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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刻书史”系列浙江图书馆“文澜讲坛”—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古文献·新视野”讲座地点：杭州市曙光路浙江图书馆二楼报告厅10月15日（星期日）14:00从雷峰塔经到普宁藏：江南早期的佛经刊刻李际宁（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10月28日（星期六）14:00宋刻本的江南面孔：浙刻及其周边陈先行（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11月18日（星期六）14:00元刻本的风华：以江南地区刻本为例郭立暄（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11月25日（星期六）14:00宋体字·天一阁：明代中叶江南的刻书与藏书李开升（天一阁博物院副研究馆员）12月9日（星期六）14:00小说江南：明末清初江浙地区的小说刊刻与流播潘建国（北京大学教授）12月23日（星期六）14:00学问的优雅：乾嘉学术与江南刻书郑幸（上海大学教授）1月7日（星期六）14:00善本何止八千卷：晚清民国江南的古籍收藏与覆刻石祥（复旦大学研究员）1月14日（星期六）14:00芸香四溢：江南刻书的跨境互动与世界影响陈正宏（复旦大学教授）转载自“书之为物”公众号编辑

《左传》读书会第九期领读人边田钢浙江大学特聘研究员古典文献学专业副主任时间10月13日18:30-20:30地点成均苑4幢1111室海报制作

)《国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通讯》执行主编主持人边田钢特聘研究员、古典文献学专业副主任时间10月13日(周五)

敦煌研究资源库使用指南编者按“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1900年敦煌藏经洞文书的偶然发现，催生了国际显学“敦煌学”。近年来敦煌材料的陆续刊布和数字化给我们提供了更加优越的条件来认识敦煌，支持我们从旧材料中发现新问题。“汉字文明”公众号特推敦煌数据库专栏，介绍敦煌相关的资料库，以飨读者。需要说明的是，敦煌学蔚为大观，关注者众，相关资源的获取途径难以胜数，本文疏漏难免，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补充指正。目录一、国际敦煌项目（IDP）二、敦煌研究院三、敦煌学信息资源库四、数字敦煌五、云游敦煌六、爱如生敦煌文献库七、瀚堂敦煌文献数据库八、敦煌遗书数据库九、法国国家图书馆（Gallica）十、敦煌文献数字图书馆十一、中华古籍资源库十二、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资料库十三、敦煌书坊十四、Digital

