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 | 许多、许钧：中国典籍对外传播中的“译出行为”及批评探索——兼评《杨宪益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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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方翻译界长期以来对翻译的单向界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翻译活动的双向性,翻译常被简单等同于“译入母语”。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基于传播中华文化、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需要,我们应当深入剖析、甄别中国典籍对外传播中的译入行为和译出行为,加强对译出行为独特性及其规律的认识。本文拟结合《杨宪益翻译研究》一书的主要理论观点,对中国典籍对外传播中的译出行为及批评研究进行分析,呼吁学界在对中国典籍对外播中的“译出”现象开展批评时,要树立动态的文化历史观、正确体认其所承载的国家意志,同时积极加强“译出”理论探索与构建。
关键词：
译入; 译出; 《杨宪益翻译研究》; 翻译批评;
作者简介：
许多,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许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学与法国文学。
中国典籍对外传播中的
“译出行为”及批评探索
——兼评《杨宪益翻译研究》
引言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大力推进，“如何加强中译外研究”这一时代命题受到翻译界、文化界、传播学界等领域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本文讨论的“译出行为”，指的是由中国政府、相关机构或译者主导、主动进行的中译外行为。在中译外的活动中，我们认为，中国典籍翻译是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能否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新思路、贡献新价值，而且关系到中国能否平等参与世界文明的对话（张柏然、许钧，2017）。关于谁来承担如此重要的使命，不同学人有着不同的思考视角和理据，有学者认为中国典籍外译最好完全交给西方翻译家来承担，原因是作为母语者，无疑他们的译本语言更流畅，读者的接受度更好。对此，已有学者做了明确回应，认为在中国典籍的“译出”中，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中国译者不能缺位（辛红娟，2017）。
如何在宏阔的世界话语系统中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形成中西文明的双向、平等交流？如何解决近年来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遭遇的瓶颈？如何看待、批评中国典籍的译出行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洪流给国人提出一系列亟需回答的问题。我们欣喜地看到辛红娟教授等著的《杨宪益翻译研究》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以中华文化外译的代表性人物杨宪益为研究对象，全面梳理杨宪益的翻译历程，聚焦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献身汉译英实践及其影响，细致分析他们基于传播中华文化宏伟目标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本文拟结合辛红娟等在书中表达的立场、观点及有关译出行为论述，就中国典籍对外传播中的译出行为及批评问题加以思考，提出几点看法，以求教于译界同行。
一、中国典籍对外传播中的
“译出行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研究的理论视域得到极大拓展，研究方向有了新突破，研究方法更加丰富，翻译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得到更加全面的揭示。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比任何时候更加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语境中，中西关系出现了“以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诉求中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输出为特征的新态势，“中西古今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翻译活动的路径也有了改变（许钧，2015a:24）。以往，我们的翻译重心主要是对外国作品，尤其是西方作品的译介。在翻译研究方面，关注的也主要是对译入活动的探索。至于在历史上或多或少存在的译出活动，没有引起翻译研究界的足够重视。而当今，面对国际形势新格局，我国翻译活动的走向发生了重要变化，呈现出双向性特征。法国汉学家艾田蒲在《中国之欧洲》中提出“光来自东方”之说，强调人们应当有一种双向的视野。如果说文化交流应该具有双向视野，那么在翻译活动中，译出活动理应与译入活动一样受到关注，对其中出现的问题与障碍理应加以深入思考与研究。
