来看，不过是外语专业的翻牌，只是加上了一些带“翻译”两字的课程而已，缺少作为一个新专业的总体设计。

翻译专业的总体设计最需要考虑的是两个问题：学科定位和学科建设，前者是与外语专业的分合问题，后者主要是课程建设。由于我国的翻译专业都由外语专业组建，并都在外语学科的范围之内，十几年的工夫从零发展到几百家（包括MTI专业学位），许多问题来不及思考，而外语专业的“前理解”必然会在翻译专业的建设中打上深刻的烙印。因此，翻译专业建设、翻译人才培养与外语专业建设、外语人才培养必须分开来谈。这样才不会引起误解。而且，在翻译专业与外语专业同异问题上，更要注意其中之异。这里尝试提出两点供参考。一是专业性，二是特殊性。

专业性就是定位问题，必须真正把翻译当作一个专业，而不是专业里的一门技巧。我们前面说翻译在外语之中，又在外语之外，这是因为外语学习的基本技能听说读写译中有一项就是“译”，作为外语专业的毕业生，翻译是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否则其知识和技能是不完整的。但作为外语教学组成部分的翻译能力，与实际需要的翻译人才又确确实实不是一回事。翻译又必须在外语之外。学外语必须学翻译，但懂外语不等于会翻译。事实上“翻译”有两种——教学翻译和实用翻译。其区别在于教学翻译从根本上来说是服务于教学的，因此与语言贴得很近，特别强调翻译是所谓“语言的转换”，小心翼翼不敢随便离开原文。而实用翻译是以跨文化交流为目标的，更强调内容、意义乃至文化的“达”，“甩开语言放手干”是常见的事，只是距离远近而已。譬如公示语翻译，其实从本质上说，公示语翻译不能算“翻译”，只是寻找类似语境下的对应物而已。譬如“油漆未干”不是“The paint is not dry yet”而是“Wet Paint”；“闲人免进”不是“Idlers are not allowed to enter”，而是“Staff Only”。推而广之，所有的翻译都是在找对应物，因此实用翻译必须立足于整个语篇（语篇有大小，一条公示语也是一个语篇），这与教学翻译以句子甚至以词为单位完全不同。有人认为，文学翻译可以放开手进行“再创造”，非文学翻译还得字随句从，其实不然。非文学的实用翻译也必须突破语言的桎梏。这些都是外语专业难以承认并容忍的，而翻译专业必须研究这些问题。事实上，摆脱了过于贴近语言的教学翻译，实用翻译对文化的关联更深，翻译专业需要当作文化专业来建设。

特殊性其实也不特殊，就是相对于外语专业的单语性，翻译专业的性质是双语性和交互性。在这一背景下，一是母语有比在外语专业里更重要的地位，二是教材编写需要涉及双语关联和彼此渗透。前面说过，母语能力是学习外语的天花板，外语专业是如此，对翻译专业来说，恐怕不仅是天花板，更是生命线了。不能想象，母语不好的人，可以做好外译中或中译外的翻译。目前翻译专业对中文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一个是教材问题，一个是师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认识问题。社会上的误解，一个是认为学了就会做翻译，另一个是认为只要是中国人就会说中国话，翻译上中文问题是不学而能的。前者我们已经批判了很多，后者批判得还远远不够。责任恐怕还是在20世纪的语言学重音轻字，重语轻文，认为语言学习就是学口语，学了听说，读写就自然跟上了。这是极大的骗局，对中文尤其如此。对母语来说，听说是不学而会的（推广普通话是另外一件事），而读写必须努力下功夫去学，而且不见得人人都能学好。学外语也是如此，光学会听说不会读写，虽然避免了“哑吧外语”，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文盲”。对外汉语教学居然有一派主张不要教汉字，只要学拼音就行，那就是培养汉语文盲的节奏。我们现在的教学中，外语的地位越来越高，学英语更从高中而初中而小学，恨不得推到学龄前，语文的标准却越来越低，2 000字的识字量要到小学四年级来完成，更有人提倡汉字零起点入小学。语文水平下降是整个社会不容忽视的问题。翻译专业尤其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并采取对策，母语要放到不亚于外语的地位。而与此同时，由于要放更多的时间在母语上，外语课程的内容和重点也必须作相应调整，而不可能仅仅只是原先外语专业课程的照搬。

最后，既然谈到新时代，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应当关注的。那就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对教学带来的挑战。科技界有所谓新ABC之说：AI（人工智能）、Big Data（大数据）和Cloud Computing（云计算）。这些新科技对外语教学的关系也许没有想象中大，但对翻译研究很有意义。因为学习是非常个体的事，翻译虽然个体性也很强，但大数据和快速大量计算绝对有用。翻译专业的建设对此也许还得未雨绸缪。（《中国外语》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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