论唐代避讳字形的区别性窦怀永摘要：唐代避讳制度注重利用汉字的“形”属性，从制度效用层面实现对社会成员的相对约束力，也塑造出唐讳字形鲜明的区别性特点。这个重大改变，既在事实上确立了唐讳字形有别于其他朝代的规律性表现，也对唐讳字形在实际应用中的区别性塑造提出了更多要求。这是唐讳字形区别性的两个不同表现面。究其成因，写本的普及和俗字的泛滥，提供了区别性的产生土壤和效仿来源，催生出的改形避讳方法则形成了区别性的维持动力。多种因素的累积与叠加，使唐代避讳字形的区别性，既成为避讳制度发生实际作用的基本原则和价值体现，也成为彰显避讳制度自身规律与外在特点的核心形式。关键词：唐代避讳；区别性；俗字；写本汉字是用表意构件兼及示音和记号构件组构单字，以记录汉语语素和音节的平面方块型符号系统[1]，具有形、音、义三个基本属性。其中，“形”既是构成新字的必需元素，更要求汉字的形体必须能够相互区别，避免出现符号系统内部的紊乱，影响汉字记录语言功能的顺利实现。因此，学者一般将汉字在形体上的不同，视为汉字的区别性。按照汉字构形学的观点，汉字字形区别性的实现，既需要依靠汉字的笔画，也需要依靠不同的构件[2]。我们认为，汉字字形的发展演变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区别性被逐渐模糊、再重新建立的动态过程。这一点，在魏晋至隋唐间的汉字楷化变异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与典型[3]。唐代避讳字形，是唐代政治礼仪制度施加于语言文字而形成的产物。它在时间上隶属于唐，却又在字形里蕴含了六朝俗字的基因，以及当朝的语言文字风貌。不过，唐代避讳的政治属性，同时又要求避讳对象、避讳方法、避讳字形等势必具备自身朝代的制度特征。两种属性的叠加，既对唐讳字形自身在实际应用中的区别性提出了要求，也在事实上确立了唐讳字形明显不同于其他朝代的区别性特点。这是唐代避讳字形区别性的两个不同表现面，也是其区别性存在的现实性和必要性。今不揣固陋，试就唐讳字形的区别性问题，铺陈一二，或可有抛砖之用。一区别性的存在意义与外在表现从根本上来说，避讳缘起于早期人类对自然与死亡的畏惧，具备强烈的原始宗教与心理禁忌色彩。伴随着国家的产生和文字的发明，避讳逐渐被赋予神圣化、礼仪化的内容，成为彰显君王形象与权威的重要工具。至孔子编纂删定《春秋》，秉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原则，又为避讳注入了儒家思想的元素。秦汉以后，避讳逐渐专有化，也日趋制度化。元康元年（前65），汉宣帝刘询有感于“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故颁布诏令，改名讳“询”，且“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4]。这可视为此趋势的典型反映。因此，我们讨论唐讳字形区别性的“存在意义”，实际上就是从宏观的角度，讨论避讳制度发展到唐代，为什么会主要依靠汉字形体的改变，来达成避讳制度的初衷。（一）唐讳字形的区别性，是唐代避讳制度发生实际作用的基本原则和价值体现。任何制度都是由某一组织制定的。按照社会历史哲学的观点，组织之所以要制定制度，是为了利用制度来规塑其成员的行为方式和规导其成员的行为方向，以实现组织的目的或目标。当然，促成这个目的或目标的实现，也是制度最基本的功能。社会是具有唯一性的独特组织，也是最大的组织，它通过制度安排者所制定出的各种制度，都会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遵守。因而，制度不仅是由组织制定的，也是由组织以组织的力量作为后盾来推行和维系的[5]。中国古代避讳制度，脱胎于原始禁忌层面的恐惧与避害，通过口头言语与书面文字的方式，最终落脚于名讳的维护与规避。《左传·桓公六年》：“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6]《礼记·曲礼上》：“卒哭乃讳。”[7]《白虎通义·姓名》：“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纪，尊事人者也。”[8]从这些表达来看，至迟在西周至先秦的阶段，禁忌层面的被动趋利避害，已经逐渐进化为避讳层面的主动自律与尊崇。这是避讳制度的建立基础。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够更加确定：古代避讳制度以口语与文字为媒介，以指定范围内的人名为对象，从建立一开始就已具备了相对的强制性，最终目的自然是为了维护君主的尊贵形象，以利于维持封建社会结构的稳定。所谓“以口语与文字为媒介”，意指在执行避讳制度、遇到规避对象的用字时，可以通过口头发音与书面文字来达成相应的效果。这是古代避讳的本质情况，有唐一代也不例外。由于音频或视频记录载体的限制，今日已经不可能亲耳得闻唐时口头避讳之事。不过，从间接记载的史料来看，通过这种方式达成的避讳效果，在方法上应当以临时回避该讳字的发音为主，即在听觉系统上避免出现所讳之字。据《隋书·恭帝纪》，李渊在率兵攻入长安后，立十二岁的杨侑为天子，自任大丞相，进封唐王，“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位无贵贱，宪章赏罚，咸归相府”[9]。虽为唐王，但实际上已经掌握了隋朝的大权。是故“（义宁）二年（618）春正月丁未，诏唐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加前后羽葆鼓吹”[10]。何为“不名”？即不直接称呼名讳也。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解释：“凡朝会赞拜，则曰‘某，官某’。不名，亦殊礼也。”[11]对李渊之名，为表达尊崇之意，直接默而不言。在定型于唐玄宗时期的《唐律疏议》中，卷十《职制律》明确规定了以“口误”的方式触犯国讳，则会遭受“笞五十”的惩罚[12]，也说明了口头避讳仍然具有一定的应用环境。由于具备现场条件，故意不言讳字的口头避讳，一般能够即时达到应有的效果。应当说，这种避讳方法的原始禁忌色彩还比较浓厚，并已从先秦时代就开始了实践经验的积累[13]。当然，发生时效相对短暂的口头避讳，与通过书写达成的文字避讳同时存在，并行不悖，各自分担了不同场合的实际避讳需求。居于今日视角来看，后者显得更加正式、灵活，且富有效果，基本在顺利交流与维护尊严之间达到了平衡。丰富的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更记录了避讳制度制定阶层的要求，以及避讳制度执行阶层的不同表现。例如《旧唐书·高宗本纪上》载贞观二十三年（649）七月：“有司请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诸州治中为司马，别驾为长史，治礼郎为奉礼郎，以避上名。”[14]又如杜佑《通典·职官五》载：“大唐永徽初，复改民部为户部，庙讳故也。”[15]魏征主持编修《隋书》，直接称“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16]。与口头避讳的根本目的相似，文字层面避讳的直接效果，是要在视觉上使所讳之字不能够直接出现。为了达到这种效果，业已累积产生了多种避讳方法，既配合避讳制度的实施，也努力减弱制度的负面影响。从我们的研究来看，有唐一代的避讳方法主要集中在缺笔、改形、换字、空字这四种[17]，其他如使用合体字、改称字号等，本质上是这些方法中某一种方法的延伸[18]。我们以唐代避讳史料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七位帝王为例，尝试观察同一个讳字在不同避讳方法下的不同实施效果。对比分析表格如下：从表格可以看出：（1）空字避讳的目的，是将所讳之字故意隐去不写，这与口头避讳中遇讳字而故意不言，在本质上是一样的。（2）换字避讳，是使用字形不同、但字义相关的其他汉字，直接在书写时替换掉讳字。这是秦汉避讳制度在后代的稳定沿革。（3）改形避讳与缺笔避讳，均是着眼于汉字形体，进行局部构件的替换或修改，使之与讳字原形产生明显的不同。因此，单就避讳效果的达成而言，这四种避讳方法实际上可以分作隐去字形和改造字形两大类，即末行标示的“特点总结”。可以看出，同是执行避讳制度，但在最终的实施效果上，存在着规律性的差别。我们认为，隐去字形，只是使讳字整体不再出现，并未对讳字字形本身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通过缺笔和改形而形成的改造字形，则对讳字字形本身产生了直接影响。笔画的调整与构件的形变，使改造后的形体，与原本形体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区别性。更为重要的是，由缺笔和改形而生成的区别性，总体特点是基本一致的，是有规律可循的。实际上，这又从群体上增强了改造后的字形与其他汉字之间的区别性。作为制度的基本功能之一，以唐代皇帝为集中代表的“制度安排者”，也通过诏令等方式，推动了避讳字形区别性的充分实现。据《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显庆二年（657）“改‘昬’‘葉’字”[21]，即将此二字包含的太宗讳字“民”与“世”，直接视作构件，相应改变形体作“”“氏”，以达到避讳目的。就唐代避讳而言，显庆二年的改字之事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1）以此事为发端，其他以“世”“民”作为构件的汉字，常见的如“葉”“泯”等，以及俗写中从“世”的汉字，如“棄”“講”等，统一实施了改形避讳。同时，这些以“世”“民”作为构件的汉字，还存在同时使用缺笔避讳的现象。两种避讳方法的交织使用，既扩大了唐讳字形的数量，也从整体上提升了字形的区别性。（2）也是自显庆二年开始，以太宗名讳为重点的避讳氛围，正式严格起来，并带动了对太祖、高祖名讳的重新重视。武德、贞观年间，虞世南、苏世长、邓世隆等在职仕官，可以凭借“‘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的诏令[22]，不避太宗名讳。这样的局面，从高宗朝开始发生改变。（3）在高宗李治一朝，贯穿整个唐代的避讳方法、规则等制度性因素，基本建立完成，在事实上确立了唐代避讳注重字形改造的特点。至玄宗朝编纂《唐六典》时，卷四《尚书礼部》中明确要求：“凡上表、疏、笺、啓及判、策、文章，如平阙之式。”李林甫注曰：“若写经史群书及撰录旧事，其文有犯国讳者，皆为字不成。”[23]“为字不成”，即是使用缺笔法改变讳字形体。这不仅是将缺笔法纳入封建国家行政法典，也是在制度层面对注重字形改造的持续肯定。从诏令到法典，从整体氛围到实际执行，唐代避讳形成了注重讳字形体区别性的避讳事实。唐讳字形的区别性，又推动着避讳制度的深入实施。事实上，也只有产生明显的形体区别性，才能够达到避讳的目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更加肯定地认为，唐讳字形的区别性，是避讳制度发生实际作用的基本原则和价值体现。（二）唐讳字形的区别性，是彰显唐代避讳制度自身规律与外在特点的核心形式。从汉字的角度来说，避讳的本质，就是利用一定的方法，调整特定范围内汉字的形、音、义属性，使这些汉字群组呈现出具备统一规律的独特性。“特定范围”的大小划分，基本取决于不同朝代的祖庙制度。汉字属性的调整重点，又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取舍。不过，调整后的汉字群组，会重点在讳字的某种属性上呈现出规律性，则是不同朝代之间“默契”达成的事实，也是不同朝代之间避讳特点有所区别的主要表现。事实上，这种趋势性特点的形成，至迟从避讳逐渐专有化与制度化的秦汉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秦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君主专制政权，开始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这满足了古代避讳向制度化方向发展的政权背景与政治需要。从湖北云梦县出土的秦简来看，国祚仅十四年的秦朝，已经制订了比较规范的换字避讳制度，统一将“正”改作“端”。以王楙为代表的宋代学者，依据传世文献，对秦朝的代换也有过总结[24]。秦博士叔孙通归降刘邦以后，成为汉初朝廷礼仪的制定者，特别是沿袭了秦朝的避讳制度。“汉法，天子登位，布名于天下，四海之内，无不咸避。”[25]两汉继承了秦朝相对规范的避讳机制，以讳榜的形式，主动公布帝王名讳和替换用字，推行换字避讳之法。正因如此，今日观汉代避讳，才能够得观诸如“邦之字曰国”“秀之字曰茂”这样整齐划一的效果。北齐颜之推所谓“凡避讳者，皆须得其同训以代换之”[26]，即是指此。“同训代换”也成为两汉避讳的重要外在特点。南宋洪迈释此“之”字，可以训作“变”[27]。“之”与“代换”，实指相同，均是着眼于汉字属性中的“义”，使用近义字来替代，达到隐去讳字本身的效果，实现避讳目的。两汉的避讳重点与风格，延续了整个三国、两晋以至南北朝，成为这六百多年间多个王朝避讳制度的实施样板。南梁任昉就明确表示，“直班讳之典，爰自汉世，降及有晋，历代无爽。今之讳榜，兼明义训”[28]，既指出了各朝代对于两汉避讳特点的继承，也直接指出了在字“义”层面的避讳重点。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从各类史料来看，自东汉末期至两晋之间，以张昭、徐乾、任昉为代表的各朝官员，从未停止过对避讳制度具体问题的争论，如祖庙祧祔、嫌名生讳、上书行文、府主官职等，但在避讳方法上，却从未动摇过对于“同训代换”的主体地位的坚持。如《隋书》卷四八，记隋文帝在仁寿二年（602）时，下诏表彰杨素，称“论素此心，事极诚孝”[29]。“诚孝”，即是“忠孝”。诏书特意换用同训之字，以避杨忠之讳。因此，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从秦到两汉、再到南北朝和隋的避讳制度，多着眼于汉字的“义”属性，使用同义或近义字，使换字避讳成为这八百多年间最主要的避讳方法，也形成了明显的避讳特点。李唐之后，北宋统一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也加速建构包括避讳在内的各类社会制度。据《宋史》所记：建隆元年（960）正月五日，赵匡胤称帝；正月二十四日，即改皇弟匡义名作光义[30]；正月三十日，太祖立太庙[31]；三月六日，下诏“改天下郡县之犯御名、庙讳者”[32]；三月二十四日，追尊赵朓、赵珽、赵敬、赵弘殷四庙[33]。从赵匡胤称帝，到改亲弟之名，只用了十八天；再到遍改天下郡县之名，只用了两个月。非常紧凑的进程，既显示出“制度安排者”深谙避讳制度的正面作用，也使赵宋政权在建立伊始就奠定了严苛的避讳基调。虽然基调与氛围是严苛的，但从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来看，北宋初期更多的是忙于实施避讳，以达成避讳效果为目标，可能尚未顾及从制度层面仔细部署如何避讳。这反映在避讳方法上，就是换字、缺笔、空字、称字号、称籍贯等多种方法混合、杂糅使用，并未从事实上形成最核心的避讳方法。例如，宋太祖名讳之“匡”字：以缺笔避讳时，既有缺内部“王”最下一横画者，也有缺外框下方横画者，更有同时缺此二横画者；以换字避讳时，既有取义近而换作正、辅、兴、纠，也有似随意换作主、昭、光、康等情况。再如，宋真宗曾经针对圣祖赵玄朗的避讳问题下过诏书，责令“公私文字不得干犯圣祖名，宜令逐处随宜改易”，并举例要求“其上遇仙道事即曰‘真’，颜色曰‘黝’，下字曰‘明’”，且“临文取意，速即改避，违者坐之”[34]。“随宜改易”“临文取意”之语，似也证实了制度层面具体细则的缺失。这种散乱无章的局面，相较于汉代颁布讳榜与代换用字，实在不利于形成比较统一的避讳特点与避讳规律。也恰好是自北宋政权建立以后，自唐代早期就开始蓄积力量的雕版印刷技术，藉助稳定的社会环境，迅速发挥了巨大的改革生命力。面对新技术的相对高效及其所激发的新热情，以写之纸张、手工誊抄为一般特点的写本，在生产速度与数量上已经明显不具优势。大量写本文献也是自此开始被先后刊印成刻本。至迟在北宋中期，写本与刻本明确完成了不同使用环境的自我分工。通过雕版印刷方式形成的刻本，逐渐成为主流的文献形态。雕版印刷带来的这种“主流”，尤为突出地表现在围绕科举而生成的各类文献上。事实上，至迟在唐代中后期，已经有经营者开始雕印科举相关书籍。中和三年（883）夏天，柳公权后人柳玭在四川一带游览书肆时，常能看到“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35]。进入北宋后，科举制迎来更加成熟的改革，不仅逐渐完善了殿试制度，也从根本上放宽了参考人员的资格，鼓励与资助更多的人参与选拔，四方之士，无远弗届。科举改革与雕版印刷形成了强有力的双向共振，激发了更多的传世文献被雕版刊印。不过，它也将刻本文字、举场试卷与帝王名讳的冲突和规避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到了制度组织者面前。换言之，适用于科举考试的刻本等，既需要承担正常、无误地传承与传播文献的功能，也需要通过自身的文本内容示范、避讳方法示范等，保证考生正确理解并合理实施避讳行为，达成避讳效果。我们甚至大胆猜测，这其中或许也包含了先以科举作为示范对象的目的。从目前的史料来看，北宋对于这个冲突和规避问题的有效解决，至迟在宋英宗治平年间就已经开展。据《宋会要辑稿》：“天禧四年（1020）五月六日，卫尉寺丞林湜言，国子监经书印板，字内有圣祖讳，望令空阙。从之。”[36]据此来看，由分管官员上报、再特别批准，是此时处理经书刊印遇国讳的方式。同据《宋会要辑稿》：“治平元年（1064）十一月三日，翰林学士贾黯言仁宗初名‘受益’，请诏中外文字不得连用。从之。”[37]岳珂《愧郯录》卷二也恰记此事，且言：“自后遂著之文书令，以为不刊之典。”[38]这说明，在治平元年左右，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份法律属性的“令”，要求禁止使用宋仁宗旧讳。再据《宋会要辑稿》，宋徽宗在崇宁四年（1105）时曾颁下诏书，要求“所有翼祖皇帝庙讳，并依元丰公式，讳字仍添入《集韵》所载”[39]。“元丰公式”之语，当指在元丰年间存在一份可供实际避讳操作的“式”，至少规定了哪些名讳需要规避。“添入《集韵》”之语，当指这份元丰“式”中涉及的讳字，与《集韵》之间发生了某种关联。《愧郯录》卷三还记：“元丰改官制，或有或无，于是元符令又附益之云。”[40]由天禧四年林湜言，到治平年间“令”，到元丰年间“式”，再到所谓“元符令”，在时间上恰好贯穿了北宋的前期、中期与后期，在内容上也是逐步建立和健全刻本文献避讳操作细则的过程。经过不断增补、调整而最终形成的制度性文件，实际就是今日所见南宋孝宗朝《淳熙重修文书式》和光宗朝《绍熙重修文书令》，作为《贡举条式》的一部份，附于《礼部韵略》之后[41]。设于此、而使彼效之谓之“式”，禁之于未然谓之“令”。从内容来看，两份制度性文件，从“可行”与“禁止”两方面，突出强调了对于帝王名讳同音和近音字形、即嫌名的规避。如北宋英宗讳“曙”，除本名用字外，要求规避的嫌名用字还有署、抒、藷、樹、屬、澍、贖等二十六字。再如南宋高宗讳“構”，除本名用字外，要求规避的嫌名用字还有遘、媾、詬、骺、句、岣等五十五字。即使是那些使用频率很低的冷僻同音、近音字，多亦在其中。对于嫌讳字有多个读音的，则允许与本名用字不同的读音不避讳。另外，《文书式》与《文书令》之所以作为《贡举条式》的一部份，其目的也是很明显的，既给包括科举考生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书写、刊刻文字时参考之用，也是考官审判科举试卷触讳与否的重要依据。它们记录了北宋对刻本、科举与名讳三者之间矛盾问题的动态解决过程，同时也成为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后，有效执行避讳制度的蓝本，更在事实上确立了两宋避讳重在汉字“音”的外在特点。文献载体形态的改革，间接推动了避讳制度的转变。两宋身居改革时代之首，既享受了雕版印刷变革带来的高效，也用近一百年的时间完成了避讳特点的重大转变。这个转变以及形成的示范，为两宋之后的朝代继承和效仿。从辽金，到明清，各朝代均是以同音字、近音字的规避为重点，即尤为强调嫌名问题。例如，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后来改汉名完颜旻，除避讳本字外，还避嫌名閔、憫、岷等。至章宗完颜璟时，明确将避讳提升为科举成绩的一个判定标准[42]。这些都显示出了宋朝避讳制度的示范与影响。不过，也是自元朝开始，避讳制度中开始逐渐掺入对“凶恶字样”的规避[43]，“并御名庙讳皆合回避”[44]。这种过度发挥汉字“音”属性的心理焦虑，经过明朝的蓄积，在清朝全面发展成文字狱。应当说，文字狱在本质上属于原始禁忌的层面，却藉助了避讳制度的外衣，又完全剥离了避讳的“礼仪”属性，最终将绵延两千多年的古代避讳彻底带入了畸形的尴尬境地。因此，从历时角度的纵向对比来看，通过“制度安排者”推动与维系的唐代避讳，既从制度效用的层面，实现了对社会成员的相对约束力，也从制度特点的层面，塑造出唐代避讳特别注重讳字形体区别性的整体形象。我们一再强调唐代避讳的重点在字形，即是在不断强调唐代避讳字形的区别性，这既是制度发生约束力的内在要求，也是制度彰显外在特点的核心表现。二区别性的实施背景与达成因素在确认了唐代避讳字形具备明显的区别性特点之后，探究这个特点的形成条件与促成原因，自然就显得顺理成章起来。当然，促成社会组织制度安排者制定各类不同制度的原因是多样、复杂的，推动制度执行与维系的因素也是多变多元的。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又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更加现实而复杂的特点。不过，我们认为，单就唐代避讳在字形上表现出明显的区别性特点而言，至少存在以下三个重要的原因。（1）以纸张与手写为基本特点的写本形态，是唐讳字形区别性的产生土壤。尽管在书写材料的范围上，有关“写本”概念的涵盖范围还存在学术间的分歧，不过，李唐所处的中古时期，古代文献的产生样式，确实已经由“书于竹帛”的状态，完全转移到了以“书于纸张”为核心。公元四世纪左右，东晋桓玄曾颁布诏令，要求“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45]。我们认为，这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以蔡伦为代表的技术改造者，不断改良了造纸的原材料种类，使生产成本逐渐降低，日渐凸显出比简、帛更好的使用优势，有效地推动了纸张使用程度的普及。其二，纸张使用程度的普及，既是政治经济良性发展、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等多种因素的现实需求，又反过来促进了造纸技术的整体提升，以及整个社会的深入发展，更使文献典籍的载体形态完全过渡到以纸张为核心的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造纸原料、造纸设备、造纸技术等继续发展，造纸成本更加低廉，能够自主造纸的区域遍及南北各地。公元六世纪，贾思勰将造纸原料楮皮的处理技术，以及纸张染潢的技术，写入《齐民要术》[46]，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这个历史时期造纸技术业已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居今日视角以观之，这个时期的种种造纸改良与提升，在进入唐代社会后，获得了更加巨大的发展空间，并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以及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等，形成了良性循环。从《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各类文献的记载来看，中原各地均出现了不同地方特点的纸类产品。例如，陆羽在《茶经》中提出，欲做存茶的“纸囊”，当“以剡藤纸白厚者夹缝之，以贮所炙茶，使不泄其香也”[47]。所谓剡藤纸，即是产于剡县（今浙江嵊州）一带、以藤本植物制造的纸张，轻韧莹润。更为重要的是，唐代的纸制品已经完全满足了日常文书、经典文献的使用需要，并早已向民间日常生活用类渗透，出现了如纸衣、纸被、纸帐、纸伞、纸扇以及纸制冥器等。如宋邵博《闻见后录》卷二八载：“唐人有熟纸，有生纸。熟纸，所谓妍妙辉光者，其法不一；生纸，非有丧故不用。”[48]十分丰富的纸制品，已经以各自不同的功能普及和施用于民间日常生活中，满足了不同社会层次的不同目的需要。就书写特性而论，纸张既集合了丝帛的大尺幅、简牍的低成本为一身，又恰好克服了二者的先天缺点。因此，以毛笔为代表、早已在竹帛时代积累了充足经验的书写工具，在纸张上获得了更加充足的发展空间。从这个角度就能够更好理解，何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会成为中国书法史的一个巅峰。进入隋唐以后，以科举取士、诗词繁荣为代表的文化发展，将纸张的低成本、手写的便捷性结合的更加紧密，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更加方便的物质载体，促成了全面辉煌的写本时代的到来。如《李长吉小传》记李贺经常“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待上灯后，“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49]。随时需要，随时书写，纸张的方便性一览无余。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五代写本，更是当时社会的生动缩影，从宫廷发愿、儒学教化，到物产买卖、时日宜忌，卷幅长短不同，字迹或优或劣，但依托纸张达成的个体观感与社会效果，明显要更加直白、更加广泛得多。可以说，任何社会阶层、任何文化背景的书写人，均可以藉助便捷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书写与交流目的。当唐代避讳制度施加于这些书写人写出的写本时，自然就生成了各具特点的避讳方式与避讳字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以纸张与手写为基本特点的写本形态，是唐讳字形区别性的产生土壤。（2）中古时期俗字的空前泛滥，是唐讳字形区别性的重要效仿来源。方便的手写，易得的纸张，生成方式与生成载体的有效配合，铸就了写本在魏晋以后的日趋辉煌。不过，也恰恰是因为手工抄写的生成方式，扩大了汉字的生成数量与传播面积，自然就在无形中增加了异体字、特别是通俗字体的产生数量。据唐封演《闻见记》所载，魏李登撰《声类》十卷，收字11520；晋吕忱撰《字林》七卷，收字12824；后魏杨承庆撰《字统》二十卷，凡13734字；梁朝顾野王撰《玉篇》三十卷，凡16917字[50]。据此推算，从许慎作《说文》的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到顾野王作《玉篇》的梁武帝大同九年（543），计443年，而字数增多6401，这些新增加的字多半就是这一时期产生的俗字。通俗字体的增加，给日常交流与文献传承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北齐颜之推曾在《颜氏家训》中，批评了晋宋以后，由于专辄造字、或妄斟酌，以致书迹鄙陋、略不可看的恶劣局面。张涌泉师明确将魏晋六朝列为汉字楷化以后，俗字流行的两个高峰之一[51]。不过，单就字形而言，中古时期的俗字泛滥，既在一定程度上诱使汉字形体的改变，成为唐代避讳制度的实施重点，也使增减笔画、改换构件等俗字生成方式，被直接施用于避讳效果的达成，成为唐讳字形区别性的效仿来源。例如，缺笔避讳的固有目的，是要求讳字缺少部分笔画，但缺笔后的字形又不能与其他汉字字形相同，以防止文字的混淆。事实上，省写笔画、以减少字形的笔画数，一直是俗字产生的重要途径之一。张涌泉师曾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将这种“缺少笔画”细分为省略意符、改换意符、简省笔画三大类[52]。不过，当把缺少笔画的部件限定为最后书写的一笔或两笔，把缺少笔画的汉字限定为名讳用字时，缺笔避讳的方法应运而生。从史料来看，至迟在两汉时期，就已经有过早期的探索与实践。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八：“《史记》避讳多改前人名，班书变其例，加减笔画，如《人表》卫有柳壯，《儒林传》田何字子裝，是也。”[53]据其意，《汉书》为了避汉明帝刘莊讳，减“莊”上笔画“艹”，故“柳莊”作“柳壯”，又或者在将“莊”去“艹”后增“衣”作“裝”，故“子裝”本来应当是“子莊”。这个例证，也是有学者曾主张缺笔避讳始于汉的重要依据。在两晋时，著作郎束晳曾上奏《不得避讳议》，指出在咸宁元年（275）时，曾有“风師雨師，皆为训诂”的诏令，以规避世宗景皇帝司马師名讳。由“師”到“帥”，在形体上也是缺书横画。《广韵·质韵》“帥”字下注：“亦姓，本姓師，晋景帝讳，改为帥氏。”[54]可见，还曾因之改过家族姓氏。出于避讳的目的，将“莊”“師”缺少笔画，但产生的“壯”与“帥”，却又与本已存在的字形相同，并没有能够达到防止文字混淆的目的。大约也是这个原因，魏晋六朝时期的避讳制度下，仍然是以换字、空字为主要的避讳方法，缺笔避讳几乎不可见。不过，这个思路在隋朝统一中原后，被重新借鉴，继而成为唐代最重要的避讳方法，并拓展到讳字的俗写字形也在缺笔之列。如唐睿宗李旦，俗写中常将上部“日”字末笔横画顺势带出，写作“”和“”，则执行避讳制度时，除正字外，这两个俗写字形也要各自缺笔。至于改形避讳，涉及的讳字虽然不多，仅局限于含有“世”“民”构件的汉字，常见的如“牒”“泄”“岷”等，不过，俗写中从“世”的汉字，如“棄”“講”等，也被间接包括在列。按照俗字的生成类型，改形避讳至少可以对标改换意符、改换声符和异形借用等多种方式[55]。由此可见，在书写条件大为改善的背景下，中古时期俗字的产生路径与思维，对避讳制度的有效实施也提供了参考与借鉴，成为实现唐讳字形区别性的重要效仿来源。文首提及的六朝俗字基因，即是指此。（3）改形避讳方法的产生与普及，是唐讳字形区别性的维持动力。我们在上文使用“效仿来源”的词汇，意在强调：社会各阶层的避讳主体在执行唐代避讳制度时，业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对待日常俗字的思维习惯施用于讳字，以汉字形体的改变作为主要的达成方式。因此，以增减笔画、改换构件等为代表的俗字生成方式，自然也会被用于改造讳字，重在讳字形体。从史料来看，李唐立国之时并未继续沿用汉晋的讳榜制度，甚至可能都没有正式公布过统一的避讳方法。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上述俗字的生成方式，会被自发地用来处理讳字问题。在这其中，随手增减笔画可能是最优先的习惯性考虑。据《贞观政要》卷七《礼乐》所记，太宗初即位就颁诏，针对“近世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语”的避讳乱象[56]，提出“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57]。我们认为，所谓“废阙已多”之语，至少包括了一种现象：由于使用俗字增减笔画的手法来改变讳字的形体，造成了缺笔部位的纷杂无序。不过，这种以“不要这样做”的方式达成的规范性诏令，既没有能够有效解决“应当如何做”的问题，也没有能够将俗写字形与缺笔避讳字形清晰地分离出来。直到显庆二年唐高宗李治下诏，“改‘昬’‘葉’字”[58]，才在事实上指明了“应当如何做”。据此规范，凡从“民”者皆改从“氏”，凡从“世”者皆改从“云”或“曳”，即通过统一改换限定构件的方式改变字形整体，以达成避讳效果。是故，我们称此方法为改形避讳[59]。如前所言，显庆二年的诏令，是唐代避讳开始全面严格的标志性事件。凭借示范效应，改形避讳应用和普及得比较迅速。如显庆三年（658）十月的《杨道纲墓志》中[60]，“諜”改形作“”，又如显庆三年十一月的《宋义及妻赵氏墓志》中[61]，“葉”改形作“”，而“泯”则改形作“汦”，再赘点作“”。从今日所见唐代文献来看，当时社会各阶层对于改形避讳的接受度都比较好，不仅应用于儒家经典文献的传抄，还普遍用于民间契约、讲经唱本等各类社会文书的抄写。我们曾以敦煌写本为统计范围，以保留了明确纪年、且有避讳痕迹的写本为统计对象，从写本内容类别、写本书手阶层为区分和统计维度，采用量化统计的方法，探索了缺笔、改形、换字三种避讳方法的实际应用规律，结果发现：改形避讳在社会经济类敦煌写本中应用的最为普遍，反映出社会中下层对这种方法的接受程度相对最高[62]。诚然，这其中难免存在统计样本略有偏差的问题，但是却又反映出了改形避讳的两个天然特点：其一，改形避讳字只需要通过改变部分构件的形体，就可以达到避讳的目的，而且改后的字形结构依然比较稳定，并不会像缺笔避讳那样容易产生突兀感，更加方便流通使用，也就更容易为社会各个阶层接受；其二，改形避讳后形成的汉字，会在流传中逐渐增加俗字属性，而被当作日常俗写字形来使用，进入多次传播的环节，甚至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新的俗写字形。这其中，尤以社会经济文书中习见的“”字，最具有代表性[63]。很显然，如上的这两个特点均是着眼于避讳字形的区别性，前者反映出避讳方法对于字形稳定性的正面影响，解决了俗写字形与缺笔避讳字形清晰地分离出来的问题，后者又反映出稳定性藉助传播所带来的良性循环，反过来继续强化了唐讳字形的区别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改形避讳方法的产生与普及，是唐讳字形区别性的维持动力。三结语虞万里先生曾经指出，古代避讳在本质上是一种关涉文字形、音、义的文化语言[64]。我们认为，保留在今日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中的避讳现象，都可以看作是利用汉字基本属性的文字现象：避讳的对象，是帝王名讳所涉及的汉字；避讳的方法，多是针对讳字的基本属性，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处理；避讳的目的，更是在于从表面上掩饰或改变讳字的固有属性对帝王尊名的“侵犯”。我们还认为，从先秦时期的萌芽起步，到清代末期的逐渐废除，中国古代避讳制度的发展历程，也是在不同时代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依次重点利用汉字义、形、音属性，来达成避讳效果的过程。对于唐代而言，纸张普及带来了巨大的成本与便捷优势，俗字泛滥又促成了思维上的习惯与借鉴，自然而然地将避讳制度的重点转向了汉字的“形”。这个重大的改变，衬托出缺笔等固有避讳方法的不足，催生了改形避讳的新方法，并为唐代的各个社会阶层接受和使用。因此，由于多种综合因素的累积与叠加，唐代避讳字形呈现出鲜明的区别性特点，这既是避讳制度发生实际作用的价值所在，也是有别于其他朝代避讳特点的核心形式。参考文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敦煌写本避讳字汇考”（21BYY142）阶段性成果。[1]