检视中国的翻译史和翻译研究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翻译学界主要聚焦外译中实践与理论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译外活动及其研究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生命力持存的重要价值。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与推进，中国政府与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对外译介，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与文化典籍被主动译介到西方世界，不断加强的中国文学、文化外译活动引发了随之而来的研究热潮。然而，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西方学界、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引导下，一时之下人们似乎将莫言获得的这个奖项完全归功于其翻译者葛浩文，认为美国翻译家葛浩文是“中国文学首席且唯一的接生婆”。西方翻译家、汉学家为代表的翻译模式似乎成了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唯一的翻译模式”（曹丹红、许钧，2016:59）。虽然已有学者开始密切关注近70年来出现的中国政府、相关机构和译者主导、承担的中国文学、文化的译出行为，但在不少研究中，对于译出行为的动因、问题、解决路径等问题，还是存在一些模糊的认识。对于新时代中译外活动的意义与价值，认识还不到位。许钧（2014,2015a,2015b）、谢天振（2012,2014,2015）、潘文国（2017,2018）等学者意识到加强中译外研究这一时代命题的紧迫性，发文呼吁学界加强中译外实践及理论研究，尤其要关注对外传播中的译出行为研究，因为译出行为与译入行为有着“实质性差别”（谢天振，2014:7）。
在西方国家，学界一般主张翻译作为职业只能是单向的，也就是翻译只能从外语到母语这一路径展开。《杨宪益翻译研究》一书的作者指出：“翻译常常被想当然地简化为从外语到母语的单向活动，译入到母语经常被等同于翻译的全部，翻译的方向性因此长期遭到遮蔽”（辛红娟等，2018:27）。事实上，由于汉语言文化客观上存在的理解困难，以及数个世纪以来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隔膜与误读，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鲜活思想的译介存在着多重障碍。辛红娟等（2018:28）明确指出，中国在走向民族复兴的过程中，不能完全“把言说中国的机会和责任放手给本不该承担起这一话语主体角色的‘他者’”，因为中国文化典籍与中国当代重要思想的对外传播事关如何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塑造中国国家形象。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新时代，翻译学界有必要进一步关注中国文化外译存在的问题，面临的障碍，加强对译出行为的思考。检视中外翻译史，我们确实可以发现，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外译的推行力度越来越大。在学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在当今的时代，在中西文化交流依然不平衡的情况下，中国翻译界需要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主动承担起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责任，一如黄友义所指出的那样，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要双管齐下。然而，“建立在千百年来以引进、译入外来文化为目的的‘译入翻译’基础上的译学理念却很难有效指导今天的‘译出翻译’的行为和实践”（谢天振，2012:14）。面对这一问题，翻译学界确实有必要积极关注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译出”实践，总结“译出”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辛红娟等（2018:20）强调指出：“我们迫切需要的事莫过于全面梳理中国译者典籍外译史料，深入翻译文本内部，展开文本细读，整理出这些翻译家文字生涯中散落的翻译表述”，以有效指导我国的“译出”队伍建设和国家层面开展的大规模“译出”实践。
对于中国政府、相关机构或译者主导的中译外活动，学界在其必要性与可行性两个方面都有质疑的声音。在理论的层面，有学者认为由母语译往非母语，违背翻译的规律；在实践的层面，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强的译出行为导致出现大量令人不忍卒读的“中国英语”文本。回顾中国文化与思想典籍的翻译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20世纪中期之前，绝大多数中国典籍译本是由西方汉学家翻译完成的，中国主动的译出行为进入中国典籍外译领域较晚。西方译者的翻译对传播中华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不容忽视或否认。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他们的翻译比较看重目的语读者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大多采用归化翻译策略。无论是对中国典籍文本的选择、中国典籍核心术语的翻译，还是具体翻译方法的采用，都还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确实，西方译者在对中国典籍文本进行译入时，不仅在主观上会出现一些意识形态的问题，在客观上也会因为对相关中国古典文字、文学、文化领域知识的缺乏，在译介中与原著产生偏差（许多，2017:43）。可以说，由于对中国文化的陌生，又或者是基于其所抱持的翻译目的，有不少中国典籍的译介出现了严重的“西方化”色彩，曲解、误解中国文化的现象较为普遍，甚至有对中国文化肆意扭曲的情况发生。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回应国家文化走出去的战略需求，加强中华典籍的主动译出及其研究，是中国翻译界和翻译学界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