从“造舟”到“编舟”：《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出版背后的故事专业活动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正义“员光之身”校诠真大成《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卷末张守节正义：心重十二两，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原注：心，纤也，所识纤微也。其神九，太尉公名曰绛宫，太始、南极老人、员光之身，其从官三千六百人。又为帝王，身之王也。对于这段话，张文虎《舒艺室续笔》说：“（《扁鹊仓公列传》）篇末附录《正义》八百余字，不著所从出，盖亦杂采《难经》《灵枢》之文。”今按张说是。“心重十二两”一段见今本《难经》第四十二难，“心，纤也”一段乃唐杨玄操《难经》注，见《难经集注》卷四所引。上引文中“员光之身”，《难经集注》所引杨注作“元先之身”。“员光”“元先”孰正孰误，似当一辨。“绛宫”“太始”“南极老人”云云均道家常语，据此“员光/元先”亦当出自道典。考《云笈七签》卷八引《老子中经上》“第八神仙”条：经曰：泥丸君者，脑神也，乃生于脑，肾根心精之元也。华盖乡蓬莱里南极老人泥丸君也，字元先[1]。衣五色珠衣，长九分，正在兆头上脑中，出见于脑户目前。思之长九分，亦长三寸。兆见之言曰：南极老人使某甲长生，东西南北，入地上天，终不死坏迷惑。上某甲生籍，侍于道君，与天地无极。又“第二十二神仙”条：经曰：头发神七人，七星精也，神字禄之。两目神六人，日月精也，左目字英明，右目字玄光。头上神三人，东王父也。脑户中神三人，泥丸君也。眉间神三人，南极老人元光，天灵君也。又“第二十三神仙”条：经曰：肺神八人，大和君也，名曰玉真宫尚书府也，其从官三千六百人，乘白云气之车，骖驾白虎，或乘白龙。心神九人，太尉公也，名曰绛宫太始南极老人元光也，其从官三千六百人，乘赤云气之车，朱雀为盖，丹虵为柄，骖驾朱雀，或乘赤龙。前后条“先”“光”歧出。今本《老子中经》的成书年代众说纷纭，新近郜同麟《老子中经新探》认为今本当出刘宋以后，其中“神真名讳、修炼方法都大量因袭前世道经”。比《老子中经》稍早的上清经中已经出现了“元先”，略举数例：《上清大洞真经》卷二《上元大素三元君道经》：谨请泥丸天帝君上一赤子玄凝天，字三元先。《皇天上清金阙帝君灵书紫文上经》：三元宫所在，其上元宫，泥丸中也，其神赤子，字三元先，一名帝卿。《洞真太上京灵洞元大有妙经》：泥丸天帝上一赤子，讳玄凝天，字三元先，一名伯无上，一名伯史华，位为泥丸天帝君，治在上一宫。《太上洞玄灵宝五符序》卷上：脑户中神南极君，字元先。《洞神八帝妙精经》：头上上元神，字元先。《老子中经》所载当前有所承；其中“元先”“元光”歧出，当因“先”“光”形近讹混所致，其他道书也存在这种情况，《上清大洞真经》：“泥丸洞元光，运珠正绛宫。”《大洞玉经》卷上《真阳元老玄一君道经》：“泥丸上一天帝君，名赤子玄凝天，字三元光，一名伯无上，一名伯史原。”则作“（三）元光”。考道书之文，揆构词之意，“元光”当作“元先”。“先”有“始”“本”“祖”之义，可与“元”并称复举，道典可见其例：《太上洞玄灵宝飞行三界通微内思妙经》：“思念心中有日，日中有玄盖，盖下有三人，左为太初元先，右为太乙南极元阳，中为赤子小童。”《西升经集注》引徐道邈注：“真一，一之至极，常德，德之至贵，乃精神之根本，道气之元先，故精神臣伏，万气归宗也。”《墉城集仙录》卷三《云华夫人》：“盖二气之祖宗，阴阳之原本，仙真之主宰，造化之元先。”又考《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四注》卷二《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元始洞玄，灵宝本章”南齐严东注：“元，先也。先天而生，故曰先也。”《元始天尊说太古经注》：“元者，气之先也。”故“元先”为道书复语亦为自然之事。据此，“元先”连文，犹言元始；“光”乃“先”之形讹。据道书所述，“三元先”“元先”乃道门神祇，但究竟为何神，记载错杂，或为脑神，或为眉间神，或为心神。道书出于多门，言人人殊，不足为奇。综而言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张守节正义所引杨玄操《难经》注“心，纤也，所识纤微也。其神九，太尉公名曰绛宫，太始、南极老人、员光之身，其从官三千六百人。又为帝王，身之王也”，史源应该就是《老子中经》或与《中经》具有密切关系的某部文献。《史记》修订本“太尉公名曰绛宫，太始、南极老人、员光之身”一句，可议者有三：一曰“光”应作“先”，“员”通“元”[2]。一曰“身之王”之“王”当据杨玄操《难经》注校作“主”[3]。一曰“太尉公名曰绛宫，太始、南极老人、员光之身”当点作“太尉公，名曰绛宫，太始南极老人员光之身”[4]。要之，此段《正义》注文当校点作：心，纤也，所识纤微也。其神九，太尉公，名曰绛宫，太始南极老人员先之身，其从官三千六百人。又为帝王，身之主也。注释[1]

从“造舟”到“编舟”《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出版背后的故事日本电影《编舟记》中有一句话：“词语的海洋浩瀚无边，词典是那片大海中的一叶扁舟，人类靠着这叶名为词典的扁舟航海。”历时23年，浩瀚敦煌文献海洋中的一叶扁舟——《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终于完成了从编写到出版的历程。全书550万字，共收条目21939条，全景式展现了敦煌文献语言的面貌。词典出版后，获得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敦煌学的三峡工程”，“敦煌文献语言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我国辞典编纂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作为责编之一，我既感到欣慰，又深感一部大型词典的诞生是多么不容易。从“造舟”到“编舟”，作者和编辑在这期间要经历多少希望与失望、纠结与痛苦、困难与挫折，要付出多少心血与汗水，这中间的酸甜苦辣，非亲历者难以体会。张涌泉

中华古籍保护文化志愿服务行动—部分参与人员启动仪式合影—2023年8月14日至9月6日，“中华古籍保护文化志愿服务行动——浙江径山行”活动于径山万寿禅寺顺利进行。此次活动由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主办，浙江大学图书馆、径山万寿禅寺承办，浙江大学文学院、径山禅宗文化研究院协办。在《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精神的指引下，为落实全国古籍工作会议“摸清家底、传承文脉”的要求，本次活动通过发动高校图书馆、在读学生参与文化志愿服务，来协助径山寺开展古籍编目和数字化工作。这项行动开启了“公共图书馆、高校、寺庙”古籍保护与整理跨界合作新模式，迈出了具有创新性的一步。浙江径山行浙江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学专业的沈锴丽、周懿佳、赵书奕、叶宣延四位同学作为志愿者参与了本次活动。她们在浙江省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相关专业老师带领下，帮助径山万寿禅寺完成了全寺共计60函143部475册古籍的普查工作。对四位来自浙江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志愿者来说，本次古籍整理与普查活动为同学们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锻炼平台，不仅以最生动鲜活的形式丰富了古典文献学知识，更使同学们坚定了以微薄之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决心。活动人员参观CADAL数字化中心活动人员在浙江图书馆之江馆开总结会议古籍普查过程中，版本考证与著录规范一直是两大难点。版本考证方面，需要综合应用各种版本考证的方法确定版刻年代。除了通过翻找牌记、避讳字等直陈的版本信息，同学们还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学会了通过大藏经内部文献的编排和关联、序跋里的隐含内容，灵活地考证刊刻时间。然而，古籍整理中自作聪明是大忌，同学们时时牢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教诲，“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当然，谨慎著录不代表消极著录，在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在没有明确证据时，依旧将尽可能多的信息和发现写进版本附注，为后来数据的利用者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志愿者小团队学习氛围浓厚，也养成了良好的协作和共享氛围。大藏经内部前后关联，加之径山寺藏书常有同书多印本或者多版本的情况，只看个人著录的零星几种不免有盲人摸象之感，要想在这些“疑难”文献中获得整体的脉络、完整的信息，同学们往往先内部交流，再一同围在老师身边聆听讲解。志愿者内互相交流讨论志愿者聆听专业老师的讲解著录规范方面，四位志愿者以《浙江省古籍普查手册》为基本标准，以实际情况为落脚点，细致规范地进行古籍普查著录。同时，志愿者们就著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经过咨询指导老师意见，共同建立并完善了整理工作的标准细则，该细则经浙江省图书馆专家张素梅老师把关与完善，将成为径山寺未来新收《径山藏》著录规范的参考范本。这一过程也给志愿者们带来了另一种成就感：不仅护送了径山寺古籍平安走完当下这一程，也为今后径山寺古籍整理的下一程奠基。径山本次活动以书为脉络，却也不局限于书本身。径山寺作为禅宗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又是《径山藏》的主要刊刻地，径山寺所藏古籍和寺庙历史多有相关。在整理古籍的过程中，同学们也在加深对径山寺历史文化的认识。参与人员探访径山寺原寂照庵刊刻径山藏遗址碑例如，和刻本《圣一国师住东福禅寺语录》（一卷）就和南宋时期径山住持无准师范的弟子圆尔辨圆求法归国的历史密切相关。了解这段历史后再遇此书，志愿者们都感受到一种两相印证的惊喜感，也意识到整理古籍需要多维度的知识体系。《圣一国师语录正文首卷卷端书影》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此次志愿服务活动不仅提高了几位志愿者同学的专业知识水平，也极大增进了同学们对古典文献学专业的理解。学生志愿者感悟“随着本科知识的学习，我们都有过、或者正在经历对专业意义的困惑和质疑。我曾经甚至觉得古典文献学只是其他学科治学的工具，而忽视了对文献载体的保护等内容，忽视了文献学自身发展的脉络。在亲手触摸到古籍、实际参与古籍保护工作之后，我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我们专业的现实价值和使命，也有了更强的专业归属感。”盛夏书墨香，余韵自在长。浙江径山行志愿服务活动已经告一段落，但活动所带来的意义却深远悠长。未来古典文献学专业还将继续积极举办专业实践活动，促进同学们对专业的认知，推动学以致用。END文案

近十余年从语言角度考辨可疑佛经成果的回顾与展望方一新、卢鹭摘要：目前常用的几种《大藏经》中，对早期汉译佛经的译者和时代题署多有谬误，不能轻易信从。近年来，学界对佛经语料的考辨成果丰硕，对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竺法护等重要译者的语言特征进行了总结，确定了一批可靠性较强的核心文本，并据此为其余可疑文本划分出不同层次。对于失译、疑伪佛经，研究者也根据语言的时代、地域特性对其进行了考辨分析。在鉴别方法上，近年的研究普遍采取外部证据与内部证据相结合的模式，前者包括经录、序跋、注释、传记、引用等，后者包括佛教术语、行文风格、一般词汇、语法和语音现象等。由于术语的旧译名容易被后人替换为新译名，普通词语与句法方面的证据相对更具有说服力。同时，以语言作为可疑佛经鉴定标准的局限性也应引起重视：可靠译经的语言可能存在一定的内部差异，选择鉴定标准时必须注意全面、系统，避免以偏概全，影响结论的可靠性。关键词：汉译佛经；辨伪；核心文本；内部证据；语言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译佛经日益受到汉语史研究者的重视，利用佛经语料者众多，成果丰硕。但在使用佛经材料的同时，也出现了轻信藏经题署、误用可疑佛经而造成的疏失。故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者从语言角度对佛经语料进行了考辨、鉴别，大致判定其译者和翻译年代，迄今已经有了显著的进展。对于汉语史研究而言，语料的可靠度对研究结果往往有决定性影响，这一领域的成果值得关注。在这一背景下，本文旨在评述2011年以来这一研究领域的新进展①，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展望。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一、整体性研究②1.

浙大汉语史研究中心王云路教授主编的《汉语词汇核心义》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转载自“浙大汉语史研究中心”公众号编辑

2022年12月10日购买链接转载自公众号“四川辞书出版社”作者丨张涌泉编辑丨陈福兴审核丨边田钢往期回顾求是撷英

《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张涌泉、张小艳、郜同麟主编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ISBN：9787557911997定价：1800.00

古典文献学专业向毕业班赠书留念活动顺利举行求是撷英

西夏星历的定名与考补——以X37、ИHb.No.8085为例赵江红摘要：在出土的西夏历书中有八件星历，内容为日、木、火、土、金、水、罗睺、月孛、紫炁等九曜行度位置的记录。以较X37、ИHb.No.8085两件历书与唐宋时期流行的星曜行度文献可以发现，西夏星历与应用于星命推算的星曜行度文献内容体例一致，所用历元相同，都为后人整理编成，且在ИHb.No.8085历书中还有术士使用过的痕迹，故判定西夏星历与星曜行度文献属于同一类文献，皆可定名为“《百中经》残卷”或“《立见历》残卷”。这八件西夏星历的存世，不仅为西夏星历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对于理解两宋时期丰富的历书文化亦有重要意义。关键词：西夏星历；星曜行度；《百中经》；《立见历》；星命在今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出土的西夏文书中，有三十余件西夏时期的古历书。《西夏文写本和刊本》最早著录了其中的五件（登录号分别为5282、5868、6711、7305、8085）[1]。此后，随着相关资料的公布和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大多数西夏古历书已经为学界所知，并在文书的整理校录[2]、形成年代[3]、价值意义[4]等方面取得了诸多进展。笔者在研读前人成果时深受启发，同时也注意到，因内容的不同，西夏历书可以分为两大类[5]：其一是具注历，在西夏历书中，俄藏TK297、TK269、ИHb.No.5285、ИHb.No.8117、ИHb.No.5306、ИHb.No.5229、ИHb.No.5469等都为具注历。“具注历”之名来自传世宋历《大宋宝祐四年（1256）丙辰岁会天万年具注历》及敦煌出土的有自题名的具注历日，它的特点是包含有大量吉凶宜忌的历注，是指导官民进行时日选择的历书。其二即星历，是记录日、月、木、火、土、金、水、罗睺、月孛、紫炁等星曜行度位置的历表，主要应用于星命推算。在西夏历书中，俄藏X37、ИHb.No.647、ИHb.No.5282（2-1）、ИHb.No.5868、ИHb.No.8085，英藏Or.12380-2058、Or.12380-3947，武威出土的G21·28[15541]等八件属于星历。不过，在《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俄藏黑水城文献》等书，以及陈炳应、史金波、彭向前等学者的研究中，凡涉及以上八件星历，大多称之为“日历”或“历书”，这很明显是一种笼统的命名，表明学界对此类历书的性质尚无清晰的认识，也影响到对星历文献包含的信息、形成背景的准确解读，以及对西夏历书文化，乃至两宋时期历书文化的正确认识。故此，笔者不揣谫陋，欲以X37、ИHb.No.8085为例，就西夏星历的定名及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一关于X37X37号历书（见图1），图版公布在《俄藏黑水城文书·汉文部分》第6册中，整理者命名为“绍圣元年历书”。图1

“云雨”漫笔在汉魏六朝以来的文人诗中，常见“云雨”一词。如刘宋鲍照《登云阳九里埭》：“宿心不复归，流年抱衰疾。既成云雨人，悲绪终不一。”“云雨人”谓与家乡亲人分离者，即流落异地之人。梁何逊《南还道中送赠刘谘议别》：“入塞长云雨，出国暂泥沙。握手分歧路，临川何怨嗟。”“长云雨”谓长久分别。隋姚察《游明庆寺》：“何言遂云雨，怀此怅悠然。”“何言遂云雨”意思是谁料竟分别。“云雨”为什么能表示分离、分别义呢？“云雨”实际是“云雨散”的简缩。魏王粲《赠蔡子笃》：“济岱江衡，邈焉异处。风流云散，一别如雨。”魏曹植《名都篇》：“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齐谢朓《和刘中书绘入琵琶峡望积布矶》：“山川隔旧赏，朋僚多雨散。”北周庾信《岁晚出横门》：“明朝云雨散，何处更相寻。”陈江总《别袁昌州》：“黄鹄飞飞远，青山去去愁。不言云雨散，更似东西流。”以上例中“云散”、“雨散”或“云雨散”意思都是像云雨飞散一样。将“云雨散”一词简缩，就凝固成“云雨”了。可称“雨散”，也可称“雨绝”。晋傅玄《昔思君》：“昔君与我兮形影潜结，今君与我兮云飞雨绝。”晋左思《悼离赠妹》：“送尔涉塗，涕泗交集。云往雨绝，瞻望弗及。”梁江淹《杂体诗·潘黄门岳述哀》：“驾言出远山，徘徊泣松铭。雨绝无还云，华落岂留英。”梁张率《长相思》：“长相思，久离别，美人之远如雨绝。”皆其例。“雨绝”实际上是“雨绝天”之义，谓雨水与天分离。晋郭璞诗：“君如秋日云，妾似突中烟。高下理自殊，一乖雨绝天。”即其证。前人已注意到“雨绝”等词，如《文选》曾载王粲《赠蔡子笃》诗：“风流云散，一别如雨。”唐李善注：“《鹦鹉赋》曰：‘何今日以雨绝。’陈琳《檄吴将校》曰：“雨绝于天。”然诸人同有此言，未详其始。”今人钱钟书先生也为之增补两例：《全三国文》卷十九曹植《文帝诔》：“永弃万国，云往雨绝。”又卷四十一文钦《降吴表》：“常隶魏国雨绝于天。”钱先生又曰：“《全梁文》卷六四张缵《与陆云公等书》：“京洛游故，咸成云雨＇，即割裂此类语，六朝犹不以为亵词也。”①显然，李善和钱钟书先生似乎都未探明“雨绝”或“云雨”之义。“雨绝”与“雨散”同。还有其他说法：刘宋颜延之《和谢监灵运》：“人神幽明绝，朋好云雨乖。”鲍照《和王义兴七夕》：“暂交金石心，须臾云雨隔。”梁荀济《赠阴梁州》：“已作金兰契，何言云雨别。”“云雨乖”“云雨散”“云雨隔”或“雨绝”“雨散”用法都相同。吕延济在王粲诗中已注释得很清楚：“言此别离，各恨时乱，如风流云散，无所定止；如雨之降，不还云中也。”另外，“云雨”或“雨散”等词，不但“六朝犹不以为亵词也”，唐宋时期诗词中也不以为亵词。如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诗：“当筵意气凌九霄，星离雨散不终朝。”杜甫《奉送王信州崟北归》：“别离同雨散，行止各云浮。”柳永《曲玉管》词：“暗想当初，有多少、幽欢佳会，岂知聚散难期，翻成雨恨云愁。”晏几道《生查子》：“坠雨已辞云，流水唯归浦。”陈亮《水龙吟》：“金钗斗草，青丝勒马，风流云散。”各例皆言分别，可为明证。“云雨”本指分别，但人们常常会理解成亵词义。唐张泌《浣溪沙》词：“独立寒阶望月华，露浓香泛小庭花，绣屏愁背一灯斜。云雨自从分散后，人间无路到仙家，但凭魂梦访天涯。”一个选辑唐五代词的注本曰：“云雨，用宋玉《高唐赋序》中的传说，喻指男女欢会。”实际上这首词写别后的愁苦心绪，“云雨自从分散后”，就是“云雨散”的展开，指分离。事实上，宋玉《高唐赋序》中的“云雨”一词，似乎本义也并非指男女欢会。原文是：“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王曰：‘何谓朝云？’玉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岨，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李善注：“朝云行雨，神女之美也。”此说甚确。由“朝云行雨＂简缩成“云雨”，可代指巫山神女的传说，可代指所爱的佳人，似乎也无亵词之义。我们看唐宋诗文中关于巫山神女“朝云行雨”的记载：李贺《湘妃》：“离鸾别凤烟梧中，巫云蜀雨遥相通。”这里隐含对恋人的思念之情。李珣《吴山一段云》词：“云雨朝还暮，烟花春复秋。啼猿何必近孤舟，行客自多愁。”又《河传》：“去去，何处？迢迢巴楚，山水相连。朝云暮雨，依旧十二峰前，猿声到客船。”柳永《倾杯》：“楚峡云归，高阳人散，寂寞狂踪迹。”贺铸《小梅花》：“妙通神，绝知音，不知暮雨朝云何山岑？相思无计堪相比，珠箔雕阑几千里。”宋佚名灯下闲谈·行者雪怨》：“收泪书之曰：‘妾闭闲房君路歧，妾心君恨两依依。魂神傥过巫娥伴，必逐朝云暮雨归。’”以上诸例都用《高唐赋序》中巫山之女的传说，“朝云暮雨”可代指相恋之人，也可以表示恋人离别之苦，或表示对佳人的思念。唐刘禹锡《巫山神女庙》诗则径直用“云雨”一词：“星河好夜闻清珮，云雨归时带异香。”“云雨”代指美女，含义很明确。而《汉语大词典》将此例归入“男女欢会”义项下，恐未安。清人吴有光对“云雨”一词有精彩的解释：“大禹治水，至瞿塘，帝女瑶姬助之，以告成功。瑶姬即云华夫人，封于巫山。其神或为轻云，或为霏雨；或为游龙，或为翔鹤；既为石，复为人。是云雨者，变化无方之谓。宋玉作赋：‘朝为行云，暮为行雨。’后人袭讹，竟作男女交媾解，譔入淫词秽史，真百劫不超升者也。”②吴有光说虽有过于偏激，但也不无道理。宋玉文中神女所说“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是显示其神奇变幻的能力，本义并无男女欢会义。上引唐宋诗文各例也可以说明，当时人们并未把“朝云暮雨”或“云雨”视为亵词。究竟何时起“云雨”含有男女欢会义，成为亵词了呢？还不清楚。柳永《婆罗门令》词：“空床展转重追想，云雨梦，任敧枕难继。寸心万绪，咫尺千里。好景良天，彼此空有相怜意，未有相怜计。”这里的“云雨”当即指《高唐赋序》中先王梦见巫山神女一事，是否已含有男女欢会义了呢？不敢断言。简言之，汉魏六朝时期，“云雨”多为“云飞雨散”等词语的简缩，是用比喻方式构成的新词，其含义是分别、分离；由宋玉《高唐赋序》中神女“旦为朝云，暮为行雨”的记载简化为“朝云暮雨”或“云雨”，可指对佳人的思念，也可代指所依恋的女子。这两类来源不同的“云雨”均不含亵词之义。只是大约到了宋元时期，人们才由宋玉《高唐赋序》把“云雨”附会成男女欢会义，成为亵词。明清小说中则运用更广泛了。注释：①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三卷第1071页。②清吴有光《吴下谚歌》卷一“云雨”条，中华书局1982年版。本文发表于《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49-50页作者丨王云路编辑丨汪靖姗审核丨边田钢往期回顾温故知新