中国典籍对外传播主要是为了向西方读者介绍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中外文明的互鉴与互惠。在当下的阶段，我们不能被动地等待西方汉学家根据他们的需要和意愿来选择翻译中国典籍，而要具有前瞻性，主动承担起中国典籍对外译介与传播的历史重任。因此，学界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把中华民族文化尽可能完整地呈现给西方读者，并以此来促进西方对中国的真正了解，促使中国文化加入世界文化对话与融合，进而为世界文化的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为构建世界文化多样性贡献中国力量。为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译入行为与译出行为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在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外语译本开展批评研究的时候，我们需要甄别翻译方向，严格区分“译入”与“译出”。继而，我们要进一步确定开展翻译批评的参照系和理论依据，避免随意套用译入理论阐释译出行为，或者用衍生自西-西互译实践的西方翻译学理论阐释东-西翻译实践。从目前学界对中国译出行为的思考与批评情况看，存在一些“不公正的翻译批评”，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不少学人对译出行为的本质与必要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对译出行为的特殊性缺乏深入的研究（辛红娟等，2018:115-122）。
二、中国典籍对外传播中的
“译出行为”批评
2016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指出要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要坚定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文化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竞争力，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走出去，在更广阔的话语系统中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成为急迫的时代命题。因此，新时期对中国典籍外译与传播提出了更高要求，而“有翻译就必然也必须有翻译批评，作为翻译活动健康开展的重要保障，翻译批评在新时期翻译事业日益发展的背景下进一步凸显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刘云虹，2018:15）。《杨宪益翻译研究》一书以《红楼梦》英译批评研究为例，分析指出，《红楼梦》英译批评研究已经进入研究者众多、研究方法与角度多样化的繁荣时期，但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表面之下，不少研究忽视了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与霍克思、闵福德译本分属“译出”与“译入”两个迥然不同的翻译方向，更有不少翻译批评者模糊了“双语专家式批评”与“读者反应式批评”、“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等核心批评话语，从而导致“不科学”乃至“不公正”的翻译批评。结合《杨宪益翻译研究》一书对译出行为的论述和有关见解，我们觉得进一步思考中国典籍对外传播中的“译出行为”的批评问题，有三个方面值得特别关注。
一是开展中国典籍对外传播的“译出行为”批评，要树立动态的文化历史观。对中国典籍的“译出行为”批评不能拘泥于或满足于援引西方翻译理论，就问题或现象进行表面化讨论，而要从翻译具有的社会、文化和创造等多元价值出发，从中国文化“走出去”与异域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平等交流与对话为理论基点，以历史的眼光、发展的立场和开放的视野，对中国典籍的“译出行为”进行客观、全面而深刻的考察。以中国典籍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译出行为”目前在翻译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中国典籍的“译出行为”完全是国内翻译学人的自娱自乐，没能很好地起到促进中西交流的作用，甚至有人认为“译出行为”是在制造新的“瓶颈”或“难关”，而不是“桥梁”。他们或设计调查问卷，有目的地采样，得出中国人典籍外译作品可读性不强的“一边倒”结论；或仅仅凭借亚马逊网站的部分读者留言、典籍英译的海外市场销售额，既不对读者资质进行评估，也不考虑图书销售与流通渠道，得出中国译者翻译的中国作品认可度不高的结论。这些判断或评价固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在根本意义上否定中国的译出行为，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格外关注。
健康的“译出”批评生态中，批评者应该如王宏印（2009:60-69）指出的那样，具备必要的条件，尤其要精通两种语言和善于鉴赏与比较，了解一般文化和熟悉相关的文化状况，懂得翻译方法并具有鉴别力，具有相当的文学鉴赏力，对于原作、译作及译者要有研究、同情心和解释力。在译出行为批评中，更要树立动态的历史文化观，将中国典籍对外译介与传播放在不断发展的文化交流史视域中进行考察，同时要有价值观的指引，在本质的意义上对典籍对外传播的“译出行为”做出客观、公正、全面的批评。如对杨宪益与戴乃迭合译的《红楼梦》的批评，就应该超越一般的语言与方法的层面，对这一译本产生的历史条件、译者的翻译动机以及翻译原则等方面，加以深入的思考。杨宪益与戴乃迭合译《红楼梦》，就其本质而言，属于中国政府主导的译出行为。学者朱振武（2019）近年来持续发文，认为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红楼梦》英译本会随着国外对中国了解的深入，出现回暖现象。杨宪益与戴乃迭在翻译中采取的尽量忠实于原文的“直译法”，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问题，而是与他们明确的翻译动机相一致，是其翻译价值观的体现。他们对中华文化特质的译介，将会产生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在《杨宪益翻译研究》一书的作者看来，单从阅读流畅性角度而言，霍克思、闵福德的译本无疑具有自身的优势。