古典文献学专业向毕业班赠书留念活动顺利举行6月21日下午14:00，古典文献学专业向2019级毕业班赠书留念活动在成均苑4幢1111教室举行。古典文献学专业主任真大成教授、副主任王诚副教授、边田钢特聘研究员和2019级在校同学共同参与了本次活动。边田钢老师表示在过去四年的专业学习中，师生之间、同学之间都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毕业之际，彼此都非常的不舍。本专业为同学们赠送的每一套《毛诗笺》中都有专业老师们的亲笔签名，每一份签名都是一份祝福：希望同学们无论将来走到哪里，这一套书都能陪伴左右，把老师们的祝福和期望带在身边。真大成老师勉励同学们，将来无论是求学还是工作，都能保持我们专业的底色，扎根经典，不断学习。希望这套赠书能陪伴同学们身边，作为回忆美好在校时光的媒介，见证大家在未来更好的发展成长。活动最后，边田钢老师带领同学们亲手在赠书上钤盖“浙大古典文献学”印章，在场同学与老师们一起合影留念，定格下这一永恒而美好的瞬间。浙江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祝2019级毕业班同学们一帆风顺、鹏程万里！作者

边田钢往期回顾转载丨“二十四史”点校整理工作启动65周年纪念（下）温故知新丨蒋礼鸿：一字之争

汉字构形造意多奇妙祝鸿熹《汉语大字典》对某些汉字的释义由于照搬《说文解字》的说解，显得拘泥于具体事物而欠宽泛，欠准确。《说文解字》的说解除了直接释义外，有不少是就汉字构形造意进行说解的。如“尘（塵）”，《说文解字》作土上加“麤”，不直接释为尘土、灰尘，而就构形指出其造意为“鹿行扬土也”。因为尘土、灰尘很难描摹，就借群鹿奔跑扬起尘土的构形来指出其造意。又如“臭”作为“嗅”的古字，“自”原是“鼻”的古字，像鼻子之形。但单有鼻子还不足以表示嗅的含义，造字时就取了嗅觉最灵敏的犬作为构件。《说文解字》说解时指出所以从犬的用意：“禽走臭（嗅）而知其迹者，犬也。”试看《汉语大字典》下列各字的首项释义（一般指本义）：交

空海《篆隸萬象名義》有“槀”無“犒”（中華書局影印本，1995年，第119頁），《篆隸萬象名義》的體例及收字全仿原本《玉篇》，亦可作爲《玉篇》没有“犒”字的旁證。[62]

龚延明：在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庆典上的发言

賈海生、蔡雨彤：《散車父壺銘文所見廟見之禮》，《歷史文獻研究·總第42輯》，揚州：廣陵書社，2019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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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讎學略說》校訂匯總編者按：程千帆先生《校讎學略說》是文獻學領域的名著，素以體系完備、見識閎深、材料詳實而爲學界所熟知。該書曾以油印本的形式在山東大學內部發行，未曾公開出版。2022年8月，浙江大學出版社以山東大學王紹曾、王培元先生整理的1983年版油印本爲底本，將該書整理出版，誠程氏之功臣。該書甫一發行，浙江大學古典文獻學專業爲本專業同學每人購置一冊，鼓勵認真研讀。然校書如掃落葉，該書由油印手抄本整理而成，校理工作尤爲不易。同學們在研讀之餘，發現書中仍然存在一定的疏失。本專業歷來注重實踐教學，提倡學以致用，遂鼓勵同學們共同開展校訂。茲將相關成果萃爲一編，希望能夠爲該書的進一步修訂提供參考。不當之處，敬請學界批評指正。（1）p.34第二段第六行“若祗印三二本”，“祗”當爲“衹”。（2）p.43第一段第十行“皆相刺謬矣”，“刺”當爲“剌”。（3）p.63第三段第二至四行“忘也”“賊心忘（無）也”，“忘”當爲“亡”。（4）p.63最後一段第三行“傳抄者加上一個空圖”，“圖”當爲“圍”；“後人卻誤認爲‘□’字”，“□”當爲“口”。（5）p.64第四段第一、二行“楚國之食貴於王，薪貴于桂”“今令醫食王炊桂”，“王”當爲“玉”，“醫”當爲“臣”。（6）p.64第五段第一行“晚簡”當爲“脫簡”。（7）p.66第四段第二行“辭者不能說也”，“辭”當爲“辯”。（8）p.71第四段第一行《韓非子·外儲說左》引文“吾文獨冬不失褲”，“文”當爲“父”。（9）p.78倒數第二段第二行“誤刪其一”後之句號當改爲逗號。（10）p.80第一段最後一行“抄寫時以爲無傷文義而誤例”，“誤例”當爲“誤倒”。（11）p.84第十三行“在外圍的都照了相回來”，“外圍”當爲“外國”。（12）p.85-86“本子”當爲“子本”。（13）p.88第五段《湯盤孔鼎之揚雄》當爲《湯盤孔鼎之揚搉》。（14）p.89第一行拓片釋文“太祖日已”，“已”當爲“己”。（15）p.89第二段第一行“後行”當爲“左行”。（16）p.89第二段第三行“誤切爲曰”當爲“誤且爲日”。（17）p.90第二行《師虎簋》之“簋”當爲“𣪘”。（18）p.92第二段第四、五行“魯迅用從書重抄本”，“從”當爲“叢”，“重”當爲“堂”。（19）p.93第一段倒數第五行“百家詩選”應加書名號；倒數第四行“宋牧宋”當爲“宋牧仲”。（20）p.93第二段倒數一、二行“使這個方法，主要是從……”句，當刪“使”或者改爲“使用”。（21）p.93倒數第一段第三行“辭例”後當增補破折號。（22）p.94第二段倒數第二行“武、怒、舍、故、路五字相葉”，“葉”當爲“叶”，音同“協”。（23）p.95第一段第一、二行“斯則得爲民之華采，而辭氣文治大略也”，“爲民”當爲“百氏”，“治”當爲“之”。（24）p.95第二段第三行“……無韻爲筆；或者說……”中間之分號當改爲逗號或句號。（25）p.96第三段第二行“即使做到了廣儲異體”，“體”當爲“本”。（26）p.99第三段第五行“……這一情況的；他所舉的幾個例子……”中間之分號當改爲句號。（27）P.100第二段第五行“現天下書未遍”，“現”當爲“讀”；倒數第三行“古人寫書往往用黃色的礦物質”與後句文義重複，當刪。（28）p.100倒數第一段第三行“流俗無倫矣”，“倫”當爲“論”；“是由人人亂改造成的”，“人人”當改作“人”。（29）p.101第四段第十行“劉傳是宋祁做的”，“劉傳”當爲“列傳”。（30）p.107第二段倒數第二行“書即師了”，“了”當爲“也”；“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邊”，“邊”當爲“過”。（31）p.113最後一段倒數第二行“天津師院的詹瑛教授”，“詹瑛”當爲“詹鍈”。（32）p.118第二段當首行縮進兩字符。（33）p.118倒數第二段《漢書·藝文志·詩賦洛序》，“洛”當爲“略”。（34）p.119第二段誤將《漢書·藝文志》引文當作正文，且錄文多有錯訛。如第一行“春秋之后”，“后”當爲“後”；“聘問歌詞”，“詞”當爲“詠”；第二行“大儒孫溯”，“溯”應改爲“卿”；第三行“成有惻隱士詩之義”，“成”當爲“咸”，“士詩”當爲“古詩”；第三、四行“其后宋王唐勒，漢興、校乘、司馬相如，下及楊子云，意爲侈麗閎衍之詞”，“后”當爲“後”，“王”當爲“玉”，“校”當爲“枚”，“云”當爲“雲”，“意”當爲“競”；第四行“是以楊子悔文”，“文”當爲“之”；倒數第二行“綠事而發”，“綠”當爲“緣”。茲將原文重新整理如下：（35）p.119第三段第一行“這里”和第七行“毛傳里”，“里”當爲“裡”；第四行“大夫要有大能，才能版大夫”，“版”字疑是“爲”字之誤；第七行“《文心雕龍·洤賦扇》”當爲“《文心雕龍·詮賦》篇”；“故

19世纪初东亚话语体系刍议基于《使琉球记》《琉馆笔谈》《燕台再游录》的考察王勇摘要：在近代东亚国际关系从“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型过程中，东亚外交话语体系依然奉汉文为尊。《使琉球记》《琉馆笔谈》《燕台再游录》等三种东亚使行录资料，生动而又具体地展现了清朝册封副使李鼎元、琉球文人外交官杨文凤、日本汉学家石冢崔高、朝鲜燕行使柳得恭等人“以笔代舌”的跨国交流与沉默外交，勾勒出空间范围涵盖北京、福建、琉球、台湾、萨摩等地的近代东亚外交生动画卷，廓清了首部中琉辞书《球雅》的来龙去脉。19世纪中后期“汉文”上升为近代条约的外交话语体系，彰显了汉字持久辐射力与国际影响力。关键词：汉文笔谈；东亚外交；话语体系；行使录一、近代东亚条约的话语体系纵观19世纪东亚大势，西方列国强势渗入各国，日本帝国强势崛起，宗藩制度趋于崩溃，东亚格局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1871年，中日之间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标志着东亚国际关系从“朝贡体系”转型为“条约体系”。尽管如此，汉字文化圈影响力尚存，东亚外交话语体系依然奉汉文为尊。《中日修好条规》第六款规定:嗣后两国往来公文，中国用汉文，日本国用日本文，须副以译汉文，或只用汉文，亦从其便。按照这个条款，中日两国签约之后的往来文书一概使用“汉文”,如果日本方面使用“日本文”的话，必须附上“译汉文”。这项规定看似有点“语言霸权”，实则是遵循东亚外交话语惯例。1875年，日本派遣“云阳号”等3艘兵舰侵扰朝鲜江华岛一带，遭遇朝鲜守军激烈抵抗，史称“江华岛事件”（或称“云阳号事件”）。1876年2月26日,日本以此为借口，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又称《日朝修好条规》或《丙子修好条约》)。虽然此条约对朝鲜含有诸多不平等内容，但双方认同外交话语遵循使用汉文的惯例。即《江华条约》第三款规定：嗣后两国往来公文，日本用其国文，自今十年间别具译汉文一本，朝鲜用真文。条款中所说的“日本用其国文”，是指日本可以使用“日本文”，但必须附上“译汉文”；朝鲜使用的“真文”，即指“汉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话语体系限于“自今十年间”，其间朝鲜、日本均会培养通晓对方国语言的专业人才，1886年以后的往来文书各自使用“朝鲜文”与“日本文”，意味着“汉文”作为东亚外交话语的历史行将结束，亦即汉字文化圈面临瓦解的危机。往前推溯到19世纪中叶，1854年3月，美国佩里将军率领的“黑船”舰队叩开日本国门，迫使幕府签订《神奈川条约》（通称《日米和亲条约》）,根据多种史料还原谈判过程大抵如下：美国谈判官员使用英语，美方翻译官卫三畏口译为中文,中国人罗森笔录后交给日本官员看；日本官员写下汉文，罗森念出来，卫三畏再翻译成英文给美国官员听。于是美日交涉时采用荷兰语与日语相互转译，并以汉文、荷兰文译为日文确认，从而形成荷兰文、英文、汉文、日文的条约文本。由此可见，日本与美国交涉时，“汉文”作为东亚外交的通用话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再往前溯，19世纪初东亚局势“山雨欲来”，各国外交官肩负各自使命，穿梭往返于陆路海途,留下诸多内容丰富的“使行录”。这一时期的“使行录”——中国使臣的“使琉录”、朝鲜使臣的“燕行录”、越南使臣的“北使录”、日本官民的“见闻录”等多以汉文撰述，汉文成为当时跨国旅行的外交官彼此沟通使用的话语。事实上，隋唐以来“汉文”一直是东亚外交的通用话语，具有不同母语背景的使臣习惯以“笔谈”的方式进行视觉交际。本文以清朝册封副使李鼎元、琉球文人外交官杨文凤、日本汉学家石冢崔高、朝鲜燕行使柳得恭等人为线索，探究19世纪初东亚外交话语的实际情况，论证“笔谈”在跨国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廓清首部中琉辞书《球雅》的来龙去脉。二、李鼎元与《球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琉球国中山王尚穆去世，遣使表请清朝册封其孙尚温为王。嘉庆四年（1799年）八月十九日，清政府任命翰林院修撰赵文楷为正使、编修李鼎元为副使，携带御书“海表恭藩”匾额赴琉球册封。嘉庆五年（1800年）二月十八日，册封使一行离京南下；五月七日，封舟开洋出五虎门；五月十二日，入那霸港；十月十五日，完成册封而归。李鼎元（1750-1805），字味堂，一字和叔，号墨庄，绵州（今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县）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其兄李调元（雨村）、弟李骥元（凫塘）亦先后入翰林，皆负文望，世称“绵州三李”。李鼎元接受册封琉球副使任命之后，参阅同乡前辈周煌的使琉记录《琉球国志略》等，进行了充分的出使准备，并有意追随前贤撰述使琉球行纪，这便是后来成就的《使琉球记》六卷。《使琉球记》详细记载了此次册封使的行程、活动、见闻，嘉庆五年（1800年）五月廿九日条记载：连日细访琉球山川、风俗，《志略》略备，惟《琉球寄语》尚未搜采。《徐录》偶及之，亦挂一漏万。因语法司官，择有文理通畅、多知掌故者常来馆中，以资采访。是日，世孙遣杨文凤来。长史言其文理甚通，能诗、善书。与之语，亦不能解。因以笔代舌，逐字询其音义，并访其方言，文凤果能通达字意。李鼎元随行携带多种前册封使撰写的使琉录，随时参考比对。他发现周煌的《琉球国志略》记载琉球山川风俗较详，但未附《琉球寄语》；徐葆光《中山传信录》虽采择部分琉球语，但“挂一漏万”。因此，李鼎元计划在访琉期间编撰一部完整的《琉球寄语》，并要求琉球官方派员协助。琉球官方派杨文凤协助，然而双方语言沟通存在障碍，最后采用“以笔代舌”的笔谈方式，“逐字询其音义，并访其方言”，编撰工作才得以顺利开展。嘉庆册封琉球使团虽有通事郑煌随行，但在实际交流过程中翻译效果不尽如人意。李鼎元与杨文凤初次见面时从“口谈”转为“笔谈”的情景，《使琉球记》仅言“与之语，亦不能解”，因而“以笔代舌”。1803年杨文凤奉使日本与石冢崔高笔谈时提及此事，披露了未见于《使琉球记》的细节。《琉馆笔谈》记载如下：石曰：见天使，言语相通否？杨曰：凤不知华音，有天使带来通事通话，然以其不甚明畅，一日换之以笔，写字为问，文凤亦写字为对。天使笑曰：“悔不早请管城子传言，其通快利便，不可言也。”自是以后，笔语以为常。当笔语时，天使等下笔，千万言即成，字字句句，明明白白。凤为对，语涩笔迟，或至举笔，沉吟半晌，汗出浃背。当时虽有通事（郑煌）在场，但沟通“不甚明畅”，改为笔谈后，李鼎元下笔“千万言即成”，感叹“悔不早请管城子传言，其通快利便，不可言也”，故而“自是以后，笔语以为常”，表明此后李鼎元与琉球的话语沟通主要依据“笔谈”，很少借助通事进行“口谈”。李鼎元与杨文凤初次见面，达成借用笔谈沟通的共识，第二天琉球官方再追加四名文人（人称“四公子”）加入团队，襄助李鼎元编撰《球雅》。《使琉球记》五月三十日条记云：首里公子向循师、向世德、向善荣、毛长芳来，以所作诗文进质，皆有思致。询其来意，乃知世孙知余欲辑《球雅》，特遣四人来助杨文凤参稽一切。三向为世孙本支，毛则王妃之侄，通汉文、能汉语，年皆二十以上。与之语，文理尚不及文凤，而聪明善悟。世孙即令五人馆于使院之西里许，因就诗韵字，令每人日注数十字来，疑者面议，后率以为常。此时李鼎元着手编撰的辞书已定名为“球雅”，以杨文凤为首的五名琉球文人安置在使院附近，自此“每人日注数十字来，疑者面议，后率以为常”。虽然中琉双方语言无法沟通，但笔谈交际似乎非常顺畅，《使琉球记》六月二十六日条记载：杨文凤来，问以国中官制、士习……

黄金贵：“波”“浪”“澜（涟）”“涛”词义辨考

5月28日上午，浙江大学古典文献学学科及专业建设座谈会在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900会议室顺利举行。北京大学中文系刘玉才、顾永新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王锷、方向东、苏芃教授应邀参会。浙江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古典文献学专业主任真大成教授，汉语言研究所陈东辉副教授，古籍研究所王勇、关长龙、许建平、余欣教授，窦怀永副教授以及百人计划研究员赵江红老师参与了本次座谈。会议由真大成教授主持。会议伊始，真大成教授对各位与会嘉宾做了简要介绍，对来自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参与本次座谈表示热烈欢迎，并指出，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与浙江大学均为较早开设古典文献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欢迎各位老师围绕着学科和专业建设展开讨论。随后，与会嘉宾分别介绍了各自高校古典文献学学科及专业的相关情况，并从课程设置、培养方案制定、教学团队建设、专业活动开展等方面对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的现状和未来发展分享了意见。一是人才培养方面，各位老师指出，目前各校古典文献学专业在课程建设、课时设置、招生、升学以及就业等方面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应该及时地交流、分享经验。同时，应打通文史哲学科的壁垒，便于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学生完善知识结构。二是教学团队建设方面，提出可以从加大经费投入、加强课程建设、延请校外专家讲学等方式对教学质量进行整体优化。三是加强各校之间的互动，联合举办研究生论坛等活动，促进交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最后，各位老师在学生培养、高校联动等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希望继续联合举办包括“朴学之光”研究生论坛在内的学术活动，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其拓展到本科生或青年教师，作为学术交流平台固定下来，进一步打造学术品牌。通过本次座谈会，各校老师就古典文献学学科及专业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为完善古典文献学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学科建设、加强联系和互动等方面的工作提供了努力方向和有力助益。转载自“浙大文学院”公众号编辑丨汪靖姗审核丨边田钢往期回顾温故知新

“地”“土”“田”“壤”词义辨考黄金贵表示土地，“地”是总称，凡与“天”相对，表地形、地域，强调所在者，常用之；“土”是通称，凡显示生长万物、本乡本土和神异色彩时，常用之；“田”指已耕种者；“壤”则从内质称。【同义】《尔雅·释言》：“土，田也。”《太平御览》卷三七引《蜀王本纪》曰：“……蜀王报以礼物，尽化为土。臣下拜贺，曰：‘土，地也，今秦当得蜀矣。’”《离骚》：“苏粪壤以充帏兮。”（“苏”，取。“帏”，香囊。）王逸注：“壤，土也。”《战国策·秦策四》：“齐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鲍彪注：“壤，地。”《诗·大雅·瞻卬》：“人有土田。”《史记·萧相国世家》：“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孟子·滕文公上》：“夫滕壤地褊小。”《尽心下》：“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战国策·秦策六》：“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众，……”以上“土田”“田地”“壤地”等皆同义连用，泛指土地。【辨释】《释名·释地》：“地，底也，其体底下载万物也。”“地”是土地的总称，其使用有如下的特点：一、凡与“天”相对者，必用“地”。《列子·汤问》：“折天柱，绝地维。”南朝鲍照《从拜陵登京岘》诗：“表里观地险，昇降究天容。”北周庾信《和张侍中述怀》诗：“奔河绝地维，折柱倾天角。”二、凡表地形、地域者，必用“地”。《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韩非子·初见秦》：“秦国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史记·蒙恬列传》：“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三、凡强调所在者，多用“地”。《周礼·地官·载师》：“以场圃任园地。”“园”指篱笆所围、树艺果木菜蔬之处；称“园地”，则指植有果木菜蔬的整个区域。《管子·乘马》：“地者，政之本也，辨于土而民可富。”“地、土”同出，后指土地而用“土”，前称所辖范围而用“地”。《史记·李斯列传》：“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柳宗元《捕蛇者说》：“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土”是土地的通称。其使用，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表示孕育植物的自然植被。《左传·昭公七年》：“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土之毛”，指土地生长的五谷桑麻果蔬。《荀子·富国》：“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左传·襄公九年》：“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土利”，指土地出产物。柳宗元《捕蛇者说》：“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土之有”同“土之毛”。其二，强调本乡本土。《书·禹贡》：“锡土姓。”谓以生地、封地为姓。《论语·里仁》：“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谓怀念乡土。《汉书·西域传下·乌孙国》：“以肉为食兮酩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颜师古注：“土思，谓忧思而怀本士。”《南史·韦鼎传》：“州中有土豪，外修边幅，而内行不轨。”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因其土俗，为设教禁。”此种用法，通贯古令。但今一些大型辞书未列此用，盖是疏漏。其三，反映神异色彩。土地神称“社”，也称“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后土为社。”中央土属黄帝，其神为“后土”。《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诸侯祭土。”何休注：“土谓社也。”《周礼·春官·大司乐》，“五变而致介物，及土示。”郑玄注：“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论衡·乱龙》：“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设土龙以招雨。”凡显示土地神异色彩或与此有关者，每用“土”。《说文·田部》：“树谷曰田，象四口。十，阡陌之制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坤部》“田”解同。《释名·释地》：“已耕者曰田。田，填也，五稼填满其中也。”按，“田”的本义是田猎，农田义在其后。或以为“田、地”是水田、旱地之分。按，此是现代义用之别，古代水田旱地皆称“田”。“田”的特点在于指已耕种的土地。《孟子·梁惠王上》：“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史记·滑稽列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晋陶潜《桃花源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句中“土地”与“田”同出，后者从属于前者，指已耕之土地。他如“田赋”，指按耕田征收赋税，故不称其为“地赋”。“田主”，指某一区已耕地的占有者。《史记·陈杞世家》：“牵牛径人田，田主夺之牛。”不得称“地主”，更不称“土主”。由耕田引申为耕种农务。《史记·高祖本纪》：“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诗·豳风·七月》：“馌彼南亩，田畯至喜。”(“馌”，yè，给耕作者送食。)毛传：“田畯，田大夫也。”即周代劝农之官。后代也立农官。汉桓宽《盐铁论·复古》：“孝武皇帝攘九夷，……故立田官，置钱，入谷射官。”“田官”，农官。要之，“田”者皆从农耕而称。“壤”，本指土的内质，多指肥质。《释名·释地》：“壤，䑋也，肥胰意也。”引申指土地，遂也侧重于内质。《管子·八观》：“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又《臣乘马》：“一农之量，壤百亩也。”此“壤”也从可生长庄稼的内质而称。《书·康王之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孔传：“因见新王，敢执壤地所出而奠贽也。”即贡献土产之物。文首引《楚辞·离骚》“苏粪壤”句亦其例。作者介绍黄金贵，1961年7月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曾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区(原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中文系古汉语古文献教研室主任，兼任浙江省语言学会副会长。据《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324-326页整理作者丨黄金贵编辑丨汪靖姗审核丨边田钢往期回顾温故知新

浙大古籍所求学琐忆张小艳编者按：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前身是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1983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系全国高校古委会直属科研机构之一。今年四月古籍所迎来建所四十周年。四十年滋兰树蕙，桃李芬芳，自设立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博士学位点以来，古籍所共培养三百六十余名研究生，另有博士后五十余人出站。值此所庆之际，“浙大文学院”特设立古籍所所庆专题，陆续推送古籍所师生、所友的回忆文章，讲述古籍所的故事，追忆师辈治学风范，回顾个人求学经历，重温师生同窗情谊，彰显古籍所的精神和传统。本期推出的是张小艳的《浙大古籍所求学琐忆》。光阴似箭，不经意间，我从古籍所毕业已经整整十六年了。回想2001年暑假，我将未满周岁的小儿送回贵州老家，拜托公婆代为抚育，然后怀着无尽的歉疚和思念，回到湖州，整理行装，来到浙大古籍所读博，在张涌泉老师指导下研习敦煌学。闭上双眼，脑海中立即浮现出当年在西溪校区东一五楼学习生活的种种场景。其中记忆犹新、挥之不去的，便是老师潜心治学、谆谆教诲及同学切磋琢磨、其乐融融的美好画面，以及弥漫其间的纯正浓郁的学术氛围。一浙大西溪校区的东一五楼，是古籍所老师办公和学生研习的主要场所。所里的老师几乎每天都到办公室做研究，同学们没课时也到研究室或资料室看书学习。譬如我所在的敦煌研究室，有两个小房间：里面是资料室，外面是自习室。资料室中间，摆放着一张长方形的大书桌，博士后李小荣师兄，每天清早七点到晚上10点，雷打不动地坐在桌前看书、做笔记，他专注刻苦的模样，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中；南、北两面是书柜，柜中下层整齐地放着厚重的敦煌图录和其他常用的大型工具书，其余各层都依次插满敦煌研究论著，其中有部分是张涌泉老师的个人藏书；东面靠窗，有两张书桌，上面放着电脑，博士后江学旺、金滢坤两位师兄在那儿从事敦煌史书和社会经济文书的辑校工作；西面是一张土黄色的沙发，供平时休息或待客之用。外间的自习室，博士后王启涛老师和其他研究生都在这里学习。王老师主要从事吐鲁番文献词语的考释研究，经过多年的积累，后来他又撰成《吐鲁番出土文献词典》这样集大成的标志性成果；景盛轩、叶贵良和我因参加张老师主持的《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的词条搜集和撰写工作，每人都配有一张书桌和一台电脑。来浙大读书前，我只会简单的打字，且很不熟练，通过研读敦煌写卷、摘录词条，逐渐熟悉了电脑打字和文档处理，为后来的论文写作奠定了基础。资料室右侧是张老师的办公室，从办公室到资料室和自习室，都有门连通，老师可方便地到资料室取书或来自习室了解同学们的学习情况。张老师办公室的右侧，是许建平老师的办公室，其右侧又是古籍所和汉语史研究中心共建的资料室，每天下午吃过晚饭，同学们都不约而同地来到资料室，翻阅报刊，查寻资料，了解最新的研究动态，相互交流信息，或就共同关心的论题进行讨论，气氛活跃。大家通过交流，彼此熟落，增进友谊。毕业工作后，与真大成老师聊起当时在资料室，大家一起交流的情景，仍念兹在兹，感怀不已。二敦煌资料室的对面是同学们上课的教室，束景南老师开设的“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张涌泉老师开设的“近代汉字研究”“敦煌文献选读”、王云路老师开设的“训诂学研究”以及各位博导共同开设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专题”等课程，我们都是在那里亲聆謦欬的。“近代汉字研究”，张老师翻开他的小本子，将近代汉字的常用部件，在黑板上一边写一边讲解，把每个部件的“前世今生”及其演变脉络，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敦煌文献选读”，同学们一人主讲，共同讨论，疑难之处，老师通过字形的辨析、词义的解释、句读的断读，使原本文意晦涩、义不可解的词句，一下子变得文从字顺、文意显豁，让人心悦诚服。王云路老师的“训诂学研究”，她略带磁性的声音和极富感染力的讲解，以及对词义得名之由和构词理据的分析，如抽丝剥茧般层层拆解开来，令人陶醉，也无比佩服；课上“古人自有复语尔”之类的口头常谈，至今言犹在耳。现在我自己上课，也每每念叨此语，时时强调对文同义与同义连言的行文特色。老师的一词一句，都深深地印在了心底。2003年古籍所博导讨论学术问题

“波”“浪”“澜（涟）”“涛”词义辨考黄金贵水的波浪，“波”最微小。“浪”则较大，是南北朝以来的口语用法；典雅文言则用“澜”。“涛”是最大的波浪。【同义】《说文·水部》：“波，水涌流也。”晋陆机《君子行》：“休咎相乘蹑，翻覆若波澜。”李白《赠华州王司士》诗：“淮水不绝涛澜高。”杜甫《秋兴》诗之一：“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波澜”“涛澜”“波浪”皆同义连用，泛指波浪。【辨释】“波”，字从水皮声，声兼义。宋时，据说苏东坡曾以“波字是水之皮”之类诘难王安石的《字说》。谓“波”是“水之皮”固非，但皮声非无义。从语源上看，皮声之字多有不正义：“跛”是“行不正”；“颇”是“头偏”；“陂”可指斜坡，后出字为“坡”；“披”是从旁持拿，也有不正意（以上皆据《说文》）。“波”与诸字同源，指水流之不平。故其本义指流水、聚水的起伏涌动。明陆嘘云《世事通考》卷一：“水生纹曰波。”《楚辞·九歌·湘夫人》：“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苏轼《前赤壁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引申可喻指各种物象的起伏动荡。如指眼珠的流转。汉傅毅《舞赋》：“眉连娟以增绕兮，目流睇而横波。”或指书法上捺的折波，所谓“一波三折”。凡此，均显示了“波”字的基本特点。“浪”，俗以为初亦波浪义。其实，本是放散义，并且从上古到后世常用此义系；早期一般不单用，常与它词连用，构成词组或双音词。《广雅·释训》：“浪浪，流也。”《楚辞·离骚》：“霑余襟之浪浪。”王逸注：“浪浪，流貌也。”指泪水不断散落。《诗·邶风·终风》：“谑浪笑敖，中心是悼。”孔颖达疏：“谑，戏谑也。浪，意明也。“明”当为“萌”（从阮元校）。“谑浪”谓戏谑之心萌生，即放荡意。合“聊”为“聊浪”，也是放荡貌。汉扬雄《羽猎赋》：“聊浪乎宇内。”“浪莽”“浪孟”“浪放”，皆放纵貌。晋陶潜《归园田居》诗之四：“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晋潘岳《笙赋》：“罔浪孟以惆怅，若欲绝而复肆。”下言“复肆”，则“浪孟”为放肆意自明。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养牛马驴骡》：“唯著𫖅（从缪启愉校）头，浪放不系。”此更是同义连用。汉以后“浪”可较多地独用。晋戴逵《栖林赋》：“浪迹颖湄，栖景（影）箕岑。”（《文选·江淹注》引）“浪迹”，放迹，放纵漫游。杜甫《泛江送魏十八仓曹还京》诗：“见酒须相忆，将诗莫浪传。”“浪传”，随便轻率而传。“浪人”，指行踪无定的人；“浪子”，放荡子弟；“浪士”，放迹于水边的隐士。凡此皆取于“浪”的放散义。《文选·孔稚珪》：“今又促装下邑，浪拽上京。”李善注引王逸曰：“浪犹鼓也。”今或据此立“浪”有鼓义，非是。李注误。此“浪”正是放义。“浪拽”与“促装”相偶对，指放拽，犹言急行。晋左思《魏都赋》：“温泉毖涌而自浪，华清荡邪而难老。”“自浪”，自放，也是自己荡散、流散之意，与“难老”正相对。或将此“浪”解为被浪，亦误。由上可知，“浪”的本义与常用义皆不是波浪。作为波浪义，至南北朝始见。《玉篇·水部》：“浪，波浪也。”《世说新语·雅量》：“风起浪痛，……既风转急，浪猛。”南朝梁元帝《鸳鸯赋》：“朝浮兮浪花，夜集兮江沙。”南朝梁刘孝绰《月半夜泊鹊尾》诗：“月光随浪动，山影逐波流。”“浪、波”对文同义。但彼时其用犹不广。唐代起，在语体作品中才渐渐多见。如杜甫《望兜率寺》诗：“霏霏云气重（一作“动”），闪闪浪花翻。”孟郊《送淡公》诗之三：“侬是拍浪儿，饮则拜浪婆。”“浪婆”，波浪之神。李白《下浔阳城泛彭蠢寄黄判官》诗：“浪动灌婴井，寻阳江上风。”词牌“浪淘沙”，唐教坊曲名，肇自白居易、刘禹锡诸人。白居易《浪淘沙》词有“白浪茫茫与海连，平沙浩浩四无边”之句，刘禹锡词有“春风吹浪正淘沙”之语。“浪”的波浪义当与“波”有别，出现时代有早晏之分，词的义蕴也有微异。其一、“波”本就指水的起伏涌动，可见波是由自身的涌动而产生，而“浪”的本义是放散义，故非常波，而是由诸外力，特别是因风（非微风）而起，上引《世说新语》、李白诗最明显。唯此，后世乃至今日，有“风浪”“大风大浪”“无风不起浪”的俗词、俗语。其二、由于浪非常波，是因风而起，故起伏程度大于波。有此二异，“波”与“浪”不可等用。如上举“浪淘沙”、“浪花”等“浪”不可作“波”。前举“波”字例，“洞庭波兮”“水波不兴”，其“波”若易作“浪”，则皆言甚而不洽，“嫋嫋兮秋风”、“清风徐来”，皆不会起“浪”。《说文·水部》：“大波为澜。”《尔雅·释水》：“河水清且澜漪。大波为澜。”“澜”或作“涟”。《尔雅》所引《诗·魏风·伐檀》此句，今本毛诗作“河水清且涟漪”。《孟子·尽心上》：“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赵岐注：“澜，水中大波也。”《文选·宋玉》：“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李善注：“流波，目视貌。举目延视，精若水波，将成澜也。”《文选·陆机》：“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虎变而兽扰，或龙见而鸟澜。”李善注：“大波曰澜。“澜”与“浪”最为义近，均指大波。从重言看。《诗·卫风·氓》：“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汉刘向《九叹·忧苦》：“沸流交集兮，泣下涟涟。”王逸注：“涟涟，流貌也。《诗》云：‘泣涕涟涟。’”又作“澜澜”，同义。唐元稹《听庾及之弹乌夜啼引》诗：“今君为我千万弹，乌啼啄啄泪澜澜。”“浪浪”也是“流也”(见上)，“澜澜”“涟涟”犹“浪浪”。再从复词看。晋左思《娇女诗》：“浓朱衍丹唇，黄吻澜漫赤。”“澜漫”，即“烂漫”,色彩鲜明意。又作“浪漫”，宋张镃《过湖至郭氏庵》诗：“山色稜层出，荷花浪漫开。”由此可见“浪”“澜”义同，而用别：“澜”是文言词，“浪”是口语词，并且从唐代起，才用作波浪义；作波浪义，典雅文言中多用“澜”，诗词等语体作品中多用“浪”。“涛”，当是大于“澜、浪”的大波。《文选·枚乘》：“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至则未见涛之形也，徒观水力之所到，则䘏然足以骇矣。”（“䘏”,同“恤”，惊恐貌。）盖涛之形使人惊骇无比，当非一般的波与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词之首句状滚滚东去江水，故用“浪”。然而至赤璧一带，壁、石激水，浪遂更高，词人状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足见其浪之高，势之猛。前“浪”不可易“涛”，后“涛”也不可作“浪”。以上诸例，均可表现“浪”与“涛”的程度差别。由上也可知：浪、澜、涛皆因风、潮、礁阻等客观因素而起，波则是流水、聚水的本态。作者介绍黄金贵，1961年7月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曾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区（原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中文系古汉语古文献教研室主任，兼任浙江省语言学会副会长。据《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54-57页整理作者丨黄金贵编辑丨汪靖姗审核丨边田钢往期回顾温故知新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一家三代读书藏书的故事主讲人周公敢管理学博士，浙江健洲控股董事长普华资本投资合伙人，民间藏书人主持人真大成浙江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主任文学院副院长时间5月26日（周五）14:00地点成均苑4幢900室编辑