霍、闵译本充分考虑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积极迎合英语读者的认知方式和审美情趣，在翻译中大量套用英语文化中的典故、风俗与语言特征，替代原文中可能造成解读困难的中国特有修辞、文化等审美特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霍、闵以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红楼梦》。杨宪益与戴乃迭则以原作为中心，立足于传达原著中蕴含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审美情趣和修辞特色，试图让西方读者靠近原著的文化世界，给西方读者呈上一个事实上“陌生”的异质文本。西方读者在阅读杨宪益与戴乃迭译本时难免会感到困难，在目前的阶段，其接受效果相较于霍、闵译本确实存在一定差距。但我们认为，这种状况要以文化交流的动态、发展观为指导加以考察，如《杨宪益翻译研究》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一方面要正视问题的存在，认识到“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外传过程中的‘时间差’和‘语言差’”确实存在（辛红娟等，2018:131），但另一方面要持发展的历史观，随着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多，对具有特质的中华文化一定会持有越来越开放、宽容的态度，对中华文化和思想越来越感兴趣，而读者对于像杨宪益与戴乃迭译本中的异化和陌生自然会有更高的包容度。可以说，如果英语世界想要了解具有丰富特质的中国文字、文学、文化，他们对杨宪益与戴乃迭合译本的接受和认同度会不断提高。从发挥中华文化的长期影响力角度来说，杨宪益与戴乃迭的合译本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相信会被越来越多的英语读者所认同和接受，在翻译史上赢得其应有的地位。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辛红娟等（2018:89）指出，杨宪益与戴乃迭的合译本“展现了中西文化间的势差，对于研究文化传播、典籍英译有一定启示，对发现中西语言文化转换规律具有重大意义”。
二是开展中国典籍对外传播的“译出行为”批评，要正确体认其所承载的国家意志。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至1966年，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外译，已经上升为国家行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对外翻译潮。据不完全统计，在这短短的17年间，外译语种达40多个，外译品种近千种。进入21世纪，国家再次加大对外翻译推广的力度，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计划”、“丝路书香工程”、“当代中国文学对外翻译推广计划”等，都将对外翻译作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手段与途径。新时代语境下，“‘中学西传’呈现出以文化自觉与文化输出为特征的新态势，向世界人民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成为炎黄子孙实现‘中国梦’的具体举措”（许多、许钧，2017:76）。但在学界，对于作为国家行为的对外译介，赞同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持批评意见的学者中，或从读者接受度不高着眼，建议应当由西方学者进行“译入”；或从市场销售不尽如人意，指出国家斥巨资实施这一举措并不明智；更有不少学者结合目前境外对于孔子学院的态度波动，担忧大规模的文化“走出去”举措会因为承载的国家意志而“遇冷”。
事实上，目前国际学界对于翻译的文化本质有着越来越深入的认识，历史上大规模的翻译行为，无不承载着相关民族的追求与意志。翻译中的对话关系，在本真的意义上，“是人与人的对话所体现的人类生存哲学。对话建立了一种相互敞开、相互依存的关系，对话是生命的烛照，是存在的相互趋近，是自我与他人共同‘在场’的相互审视和相互认证。”（谭学纯，2000:2，序）。可以说，翻译就是民族之间关于生存的对话。因此，对于译出行为所体现的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问题，我们没有必要过分担心和紧张。在全球化的今天，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自己文化的对外推广工作，美国是这样，欧洲国家也是这样，我们的亚洲邻居日本和韩国也莫不如此。“从根本上来说，文化本身就包括意识形态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化‘走出去’并不比美国文化、法国文化、德国文化主动‘走出去’更具有意识形态色彩”（许钧，2017:5）。事实上，法国政府多年来一直积极采取措施，利用学者讲学和文化交流的机会，大力推广法国文化。就我们所知，法国驻中国大使馆与法语联盟，每年都会资助不少法国作家、艺术家、教授到中国讲学与交流。法国外交部和法国使馆自1990年起，专门设立“傅雷计划”，为众多法国著名作家的数百种作品的翻译和出版提供资助。为了提高法国文学、文化的影响力与引导力，法国驻华使馆还设立傅雷翻译出版奖，引导我国翻译出版界对法国人文社科著作与文学作品的选择与推介。韩国政府也有类似的计划和措施。因此，我国受政府支持或资助的主动译出行为从根本上来说，是主动走向他者，与他者交流的积极行为，应该受到鼓励。
“中国选择”和“中国阐释”，应该是构建系统的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基础（许多、许钧，2015:14）。中国文化经典博大精深，我国政府部门组织学者和专家经过周密论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翻译，构建像“大中华文库”这样一个系统、全面、丰富的中国文化译介宝库，真实呈现中国文化的源头和结晶，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政府主动选择“译出”的文本，能够真实体现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有助于深层次反映中国文化精髓，能够对文本接受国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接受中国文化起到有效的引导作用。而主张由外国人按需选译的做法，有助于扩大市场效应，提高阅读接受度，对传播中国文化也起着不可否认的重要作用。主动“译出”与选择性“译入”之间的作用各有侧重，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我们在这两种翻译路径的思考与批评中，应该持双向交流互动、互补的观点。