“升，实觯，西阶上坐奠觯，拜，执觯兴。宾席末答拜。举觯者坐祭，遂饮，卒觯，兴。坐奠觯，拜，执觯兴。宾答拜，降洗，升实之，西阶上北面。”郑玄注：“将进奠觯。”（《仪礼·乡射礼》）21）

“霸（伯）”“守”“牧”词义辨考黄金贵地方上有权势的首领，其中雄据一个大地域者称“霸”；一郡之长和相当于郡的地方长官为“守”；一州的最高长官是“牧”，起于后汉，唐、宋时以称京师或陪都由亲王充任的地方最高长官。【同义】《三国志·魏志·魏文帝纪》“黄初六年”裴松之法引《魏略》载诏：“今内有公卿以镇京师，外设牧伯以监四方。”“伯”即“霸”。《汉书·翟方进传》：“以才能少历牧守列卿，知名当世。”“牧伯”“牧守”皆同义连用，指州郡地方长官。【辨释】《说文·月部》：“霸，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段玉裁注：“《乡饮酒义》曰：‘月者三日则成魄。’正义曰：‘前月大则月二日生魄，前月小则三日始生魄。’……后代魄行而霸废矣，俗用为王霸字，实伯之叚借字也。”谓“霸”本指每月初始见之月相，读

“为了孩子们”傅杰编者按：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前身是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1983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系全国高校古委会直属科研机构之一。今年四月古籍所迎来建所四十周年。四十年滋兰树蕙，桃李芬芳，自设立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博士学位点以来，古籍所共培养三百六十余名研究生，另有博士后五十余人出站。值此所庆之际，“浙大文学院”特设立古籍所所庆专题，陆续推送古籍所师生、所友的回忆文章，讲述古籍所的故事，追忆师辈治学风范，回顾个人求学经历，重温师生同窗情谊，彰显古籍所的精神和传统。本期推出的是傅杰先生的《“为了孩子们”》。历经多年文化革命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鉴于能读古书的青年渐少，中共元老陈云指示加强培养古籍整理与研究队伍，不少高校陆续成立古籍与古典文献研究所，多位年迈的学者也抖擞精神，甘愿为他们献身的事业倾尽最后的心血。各校古籍研究机构的掌门中不乏学问与年事并高的，如北京大学周祖谟先生、华东师大徐震堮先生。而合并进浙江大学之前的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是年逾八旬的姜亮夫先生。一九八三年我本科毕业考入杭大，跟董平、陈野等五位同学成为古籍研究所第一届古典文献专业硕士研究生。亮夫师已很少出门，但头脑明晰，依然不断读书写作，除了给我们讲《说文解字》，还受教育部委托开办敦煌学讲习班——讲课录音就是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敦煌学概论》。他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亲炙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诸先生，到沪上执教后又拜章太炎先生为师，出文入史，留下皇皇二十四卷文集，在多个领域做出了贡献，于是不切实际地幻想把我们也培养成像他那样全面的学者。他手订了一个硕士生培养方案，除了《周易》、《尚书》、《诗经》、《左传》、《论语》、《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屈原赋等必读专书，文字、声韵、训诂、目录、版本、校雠等必修课，还设置了《史记》、《资治通鉴》、《史通》、《文史通义》、《文心雕龙》、《国故论衡》等选修课及中国地理、中国工艺、中国艺术、中国农业、中国建筑、礼俗与民俗、中国古代社会、历代职官变迁、印度三宗论与佛教提纲等专题课。这个方案太庞大了，程千帆先生称赏“真是体大思精”，同时感慨实施太难。但亮夫师一意孤行，竭力尝试，在本所与本校中文、历史系蒋礼鸿、沈文倬、刘操南、徐规、郭在贻、雪克等先生外，他请来地理系陈桥驿先生讲中国历史地理，物理系王锦光先生讲中国科技史，数学系沈康身先生讲中国建筑。教版本、佛学的老师则是从北京请的。亮夫师还从浙江美术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请过两位老师：一是中国美术史专家王伯敏先生，二是精于诗文、长于书法的章祖安先生。章祖安先生练功图生于三十年代的章先生是杭大中文系五十年代的学生，他幼年进过私塾背过古典，在《中国语文》《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过辨析古书句读的论文，更有独树一帜的专著《周易占筮学》。一九八四年秋，亮夫师约他来讲《周易》专题，共计八次，课时不多，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因为他跟别的老师显著不同。举其荦荦大者，一是风度不一样——其他老师或垂垂老矣，或温文尔雅，或羸弱多病、面有菜色，独章先生红光满面、器宇轩昂。美院的学生中，已是浙江省文联主席的许江先生记叙“先生现年逾古稀，却一派鹤发童颜，目光如炬。前几年与其闲谈，他的腿脚横架在办公桌上，双掌翻舞，只若大鹏展翅。说到激动处，两眼放出光来，令人莫敢迎视，要说的言语却溶在炬目之中，全成希声大音”。已是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的邱志杰先生更回忆九十年代初的求学经历：还有教授书法专业的章祖安先生，来上古诗词的课，下面学生正在吹嘘各自家乡人打架如何勇猛，他掏出一个硬币，当场给捏扁了。第二天同学们在他桌上堆满了硬币，他看都不看，抬头讲古诗词。十年前有一天我去他家，故意刺激他说现在您武功还行吗，七十岁的老爷子一个劈叉就到地板上去了。这样的场景我们无缘得见，这才知道他的目光炯炯、声音洪亮，全出自打小练就的真功夫。二是脾气不一样——其他老师温良者居多，对我们每每鼓励有加，毕竟那时候硕士生也算稀有动物，数量远少于现在的博士生；何况我读本科时同学就有近四十岁的，所以研究生的年龄普遍偏大，老师们就愈加客气。而章先生对我们的不屑全写在了脸上。讲到某段古典，他念出上句，点着名让我们站起来接下句。虽然号称古文献专业研究生，我们真能读过几本古书？在我们瞠目结舌无地自容之际，他失望地向我们伤口上撒盐：“咦，你们学古文献，连这些书都没读过啊？”感谢他的公然鄙视。惯听表扬、从无痛感未必就是好事。最危险的就是病人神经麻木，病入膏肓仍无知觉。有了痛感，才能及时明白自己的问题所在，才能及时加以救治。出版过多种书法作品集的章先生以为当年在杭大受业时的老师，如陆维钊、夏承焘、王焕镳、胡士莹、任铭善、蒋礼鸿诸先生——自然也包括亮夫师的字“亦出色当行”，断言“当下之所谓大名家鲜有能望其项背者”。作为范例，他公开了亮夫师一通短札，只有寥寥数语，不易为外人注意，但对我和我的同学却有特别的意义。原来亮夫师邀章先生讲课，许诺专车接送。章府就在美院，离杭大不太远，但没有直达的公交车，而当年也罕见出租车。校方接送一次之后，传闻有秉政者放出话来：章某乃本校毕业生，回来上课还用派车？车于是被取消。不温良也不恭俭让的章先生随即电告古籍所负责教务的王荣初先生，宣布中止授课。他这一撂挑子，赚来了八十三岁的亮夫师的毛笔手书：祖安兄：专题《周易》报告，无论如何请你讲完，为了孩子们，非为吾辈计也。特此即问近佳！亮夫顿首十一月十六日章先生检讨说：“于弟子言，此不啻一道圣旨，自然应命。我已从信中读出先生对不能调动小车之不快，又有想礼遇我而无奈的心态。先生的敬业，更反映出我的狭隘与傲慢。”这是近四十年前的往事了，亮夫师仙逝亦已近三十年。我也从一个二十出头的“孩子”，变成了年过花甲的老教师。但看到亮夫师昔日那“为了孩子们”的墨迹，仍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作者简介傅杰，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首届硕士研究生,现为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转载自“浙大文学院”公众号编辑

1978(3).[21]裘锡圭.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释“庸”“丰”“鼗”·附：释万[M]//中华文史论丛（第1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特聘教授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时间5月11日19:00地点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4幢

“记”“纪”“誌（志）”“载”词义辨考黄金贵表示记载义，“记”是总称；“纪”侧重于记的纵贯性与综理性；“誌”是集类而记，标识其事；“载”有庄重色彩。【同义】《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贞索隐解“本纪”曰：“纪者，记也。”《释名·释典艺》：“记，纪也，纪识之也。”《说文新附》：“誌，记誌也。”“誌”或作“志”。《左传·成公十四年》：“志而晦。”杜预注：“志，记也。”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六引《字诂》曰：“今作识。誌，记也。”《书·洛诰》“丕视功载”孔传：“视群臣有功者记载之。”“记载”同义连用。【辨释】现释古汉语常用词者人都认为：在记载义上，“记、纪几平没有区别”，不过“各有一些习惯用法而已”，如《五帝本纪》不作《五帝本记》，《汉纪》不作《汉记》，《史记》也不作《史纪》，均是“习惯用法”，云云。此论出于王力主编《古代汉语·常用词》，其实大不然。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四十年历程回顾筚路蓝缕，开拓奠基

在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建所四十周年庆典上的发言龚延明尊敬的各位嘉宾、朋友们！今天是光荣的日子，在求是大讲堂，隆重举行庆祝古籍所建所四十周年盛典！举目，高朋满座！放眼，群贤毕至！开心，师生欢聚！感受，喜气洋洋！1993年，我从杭州大学历史系调至古籍所，至今正好三十年。回首往事。感触良多，今天会议时间黄金般珍贵，我只能简单地讲三点感言、一个心愿：一、培养人才我于2003年退休，在所在岗十年，1996年，开始招第一届博士生宫云维，至2003年招关门弟子邱进春、方芳，博士后沈小仙，八年共招十二名博士生、三名博士后（曹家启、喻学忠、沈小仙），三名日本留学生（冈元司、松本香、山口智哉），只能编一个班。与云路、涌泉、崔老师、束老师等本所老师弟子成排、成连人数差远，但有一个特色，毕业后齐刷刷都在高校工作，而且个个都已成了高校栋梁之材。这也显示了从国内强所浙大古籍所走出去的人才，值得骄傲！二、在古籍所三十年，做成一件大事我人虽退休，但本所领导和老师们，并不见外，依然视我为所里人，我的党组织关系仍在古籍所教工党支部。因此，这三十年，能够立足本所，依托浙大图书馆，在学术研究上，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即完成了古委会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主编5500万字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并完成了《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是1995年高校古委会批准立项2003年国家社科基金批准的课题，2013年，经专家评估，晋升为国家社科基金滚动资助重大项目。我们课题团队，历尽磨难，于2014年进入收获季节，我与祖慧教授合撰的《宋代登科总录》（14册，1000万字）首先出版；2021年，我与邱进春教授合撰的《明代登科总录》（25册，2000万字）出版；今年，将出版《隋唐五代登科总录》（180万字），本所博士毕业、北京师范大学金滢坤教授是作者之一。《辽金元登科总录》（200万字），与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武汉大学学者合作，已定稿。工程最艰巨、字数最多的是《清代登科总录》（2200万字），主要由祖慧教授和周佳副教授承担、我参加，已经完成，排队等待出版。这个科举文献与制度研究的成果，也算得上浙大古籍所、浙大文科的品牌成果。

《史记》是纪传之祖，是真正的“人的历史”，它从先秦史传以事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史记》是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是一部社会史，突破了偏重政治的局限。《史记》记事在历时性和共时性方面均有突破，它纵贯2000多年，系统记载了各国之事。《史记》不仅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具有世界史的格局。《史记》是一部有灵魂的历史，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作史之时，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面对丰富而且繁杂的资料，他没有不加选择地堆砌成文，而是根据需要予以取舍裁择。《史记》取材原则的确定，与作者修史目的、宗旨和方法有紧密联系。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条。01注重天下兴亡太史公创作《史记》，意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作者试图以史的形式，观察古今盛衰的变化，探求治国之道。此一目的，决定了《史记》在取材上对国家治乱存亡的特殊关注。《留侯世家》说：“留侯从上击代，出奇计马邑下，及立萧何相国，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张丞相列传》说：“自申屠嘉死之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这些人虽然位极人臣，但无益于成败治乱之数，所以作者毅然决定不为他们立传。相反，一些人物虽然地位没有丞相尊贵，却因有关国家政治，而得以在《史记》中占有一席之地。《史记》修订本记载一人之事是如此，考察一国之事同样也是如此。《陈杞世家》说：“滕、薛、驺，夏、殷、周之间封也，小，不足齿列，弗论也。”又说：“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及幽、厉之后，诸侯力攻相并，江、黄、胡、沈之属，不可胜数，故弗采著于传云。”这些国家，国小力微，对历史发展进程影响不大，故作者略而不论。纵览《史记》全书，太史公载五帝、三王、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于存亡兴衰之际尤为留意，都体现出作者重视天下兴亡的取材原则。02成书流传者不论对于有著作流行于世的人物，《史记》不取其作品，对他们的事迹，则分别不同情况，灵活处理。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载其行事。《孙子吴起列传》云：“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老子韩非列传》、《司马穰苴列传》也有类似的说明。孙子画像二是论其轶事。《管晏列传》：“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三是不论其传。《孟子荀卿列传》：“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史记》不录流行于世的著作，是为了节省篇章，增加有效容量。后世史书载文过滥，“非复史书，更成文集”，可见《史记》裁决之可贵。03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这句话，载于《太史公自序》，又见于《报任安书》。《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上奏：“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此奏经秦始皇认可而施行，对于民间所藏书籍，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汉惠帝四年废除秦挟书之令，至武帝时始广开献书之路，汉初统治者以国家的力量，经过多方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秦焚书坑儒所带来的损失，这无疑是值得称道的。而司马迁以个人之力克服种种困难，访求遗文轶事的努力，更是令人钦敬。在利用文献资料方面，单是《史记》所称引的百余种文献，就可以窥见他广收博览、披沙拣金搜集史料之一斑。他求史记，访古书，更可看出他网罗旧闻的良苦用心。司马迁画像尤其值得赞赏的是，他并没有以掌握现成的文献资料为满足。他根据作史的需要，进行过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访问，实地考察，收集一切对作史有用的材料。例如，战国末年和秦楚之际这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的有关史料，太史公就作过系统的察访。他到过大梁之墟，听墟中人讲述秦灭魏的史实，寻访过所谓夷门，看到过春申君的故城宫室，还亲至孟尝君封地，感受到薛地多暴桀子弟与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有关，肯定世称孟尝君好客名不虚传。秦失天下，与轻用民力有关，史公特别留意过蒙恬所筑长城亭障及开通的直道。彭城为项王建都之所，又是楚汉战争的重要战场，丰、沛是刘邦龙飞之地，又是樊、郦、滕、灌、绛侯周勃等人的故乡，淮阴是楚汉战争的关键人物韩信的出生之处，这些地方，作者曾一一亲至其地，深入调查访问。从实际效果来看，作者耳闻目睹，不但扩大了史源，更增长了史识，这在《史记》中多有体现。《自序》云，汉兴至太初“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太初之时，作者收集史料的工作已基本就绪，因而开始了《史记》的创作。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这一可喜局面的出现，离不开太史公艰苦卓绝的劳动。04择取雅言《五帝本纪》赞语云：“《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又云作此篇时“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这里提出了取材择其雅言的原则。《殷本纪》：“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诗》、《书》。”采《诗》、《书》入史，是因为这些资料典雅可据。同时，“雅驯”与否是决定一切史料取舍的重要原则。择取雅言的另一面是摈弃怪诞不经的东西。《天官书》云：“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僠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自序》亦云：“星气之书，多杂僠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刺客列传》：“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大宛列传》：“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以上所言，都是太史公明言摈弃的材料。还有一些资料，作者没有具体指出其内容，然而也在被删削之列。如《五帝本纪》云“《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百家”作为书名，见于《汉书·艺文志》，共有一百三十卷。它记载了哪些内容，我们已无法判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书中有一些“不雅驯”的记载。《史记》将这类资料删去，无疑是正确的。

《汉代洪范五行学：一种异质性知识的经学化》出版转载自“汉语史与文献学微刊”公众号编辑

赓续中国文脉中国学术史的一次“大洗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漫谈文献学方法的历史、由来及现实意义——兼谈纂修《中华典籍全书》的必要性怎样研究民国时期古籍出版史

《洪范五行传》的形成一、作为“经传”的《洪范五行传》二、时令类文献视域中的《洪范五行传》三、归本阴阳：战国秦汉五行、时令文献的基本特点四、《洪范五行传》对时令文献的因革五、儒学灾异论个性的形成第五章

古籍所三年工作的回顾平慧善一九八三年三月间，我首次听到姜老提名要我当古籍所副所长，感到十分意外。我想虽然研究的都是古代，具体专业方向却有差异，合适吗？我提出疑问，姜老当即表态：“你的方向不变，继续搞。”这时，我不好再推辞，作为姜老的学生，老师有需要，我理应尽力。这样，我被任命为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开始，所里除兼职副所长历史系徐规教授外，就八位从中文系调出的专职人员：姜老亮夫、沈公文倬、刘公操南、王荣初先生、雪克先生、张金泉、计伟强和我。张金泉和计伟强是姜老的助手，要保证姜老的需要，我绝对不动用二位；沈公、刘公是老先生，当然应保证他们的研究工作；剩下王荣初和雪克先生，姜老请他们担任所的教学秘书和科研秘书。两位都比我年长，我当然也不好意思让他们再承担其他琐务，因此一切琐务，我只能一肩挑了。记得当时所里有一间在河南宿舍的8平方米的空房间，是所的活动场所。为了开展工作，我先到房产科去配房间钥匙，又到家具科去买两张桌子、十把藤椅、两只热水瓶、十只茶杯。等桌椅茶具配齐后，通知各位老师开会。届时在家里烧了开水，拿了茶叶，在姜老的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全所会议。左为平善慧老师，右为蒋礼鸿先生虽然物质条件简陋，但在文革十年浩劫、拨乱反正后，大家干劲十足，立即开展工作。首先是落实向全国招收敦煌学讲习班学员的各项工作；其次是招收1983级古典文献专业硕士研究生工作，及布置试卷命题等（此前，我们曾填写各种表格，向国务院申报古典文献专业硕士与博士学位的授予权，1984年1月间同时获得该两项授予权）。1983年9月19日敦煌学讲习班、古典文献研究生班的开学典礼在学校会议室举行，省委宣传部长商景才、杭大江希明副校长都亲临指导，充分说明省委和学校领导对古籍所工作的重视。开学了，来自全国各地14名敦煌学讲习班学员到齐了。但已82岁高龄的姜老病倒了，无法上课，怎么办？当时想双管齐下，一面组织学员去敦煌实地考察，这需要一大笔旅差费，我当即向古委会秘书长汇报，得到古委会领导的大力支持，立即汇来了经费。所里派了雪克副教授领队，学员中不少是讲师，这样在业务上使年轻同志钦服；当时交通紧张，买卧铺票极难，雪老师通过关系将问题解决。途经郑州、西安等地，在郑州，一应接待均有雪的挚友何均地教授筹划落实，参观了少林寺、嵩山书院、黄河游、郑州博物馆、密云汉墓。在西安由雪的亲戚安排，参观了乾陵、茂陵、华清池、秦兵马俑、半坡遗址。然后去敦煌千佛洞参观考察，从10月19日出发，到11月9日全体返杭，计程22天，学员十分满意。在此期间，张金泉老师在姜老身体好时，拿了自家的收录机，将他的讲课录音，然后整理录音就是讲义，发给学员。上课时，姜老身体好，就亲自讲授，不好时放录音，这样，姜老顺利完成了讲授任务。1984年1月敦煌学讲习班学员毕业。1984年4月古委会领导决定在杭州召开全国18所高等院校古籍研究所长会议，这是对我所工作的鼓励与鞭策。姜老与江希明副校长参加了开幕式。作为东道主，我们只做了一点具体的后勤工作。84年秋季，我所筹办全国敦煌学会语言文学分会，我不搞敦煌学，没有参与，自己留下在所内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而将全所青年教师与16名文献专业研究生（除上课外）都去为大会服务与学习，大会圆满成功。随着事业的发展，我们的办学条件逐步好转。83级研究生的面试工作，还是在8平方米的小房间内进行；敦煌班学员开学时，就已搬到校内七幢两房间，面积30余平方米；84级文献专业研究生班开学时，正值学校东一教学大楼建成，古籍所分得了100余平方米；数据室、会议室、办公室一应俱全；新鲜血液不断注入，林家骊（中文系本科生）、方建新（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张翠霞从校内转来，金达胜、周启成，曹方人、徐忠良从校外调来；人员配齐，再无刚建所时的窘态了。顺便说明，我没有人事权，也从未想要此权，人员进入都是姜老或学校的意思。从八三年三月古籍所建立，到八四年秋顺利发展为有一定规模，在全国有一定地位的古籍所，除了姜老的声誉与主持外，与古委会和学校领导的关怀与大力支持分不开，也与全所同志的努力分不开。1985年4-6月举办了先秦两汉文学讲习班和元明清文学讲习班。1985年先秦两汉文学讲习班前排右四为平善慧老师1986年5月古委会在杭州召开《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第一次编委会，我做了选会址与接待工作。1986年6月2日姜师母陶秋英女士病故，姜老也卧病在床，古籍所帮忙料理了丧事。回顾在古籍所三年余的工作，大约可分为前后两期。前半期比较顺利，后半期有些磕磕绊绊。我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虽经姜老挽留，最后还是决定主动辞职，离开古籍所，回到中文系。摆脱了大量行政事务，除了教学，我有时间从事研究，我的主要著作《姜斋文集》新译、《说岳全传》校注都是离开古籍所后写作完成的。在我离职后，继任者对所的经济进行了审查，我觉得这是应该的，自信没有任何问题，查查清楚，证明清白，岂不是好事一桩吗？顺便说一件事，记得所刚建立，教育部科研处处长章学新同志来杭考察，我和雪克同志接待，第二天到绍兴东湖，在车上闲聊，章学新同志谈到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文渊阁四库全书》，教育部得到了十几套配额，书少，连部属重点大学与18所院校古籍所都不能满足，何况省属院校。但是我们还是积极争取，雪克同志鼓动章学新同志为家乡做贡献（章是绍兴人），尽量设法给杭大一套，章当即没敢表态，过后终于落实了配额。随即雪克同志告诉了校图书馆，这也算是古籍所建所后为杭大做一件好事吧！当时在浙江只有浙图分得一套，是原价用外汇购进，而我们的是七折，节省不少外汇。作者简介平慧善（1934-2023），1934年10月出生，浙江海宁人，195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7月，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58年，合并到新创办的杭州大学中文系，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94年12月退休。1983年至1986年任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为古籍所的创立做出重要贡献。平慧善老师长期致力于明清文学及古代女性作家研究，著有《黄宗羲诗文选译》《黄宗羲全集》《新译姜斋文集》《说岳全传校注》《李清照及其作品》《李清照诗文词选译》等，参编《中国文学史》《全明诗》《公案故事集粹》等，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论文。2023年1月6日，平慧善先生于杭州逝世，享年90岁。转载自“浙大文学院”公众号作者

马王堆西汉帛画“非衣”说质疑雪克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随葬品中，复盖在内棺上的彩色帛画，对它的名称，学者说法不一。这里拟对“非衣“说[1]，提出质疑。“非衣”之称，不见文献记载。“非衣”说者，主要是根据该墓出土的两条竹简“非衣一，长丈二尺”“右方非衣一”，断定这里所记的“非衣”，“显然指的就是这幅彩色帛画。”遣策上所记的“非衣”，指的是什么，不便臆断，不过从文献记载和这幅帛画本身来考察，说帛画就是“非衣”，却难以使人置信。文献不见“非衣”的名称，有关于“羽衣”的记载。《山海经·海外南经》记有“羽民国”，说“其为人长头，身生翼。一曰……其为人长颈。”郭璞注：“能飞不能远，卵生，画似仙人也。”又引《启筮》日“羽民之状，鸟喙赤目而白首。”[2]《淮南子·地形篇》有“羽民”，高诱无注，《吕氏春秋·求人篇》作“羽人”，高诱注云“羽人，鸟喙，背上有羽翼。”《论衡·无形篇》也提到“羽民”，说羽就是翼。《博物志·外国》说“羽民国，民有翼，飞不远，多鸾鸟，民食其卵。”[4]以上诸说，当皆原于《山海经》，而《山海经》所言身生翼的“羽民”，容为传说中的远方族类。《楚辞·远游》曰“仍羽人于丹丘”，洪兴祖注：“羽人，飞仙也。”[5]《楚辞》所说的“羽人”，实为古人想象中的天仙，非人间的族类。王充在描绘仙人的形状时说：“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论衡·无形篇》）旧题刘向作、疑出子魏晋间方士之手的《列仙传》，纪古来仙人，自赤松子至元俗凡七十一人，以老子为仙，谓尹喜行其道，亦得仙。南朝梁《殷芸小说·后汉人》言“蔡邕作仙人，飞去飞来，甚快乐也。”[7]按：此条实出南朝宋人所撰《齐谐记》，说明晋宋以来，就有蔡邕成仙的传说。《太平广记》所引群书，以神仙、列仙题名者，不下十余种，书虽不以神仙题名，而内容言及神仙事者尚多，因据列神仙一目，男仙外，述及女仙事共八十余人。观《广记》所载，于水，有仙池；于草，有仙人絛；于果，有仙梨、神仙李、仙人杏、仙桃、仙人枣等。天仙皆能飞，文献所记外，东汉沂南古画象石墓画象中有腾空而飞的羽人，衣裾飘扬。《太平御览·道部四·天仙》引《天仙品》曰“飞行云中，神化轻举，以为天仙，亦云飞仙。”[8]《道部》所记众天仙、地仙，多言“仙去”，仙去者，谓成仙飞去；亦有径言“能飞行”者。天仙能腾飞，作为飞仙的羽人所穿的衣服，应该就是羽衣了。《道部四》引葛洪《神仙传》谓吴郡沉羲，学道于蜀，“后遇羽衣持节人，以白玉版青玉丹书授羲，羲不能读，须臾大雾，雾解，失其人”。[9]明言仙人著羽衣，可证。仙人自属虚构，所穿的羽衣，无庸考实。古代实有的羽衣，略见于《汉书·郊祀志》：“〔武帝〕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视不臣也。”颜师古注：“羽衣，以鸟羽为衣，取其神仙飞翔之意也。”[10]《汉书·王莽传》言莽博募有奇技术可以攻匈奴者，听说有人能飞行，可窥视匈奴，“莽辄试之，取大鸟翮为两翼，头与身皆著毛，通引环纽，飞数百步堕。”[11]如果说《郊祀志》的羽衣，是以鸟羽为衣，表示飞翔的意思，《王莽传》所述的飞人，则是径取大鸟翮为翼，藉以飞行了。《郊祀志》说的羽衣，或者就是马王堆汉墓遣策所记的“非衣”之类的衣物。（按：非衣即飞衣）羽衣的形制，记载缺略，不能详知，从颜注“以鸟羽为衣”推测，大概是编缀鸟类的羽翮而成，或者是在衣服上加饰鸟羽，以示异于常服。不管怎样，它不可能象汉墓中出土的帛画那样，是可以肯定的。持“非衣”说者，认为当时使用“非衣”，一是招魂，二是祝死者灵魂升天。按人死后招魂、复魄，是古时封建礼俗。《仪礼·士丧礼》一开头记“死于适室，用敛衾”后，就说“复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极领于带。升自前东荣，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复。三。降衣于前。”郑玄注：“复者，有司招魂、复魄也。”[12]这种复者以衣登到屋顶上长声而呼，一号于上，一号于下，一号于中，招魂三次的招魂、复魄之术，《礼记·礼运》《丧大记》等都有记载，文有详略而义同。这里应该注意的是，招魂时所用的衣，指的是什么，能不能说就是象这幅帛画一类的东西。《周礼·玉府》：“大丧共含玉，复衣裳。”郑玄引郑司农云：“复，招魂也。衣裳，生时服。招魂、复魄于太庙至四郊。”[13]郑司农讲得很明白：复者进行招魂、复魄时，用的衣裳是“生时服”。贾疏云：“其衣服美者亦玉府掌之，但所复衣裳用死者上服，故玉府供之。”[14]孙诒让《正义》在司服、玉府职掌问题上虽对贾疏有所辨驳，并认为此所复衣裳，“疑亦当为燕衣服，王丧复于大小寝或兼用燕服也。”[15]但招魂、复魄时，用“生时服”，且为“死者上服”，却是可以肯定的。复用死者上服，《新唐书·礼乐志》也有记载：“复于正寝。复者三人，以死者之上服左荷之，升自前东霤，当屋履危，北面西上。左执领，右执腰，招以左。每招，长声呼‘某复’，三呼止，投衣于前，承以箧，升自阼阶，入以复尸。”[16]可见《士丧礼》“招以衣”的衣，是对下裳而言的“死者上服”，李如圭《仪礼集释》“凡复，皆用死者之上服”的话，是有根据的。再从这幅帛画的形制来看，作形，长两米多，四角缀以飘带。一看就知道不是衣服。有人说这幅帛画“裁成衣服的样子”，这是说不通的。勉强说象衣形，然古代绝没有短袖之衣。既然它不是衣，就更谈不到死者的“生时服”了。那么用这幅帛画招魂、复魄之说，也就失去了文献上的依据。有人引《招魂》，认为这是战国以来楚国的旧礼俗，其实《招魂》“秦篝齐缕，郑绵络些”[17]的话讲的是用缕绵之属为幡物，以招死者之魂，仍然无法和这幅帛画牵合起来。有人认为“非衣又可叫作”，把“非衣”和“”等同起来。证据是《荀子·礼论》：“故圹垅，其貌象室屋也；棺椁，其貌象版盖斯拂也；无帾丝万缕翣，其貌以象菲帷帱尉也；抗折，其貌以象槾茨番阏也。”[18]这几句讲的是，“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19]（俞樾曰：如死如生，如亡如存，义不可通，当作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不以死异于生，死生如一的道理。“无帾”云云，意思是丧礼用“无帾丝万缕翣”，是象生人用的“菲帷帱尉”。其中死用“无”，相当于生用“菲”。杨倞注：“无，读为。，复也，所以复尸也。”[20]无、字通。在这里是名词，和帾一样，同是一种棺饰的名称。死用“”饰棺，象生人用“菲”蔽门。菲者，杨注：“编草为蔽”“用障门户”[21]，或取其为“户菲”之意。作为棺饰，在上象幕，帾在下象幄，故曰“其貌象菲帷帱尉也”。对于“”，宜作如是解，怎么能据此以证就是非衣呢？论者或引《仪礼·士丧礼》：“死于适室，用敛衾”[22]，《既夕礼》：“用夷衾”[23]，说这幅帛画为，为非衣。这同样是误解礼书本义。“用敛衾”，郑玄注：“，复也；敛衾，大敛所并用之衾；衾，被也。”“用夷衾”，郑玄注：“，复之。”这里的两个字是动词，复盖的意思，和前引《荀子》“无帾”的无，字同而词性有别。这在古汉语中是习见的，不烦举证。“用敛衾”，是说“死于适室”后，复盖尸体用的是大敛所用的两条衾被中的一条。复尸以衾者，是为了“去死衣也”，“去之以俟沐浴”[24]。“用夷衾”，是说启殡时，商祝用功布拂柩之尘毕，即用小敛后复尸之衾以复柩。复柩以衾者，是“为其形露”[25]。这种复尸以衾、复柩以衾的封建礼俗，在古代社会中沿习甚久，《新唐书·礼乐志》于诸臣之丧，就有“迁尸于床，南首，复用敛衾；去死衣，楔齿以角柶，缀足以燕几，校在南。”和“祝以功布升，拂柩，复用夷衾”[26]的记载。这更加和这幅帛画无涉了。当然，西汉初期，礼仪未备，其墓葬、棺椁、衣衾、铭旌之制度，和礼书记载不能尽合。研究问题，既要考虑文献记载和当时丧礼之间的差异，又要考虑不同地区之间礼俗的差异，但是，如上所述，误解礼书本义，从而证成“非衣”之说，却是不能成立的。笔者认为，这幅帛画当是“铭旌”之属，不少文章已有专论，不备述，这里只补充一点，即关于不书姓名的问题。铭旌书姓名，《士丧礼》等有明确记载。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所出铭旌一件，并有墨书十一字。这幅帛画不书姓名，说它是铭旌，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人引《周礼·司常》，证明铭旌有不书姓名“也有绘画的”[27]。按：司常为掌理九旗事物的官。凡国家定期大简阅军队、祭祀、会同，王者、诸候、孤卿、大夫士、六军将帅和都家行政长官等所用旗物，各有所竖。大丧，则供给铭旌。《司常》职有云：“皆画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号。”[28]这里讲的是自王者所竖大常起，诸旗的縿上都写（画）有文字（图画），作表识，官府，州里、都家各写（画）明官事名一号。值得注意的是，“皆画其象”的“画”字，历来就有不同的理解。郑玄云：“画，画云气也。”说“画”是“画云气”。郑玄又引杜子春云：“画，当为书。”[29]杜意画为书字之误。杜子春破画为书者，盖据《周礼·大司马》。大司马职掌治兵辨旗物，而云“各书其事与其号焉”[30]大司马与司常在此为官联，两者讲的是一件事，而一云“书”，一云“面”，其中必有一误。清代礼家郑锷、吴廷华并谓当从杜为“书”，孙诒让《正义》申杜驳郑，也主张“画，当从杜读为书”，云：“经云书其象，与象事象名象号，文上下相承，咸为文字表识之，言与大宰治象，大司徒教象，大司马政象，大司寇刑象，义盖相近。事、名、号等非有形法可以绘画，则不当为画明矣。”[31]关于事、名、号，清人吕飞鹏云：“《通典》军礼引卢植《大传》注云：‘徽，章也；号，所以书之于绥，若夏则书其号为夏也。’”[32]事、名、号是没有形法可以绘画的，所以孙疏申杜驳郑，而谓郑玄于此职不从杜破“画”为“书”，而于大司马则破“书”为“画”义未确。孙说是也。论者不审，径以郑玄“画云气”说，证明铭旌有不书姓名者，则实不可从。至于用《荀子·礼论》以证“不书姓名”，也可以探讨。《礼论》云：“设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书其名，置于其重，则名不见而柩独明矣。”杨倞注：“书其名，置于重，谓见所书置于重，则名已无；但知其柩也。《士丧礼》祝取铭置于重。案：铭皆有名，此云无，盖后世礼变，今犹然。”[33]这个注说得含混不明，而注中案语“铭皆有名，此云无”云云，更是杨倞的误解。荀文明言“书其名，置于其重”，说的是把死者的名字写在铭旌上，置放在神木牌旁（或谓重指悬铭旌的杠木），怎么能说不书姓名呢？问题出在“则名不见而柩独明”，所谓不见者，是因为已置放在神木牌旁（或谓悬挂在杠木上），死者的名字就看不见，只能看到棺柩。书写了看不见，和不书写，根本是两回事。杨在这里的诠释虽然有误，但他说的“后世礼变，今犹然”的话，对我们却是有启示的。铭旌书姓名，盖礼之通制。《新唐书·礼乐志》记诸臣之丧：“既唅，主人复位。乃为明旌，以绛广充幅，一品至于三品，长九尺，韬杠，铭日‘某官封之枢’，置于西阶上，四品至于五品，长八尺；六品至于九品，长六尺。”[34]可见铭旌书姓名的制度，至唐时犹然。杨倞是唐人，他注《荀子》，“其所征据，则博求诸书”（《荀子序》）。他认为铭旌有不书姓名者是由于后世礼变，或另有他的根据，而他所说“今犹然”的话，必据唐代事实而言，说明唐时铭旌实有“礼变”不书姓名者。铭旌或称为幡，《士丧礼》说“为铭各以其物”，又说“祝取铭置于重”，“祝取铭置于肂”[35]《既夕礼》说“祝取铭置于茵”[36]。铭在殡前几经展移，出殡时铭幡在发引行列的前面，下葬时随茵入圹，复盖在棺之上。它既有书姓名者，也有有书有画者，《后汉书·礼仪志》记天子大丧旗之制云：“长三仞，十有二游，曳地，画日、月、升龙，书旐日‘天子之柩’。”[37]可证。杨倞明言唐时铭旌有不书姓名者，按理不会始见于唐，实应前有所因。马王堆汉墓彩色帛画的出土，为古铭旌有不书姓名者，提供了实物例证。[1]本文引“非衣”说的文字，见《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九期《马王堆一号汉墓“非衣”试释》和《座谈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在“关于帛画”。后不一一注明。[2]见万有文库本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第178页。[3]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1514、1519页。[4]见范宁《博物志校证》第22页。[5][17]中华书局标点本《楚辞补注》第167、202页。[6]见商务印书馆黄晖《论衡校释》第62页。[7]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周楞伽辑注本《殷芸小说》第82页。[8][9]见中华书局本《太平御览》第2955、2956页。[10][11]见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第1224、1225、4155页。[12]见万有文库本胡培翚《仪礼正义》第12册第2、3页。[13][14]见中华书局影印本《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六第40页。[15]见四部备要线装本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十二第4页。[16][34]中华书局本《新唐书》第447、449页。[18][19][20][21]见万有文库本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册第93-94、91、93、93页。[22]见万有文库本胡培翚《仪礼正义》第12册第2页。下引郑玄注亦见同页。[23]同上书第13册第6页。下引郑玄注亦见同页。[24]此为胡培翚疏语。见上书第12册第3页。[25]此为郑玄注语，见上书第13册第6页。[26]见中华书局标点本《新唐书》第447页、第451页。[27]所引铭旌也有不书姓名只有绘画的说法，见《考古》一九七三年第一期《长沙新发现的西汉帛画试探》一文，可以参看。[28]见四部备要线装本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五十三第13页。[29]所引郑玄、杜子春注见上书卷五十三第13页。[30]同上书卷五十六第1页。[31][32]同上书卷五十三第14页。[33]见万有文库本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册第91-92页。[35]所引《士丧礼》诸文，见万有文库本胡培翚《仪礼正义》第12册第16页、45页、79页。[36]同上书第13册第24页。[37]见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第3145页。原载于《浙江学刊》1988年第1期作者丨雪