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一定不能简单地理解与解释为是源语与译入语之间字面意义的转码问题，而应该是两种语言背后所负载的两种异质文化观念的转换生成问题”（杨乃乔，2014:5）。目前阶段中国文化仍处于相对弱势，我们不仅应当始终坚持做好“中国选择”，也应当坚持做好“中国阐释”，以对中国文化精髓的准确理解为基础，保证翻译的准确性，“中国选择”和“中国阐释”作为现阶段和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典籍对外传播的必要举措，具有积极的意义与无可替代的价值，我们在对“译出行为”开展批评时，不仅无须回避其可能彰显的意识形态目的，而且要正确体认其所承载的国家意志。
三是开展中国典籍对外传播的“译出行为”批评，要加强“译出”理论的探索与构建。主动的译出行为是我国新时期的一种翻译常态，是对时代需求、国家战略的积极回应。然而，我们看到，学界广泛存在一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被接受焦虑”，而“被接受焦虑”又反过来影响译出行为，影响对译出行为的判断与评价。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进程中“存在着浮躁的心理”；“翻译文本选择缺乏规划，表现出盲目性”；“中国文学与文化对外译介有着急功近利的倾向”等，译界同仁要以积极介入的态度展开批评研究（许钧，2016:435）。翻译活动从形式上看是语言转换的实践活动，从本质上看是跨文化交流互动。对中国的“译出行为”做出深刻的判断与评价，应该着力把握译出活动的本质特征。在深刻把握译出行为本质的基础上，为译出行为的根本价值与积极作用定位。
译出行为批评涵盖对译出行为动机、方法、质量等进行评价、检视和批评。译出行为有着自身的生产、传播、流通方式，不同于译入行为。然而，对我国在新时代越来越重视、力度越来越强的译出行为，在研究的角度与批评的方式上，学界采用的基本上都是基于译入活动总结出的翻译理论。《杨宪益翻译研究》以杨宪益的译出活动为主要考察对象，辟专章探讨翻译批评视域中的杨宪益研究以及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英译研究，通过对1979-2015年间的《红楼梦》英译批评研究文献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辛红娟等发现，在收集的1091篇杨、戴《红楼梦》英译批评研究论文中，其中783篇（占研究总量的71.8%）为基于顺应论、纽马克的翻译理论、耗散理论、关联理论、后殖民理论（视角）、霍米巴巴的杂合理论、译者主体性理论、目的论、互文性理论、权力话语理论、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文化语义学理论、格式塔理论、生态翻译学、翻译伦理、多元系统理论、文化心理学、接受美学、语言相对主义、图形-背景理论、范畴化视角、评价理论、解构主义、认知语言学、操纵理论、符号学、识解理论等视角展开的批评研究，所涉参照理论堪称一幅全备的国际翻译学四十年发展更迭缩微图。这些理论视角的选择与参照，是出于论者的深思熟虑，还是一种学术跟风，我们在此不予深究。但就理论选择的适切性而言，完全套用上述某些西方理论探讨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的英译，往往难以产生令人信服的结论。张柏然与辛红娟对此现象有着清醒的认识：“从根本上来说，任何理论都只是一种认识取向，一种研究策略，看似最完善周密的任何理论，也不可能涵盖川流不息、曲曲折折、千变万化的存在经验。更何况出自单一文化传统中的理论，其局限性自然更大。一旦要尝试解释其它传统中的翻译现象，便难以避开阴阳错配和束手无策的宿命。……用东方译学去套西方翻译，或将西方理论框架来套中国翻译实践，会出现观念不同、尺码各异等一系列问题。也就是说，当你用一种文化传统体系内生出的美学价值标准去衡量另一体系中的翻译现象时，便会发现一系列的错位、误读、歪曲，以及相当程度上的无能为力”（张柏然、辛红娟，2016:135）。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辛红娟等学者以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英译批评为切入点，指出了译出行为具有特殊性，需要不同的理论观照。我们认为，在当下阶段，学界应该加强对“译出”理论的探索，对中国的译出行为产生的深层原因、译出文本生产机制、译出行为面临的质疑与障碍、译出主体、译出合作模式、译出文本的传播渠道、传播效果等涉及译出行为各个重要方面的问题，展开系统研究，进行理论探讨与构建。或许在这样的努力之中，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研究，有可能彰显出自身重要而鲜明的特色。
三、结语
辛红娟等的《杨宪益翻译研究》一书，关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过程中的译出行为，详细梳理、客观评介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毕生的翻译实践历程，力图在根本的意义上展示他们的翻译追求、翻译精神、翻译风采与翻译诗学思想。在讲述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语境下，该书呼吁学界关注中国的译出行为研究，加强体现新时代精神和中外文化交流互动趋势的译出行为理论探索，指导未来的译出实践，开展具有介入立场的译出行为批评，具有重要的参照与导向意义。（本文选自《中国翻译》2019年第05期，参考文献略，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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