近年来，古典文献学著作日益增多，不过有的质量一般，有的水平虽高但并不适合初学者。公开发表的推荐古典文献学入门书的文章极少。陈东辉老师参与制定了《浙江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学专业本科生指定阅读书目》，并负责拟定了其中属于古典文献学领域的指定阅读书目，包括黄永年的《古籍整理概论》、杜泽逊的《文献学概要》、杨琳的《古典文献及其利用》、余嘉锡的《古书通例》、张之洞等的《书目答问补正》等五种必读书目，以及程千帆和徐有富的《校雠广义》、孙钦善的《中国古文献学史》、邵懿辰等的《增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十种选读书目。本期“师说”活动，陈东辉老师将根据长期讲授“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等古典文献学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经验，并结合自身使用中的体会，与同学们分享他对古典文献学入门书的若干见解。什么是“师说”“师说”新生之友系列活动由浙江大学文学院主办，以学生需求为导向，通过嘉宾开讲、师生互动的形式，为新生之友老师与一年级学生搭建交流平台，以小范围、高频率、面对面的互动拉近师生距离，更好地帮助一年级学生做好专业入门、学业规划、生涯辅导等，在开环探索中，助力学生成长成才。本期嘉宾陈东辉，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本科即就读于我校古典文献学专业，并曾经长期担任我校古典文献学专业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典文献学、清代（兼及民国）学术史、中国语言学史、中日（兼及中韩）文化交流史、浙江地方文献等。已出版《阮元与小学》《汉语史史料学》《清代学术与文化新论》《东亚文献与语言交流丛考》等专著7种，整理校点字数达400多万的《卢文弨全集》等古籍4种，编著或主编《阮元研究文献目录》《历代文献学要籍研究论著目录》《著名古籍保护专家研究文献目录》等工具书10种，主编《文澜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陆心源全集》《杭州诂经精舍课艺合集》《两浙艺文志辑刊》《两浙藏书志辑刊》《两浙方志经籍艺文资料汇编》《卢校丛编》等大型古文献资料汇编13种，在国内外发表论文290多篇。曾在多篇研究综述类文章中被列为阮元研究、卢文弨研究、清代学术史研究、古典文献学研究、浙江地方文献研究、四库学研究、古籍保护研究、古代藏书研究、古籍索引研究等领域的核心作者之一。本期预告•

《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存目書提要辨正——兼論存目書提要與著錄書提要之差異拾叁

建所初期参与集体古籍整理项目的一些回忆雪克一九八三年春建所初期，短时间内还没有专职行政和资料人员，所里除平慧善副座、张金泉支书外，我最年轻（也已五十有六），除参与招考培养研究生、开设课程外，还先后去上海、南京、扬州、苏州（上海外，其他三地均是八四年九月间我与金达胜同志一起去的，一路上受到他诸多照料，感念至今）为所里采购古旧书籍。曾和学校图书馆商定，落实订购若干港台版中国古籍以及有关研究专著，同时还落实了向北京中国书店、光华出版社订购古书一批。八三年六月十六日至廿一日，与平副座和中文系总支书记李行同志（他另有事，提前回杭）一起陪同教育部章学新处长去浙图、宁波天一阁和绍兴等处参观访问。在天一阁，与单位负责人士和专业人员座谈，建立了所、阁之间的联系。此行，受到学校党委黄逸宾书记的重视、关心和协助，说起来让人感动。事情是这样的。去宁波前已和校办联系好按时派车到专家楼接章去城站乘火车。平和我提前到达，一等再等，车子不到，眼看时间紧迫，急得一筹莫展，不远处看见黄书记专车已到他家门口，两人一商量，副座立即跑了过去，讲明情况，书记马上让车，连说客人要紧，你们要紧，别管我，我再想办法。黄是前任绍兴地委书记，事前他还给地委办公室负责人打过招呼、写过便条，嘱托在住、行等问题上尽量照顾。至使三人一行，访问绍兴、兰亭时受到上规格的接待，轿车一直是地委派的。同年，十月十九日至十一月九日，带领所长姜亮公亲自主持授课的敦煌讲习班学员和三位系、所的年青同志，经郑州，去敦煌千佛洞参观与考察。以上这些，算是我那时的本职工作吧。此外，记得还做了若干事务性的工作，姑举两例以明之：八三年五月间接待北大周祖谟教授夫妇，迎来送返，落实宾馆，购买回京卧铺，财务报销，陪同出访，一应事务，尽量周全。再如八四年二月份，虽已有行政人员，但有些事他办不了，只好我跑前跑后，几次去省府、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联系四月份在杭召开全国高校古籍研究所所长会议的食宿安排问题，费尽心力，结果只解决了“主任”一人，造成了会议诸多不便。会议期间，也参与做了一些接待和会务事情。1983年首届敦煌学讲习班学员赴敦煌考察前排左起第二为雪克先生谈到建所初期集体项目，首先要说的是，自己曾以教师的身份，根据所里要求，提出并草拟编辑各类古籍序跋之设想与规划，记得沈凤笙先生也曾拟定《续经苑》拟目，均未采纳，就不必再提了。以具体落实的两个项目而言：一孙诒让遗书的整理与研究早在古籍所的筹建过程中，学校三位筹办人，林琼同志（红军时期干部、校科研处负责人），历史系徐絜民教授，以及姜公助手张金泉先生，从北京高校古委会就带回了这个项目。以窃之见，这是很自然的。瑞安孙家玉海楼藏书，特别是籀庼公之稿本，批校、题识本，不下百余种，解放前已入藏浙大，解放后五二年院系调整转入本校图书馆，并已有专刊《孙诒让研究》的印行和辑校专著即将问世，自有全面落实这个项目的优势，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建所后经所长姜亮公同意，把这项任务交我具体操办。在平副座的一力支持下，我立即着手，于八三年四月份起草孙诒让遗著的整理与研究计划，包括拟目、整理方法、标点使用、时间要求等等。七、八月间，和所内外各位先生分别协商，各自承担了整理任务。经与省古籍出版社商讨，最后确定由齐鲁书社印行。期间，曾和平副座共同接待为此事专程来杭的书社有关负责人黄毓麟、张继溱两位先生，陪同参观了馆藏玉海楼藏书，确认各著的影印、辑录、校点等办法。九月间，受所长姜公委派赴沪，与华东师大幼和戴家祥教授谈孙著整理事宜，听取意见。姜、戴二公，同出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门下，戴公平易近人，对后学小辈毫无架子，真知灼见，娓娓道来，大家风范，实获我心。不觉间已近十二点，一再留饭，力辞不果，师母下厨，端上汤面，同桌共享，边吃边谈，心里暖暖的，毫不拘束。蒙允理董籀公代表作《名原》，得悉公早年即为该著补字四百有余，补字初校本一向在业师陈寅恪先生处，后寄存同门秉南蒋天枢教授收藏。放下饭碗，就匆匆由西向北，绕了半个大上海，赶往复旦大学，受到蒋公热情接待，终于在仅容一床的阁楼的床底下觅得此本，不敢拖延，马上赶回师大，天已黑了下来，才算舒了一口气。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后经戴公据补字本，复相勘核，重加校点，详撰《书后》交代原委，很快交出了定稿，得以在八六年影印出书。姜公在孙著整理出版问题上，花费了不少心血，亲笔为各书题写了书名；《栔文举例》本由云从蒋礼鸿教授承担，后因故未能如愿，由姜公出面改请历史系楼学礼先生落实，终于九三年底顺利出版。十年间，齐鲁先后出版了《十三经注疏校记》，《籀庼遗著辑存》，《大戴礼记斠补、尚书骈枝、周书斠补、九旗古谊述》四合一书，《札迻》，《名原》、《栔文举例》六书，其余未能交稿者，由于众所周知的经济原因（办所初期，尚无项目专项经费补贴出版社），也就不愿再印行了。古籍所师生合影（第二排左起：郭在贻、雪克、平慧善、徐规、姜亮夫、沈文倬、刘操南、王荣初）二陈汉章遗著的整理与研究解放初期，象山陈氏的大部分遗书、遗著，就已由浙江图书馆收藏。先生为近代驰名经学、历史学家，治学广及四部，推重汉儒高密郑氏，长于经史考据，兼综汉宋而不偏于一家。嗜藏书、读书，著作等身，大量批校、题识本不计，专书、专撰，多系未刊稿本。这份宝贵遗产，当时由古史学家夏定宇先生管理，我有幸经瞿禅夏承焘师绍介而得识前辈学人，得到了不少指导与阅读的方便。那时，这批藏书尚未分类编目，大都堆放于一室间，两年下来，节假日、暇时，寒冬酷暑，风雨无阻，日积月累，读了若干稿本，尽量做了些札记，迻录了数种批校识语。有了这段经历，深感旧学不旧，令人起敬，自然产生了理董这批遗产的愿望。直到八三年建所后，才有机会把设想向凤笙先生请教，得到他的支持后，即向所里提出，所长亮公深然之，当即委派我着手进行。这已是八四年二、三月份的事了。为此，曾会同沈公去浙图查阅各类稿本专撰，先后三次择要者选定复印了四十多种。当时这批遗书已属善本特藏，费用不菲，所里每年仅有五万元的拨款，略无其他收入，称得上是尽力而为了。接下去就是向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浙江图书馆联系整理出版之事。在此基础上，由我为所里起草了整理规划。今天看来，这仅是个规模有限的选编，资料只据浙图所藏，从全集角度而言，省内外各地特别是先哲家乡象山等收藏尚多，连浙图所藏，已刊和未刊，字数当在千万以上。再说八四年的规划，浙古明确规定了整理体例，字体，以及标点符号使用等。所里要求，以凤笙文倬先生、刘肇熏操南先生和我三人先行一步，取得经验，然后再全面推进。经商量，沈、刘两公年长，承担任务少于我。据此：①沈公自认《周易古注兼义》、《周易杂说》两著。②刘公自认《诗学发微》、《公羊旧疏考证》、《古微书补遗》三著。③我承担《周礼孙疏校补》、《论语征知录》、《孔贾经疏异同评》、《续评》、《老子本证》、《汉书古今人表补考》、《周书后案》、《孔子弟子传后录》、《明农考》九著。三人任务均先后如期完成，经出版社初审，认为整理体例有异，不统一，发回修改，当即将所有稿件送交所长姜公审处，历时甚久，未见回复，不便多问，遂将稿件取了回去自行处理。这个项目也就作罢。九十年代古籍所教师合影后排左起第五为雪克老师往事种种，尽上心头，本文所述，限于一九八四年前。这些经历，多有当时个人记录为据，毕竟时日过久，年老体衰，思路不清，特别是有些单凭记忆说的话，未敢自必，怕有差错，虽然个人所作所为无足轻重，谈不上价值，仍免不了怀着尊重和敬畏历史的心情，切望得到知情者的纠谬、匡正。————·作者简介·————雪克（1927-2023），山东济南人。1948-1949年在济南华东大学（今山东大学）文学院文艺系就读，后响应号召，随军南下参加工作。1952年调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从事教育工作，历任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助教、讲师、副教授。1983年调古籍研究所，整理研究先秦两汉文献，为研究生开设“中国古典文献学”、“先秦两汉存佚典籍略说”等课程和专题，先后招收七届研究生。1990年晋升为教授。曾任《汉语大词典》浙江省编委、山东大学浙江校友会副会长。2023年3月10日，雪克先生于杭州逝世，享年96岁。转载自“浙大文学院”公众号编辑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的希望在青年很早就听说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陆续推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录”，我当时就说这是一件好事。现在访谈文稿辑为一部大书，由中西书局出版，更是锦上添花的好事！很久以来，收藏家得一器物，上有古字，欣赏把玩，或秘不示人，或流转售卖，有识之士考证题跋，发覆解谜，愈发珍贵，这个时候的古文字与出土文献是金石古器物的附属，主要功能是使古董增值。清末以来，古文字与出土文献逐渐分离出来，吴大澂用古文字补充《说文》的古、籀，王国维将其作为新学问的新材料。随着学科化进程，对这些古器物上用古文字书写的古文献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就形成了古文字学，从历史文献的角度进行研究就形成了出土文献研究，两个学科彼此依托，互相为用，各有侧重，成为现代学科中的“冷门绝学”，随着对传统文化的肯定与否定或沉或浮，但从未断绝。现在，汉字的价值愈发受到重视，古文字学亦空前繁荣，国家实施“古文字工程”，古文字学列入“强基计划”，很多高校开设古文字专业，古文字学已成名副其实的“显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学的繁荣是时代的需求。但实实在在的学问，都不是说需要就马上能有。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是实证的学术，真正的繁荣需要有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世所公认的学术大师。圣人不世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大师也不世出！因为参与整理清华简，我目睹了李学勤先生的呕心沥血，直到生命的尽头，他还在惦记着清华简的整理。去拜访裘锡圭先生，有下面一段对话：“裘先生您的气色很好！”“最近写一篇文章比较累，不然会更好。”“您要以保重身体为重，文章先放一放。”“不写文章活着干什么！”李先生、裘先生是大师。向大师致敬！但大师渐渐老去，新的大师在哪里？我在吉大古籍所读书的时候，吴振武师学问之广博令弟子们仰望，但吴老师却说：就我们目前的积累来说，不论如何努力，也仅是过渡的一代，把我们应该做的尽力做好，不要强求做不到的；我知道自己应该做的。当时我对学术史和古文字与出土文献这些学科的特点还缺少整体的了解，对老师的话不是很理解。现在慢慢懂了：一方面一个人最应该读书的时候没有书读或不让读书，营养不够，发育不良，这是何等无奈；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学术团队来说，需要有人来做人梯。吉林大学人才辈出，这或许就是吴老师所说的应该做的吧。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有大师作榜样，有刘钊主任和全体成员为中心建设发展精心谋划、不懈努力，不仅是学术研究的中心，也是人才培养的中心，一流的研究成果纷至沓来，优秀青年学者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攻坚挑战，引领前沿。这次组织青年学者访谈，不仅凝聚力量，鼓舞士气，而且可以见到实实在在的引领效果。七十位青年学者皆一时之选，各有建树。通过访谈，可以了解每一位青年学者的成长道路，成功法门，可以示人以轨则。一部书看下来，看到了他们传承的道义、精神、方法，看到了他们日就月将、成就喜人，看到了胸怀与眼界，看到这个学科的未来。中西书局出书，一向有眼光，有信誉，有质量，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合作出版此书，可谓强强联合。今天，《日就月将》能够让广大读者看到生动活泼的故事和心路，能够让有志于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的读者受到启迪。未来，《日就月将》会成为学术史的珍贵史料。我坚信，这部书中的一些内容会成为某些优秀学者乃至学术大师的最早自传资料的一部分。《日就月将》叙写历史，预流未来，“学有缉熙于光明”，可期也！《日就月将》将吸引更多的青年学子日有所知，月有所得，岁有所成，终成其大！书名：《日就月将——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录》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